日本政治精英对中国的自傲和自卑情结：基于日本舆论中的“厌中感情”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自傲论文,中国论文,情结论文,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日本的舆论中有右翼保守势力宣扬的“修宪”，有长崎、广岛为代表的反核声浪。但是这些舆论只局限在某些特定人群或特定地域，没有在日本国内形成共识。在这种舆论碎片化的时代，一种声音很难在一个国家里形成主旋律。然而，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舆论却在这个国家悄然生根，并在整个国家的舆论中迅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就是“厌中感情”。2011年日本内阁府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目前日本对中国感到不喜欢的人数多达八成，日本举国上下形成了“一亿总厌中”①的局面。日本舆论在厌烦中国方面空前达成了共识。
图1：日本人对华感情认知度的变化
数据来自日本内阁总理府网站近年的《有关外交政策的民众舆论调查》(转引自腾讯评论，2010)②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和不亲近感基本上在50％上下浮动，基本尚处于正常状态。二是从2004年开始，对中国的不亲近感急剧飙升，最终形成了目前八成之多国民对中国厌烦的狂躁局面。
在和平年代，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另一个国家的厌恶程度达成如此高的数字，其本身的诡异性令人惊讶。尤其这种舆论涉及到中国，研究它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那么，这种情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何产生?由哪些力量参与了这种舆论的制造?厌烦中国的心理建构包含了怎样的内容?这种情感的制造者又因何厌烦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去缓释或纠正它?
本文将“厌中感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形成过程中的直接诱因及制造主体的变迁，归纳该舆论所塑造的国民认同的心理建构，梳理导致这种心理建构的内在原因，指出缓解或纠正这种舆论的方法。
一、“厌中感情”产生的直接诱因及制造主体
(一)何谓“厌中感情”
“从1972年9月开始的中日国交正常化已经30年了。今天，回顾这三十年的日中关系，非常显著的是日本国内潜在着一种厌中情绪。也就是中国已经够烦的了、讨厌中国、怎么也喜欢不起来中国、或者中国不可信赖之类的感情” (中岛岭雄，2002：34)，作为舆论领袖的原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中岛岭雄如此概括这种舆论的内容。
必须指出的是，中岛将这种情感提升到理论高度是在2002年。而在这之前，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访日，中国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引起日本方面的反感是形成这种情感的最直接导火索。
(二)厌中感情形成期的直接诱因及发起主体
日本的舆论领袖们不敢正视他们曾经对东亚各国进行的殖民侵略，把这种情绪的形成原因归罪于中国要求日本正视历史的对日政策。
“中国在1998年秋天要求日本就历史问题做出表态，而这一问题早在1992年天皇、皇后访华时就已经解决，并且是中国国家主席在日本的宫中天皇、皇后面前穿着革命中国的人民服要求的。可以说这种态度极大地伤害了日本国民的对中感情。最近日益增多的对在日中国人犯罪现象、中国进口的蔬菜及松茸的残留农药问题、对人体造成伤害的中药泛滥等问题带来的不安都是主要原因。”(中岛岭雄，2002：35)
尽管这种情绪化诉求的形成期还掺杂了一些突发事件，但可以明显看到，日本不敢正视历史负的遗产，反而指责中国是这种情感形成的罪魁祸首。“2002年5月在沈阳发生的领事馆事件中，侵害日本主权的问题就在日本人的眼前发生，这也是日本方面对中感情恶化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日本方面的‘厌中感情’主要是中国当局的对日政策造成的”；“这与日本的战争责任，要求明确记载侵略责任的教科书问题、日本首相的参拜祭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问题也密切相关”(中岛岭雄，2002：35)。
以右翼报纸《产经新闻》为舞台发表类似文章的舆论精英，在归纳、梳理这种情感的时候把原因归咎于中国的对日政策。步平(2011：3)曾指出：“日本右翼知识分子讲历史问题政治化的责任强加给中国方面，从而为那些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日本政治家推卸责任。”
像冈田英弘、古森义久等人除了在该报发表类似观点外，还积极利用出版媒体对这种情绪推波助澜③(刘林利，2007：90-91)。前者著有《这个麻烦的国家—中国》，后者在《日中再考》、《日中友好的幻想》中对中国进行诋毁和谩骂。部分“台独分子”利用出版书籍助长了这种情绪的发酵。黄文雄在《近代中国是日本人的制造》、《袭击世界 中国始发SARS的恐怖》、《中国反日的狂奔》、《不为世人所知的日中战争》、《满洲国的遗产》、《中国即使死了也胜不了日本的七个理由》，金美玲在《敌人是中国》等出版物中对中国的大肆诋毁和谩骂(刘林利，2007：90-91)。
在厌中感情形成的初级阶段，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和厌恶感从胶着状态转向厌恶感高歌猛进，亲近感急剧下滑。大众媒体和右翼知识精英是发起这种情绪的主体(参见表一)。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在“集中豪雨”般的报道中渲染了中国的负面形象，右翼知识精英给这些形象做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注脚，“台独分子”的出版书籍做了帮衬。
这个时期日本经历了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长达五年的内阁，中日关系进入了冰冻期。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其一，1972年以后在中日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七人武士”的日本民间团体④致力于沟通和理解的积极作用在逐渐失去。其二，日本外务省中国课的相关中国事务的官员受到排挤和打压。其三，谈日中两国友好的声音开始变得凤毛麟角。只有在2004年初《每日新闻》刊登的《中国特需论》、及共同通信社《日本实质GDP高成长的背后的中国特需》、《世界周报》社《支撑日本出口精气的中国特需》等报道。就连转向保守的《读卖新闻》也曾经发表过《中国支撑日本经济》。这样相对客观公道的言论还可以零星看到(刘林利，2007：8-9)。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中国威胁论”在日本被广受推崇，很大程度上，“厌中感情”是在“中国威胁论”的喧嚣下衍生出来的副产品⑤(张玉，2012：20-21；卓南生，2008：103)。
(三)“厌中感情”发展期及主体的变迁
在“厌中感情”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既往的历史问题、食品安全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外，领土问题、知识产权开始成为影响“厌中感情”增幅的重要因素。2005年4月反日示威游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东海春晓油田的共同开发问题、中国的军费增加问题、2009年毒饺子事件，2010年撞船事件等因素造成了日本对华印象的急剧滑坡。
在这个阶段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将以上因素的话题进行传播，渲染中国的负面形象。同时，小泉政权时期建立起的剧场政治，使得政治家在接受电视台即兴采访的一句话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传播模式。政治家的关于中国的即兴发言通过电视新闻滚动播出几十次、几百次后产生的强大影响力和冲击力，成为了这个时段影响日本国民对中感情的重要手段。
从小泉内阁到现在的十几年，可以看出二十一世纪初的日本政坛，有别于日本传统的“派阀政治”，“剧场政治”成为二十一世纪日本政治传播最具特色的表现形式。日本的政治家过多使用媒体宣传。高洪(1999：37-47)指出媒体对政党制度的影响在不断增强，具体表现在：通过大量直观的宣传报道强化公民的政治认知，间接左右民众的政治立场以及媒体的宣传取代了政党本身的组织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党构成形态。而建立在政治与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特殊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之上的则是“剧场政治”。“剧场政治”注重的是“表演”。“表演”的主角是政治家，而电视媒体则提供了这样的舞台(内山融，1999：301-382)。正是电视媒体拒绝冗长偏爱简短的特性，使得小泉控制政权长达五年零五个月之久。刘向东(2011：59-60)指出“小泉之所以在2001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电视的报道”。小泉的“一句话政治”形态深刻影响着目前日本政坛的政治传播模式。情绪化的、敏感的、感性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句话表述就成为电视媒体争相传播的新闻素材。
有关中国的日本政治家的发言中开始带有明显的偏激、情绪化和非理性特征。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段影响日本国民对中感情的主体与第一个时期明显不同的是，政治家成为影响“厌中感情”发展的主体，而他们接受电视媒体采访时偏激的、情绪化的即兴发言成了非常显著的
传播方式。
在日本的舆论中几乎看不到“日中友好”的言论。“日中友好是不存在的，日中历来任何事情都是对立的，双方在任何方面都是竞争对手”⑥(木村太郎语，转引自环球时报，2012)。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铺天盖地铺展开来。对中国就要“毅然”态度⑦。这种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姿态反映了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不适应。
二、“厌中感情”话语修辞的心理建构
既然这种感情透露了厌烦中国的诉求，那么日本的高层政治家通过塑造中国这样一个落后、负面的典型而确立日本自我的正统性、优越性(参见表二)，但是同时通过制造“威胁”的方式也塑造了畸形的、非理性的国民认同。“厌中感情”的心理建构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蔑视中国；其二，视中国崛起为威胁。
(一)蔑视中国
那就是中国在历史问题上显示出“傲慢”，在日本经济援助方面“不知道感恩”；天儿慧就曾经把日本人的“厌中感情”归纳为中国的态度刺激了日本。
首先是中国的态度——“傲慢”的态度刺激了日本。中国政府在日本的要求下于1998年《友好合作共同宣言》之中才首度对日元贷款表示感谢。中国进行核试验并坚持不承诺在台湾问题放弃武力；中国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右倾化”、“经济摩擦”等问题保持严厉的态度；沈阳日本领事馆事件的处理也完全无视日本提出的所有要求。因此，中国就成为了一个傲慢的、拘泥于过去的“共产主义国家”、“落后国家”或者拥有大国主义中华思想、中华帝国史的国家(天儿慧，2006：49-52)。
此外在领土问题上指出中国“失去理智”，在知识产权方面则映射“肆意侵权”的恶意形象与上面提到的情结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符号互动理论的创始人，米德把人们在交往中能够互相读懂对方、预期对方的反应并彼此调适的能力称为“角色领会”。它意味着对他人思想的立场和观点进行想象性的假设。人类制造和使用符号进行交往，通过角色领会，包含对他所显露的符号进行解读，从而达到互动目标(转引自黄晓京，1984：56-59)。
日本高层政治家的这些情绪化的偏激修辞或者修辞背后折射的蔑视、鄙视、反感等则为一般日本国民提供了有关中国的负面想象性假设。
(二)视中国崛起为威胁
政治传播活动主要包括规劝和认同两个阶段。认同论是一种心理认同目标论。政治修辞是政治主体运用一定的政治语言，在政治过程中实现政治说服的技术和能力，它是政治权力得以发生实际影响的重要条件，是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胡亚云，2001：9-12)。日本情绪化对华政治传播的偏激修辞则体现了日本政治家制造一种心理认同。这也是与“日本人的大肠不适合吃美国牛肉”、“日本不是美国的ATM”等词汇所表现的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以及表达对美国为所欲为的不满和反感的心理结构一样，日本的政治家在对待中国这个命题的时候，开始塑造起日本在政治制度上是民主国家，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不做任人摆布的侏儒，在支援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索要感谢是理所当然，在领土问题上日本是理性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日本是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先进国家形象。那么中国则不是这样。“中国是一个威胁，因为它是中国。这似乎是日本国家安全圈子里盛行的潜在论断”(玉元胜，2006)。基于这样的中国认识，“中国形象成了一个任意操作的对象，即便是日本的新闻记者，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深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不仅出现了错误的报道，而且还陷入到了一种情绪化的冲动之中”(藤野彰，2003：400)。莫邦富(2005：37)也指出，“日本并不是特定媒体在制造反中或批判性的舆论，而是日本媒体普遍的现象”。日本的政治家使用情绪化的偏激修辞，而媒体则刊登或播放这些偏激的言论。这种恶性循环为“厌中感情”舆论的形成发挥了巨大影响。这些情绪化的修辞背后折射了日本高层政治家的日本特殊论及自我陶醉主义倾向(山本良夫，2007：36-38)。
如果说这种饱含傲慢的对中国的百年蔑视情结是建立在日本近代取得的成功基础上话，那么在中日形势出现变化的今天，无疑它已经表现出跟不上形势的滞后感。通过制造一种“威胁”，无论什么情况都要“毅然”而塑造的国民认同却透露了这种情感的情绪化、非理性的本质。
三、“厌中感情”形成的内在要因
表面上看，形成这种非理性舆论的直接诱因是前面提到的历史问题、领土问题、食品安全及一些突发事件，但是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历史因素造成的蔑视思维定势及面临中国崛起时表现出的心理失衡。
(一)对中国恶语相加或诋毁是战后日本舆论的主旋律
这包括日本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优越感和情感层面的轻蔑感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民主对专制”优越感建立在二战后美国在日本进行的教育⑧，以及对美国持不友好态度政治家打压的双重努力下形成的心理定势，再加上自近代“脱亚入欧”以来的“文明对野蛮”优越感，使得日本对中国的蔑视成为思维惰性。日本政治家对日本本身持“民主国家的优等生”的自负，也表现在对中国体制的批评态度中。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都有过类似言论，而麻生太郎“亚洲之弧”外交也是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的崛起，合作论与竞争论并存。像福田内阁和民主党执政的鸠山内阁就表露出这样的态度和主张。尽管如此，偶尔也有在围绕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上主张与中国对抗，视中国为威胁的强硬论调出现。像自民党干事长石原伸晃就在钓鱼岛问题上主张派军队驻扎⑨。纵观日本政坛，对于是主张以日美关系为基本路线还是实现对亚洲的回归，日本高层在总保守化的趋势下间或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状态。而刚刚结束中国访问去印度的野田佳彦也声称“日本与印度在民主主义、法制和市场经济方面有共同的价值观”⑩。这种标榜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优越感和对华缺乏共识的局面仍然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对华持有的恶语相加或诋毁其实是与战后日本政坛的“跟美国走，发展经济，反共”的线路图(11)相吻合的。即便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实体的现在，这种境况并未出现本质性的变化。如果说反共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日本的战略选择，那么日本学者竹内好指出的情感领域则是“日本人的中国观在战前和战后根本没有变化，这就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感”(转引自诸葛蔚东，2003：176)。这种情感层面的轻蔑至今仍反映在日本政治家对华政治传播的偏激言论中。
(二)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及经济停滞导致心态失衡
长达44年的自民党统治在2009年结束，而新执政的民主党政权又缺乏执政经验。近十年除了小泉连续坐了五年首相外，日本首相几乎一年一换。日本政坛在政治结构转型的时期，缺少统一的、持续的纲领和政策，因此传递的政治信息呈现出混乱的状态。民主党政权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幼稚的一面，这突出表现在中国渔民越境捕鱼而引发的外交风波。期间担任外务大臣的前原诚司竟然说“中国是歇斯底里”(12)之类的话。这种政治传播主体的频繁更换实际上造成了政治传播信息的混乱局面。而一个未发展的中国对于日本无足轻重或构不成威胁时，他们的世界中中国无非是一个原料和市场的提供地。但是当中国奋起直追甚至超越日本经济规模的时候，焦虑和恐慌才浮现出来。这些情绪化的偏激修辞则反映出日本的政治家在战略上不得不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复杂而纠结的心理结构。美国日裔学者玉元胜在美国《世界政策杂志》撰文指出“一个崛起的中国一直在谋求外界认可其成就，曾经在崛起过程中遭受美国抨击浪潮的日本应当是最理解这一愿望的。但是日本却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中国”(13)(转引自玉元胜，2006)。当日本面临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严厉态度时则演化为“绝不向对方低头”的结局。日本政治家对历史问题负的遗产的集体失忆和指引国家发展方向迷失的所谓自尊心或情感以及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焦虑感、GDP总量被中国超过的失落感等便在这些偏激的、情绪化的话语修辞中非常明显地折射了出来。
日本高层政治家骨子里对中国的蔑视情结使得他们的涉华言论毫无遮拦，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及自身经济的停滞所带来的焦虑、失落情绪便使他们的涉华言论充斥着情绪化。这是形成“厌中感情”的内在的、深层的根源。不了解这种深层的原因，就不会理解他们的心理结构，更无法理解他们在历史、领土问题及突发事件中表现出的言行的表象，当然也就失去了把握“厌中感情”形成的内在机理的可能性。
四、结语
既然“厌中感情”是由日本政府和高层政治家、右翼舆论精英以及媒体合谋制造的情绪化和非理性舆论，它深受“文明对野蛮”和“民主对专制”善恶两元论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孤芳自赏和蔑视情结，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对中国崛起的客观现实不适应而心态失衡，对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产生的“焦虑”使得日本高层理性缺失，情绪化言论成为这个时期明显的特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或缓释这种舆论建构呢?
中国方面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让日本高层感受中国的重要性。由于日本战后媒体制度尽管受到美国的影响不再是国家机构，但是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记者俱乐部制度来控制新闻源，从而操控舆论走向。可以说日本政府和高层政治家在“厌中感情”形成初期是从幕后提供新闻资料和图像，而后期则走到台前，成为制造这种情绪化情感的主角。多达八成的日本民众被塑造成对中国持厌恶感的存在。同时，也有多达八成的日本民众认为日中关系很重要。(14)相反，日本政府以及日本的高层政治家却没有表现和制造出两国关系重要性的舆论。由于日美同盟的军事存在，我们在安保方面无法让日本认识到重要性，我们可以在经济、国际合作等领域凸显重要性。同时，由于近代日本发生的两次巨变都是在外来压力的影响下进行的(15)，并且，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也是来自外部的追究才成为日本国内讨论的问题，那么更有必要对日本施加更大的外部影响。2.中国须进一步增强自身实力和魅力。脱亚入欧论、“文明对野蛮”和二战后日本深受美国影响形成的“民主对专制”的思维定势是威权主义的产物。改变日本的高层政治家“傲慢、蔑视”思维定势并动摇这种情绪化、非理性的舆论结构需要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大以及中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变化或逆转。同时需要中国进行制度、文化创新。3.增进两国政治家、舆论精英之间的交流。要致力于培养下一代日本政治家的对华情感，对不友好的政治家要通过掌握、披露其致命丑闻的方式进行打压和遏制。要扩大两国包括媒体在内的舆论精英的交流，增进相互间的心理距离。
日本方的高层政治家和舆论领袖需要国民认同的思维创新。1.直面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同质性，摆脱近百年日本方面形成的“文明对野蛮”、“民主对专制”的善恶两元论的简单思维定势。2.让尊重、交流、合作取代蔑视、对抗、遏制成为两国之间的关键词。3.需要抛弃自傲心理，看到中国对日本经济贡献度的重要性。4.用理性、务实的态度处理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避免情绪化的言论而导致的畸形国民认同。
“在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上，日本夹在亚洲和西方的中间，必然迎来身份认同动摇的时代”(船曳建夫，2011：163)。在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事实的今天，日本处于东西方之间，在身份认同层面出现动摇或者摇摆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沉迷在过去百年的辉煌成就靠对中国的轻蔑或对自身过去取得的成功而沾沾自喜的时代即将过去。带领这个国家前进的日本政治家和舆论领袖需要尽快结束这种充满了蔑视和视中国崛起为威胁的情绪化国家认同，利用自身处在东西方之间的特性，用理性的、健康的声音构筑新的日本人国家认同已经迫在眉睫。
注释：
①20世纪60年代日本曾经特别被描述为“一亿总中流”，即中产阶级占据了国民的绝大多数。日本评论家大宅壮一曾经把日本引进电视媒体后把日本国民变成了“一亿总白痴”。这里借用这种表现来形容当今日本的对华非理性情绪局面。
②腾讯评论(2010)把日本人对中国不亲近感的原因归纳为国家实力的变化、不喜欢中国的作风、日本媒体把中国的毛病放大及中国欠缺纠正手段四个方面。
③刘林利(2007：90-91)分“厌中感情的形成”、“厌中感情的几个方面”和“与中国威胁论的交织”三个方面梳理了日本舆论领袖和大众媒体合谋制造的“厌中感情”。
④分别是日中友好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协会和日中友好会馆。
⑤张玉(2012：20-21)引用了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1990年8月《诸君》月刊发表的《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这是日本威胁论最原始的版本。但是在这个时点，并未发生厌中感情。厌中感情是98年以后开始作为一种舆论现象出现的。此外，卓南生也指出中国威胁论尽管在日本起步较晚，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它迅速与传统的中国论(中日势不两立论和中国的分裂有利于日本论)相结合，并迅速成为舆论的主流。另参见卓南生(2008：113)。
⑥环球时报(2012)引用了日本富士电视台评论员木村太郎的话。
⑦日本国语辞典的解释：态度坚决，意志不动摇。也就是要对中国强硬。
⑧涩泽尚子(2012：55-96)在《美国的艺妓盟友》第二章“像个12岁的孩子”中，提到了美国是如何把刚愎自用、丧心病狂的敌人变成盟友的教育努力。
⑨根据腾讯(2011年12月13日)报道《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称应考虑在钓鱼岛长驻军队》，石原伸晃的父亲、日本东京都石原慎太郎2012年四月份在纽约揭开购买钓鱼岛的闹剧，从而使四十年的中日友好事业遭受重创。
⑩根据雅虎(日文版)，日本电视台2011年12月28日新闻。日印首脑会谈，对付对华关系。
(11)朝日新闻(2012年1月15日)社论指出，日本的领导者应该改变战后形成的亲美、发展经济和反共的路线。
(12)根据腾讯新闻(2010年10月20日)报道，日外相称中国“歇斯底里”，中方深感震惊，使得钓鱼岛问题成为近两三年中日两国间严重问题的始作俑者就是前原诚司。
(13)在这篇文章中除了日本把中国看成威胁，他还指出，日本对华关系一波三折的原因在于它自古以来就不能容忍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平起平坐；日本对中国充满疑心的背后原因是日本社会对自己没有信心；沸沸扬扬的“中国经济威胁论”其实是日本有些羞于启齿但终于承认自己的衰落；只要靖国神社问题依旧是一个外交伤疤，只要日本纠缠不清1945年的意义所在，日本的任何政治理念在国外都不大可能得到接受。
(14)冯昭奎(2012)引用一位日本学者的话说“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对外强硬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给国民带来一种愉悦。经济或社会越是停滞不前，政治或媒体就越是把国民不满的发泄口转向国外。可是，这样浅薄而情绪化的舆论会阻碍长远的国家利益”。同时他也在《日本学刊》第5期《钓鱼岛问题中日应该共同排雷》的文章中引用日本前外务省国际情报局长孙崎享最近发表题为《搁置的现状对日本有利》的内容。“遗憾的是，无论日本的政治家还是国民都坚信，只有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才是正确的选择。然而，一味取悦舆论的外交，必将最终有损国家利益。”
(15)加藤嘉一(2012)指出日本的两个巨变都是外因的作用。同时也指出，日本国民心态的彷徨失落，一方面与经济的停滞有关，另一方面也跟日本长久以来没有解决国家定位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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