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研究：失真比失传更可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更可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书的科学定位
女书是流传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东北部与道县、江华接壤的潇水流域的农家女专用文字，主要用于倾诉，有大量自传、记事、民歌、转写作品。其文本基本为七言诗（少量五言）。女书字符为斜体，呈“多”字形，是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形态，是一种音符字表音文字。
在此认识之上，我们来给女书作一个具体的描述：首先，女书是民间流行的女性文字，是妇女自然使用的交流工具，女书有自身内在规律，非外人规定、再造的。这是进行过女书田野工作的人无可异议的事实。女书虽然是女性专用的，但女书是自由自在、阳光的，并非秘密文字、诡秘文字，也不存在什么神秘的“女性社会”。其次，女书是记录当地汉语土话的表音文字。一个字符标记一组同音、近音词，以少记多是其特点。每个人用几百个字，就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土话。还有，女书是汉字在流传中的一种变异形态，是汉字楷书的变体。经过相关学者考察，其字源95％来自方块汉字，并与其主人的女红生产方式，如编织工艺、图案有关。
濒危与抢救
女书在当地默默流传了很久，至今可见到最早的传本原件大约是明末清初（故宫书画专家鉴定），比较确切的是太平天国女书铜币（见2000年3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931年被明确记载于地方文献《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现存湖南省档案馆）。八十年代重新被学术界所关注后，女书资料流失十分严重，有的被转卖给境外，或被用数百美元从当地直接买走。女书是历史的产物，由于它作为女性话语权的社会功能的结束，原生态女书已经淡出历史，其的尾声和余响留在了上个世纪。随着高银仙、义年华等最后一代女书老人相继去世，到上世纪末，女书濒危。
2005年，在当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下，清华大学师生经过几年的努力，从近千篇女书原件整理出640篇作品22万字的《中国女书合集》扫描影印解读出版（中华书局，2005）。
女书是民间文字，从未也不可能规范过，那么何以作为公器在女性之间流通交际？何以用诗歌形式，记录她们亲历的太平天国、日本侵略等历史事件，诉说她们的苦难一生，交流姊妹情意，转写《祝英台》、《孟姜女》等唱本故事，吟唱唐诗民歌？女书到底有多少字？女书的历史有多久？诸多“谜”只能靠女书原生态材料说话。对22万字女书作品原件的统计、比较研究表明，在一字数体的异体字中，最高字频用字基本是一致的，即女书每个字都有明显的基本字形。最后的结论是，女书基本字只有400个左右，并为使用者所共识，多一笔，少一笔，或将笔画行书化，不影响交际。女书缺乏史志记载和碑铭等，都是手抄本，人死书亡（殉葬），其历史也只能根据文字自身特点、作品内容、使用族群的迁徙历史、最早传本原件鉴定等来综合考察；又因为女书是音符字表音文字，对女书记录的方言土话作深入研究，是女书时代的研究依据。
传承与重生的意义
女书是一笔文化遗产，具有人类的普遍意义，可以传承，可以重生。这种女性专用文字的书写形式、文学形式，更适合当地女性内心情感的表达。它又是一种民间说唱文学，且是自娱自乐的庭院文化、歌堂文学。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手里拿着针线活，一边切磋技艺，一边唱读。到了节庆，婚嫁的日子，更是“读纸读扇”的聚会。
女书的创造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在社会层面上，女书是女性对话语权的一种争得方式；在心理层面上，则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它的意义已经泛化，成为一种生存方式。
著名学者如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国家语委102岁的周有光教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李学勤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副所长董琨教授等曾力荐女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季羡林教授指出：“女书作为一种在旧制度下，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的民间普通劳动妇女，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创造出来的女性专用文字，实在是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表现，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女书文献以及相关的文化，具有语言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价值；其社会功能，至今为现代文明所运用。……”李学勤教授认为：“女书有相当数量的珍贵文物传流下来。作为一种十分独特的文化现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女书完全有资格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误导和失真是对文化遗产的犯罪
女书过去担负着女人述说的功能，现在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它不得不重生。如今，本来濒临灭亡、被人不屑的女书开始走红，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在受到重视得到保护的同时，也出现了假的女书传本、假的女书字、假的女书村、假的“学术”炒作，甚至有人不顾事实，不择手段，制造了许多令人瞠目的现象。
健康的传承基于科学的抢救整理。目前女书的历史、族属、字数等都是比较重要敏感的话题，也是难度较大的尖端问题。让原材料自己说话才是可靠的。女书的研究首先应有一个严谨科学的态度，没必要说那些无法证实的话，也没必要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更不能为了耸人听闻，杜撰、移植、扭曲所谓材料。误导，失真，是对文化遗产的最大犯罪。这一点，纳西东巴文化的研究开发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虽然老东巴师傅已经去世，但是东巴文献却被科学地整理保存下来。
除了科学抢救女书文本文献，不造假传本，不乱写自创女书字，尊重女书本来面目之外，最重要的是保护文化原产地的文化主权、保护女书生态环境。女书之乡到底在湖南还是湖北，曾造成过混乱。事实材料证明，女书在湖南，是江永独有的文化财富。我们保护女书，首先要保护她的生存聚落，文化原产地。
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失传可怕，失真更可怕。只有文字而没有文脉的女书将失去历史的真实性，缺少了可信性。女书文化又是系统化的，整体性的，我们要做好方方面面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形成完整的历史物证的大系统。
目前地方政府已经把女书作为重点工作之一，有计划地进行保护、开发。当地群众开始重视、珍视本地文化，女书书法得到普及，如永州市文化局抢在最后一位女书老人离世前，录制其生前最后的绝唱，编排创作了具有浓郁原生态的《女书》舞蹈，江永县还整理了当地坐歌堂、结拜姊妹等女书文化活动节目。由不屑到关注，到自觉参与保护，这体现了文化原产地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