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缅甸战场看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缅甸论文,中英论文,战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抗战时期缅甸成为中英关系焦点的由来
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帝国主义进入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时期，无论在亚洲，还是在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非洲，它都在尽可能地攫取更多的领土和势力范围，以确保大英帝国的长盛不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886年缅甸沦为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英国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由英国驻印度总督委派一名专员进行统治。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使英国政府获得了丰厚的利益。首先，英国在缅甸大力推行稻谷单一作物制，使缅甸成为大英帝国的粮仓。据统计，1850年下缅甸稻谷种植面积仅40.2万公顷，1885和1935年分别增加为150万和395万公顷。（注：安德鲁斯：《缅甸经济生活》，美国加尼福利亚斯坦福大学1947年版，第43页。）其次，英国垄断了缅甸的森林资源和矿物资源，将缅甸变成了英帝国的原料产地；最后，英国还把大批消费品运到缅甸市场上倾销。据美国人沃林斯基的统计，在1938至1939年间，英国及其属国对缅甸的出口额占缅甸进口额的70%。（注：沃林斯基：《1951—1960年缅甸经济发展》，美国纽约20世纪基金会1962年版，第50页。）缅甸简直成为了英国“从两端点燃的腊烛”。（注：貌丁昂：《缅甸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版，第273页。 ）然而日本人咄咄逼人的进攻，直接威胁到缅甸的存亡，同样也威胁英国在缅甸的利益。英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希望缅甸成为日本的囊中之物。因此，英国必然借助一切可利用的力量维护他在缅甸的利益。
缅甸不仅是中国的领国，而且它与中国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早在西汉或更早的时候，中缅就建立了贸易关系。这一关系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元代起，中国就曾在缅甸设省，直到清代它仍然为中国的藩属，抗日战争时期，缅甸于中国的利益关系变得更加重大。如美国人史迪威所说：“英国负责缅甸的防卫，但缅甸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却远比英国来得大。”（注：Joseph W·Stilwell,The stilwell papers,William sloane Association,N.Y1948,P.43。）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并借其海空军优势，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1938年武汉和广州相继陷落敌手后，缅甸便成为中国西南各省的屏障，1940年滇越铁路被日军炸断后，中国开拓新的国际运输线变得更加迫切。此时，1938年通车的滇缅公路（起点是云南昆明，终点是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就成了中国后方唯一的国际陆上运输线。它不仅承担着中国传统进出口商品的运输任务，如生丝、丝绸、瓷器以及缅甸的玉石、象牙等，而且承担着海外运来的援华物资登陆运华之重任，滇缅公路的重要性从以下的统计中可见一斑：其运货量1939年为27,980吨，1940年为61,934吨，1941年为132,193 吨， 1942年1－2月达52,000吨。（注：杨长源等：《缅甸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页。）另据资料， 滇缅公路之运输与欧洲大战前相比，其补给量增加了5倍，承担中国物资运输总数的1／3。 （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缅甸作战》（上），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版，第2页。）
由此可见，缅甸战场是中英两国利益之所在，在这场战争中双方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合作的关键在于怎样利用对方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
二、从滇缅公路危机看中英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英国政府官员包括首相邱吉尔本人，对中国人的抗日精神和英勇行为大加赞扬，1938年10月16日，邱吉尔在对美国人民的广播中指出：“中国正被日军撕成碎片；可怜的、受折磨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勇敢和顽强的防卫。”（注：Charles Eade,The War Speeches of Winston s.Churchill,Vol.1.Cassell,London,1967,P.39。）次年5月，他在曼彻斯特演讲时表示：“虽然缺乏武器，但是中国人民已经加入对抗残酷侵略者的行列，他们耐心、聪明、勇敢，因此，其最后被击垮一事， 决非必然。 ”（注：ibid P.4。）
邱吉尔任首相后，其政府大臣在分析英国在缅甸的利益时，都一致认为，中国的继续抗日，对英国是有利的，他们甚至指出，蒋介石一旦抗日失败，对英国的国际地位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但是，英国人口头上的同情和支持并不能支配其现实的实用主义的外交手段，在现实利益和正义之间，英国人从来都是选择前者。1940年英国下令封锁滇缅公路就是这种外交手段的最好证明。
滇缅公路于中国的重要性已不言自明，邱吉尔本人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也表达得非常清楚：“现在好象日军将进入云南，切断滇缅路，这将带给蒋介石灾难性的后果。其抵抗的崩溃不仅是世界性悲剧，而且将使日本有强大的军力南进或北进。”（注：Public Record Office,PREM/P.M to President of U.S。）
然而，英国在日本的胁迫下，置中国利益于不顾，与日本进行了关闭滇缅路的谈判。对英国的行为，中方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蒋介石在日英谈判时只能发出这样的呼吁：
“余深信英国朝野必不致对于被侵略国家与侵略国家同等相视，深信英国朝野必能忠于诺言，必能尊重国际法律与条约，决不致助长侵略者而损害我为公理、为自己而抗战之中国。余更深信英国政府必能迅速履行其对中国所负之义务，勿使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之人民与世界正义之士失望。”（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台北1983版，第103页。）
对蒋介石的呼吁，英方置若罔闻，1940年7 月向日方做出了封锁滇缅路三个月的答复，并禁止由香港向中国运输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禁止通过缅甸输出武器、弹药、汽油、卡车以及铁路器材。（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缅甸作战》（上），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版，第 3页。）封锁滇缅公路使中国的国际运输雪上加霜，对英国的所为，美国国务卿赫尔随即发表声明予以反对。英方的独断与中方的无奈使中英关系蒙上了阴影。
但是，滇缅公路的危机并不是中英关系的终结，因为双方在缅甸的战略利益始终是存在和相同的。日本的全球战略以中英为相同的对手，这是日后中英双方重新合作的前提。1940年10月18日，滇缅公路封锁解禁之日，邱吉尔首先向中方抛出橄榄枝，他从伦敦致电蒋介石：“中国经过数年苦斗后，必将成为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台北1983版，第65页。）
1941年1月，英国戴尼斯少将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重庆，同年8月中英双方达成军事合作的初步协议：英方同意中国在缅甸装配飞机及使用机场，中国则协助英方防守香港，并于日军攻击缅甸时，从云南侧击日军。此外，双方互助滇缅公路之畅通，并共同负责修筑八莫到保山的公路。这标志着中英在缅甸战场的军事合作揭开了序幕。
英国政府对滇缅公路的重视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前景。正如英联邦之一南非联邦总理史马兹将军所说：“对于日本来说，武力向南或往北推进，而不先切断滇缅路和所有西方的联络以结束在中国的战事，将是最危险的……如果我们空中的援助在云南阻止日军的前进，则可避免在较南方我们自己疆域内的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 ”（注：Public Rocord Office,PREM 90/1 General Smnts to P.M.）因此，英国人将滇缅公路的利益与英国本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毫无疑问将有利于中英关系的发展。
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将中英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邱吉尔首相不断作出姿态，表示与中国一同抗日的愿望。1941年12月9 日他在致蒋介石的函电中指出：“英国与美国被日本攻击，我等一向是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注：Charles Eade,op,cit P.135.）次年 1月29日，他又在英国议会演讲中说“我完全同意，滇缅公路以及尽全力作战以及维持与中国军队的有力联系和与其领导人密切接触的极端重要性”。（注：Charles Eacle,op cit Vol.2.P.192.）然而，在实际上， 由于英方的原因，中英在缅甸战场的合作并不象邱吉尔表达的那样顺利和圆满。
三、从援华物资被截看中英关系
抗战开始后，中国对外援之依赖加重，但自中美物资租借法案成立以来，中国所得的物资仍为有限，增加对华援助已刻不容缓。1941 年8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与美国军政部商议，要求6 万美金用以加强抗日武装，其中20,000美金用于购买飞机，17,600美金用于购军械，7,600美金用于购运输工具，其余为购买其它物资。 （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缅甸作战》（上），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版，出处（一）第463页。）同年9月24日，蒋介石为应付华中战场的需要，再次向美国申请武器援助。美国陆军部第一次同意了中国的请求。12月22日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将美陆军部所拨援华武器交土尔沙（S.S.Tulsa ）货轮起运来华。计有75厘米迫击炮48门、汤普生半自动步枪1万枝、 白朗宁自动步枪500枝、0.5厘米机关枪100挺、搜索车 35辆以及一部分弹药。 （注：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环球书局印行， 台北1978年版，第236页。）
当土尔沙货轮抵达仰光后，英国驻缅甸总督多尔曼·史密斯将该轮所载援华物资全部截留，据为己有。英方的行为遭到了中方的抗议，但是，英方对中方的抗议视若无睹，而且又肆无忌惮地截留了另外两艘装载援华租借物资的货轮，使中国政府抗战物资输入遭到了严重的阻扰。
土尔沙货轮事件再次导致了中英关系的僵化。中方认为，英国截留援华物资是一种极不友好的行为，并提出在仰光所有的租借物资应归还美国，所有中方驻仰光的军事人员一律回国，停止中英合作。
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斡旋，中英的关系才出现了转机。一方面，罗斯福承认，在租借计划下，指定给予中国的物资，未事先与中国政府会商而转予他国，并非美国政府的政策；罗斯福保证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对中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注：U.S.F.R.The Scretary of Stateto the Ambassader in China(Gauss)Washington Vol.v.PP.772 －773.）另一方面， 在宋子文受命向正在华府访问的邱吉尔首相转达蒋介石的抗议后，邱吉尔指示外交部向中、美两政府进行解释，而且要求缅甸当局马上归还一切截留的援华租借物资。（注：PREn 3 90/2 Minute Sheet,Jan 10,1942.）
那么，究竟缅甸总督为何截留援华物资呢？
英方解释为，急于借用在仰光的援华租借物资以补充英军在缅甸的军备不足。这种解释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据当时美国一位货运专家丹尼尔·阿因斯坦的说法，可以说明缅甸总督的作法是别有意图的。
“当我抵达仰光，我见到货物堆积如山，但毫无搬动迹象。其原因为，缅甸当局曾对通过滇缅路运往中国的所有货物课税。我很生气，立即去见缅甸总督多尔曼·史密斯，并且告诉他说，如果有人要求，美国人民会给7千万美元而毫无难色，然而， 如果有人用欺骗方式向他们取走一毛钱，他们会觉得非常心疼，我现在就非常心疼。”（注：Robert E.Sherwood,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vry L.Hipkins,Egre &Spottiswoode,Lonolon,1941,PP.289—290。）
笔者以为，英方擅自截留援华物资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英国藐视中国，邱吉尔本人对美国提供给中国巨额贷款以及租借计划都看成是过高估计中国的军事力量，而将英国提供给中国的即使一小笔贷款都“视为不符合他的经济利益。”（注：J.R.M.Butler,Grand Strategy Vol Ⅲ HMSo,London 1957 P.411.）换言之， 英国给予中国的与他本身所得的不相称。邱吉尔对中国的鄙视在他的回忆录中表达得一览无遗：“我告诉罗斯福总统，我是多么觉得，美国民意高估中国对整个战争的贡献。……当然我经常对中国人有帮助，且有礼貌……但却不必期待我采取我所认为完全不实的价值标准。”（注：Winston S.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The Hinge of Fate,Cassell & Co.London 1951,P.119.）邱吉尔的态度还反映在他致艾登的信中：“至于中国，我无法预见重庆政府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注： W.Averell Harriman &Elie Abel,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 Stalin 1941－1946 Random Home N.Y 1975.P.236.）
其二，英国人的妒嫉心理。英国人一向以大英帝国自居，而当时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依靠远多于英国，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也体现出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雄厚实力，这使英国人有了“今不如昔”的感觉，这种感觉使英国人对美国奈何不得，转而想以欺负中国来体现自我价值。缅甸总督的一番话恰好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心态：“中国人，以往有段很长时间视我们所有无敌，现在，在他们眼中，视我们为某种轻视之物……中国军纪与战法与我们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准，如同可预见一般，非常低，且节俭。”（注：Beamish PaPers,Notes for the week ending July 17,1942,Archives Centre,Churchill College,Cambridge.）
四、从中国军队入缅看中英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节节南进，缅甸面临日军入侵的威胁。为阻挡日军南侵，中国军队进入缅甸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此前，蒋介石曾电告邱吉尔，说明日军攻取昆明以切断中国与盟国联络的意图，并且表示“中国对通往新加坡和缅甸的领土的防卫能力，基本上依赖着在防卫云南方面，”并表达了与英美合作的意愿。中方所要求的是英方的空军援助，然而英国未能做出肯定的承诺。
事实上，在缅甸战场的中英合作方面，中方遇到了更多的阻碍。首先，英方一再拒绝中方军队入缅。在日本进攻缅甸前，1941年12月18日，蒋介石通过外交渠道，宣称中国不顾一切牺牲，充分准备在盟军采取的任何协同军事计划中， 加以配合。 （注：John Connell,Wavell,Supreme Commander(1941—1943).Collins,London 1989,P.56.） 同时在23日的三国联合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又提议派遣两个军，协助缅甸的防卫。然而，当时英方魏菲尔只准备接受中国陆军第五军的两个师入缅甸，而让第六军留在昆明作为预备队。
根据何应钦的报告，1941年12月8日， 中国派遣第六军刘支队入缅，另命第五军集中保山候命。12月23日，英方请中国第5、6军不要进入缅甸。直到1942年1月，日军攻缅，仰光告急， 英军才请中方的两个师进入缅甸。
英方魏菲尔拒绝中国军队入缅的根本原因如他的自述所说：“中国军队不应与我们的军队混在一起，……把云南的所有部队移到缅甸将是不妥当的……很显然，最好以皇家军队来防卫缅甸，而且总督特别要求，非在绝对需要时，不要接受中国军队来缅甸。”（注：PREM 3 154/1General Wavell to Prime Minister,Jan 26,1942.）
中国军队入缅后又遇到指挥、合作以及协调方面的难题，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总司令，在与英方的合作中采取的是“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将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交给了英方。由于中英合作的不协调，中方军队又改归美国人史迪威指挥。中英双方的合作是如此的困难，以致史迪威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派遣两军到缅甸边境，其中有一师已进入战场。英国在胡敦指挥下有两个师和一个战车旅抵挡日军的前进 。 中、 英军都真正讨厌对方， 有时彼此憎恨”。（注：JosephStilwell,OP.Cit,P.64.）
中英双方的无法合作以及英军的作战不力，使缅甸的防卫迅速趋于崩溃。英国驻印度总督在向邱吉尔报告中说：“我们在缅甸的部队缺乏正常的斗志，我确信，这绝大部分起因于上级缺乏驱策力和感召力。”（注：John Connell,OP.Cit,P.181.）蒋介石在电告罗斯福时认为：“在我整个军事经验中，从未曾见到这种可悲的混乱、无准备和恶化。”（注：Robert E Sherwood,op cit,P.518.）同时， 英军的缺乏战斗力又导致了中方对他们的不信任，如史迪威所说：“中国人对于英军似无任何信心”。（注：Leivis H.Brereton,The Brereton Diaries,TheWar in the air,in the Pacific,wliddle Easit & Europe,30ct 1941—May 8 1945,William Morrow & Co,N.Y 1946 P.13.）而魏菲尔的感觉就更加具有说服力，他在1942年3月19 日告诉邱吉尔：“与中国人的合作并不容易， 他们不信任我们的战斗力…… 。 ”（注：Winston S.Churchill,The Hinge of Fate P.145.）
英军的组成人员人种混杂（英国人、印度人、缅甸人、澳大利亚人等），指挥不当，眼高手低，特别是缅甸战场远离英国本土，其胜负对英国本身的利益都不构成重大影响导致了其在缅甸战场的节节败退。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将领史林姆却认为中国士兵骁勇善战，而且经验丰富。特别是新编38师在缅甸战场取得了一些局部战斗的胜利，不仅证明了中国政府保卫缅甸安全的诚意，而且显示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但是，这并不能挽回缅甸沦陷的命运。到4月29日， 日军攻陷腊戍，切断滇缅公路。随后，英国军队退回印度，中国军队被迫退守云南。
结论
从以上所述有关缅甸战场的几个问题中，我们对当时的中英关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英国自从成为世界大国以来，100 年间奉行的都是“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大英帝国永久的利益”的实用主义原则。在缅甸战场上，无论英国封锁滇缅公路，还是截留援华物资或坐视缅甸沦陷于不顾，与中方争夺缅甸战场指挥权，都明显地表示了英国人的自私以及作为世界大国的傲慢。更加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英国作为世界最强国的风光已经不再，而它却非以此自居不可，这必然影响中英双方在缅甸战场上的合作。英国人的自私与傲慢不仅直接导致了缅甸的沦陷，而且使中国的抗日战争雪上加霜。
其二，对中国而言中国人对英国在缅甸战场上的所作所为只能得出这样的启发：外交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国不强盛、民不富裕就休想在外交舞台上占有一席位置。抗战期间，蒋介石捞到的唯一一根稻草是美国的支持，缅甸战场上中英的每一次冲突，都有美国出面进行调停，中国人根本毫无办法，这是旧中国外交无能的典型范例。对于这种历史教训，有志气的中国人都要牢牢记住，并用它经常鞭策我们自己，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尽快进入世界发达国家之列。这样才能不被别人欺负，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