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徘徊——关于历史小说的调查笔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小说论文,现实论文,笔记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渐渐发热的历史
历史小说创作在很长时间里几乎一片空白。早在六十年代，伴随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的问世，曾出现过一个兴旺的势头。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势头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变成了漫长的沉寂。这种沉寂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历史小说开始复苏，并逐渐进入了一个兴盛、发展时期。
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热点不断变化，但在前一时期，居于主流地位的基本上是现实题材创作。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新写实文学，所描绘的大都是当代生活。不过，尽管不那么引人注目，历史小说却也一直在发展之中。仅在八一、八二年，就出现了《李自成》第三卷、《曹雪芹》、《星星草》、《戊戌喋血记》、《庚子风云》、《九月菊》、《义和拳》、《神灯前传》等二十余部长篇。
八五年后，虽然偶有低潮，历史小说在总体上仍稳步发展，《百年沉冤》、《天国恨》、《醉卧长安》、《大渡魂》、《白门柳》、《长安恨》、《少年天子》、《曾国藩》、《乾隆系列小说》、《孙武》、《李鸿章传》、《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等一批作品接连问世，这个体裁的创作，终由涓涓细流汇涌而成一条滔滔江河。
尤其是在最近五六年间，小说创作领域流派纷呈，思潮涌荡，新体验、新状态、新都市、文化关怀，旗帜摇曳，各显神通，显现出一种繁杂热闹的局面。相对而言，历史小说家们似乎并没有打出更多的旗号，提出更多的主张，只是静悄悄地潜心写作，但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当人们蓦然回首，试图考察、检阅文学创作的态势时，却惊讶地发现，历史小说反倒成了文学大观园里最有实绩的品类之一，成了文学舞台上的一名主角。
从调查分析来看，十多年来的历史小说，人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作品众多。专门研究历史文学，出版过《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等四本论著的青年评论家、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吴秀明，曾作过一番统计：十多年来的历史题材长篇，有六七十部，中篇近百部，短篇五百多篇。这个统计是在前两年做出的，在这两年中，全国每年都要出版四百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历史小说占了相当比重。时至今日，长篇历史小说总数，最保守的估计，也在百部以上。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历史小说往往一部多卷，篇幅浩大。比如，《李自成》计划写五卷，300余万字，现已出版三卷；《金瓯缺》一套四卷，100余万字；《曾国藩》一套三卷，120多万字；《括苍山恩仇记》一部五卷，150多万字；《清帝列传》一套竟有十四卷，洋洋数百万言。如此算来，历史小说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评论家、《文学评论》副主编蔡葵说：“历史小说已经成为长篇小说中唯一高产、稳产的品类。”
第二，作品畅销，社会影响大。现已出版的历史小说，不少是畅销书，曾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唐浩明的《曾国藩》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至今已累计印行了一百余万册。吴越的《括苍山恩仇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数次再版，至今印行了七十余万册。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凌力的《少年天子》，至今也累计印行了近十万册。大多数历史小说初版印数都在一万以上。达到了这个发行量，出版社就可以赢利了。诚然，发行量并不是考察创作质量的唯一依据，但作品的畅销，至少说明了历史小说有个稳定的读者群，说明读者确实关心、喜爱这类题材的作品。
第三，题材涉猎面广，时空跨度大。中国历史悠久，为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近年的历史小说创作，题材覆盖面非常广泛，从先秦远古、春秋战国、三国鼎立、隋唐五代、北宋南宋、直至清朝衰亡，数千年的金戈铁马、风云变幻，都有人涉及。作品所描写的人物，以政治家、军事家为主，如秦始皇、唐明皇、康熙、乾隆、李鸿章、曾国藩，也有农民起义的领袖，如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人物，最近几年又掀起了一股历史文化名人热，孔子、庄子、孙子等人物成了人们争相描摹的对象。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小说中都有展现。
第四，作品质量比较整齐。不少作品，如凌力的《少年天子》、唐浩明的《曾国藩》，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文学评论家谢永旺认为：“历史小说的艺术水准，已经站到了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线上。在思想内容上，同历史研究比起来，作家在某种方面已经走在了史家前面，他们按文学创作的自身规律，勇敢地思考历史，描写历史，在一些方面比史家有所超越。这是历史小说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
第五，历史小说的兴旺、繁荣，造就了一批历史小说家。在当今文坛，出现了一批专事这类体裁创作，并且成果斐然的小说家。他们高产、稳产，作品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欢迎。女作家凌力在完成《星星草》《少年天子》之后，又推出了《倾国倾城》《暮鼓晨钟》，计划建构一个“百年辉煌”系列。湖北作家杨书案已先后出版了《九月菊》《长安恨》《秦娥忆》《隋炀帝遗事》《风流武媚娘》《李后主浮生记》《炎黄》《孔子》《老子》《孙子》以及少儿历史小说《丁亥青春祭》《剑仇》等十余部长篇。这样的产量在当今作家中是少见的。四川作家吴因易则一口气推出了“唐宫”系列，至今已出版九部长篇。此外，贵州的顾汶光，东北的马昭、颜延瑞，山东的穆陶，湖南的唐浩明、任光椿，广东的刘斯奋，北京的凌力、吴越，都被认为是很有实绩和潜力的历史小说家。
从这些现象看，历史小说确已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兴盛期。历史小说的大发展，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曾在湖北主办过一次历史小说研究会。今年6月13日至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又在北京主办了一次全国性的、有三十多名作家评论家参加的研讨会。而在一些省市，小规模的研讨会也时有举行。这些活动对及时总结历史题材创作的得失，推动和促进历史小说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
人们或许感到惊讶：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小说竟然会成为一个文学热点？
有人认为，这种小说写得好了，出得多了，自然而然就引起了读者注意。这当然能部分地解释热点形成的原因，但这一解释并没有回答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小说家争相写历史，出版社争相出历史，而读者又争相读历史？
每一个热点的形成，都是某种社会心态的折射。历史小说忽然热了起来，里面也有某种深层的社会心理因素。
其实，历史小说作为一个文学热点，并不是孤立地出现和存在的。最近几年，文化市场上一直涌荡着一股历史热潮。许多与历史有关的图书、影视作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在图书市场方面，有几种现象已引起不少人士注意：第一，古典名著再版热。这些名著既有文学著作，也有其它类别的著作，如《资治通鉴》、《史记》、《四库全书》、《周易》。再版时，有的只刊印原文，有的翻译成白话，或文白对照，有的加以名家评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珍本中国古典小说十大名著》（共两套）、《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50种）、《新注古典诗文十大传统选本》（10册），以及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名著全译丛书》等。从1994年起，漓江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一套《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系列》，约请当今文艺界名流，对《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精华》《二拍精华》《儒林外史》《镜花缘》《明清小品》等进行今人新评，一度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新闻出版署还把这一系列列入了八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再版的古籍，大都装帧豪华，印制考究，外观富丽堂皇。因为定价高昂，一般读者不敢问津，但据说出版社却能赢利，可见它仍是颇有市场。出版社是如此热衷于出版这类著作，以至于选题大量重复、撞车，许多名著均出了好几个版本。
第二，明清艳情小说热。如《野叟曝言》《绿野仙踪》《欢喜冤家》《风月梦》《花柳深情传》《狐狸缘》《续儿女英雄传》《补红楼梦》《清风闸》《金石缘》《蜃楼志全传》之类的小说被大量出版，畅销一时。
第三，当代人撰写的古代人物传记和纪实文学大量出现。如《中国古代十大圣人》、《慈禧纪实丛书》（一至六部）、《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传》、《中国历代太监传》、《中国历代宰相传》、《中国历代奇女传》、《中国状元全传》、《白僧传奇》、《白妓传奇》、《百侠传奇》，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些作品比起小说来，纪实的意味更浓一些，但二者的基本点是相同的：都是写历史。这类书籍在图书市场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此外，诸如《三十六计》《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智谋全书》《曾国藩精选经史百家史》《古代小皇帝课本》《中国文化精化画集》《宰相家训》《帝王家训》《菜根谭》《中国古代房事养生学》等知识性读物，也大量涌现。它们是历史热的产物，又对历史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影视方面，八十年代以来，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品越来越多，而且社会反响有越来越大之势。如《赤壁之战》《闯王进京》《海囚》《末代皇帝》《努尔哈赤传奇》《唐明皇》《三国演义》，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曾有一段时期，古装电视比较萧条，但《戏说乾隆》播放时，某些城市却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景象，收视率之高令人惊叹。最近几年，电影业相对不景气。然而，当《西楚霸王》上映时，全国各地却极其火爆，盛况空前。最近，电视连续剧《武则天》开播，各界议论纷纷，似乎又在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热的到来。
从这些情况看，历史热在文化市场上是全方位的。历史小说热只不过是整个历史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些专家认为，历史小说热，以至整个历史热的出现，是社会开放和思想解放的结果。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历史要么成了某种政治观念的图解，遭到随意篡改，变成面目全非，要么就成为文化禁区，难以得到客观公正的展现。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因为一些历史题材作品的出现，连文化部门都被指摘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洋人死人部”。文艺家们谈史色变，根本不敢去碰这一题材。由于文化禁锢。普通百姓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并没有客观公正的了解。
然而，人们渴望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这几年，由于思想解放，文化解禁，过去不敢写的、出的图书，现在可以写可以出了，过去不敢拍的电影电视，现在也可以拍了。这些作品的出现，填补了人们认识的空白。因此，历史热是适应了社会大众潜在的需要，应运而生的。青年评论家陈晓明认为：“历史小说是对民间社会最初记忆的修复。”这话或许有些拗口，却指出了历史小说的基本功能。
还有人认为，历史热是文化反思热的集中体现。文革结束后，社会上一直涌荡着文化反思潮流，经历了太多苦难和坎坷的人们，开始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反思。这种反思显而易见地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曾热过好一阵子。伤痕文学大都写文革，那其实是一种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近距离反思。随后，文坛内外又出现了党史军史热、领袖题材热，这种热潮持续了很长时间，至今并未衰竭。这类作品题材领域已渐渐扩大，不仅写文革，还大量触及了建国前后数十年的历史内幕。这也是一种近距离的反思。而历史文学热，历史热，则是一种远距离的深层次的反思，这个热点的形成，说明了文化反思正在走向深化。
伤痕文学热、领袖题材热、历史小说热，这些热点名目不一，骨子里的东西却一脉相承。一位读者说：“领袖题材与历史小说，写的大都是高层重要人物，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民族命运影响巨大。读这类题材的作品，并不仅仅是好奇，同时也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关心。”
写历史是否回避现实？
文学评论家、《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缪俊杰认为，从广义上看，当前的历史小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传统历史小说，如《少年天子》《曾国藩》，写的是从先秦远古至辛亥革命这段时间内的历史，重要人物事件都有史实依据，写作手法也比较严谨。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写现代史、当代史、党史、军史，如《皖南事变》。三，新历史小说。起始于八十年代中期，包括苏童的《妻妾成群》、刘恒的《苍河白日梦》、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须兰的《宋朝故事》、叶兆言的《花影》等等，他们并不遵循传统历史小说的手法与规则，大都不写大人物，而偏爱小历史，虚构成份大，借古人来表现对当今社会的思考。四，通俗历史小说（影视），注重娱乐性，大量虚构，往往只借用历史人物的名字，随心所欲地演绎故事，如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但在狭义上，历史小说只是指传统的历史小说。
从当前创作情况看，上述四种类型的小说都拥有大量的作品，而且都有不小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历史确实正如潮水般涌入作家们的题材领域。
作家们为何偏爱历史？写历史是否回避现实？
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有人认为，历史题材，特别是古代史和近代史，不牵涉到当前的人和事，自由度大，保险系数大，像一片没有障碍的广阔原野，可供作家纵横驰聘，充分发挥。
一些作家、编辑说：“历史小说和当前的纪实文学、领袖题材，都有浓重的纪实成分。但比较起来，写作纪实文学和领袖题材的风险和难度就要大得多。同样写高层人物，历史小说可以大胆地描写皇帝或高级官员、高级将领，对他们的功过是非、思想灵魂进行深入的揭示、剖析，甚至鞭挞、批判，嘻笑怒骂，畅所欲言。现实题材谁能随便触及高层人物呢？有关部门曾做过规定，描写政治局常委以上人物的作品，需要经过特别审查。别说高层人物，就是写一般百姓，稍不小心，作者和出版单位就会被送上被告席。近年文坛官司不断，不正说明这一点吗？这样的现实，确实使人望而却步，无可奈何。纪实的、写真人真事的如此，纯虚构的现实题材小说，也存在着某种风险。多年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着是否可以描写阴暗面的争论。那些触及敏感问题，揭示丑恶现象和社会阴暗面的作品，非常容易遭受非议，出版相当艰难。”
毫无疑问，历史题材的自由度要大一些。为了不惹麻烦，为了艺术想象力的自由发挥，一些作家就把目光转向了历史，钻进了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
然而，另一些作家评论家却持不同看法。《文学评论》副主编蔡葵说：“要说招惹是非，历史剧、历史小说也会惹是非。建国以来，一些历史题材作品就曾惹了许多是非，甚至成了某个政治运动的发端。‘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吗？因此，写历史同样也是需要胆识的。”
缪俊杰也认为：“写历史小说，并不是为了寻找避风港和安全地带，而是为了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严肃的历史小说家来说，写历史同样出于某种社会责任感、文学使命感。”
作家杨书案认为：“历史小说家并不是想钻到故纸堆里，而是关心着国家和民族，关心着现实，是现实的感觉逼着我们去写历史。”
从创作实际来看，究竟是不是在回避现实，笔者以为不能一概而论。目前的历史小说家，大部分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写历史的，是因为对现实问题有感而发，才去写史，其目的是想对历史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写的虽然是史，却有鲜明的当代性、现实性。
然而，也有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写历史确实是避重就轻，投机取巧，作品存在着严重的媚俗化倾向。评论家吴秀明认为：“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近期的历史文学创作出现了一种倾向，即热衷于写风流才子型的人物。”这些作品除了娱乐，并没有多少深层的思索，不能给人多少有益的启迪。而即使是娱乐，有些也是相当低俗的。
从图书市场的情况看，历史类的图书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精华与糟粕共存。一些书商趁着历史热，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大肆出版宣扬封建迷信的“灰色”读物。这样的东西，谁能说它的制作者们，对历史有多少深沉的反思呢？对读者和社会有多少责任感呢？
历史热中的缺憾
从历史热可以看出，目前的图书市场、文化市场存在着某种倾斜。一方面，历史热得发烫，另一方面，现实题材创作相对显得沉寂。如果单纯评论某一种类的创作，那么历史小说的兴盛与成就，无疑是令人欣喜的。然而，如果整个文化市场都向历史倾斜，作家艺术家全都一窝蜂去写历史，那么就不能不产生一种严重缺憾。
近年来的现实题材小说创作，虽然也出现了某些成功之作，但从总体上看，作品的质和量都还显得单薄。在某些题材领域，甚至还存在着许多空白。
比如，我们正处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科技正日新月异地影响着、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高科技兴国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面对这一崭新的时代，文学艺术却往往显得十分迟钝。作家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在充分享受高科技成果。在写作过程中，也用上了电脑等高科技产品。但作为一种写作题材，他们对高科技却又相当冷漠。近些年，除了《长征号今夜起飞》《澳星发射纪实》《原子弹四部曲》等有限几部纪实性强的报告文学和电视剧触及到高科技，其它描写高科技和科技界人物的有影响的佳作，真是寥寥无几。
在国外，科普文学、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一直很发达，作品众多，而且经常风靡一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这类作品少得可怜，目前的科普文学已经没落到了接近灭亡的地步。其实，读者非常关心、喜爱这类作品。从书刊发行的情况看，《航空知识》《舰船知识》《飞碟探索》《兵器知识》等科普读物发行量逐年上升，拥有大量读者。而科普文学没有数量，更没有质量，根本满足不了读者需要。于是，日本和美国生产的科幻题材卡通片，充斥于中国家庭的电视屏幕，成了中国儿童的主要精神食粮。
一些人士直言不讳地指出，作家艺术家一窝蜂地写历史，多少也说明了文艺与现实的脱节。我们需要深层次的历史反思，同时，我们也要眼睛向前看。不能光会做事后诸葛，而要争取做事前诸葛。中国作家写历史、写农村，是一把好手，而写都市，写现代生活，却往往捉襟见肘。许多人是因为感到现实生活难以把握，才掉头转向历史的。这也暴露了作家某些方面素质和修养的不足。
还有一些人认为，写现实题材，确实有某种风险。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吁请社会各界对文艺创作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同时，作家本身也不能丧失应有的胆识。文艺作品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弘扬正气，鞭挞丑恶。如果连最起码的胆识和正气都没有，只能一味地媚俗，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压力，那么还叫什么作家？作家的价值又在哪里？社会又需要他们来干什么？
历史小说的兴旺，令人欣喜。但面对整个历史热，我们应当有更加冷静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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