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陆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陆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已成为中国大陆社会学家们研究的一个焦点，并“将这一变迁视为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过程。”
中国大陆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走过16个年头。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和产值的持续高速增长（16年年均增长率约为9.4%），令举世瞩目。预测今年中国将提前5年实现比198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所有制向多元化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结构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这一社会变迁的意义，在中国国内和外部世界，尚未引起人们像对中国经济发展那样广泛的注意，但已成为中国大陆社会学家们研究的一个焦点，并“将这一变迁视为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过程”。
我们以国家宏观社会统计和学者们的实证调查与研究相结合对照分析，先对这一期间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各基本方面给出一个总体的量化分析，然后着重就社会分层及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加以介绍。
人口结构和劳动力流动
一、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绝对增长量已连续7年下降，总和生育率已降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
1995年2月15日为中国大陆12亿人口日。它标志着中国大陆人口自1988年以来自然增长率和绝对增长量都已连续7年下降，妇女总和生育率已持续下降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见表1）。
表1 1987年以来中国大陆人口数及增长量年份
人口数（万）
绝对增长量（万）
自然增长率(%)1987
109300
1793
16.611988
111026
1726
15.731989
112704
1678
15.041990
114333
1629
14.391991
115823
1490
12.981992
117171
1348
11.601993
118517
1346
11.451994
119850
1333
11.21
资料来源：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资料汇编
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文化不断提高与政府强有力的计划控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口控制在中国大陆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中国大陆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将妇女总和生育率降到了与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1.9)，远远低于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4.4)，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一现象体现了中国人口控制和发展的独特规律。
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陆统计的出生性别比有逐渐上升趋势。1980年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47，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989年统计出生性别比升为111.27，比正常水平(102—107之间)的上限高4—5个百分点。专家们通过具体分析，得出结论：性别偏好，生育水平下降，经济实力的增强带动的科学技术普及，是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因素，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尤其农村），出生性别比人为升高的现象将会逐步消失。①
二、城镇化速度加快，城镇化率已达三分之一。
与经济，尤其是工业化的迅速推进相伴随的是人口城乡分布结构的加速变迁，即城镇化的迅速发展。1949年中国大陆仅有2000多个建制镇，城镇化率仅为10.6%，相当于唐代的水平。到1978年，建制镇才达到2800个，城镇化率仅上升到17.9%。经过改革开放以来17年的发展，现在集镇总数已达55000个，其中建制镇约为20000个，城镇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32.7%。不过，这一数字仍不仅低于现在世界城镇化率44%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平均37%的水平。不过以这种加速度趋势看，本世纪末实际城镇常住人口超过总人口的40%，加上流动于城镇的人口，则总数很可能达到全国人口的一半或一半以上。
三、就业结构变动迅速。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加速了（见表2）。
第二、三产业就业者比重的上升，主要是农村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大幅度增长所致。预测到1995年，中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比重将历史性地第一次降到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一半左右。
表2 中国大陆按三次产业划分的社会劳动者就业结构
1952年(%)
1978年(%)
1990年(%)
1993年(%)第一产业
83.5
70.7
60.0
57.4第二产业
7.4
17.6
21.4
22.4第三产业
9.1
11.7
18.6
20.2
资源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
虽然近年来中国大陆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幅度较快，但已达到的比重不仅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多数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巨大反差（倒比）（见表3），农业比较效益偏低，驱使从业人员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形成了“农转非”、“民工潮”的巨大压力。
表3 1993年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人员与产值的比较
从业人员比重(%)
产值比重(%)第一产业
57.4
21.2第二产业
22.4
51.8第三产业
20.2
27.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出中国大陆劳动年龄（男16-59岁，女16～54岁）人口为6.81亿，按中位数预测，到2010年将每年平均新增劳动力920万，农村积存剩余劳动力1.5亿，如果到201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转到非农业就业，每年也需要转移出450万，两项相加，每年需要在第二、三产业增加1370万人就业。据劳动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4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公报》，1994年，全国劳动资源总数为8.25亿人，从业人员61469万。其中，工资劳动者内28998万人，比上年增加1303万人，城镇失业率为2.8%，比上年同期增长0.2个百分点。②
正处于壮年期的中国人口结构和异常充沛的人力资源，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要素。单是涌向城镇的民工，近年平均每年就增加约1000万人。
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利益的驱动，信息的传播和示范效应，使劳动力的流动自80年代中期开始显化，规模越来越大。其流动的趋向为：农村流向城镇；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落后地区流向先发展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产业流向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国有制企事业单位流向非国有制单位。加速了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趋向现代化的过程。预期到2010年，在一、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者比例将各占三分之一左右。
从另一方面看，每年要安置那么多人就业也是沉重的社会负担，并成为国有制企事业单位精减人员、提高效率的障碍。这的确是前进中的困难。而且，改革、发展的速度越快、这类前进中的矛盾便激化得越快、越强，“阵痛”度越大。不过，解决得也往往越快，“咬咬牙就过去了”。关键是要临阵不乱，控制得住形势，使之导入顺畅有序的轨道。现阶段，正处在提高效率解决数量庞大而素质又偏低的剩余人员就业的两难之中，更需要政府调控导向与民众就业取向的理性化配合。
社会分层的变迁
改革以前国家几乎垄断了全部社会资源，以国家权力为轴心，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全民性政治运动和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规范逐步形成了一种严密的身份体系，全体国民被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段、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并竭力抑制分化和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执政党和国家政策的转变，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社会成员的地位和性质逐步发生了变化。
一、农民职业结构的分化。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改革前农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人民公社社员。改革使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生产经营自主权和资金、劳动资源的配置权等基本权利，这确确实实是农民的第二次解放。它导致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乡镇二、三产业的启动和蓬勃发展，使农村原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迅速分解。新的社会角色和组织由个别到成群地分化、涌现出来。从职业上看，已分化成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外出的农民工、农村雇工、农村文教科技医疗工作者、农村个体工商业者、农村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干部等。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的农村固定观察办公室1992年对29个省（区、市）312个固定观察点的7604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持农业户口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构成中，农业劳动者占63.4%，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和外出的农民工）占12.2%，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占0.9%，个体或合伙工商劳动或经营者占6.5%，私营企业经营者占0.8%，受雇劳动者占3.0%，乡村干部占0.6%，文教、科技和医疗卫生工作者占1.1%，家务劳动者占8.1%，其他劳动者占3.3%。③
二、城镇阶级阶层的分化。
城镇职业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经济基础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在所有制方面，突破原有的几乎是单一的公有制，而转化为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有经济本身也出现了承包制、股份制、租赁制以及其他国有民营的经营形式。而且又发展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不同形式的参股、合作，产业结构的升级已如表3所列。
城市社会分化首先出现于原体制的最边缘部分，如个体工商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然后，分解不断深化、扩大，并与农村的社会分化和外来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3年底，在全国约24300万企业职工中，国有企业职工约8300万人，约占企业职工总数的34%，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约3400万人，约占13%，乡镇企业职工（包括乡村个体私营企业职工）约11200万人，约占46%，城镇个体私营企业职工约1100万人，约占4%，“三资”企业及其他各种合营企业职工约300万人，约占1%。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按所有制划分的就业结构正在加速向非公有制经济单位转移，如1994年底，在城镇就业中，国有单位职工10890万人，比上年底减少30万人；城镇集体单位职工3211万人，比上年底减少182万人；而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的职工人数却由上年底的536万人增加到748万人，上升了40%。④人们特别关注的中国大陆改革以来“死灰复燃”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投资者），到1994年底，登记注册的为43.2万户，投资者为648万人，他们拥有注册资金1389亿元，⑤还有许多戴着“红帽子”（集体企业）、“小帽子”（个体工商户）和“洋帽子”（“三资”企业）的私营企业主未在此列。
三、以收入水平为标志的利益差距不断扩大。
城乡居民之间 人均收入比（城镇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2.3:1扩大到1994年的2.6:1。⑥
地区之间 东部、中部、西部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以西部地区为1）由1983年的1.6:1.11:1扩大到1992年的2.8:1.3:1；职工平均工资，改革前西部边远地区相对较高，现在东部地区快速上升，已大大高于前者，地区工资差距大体上与经济发展差距相应。
表5 收入分配的国际比较：占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份额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220页数据摘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不同行业之间 据1992年对38个行业职工工资收入状况的调查，在工资收入系列中排在前5位的是旅游业、其他行业、烟草制造业、黑色金属开采业、航空运输业；排在后5位的为纺织业、水利业、农林牧渔业、石油开采业、印刷制造业。最高与最低行业之间的平均收入比差为1.98倍。⑦
不同所有制之间 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职工收入差距更为显著。据1992年的统计，“三资”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比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高50-60%，比城镇集体单位高1倍多；个体户与工薪阶层的货币收入平均相差3-5倍；私营业主之间千差万别，但一般要比普通职工工资收入高出10倍以上。⑧
原农民职业分化的收入差距 根据1992年的调查，在农村10个职业阶层中，按人均年纯收入从“400元以下”到“1500元以上”6级分档，在“1500元以上”高收入段中的人数比重超过其劳动力构成比重的有私营企业经营者、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个体或合伙工商劳动或经营者、乡村干部、农民工、受雇劳动者等，而在“400元以下”的低收入段中，人数比重超过其劳动力构成比重的只有人数众多的农业劳动者（占80.3%）。⑨
四、关于“两极分化”与“新富阶层”。
这是社会舆论尤其执政当局和学者们关注的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
中国大陆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对10万户城乡住户调查，以20%的高收入户和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比较，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1.8倍扩大为1994年的4倍，农民的贫富差距由1978年的2.9倍扩大为1994年6.6倍，城乡加权平均，贫富差距为5.6倍。若按全社会计算，以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相比较，则贫富差距高达13倍。⑩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估计有500万户，个人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约有100万户，(11)这也许就是西方学者所称的中国大陆的“新富阶层”；而另一方面，1992年大陆城乡贫困人口仍有9200多万人（城市个人月均收入94元以下，农村人均年收入500元以下），其中农村8000万人。
从国际比较看，现阶段中国大陆贫富差距还没有达到“两极分化”的地步。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公布的数据，20%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占总收入或总消费百分比份额，世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最高与最低之比平均为5.9倍，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为7.1倍。从全球看中国大陆尚处于中间水平（见表5），与港台比，同一比例高于台湾（台湾当局1994年统计为4倍），而低于香港。但在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已是偏高的了，而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故已引起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注意，正加大扶贫力度，促进共同富裕。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最新统计表明，经过两年的努力，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92年的8000万人减少到1994年底的7000万人。(12)
社会组织的变革与创新
一、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
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改革开放以前，城镇居民都归属于一定的单位。单位是一个功能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级别，无独立性，是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形成和强化的。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行为通过组织功能多元化的特殊社会方式整合于各具体组织即“单位”中，由这种单位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左右和控制他们的行为，逐步形成了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单位组织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现象。这种单位现象构成了极其独特的两级结构：一级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级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单位组织。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社会个体成员，而更多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家统一集中管理、占有和分配各种资源的体制格局逐步松动、突破和瓦解，单位对国家和上级单位的依赖性在不断在弱化；随着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以及人们需求满足和利益实现方式和途径的日益多样化，也使得个人及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依赖性逐步弱化。
二、社团发展与组织体系构建
在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型过程中，与旧的单位组织和结构功能的变化相应，是新的组织体系的构建。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分化，适应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在传统组织之外，互补结成了大量社团组织，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及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构成了“上挂下联”的社会中间层。使已经分化出来的逐渐趋于独立的企业组织、新经济成分、新的市场服务和保障组织、新利益群体和志趣群体与原组织体系以新的联合方式整合在一起，改变了原有组织要素之间单一的行政隶属关系，建构起组织体系整合的新格局。(13)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团司提供的数据，现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社团已达1700多人，省（区、市）地区社团20多万个。社团组织的勃兴是推进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加速社会分化的结果。它是一种新的组织整合与社会整合力量，对于变革中的组织体系建立新的整合秩序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新要素的产生将推动组织体系的现代化，成为各种社会团体成员民主生活的社会组织依托，对社会生活民主化已经并将产生更大的深远作用。
注释：
①参见高凌：《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②⑨《劳动部国家统计局发布年度分报我国劳动事业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日报》1995年5月11日。
③赵长保等《对农民职业分化的分析》，北京，《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3期，第33—39页。
④《城市成为驶向现代化的火车头》，《人民日报》1994年6月1日。
⑤⑩《人民日报》1995年1月11日。
⑥朱庆芳《1994-1995年人民生活状况》，载社会蓝皮书《1994-1995年中国：社会形势与预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⑦中华全国总工会偏《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工人阶级—1992年全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文献资料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第972页。
⑧李培林《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11)朱庆芳《人民生活稳步增长，但物价上涨突破警戒线》，载社会蓝皮书《1993-199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12)《农村贫困人口两年减少一千万》《经济日报》1995年4月24日。
(13)王颖《社团发展与组织体系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