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正定府惜字社碑记考
岳改荣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 正定 050800）
【关键词】 河北正定；惜字社碑；敬惜字纸信仰；清代
【摘 要】 惜字即敬惜字纸，指对文化的崇敬和珍惜，惜字社是由敬惜字纸信仰延伸出的一个清代民间组织。现存于河北正定隆兴寺碑廊里的惜字社碑记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定府学训导左犹龙组织成立惜字社，倡导敬惜字纸的过程，为研究清代敬惜字纸信仰及其组织——惜字社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惜字即敬惜字纸，是一种对文化崇敬和珍惜的信仰。现存于正定隆兴寺碑廊里的惜字社碑记录了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时任正定府学训导的左犹龙组织惜字社，倡导敬惜字纸的过程，为清代正定府敬惜字纸信仰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惜字社碑为青石质，高156厘米，宽68厘米，厚23厘米。方碑首，浮雕卷云纹，阳面残，正中额题楷体竖书“永垂不朽”，阴面额题楷体竖书“乐善不倦”。碑文楷书，正面共18行，满行33字，共455字，内容为成立惜字社的原因、经过及主要捐资人（图一）；阴面碑文全部为捐款人的职务、姓名及捐款数额，共909字。
在人类越来越关注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生态指标具有可执行性，如生活污水处理率就对水体处理、检测等方法做出严格规定，但是提高污水的处理率又可能会减少蓄水效益。传统的评价模型中只对不同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通过得到指标的综合量值区分某一流域的治理水平是否达标。但这种评价并没有权重的动态变化和指标间的矛盾消解办法。将上述指标体系采用关系物元模型表示，如图2。
碑阳录文：
综上所述，考虑到碳限额与交易政策，本文为有多种配方、生产多种铁水产品的高炉炼铁厂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并探讨碳限额、碳价对生产的影响。
在单元信息知识组织框架中，知识组织语义化过程表现在语义聚合层和数据关联层之中。从语义聚合到数据关联，包含了标识层、逻辑层和描述层。
惜字社碑记
人或相距数千百年，或相隔数千百里，其语不可得而闻也，传之者其惟字乎。□□□道伦理显，而政教文章所以达其心而垂之永久者，非字曷记此？庖牺氏一画开天□，仓史造字，天故雨粟，以彰其瑞也。后世愚昧，不知敬惜，弃之泥涂藩溷间，过孰大焉！犹龙蹙然，思所以易此弊也，商之司马陶花洲先生，新旧邑侯唐莼芗、张旦初两先生，各称善。因属恒阳书院山长张鹤樵先生，以启告合属明府及司铎各友，共捐廉俸。前后得制钱三百千，发商生息，取子钱，觅人收拾焚化，其灰投之清流，庶古人心血不致秽弃。俾崇因寺僧人空相董其事。又恐历久而渝也，立案存县，领状存学，以防其后。或曰：子之为此，其有近名之心乎？予应之曰：作善降祥，理有固然，诸君子慨助廉泉，共成盛举，其食报当自有在，予则何心？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事既成，刻石记之，立于寺，待后之乐善者踵其事而扩充焉。捐资姓氏勒于碑阴。
图一 惜字社碑记碑阳
道光二十三年，岁在癸卯三月谷旦。正定府学训导左犹龙记，柏乡县学生员魏纶书。
四要依法治网、办网、上网，加强网络伦理建设。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既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不受道德约束的“虚拟空间”。因此，既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也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坚持依法治网和以德治网相结合，相辅相成，促使各方协同共治，共同担负起净化网络空间的责任。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减贫进程中，中国贫困人群和基层组织事实上一直居于主体地位。政府和社会主要通过创造有利于减贫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自我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以及制定激励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脱贫致富的政策，来帮助贫困人群依靠自身的努力实现脱贫致富。从1978年以来，中国已经脱贫的7亿多农村人口，大多数主要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且利用了国家改革开放和扶贫开发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摆脱了贫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动力和不懈努力，是中国农村大规模减贫的基本力量。在扶贫开发过程中，贫困地区基层组织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扶贫实践的经验教训，不断探索和完善扶贫方式，推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镇守直隶、正定等处地方总兵加三级王忠贵捐银六两。
成立惜字社，左犹龙先“商之司马陶花洲先生”，后文捐款记录又有“前正定府清军捕盗、同知、辛酉科拔贡陶金殿捐银六两”。查民国二十三年（1934）纂修的《望都县志》：陶金殿，安徽滁州人，嘉庆辛酉科拔贡，十七年（1812）任望都县知县[7]。清光绪二十三年编（1897）纂的《滁州志》亦有载：陶金殿，朝考一等，道光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补正定同知[8]。陶金殿在道光辛丑年（1841）曾任正定府同知，而同知在中国明清时期雅称为“司马”，故可知“司马陶花洲”即同知陶金殿——金殿是其名，花洲是其字。
前正定府清军捕盗、同知、辛酉科拔贡陶金殿捐银六两。
镇标左营游击花里雅逊布捐银四两。
龙固营都司段朝暄捐银二两。
“地平线2020”主要通过卓越科学（Excellent Science）、社会挑战（societal challenge）和产业引导（Industrial leadership）3个优先领域组织支持项目。在此基础上，“地平线欧洲”形成新的三大支柱，分别是开放科学（Open Science）、全球挑战（Global Challenge）和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并在三大支柱基础上，通过共享卓越科研成果和进一步改革、强化欧洲研发创新生态，强化欧洲研究区的建设。
前翰林院编修、己丑进士、掌恒阳书院张沆度捐银十四两。
僧会司戒法董事。
综上所述，多层螺旋CT三维重建能够提高肋骨骨折的检出率，在诊断肋骨骨折中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可在临床推广应用。
碑阴录文：
恒阳书院山长、己亥科举人□□吴斑捐银二两，正定府教谕刘道和捐银四两，训导左犹龙捐银十两，经历王佐捐银二两，前署教授王钟秀捐银三两，前任经历郭兴汾捐钱二千，前任正定县知县唐淳捐银十二两，现任正定县知县张复吉捐银十两，教谕朱钧捐银四两，训导苏启纹捐银四两，典史马燮臣捐银六两，前任训导昌天职捐银四两。获鹿知县甘崇敬捐银四两，教谕张年采捐银一两，训导郝立德捐银一两。井陉县知县郭绶繁捐银八两，教谕王馀捐银一两，训导史景清捐银一两。阜平县教谕薛孟□捐银一两。栾城县知县方铭贤捐银六两，教谕殷中钦捐银二两，训导达纶捐银二两，前署知县李金□捐银四两。行唐县知县汪世楠捐银十六两，教谕张椿捐银一两，前任训导陈凤翔捐银一两。灵寿县知县胡溶捐银五两，教谕雷学潮捐银二两，训导陈蕴捐银二两。平山县知县万起鸿捐银四两，平山县教谕程□□捐银□两，训导李翰文捐钱二十四百，前署知县王琢捐银六两。元氏县知县□淳捐银八两，教谕□鹭□捐银一两，训导金梁捐银二两。赞皇县知县张懋学捐银四两，教谕李亭安捐钱二千，训导李嘉勋捐钱二千。晋州知府姚迁清捐银八两，学正□为楫捐银一两，训导刘炳镐捐银一两。无极县教谕陈源捐银二两，训导屠敦诗捐银二两。藁城县知县李辉远捐银八两，教谕□□□捐银二两，训导刘守名捐银一两。新乐县知县杨元燮捐银四两，教谕蒋肇煦捐银一两，训导丁元福捐银一两。良乡县典史□□捐银二两。□□府经历方寿昌捐银二两，候补未入流陶毓恩捐银二两。正定盐店津门曾广生、张式仲捐银八两。正定当行捐钱十一千。本邑绅士贡监生童、前任汾阳县知县、壬午进士王世耀捐钱一千，枣强县训导、丙子解元王定甡捐钱二千，鸡泽县教谕、丙子举人王定珏捐钱二千，候选□□□青元捐银□两。李世德捐银二两，冯迁翊捐银□两，王正琮、戴家学各捐银八两，张福增、李州梅、闫正□、李观化各捐六百，焦开泰、李文□、梁登榜、马锦、李沛然、尹志、史葵、田锡、朱□、刘正琢、赵清和、赵瑞□、曹树勋、曹树杰、曹树□、曹家学、曹德□、张清瑞、戴智、赵尔学、翟荣各四百。王正礼、王正习、胡荣培各四百。康法增三百。牛云锦、曹树家、曹守谦、马延福、张煜清、翟迁□、李建□、胡荣恺、史□、蒋人河、李清章、李□山、程荣、何汝金、史开德、何诒铣、蒋观岳、董□、王正翼各二百。农官□廷俊捐钱四百。前塔□村李思代□赵氏捐银十两。赵□、王世□、梁钟岐、刘悦祖、胡□照、张延□、何允履、王荫芳、王世□、范景和、贾□恒、□□□、王定鹤、李迁□、王世重、王定芝、胡炳、史芸、闫瀛洲、闫彦如、温德懋、张汝□各二百。
鸡泽县教谕、丙子举人王定珏。王定甡胞弟，清光绪《正定县志》亦有传：号玉峰，性格光明磊落，文采卓尔不群，嘉庆丙子（二十一年，1816）举于乡，与兄同科中式，艺林荣之。道光十五年（1835）大挑二等，补鸡泽教谕。后任广东署州知州，咸丰八年（1858）以疾卒于广州[24]。
敬惜字纸之风源于何时已不可考，最早记载见于《颜氏家训·治家》：“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1]但此时纸张尚未被广泛使用，仍属金贵之物，文化仅在少数比较固定的人群中传播，敬惜字纸亦是少数人的行为。唐宋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靠文字改变命运得到了国家制度的保障，很多士人在作好功课的同时，将科举的胜算押在主掌文运的文昌帝君身上，并通过惜字等积德的善行来增加砝码，“敬惜字纸”信仰遂大行于世。此外，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相继发明和使用使得印本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通，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进一步强化了敬惜字纸的信仰。唐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称“字与藏经同”，“将字纸秽用茅厕之中”被视为不敬[2]。更有大量因敬惜字纸而获得某种福报的故事，最著名的要数王曾之父敬惜字纸得曾参转世为子的善报故事[3]。及至明清之际，出现了大量劝人敬惜字纸的小说和善书，如《青云梯》《惜字律》等，敬惜字纸已蔚然成风，从上层知识分子到下层民众，都将其作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清嘉庆十年（1805）冬，大学士翁方纲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敬惜字纸类记”：“曰夏月睡卧，勿持有字扇；曰买整刀草纸，必截去其边记字号，烧去而后用之；曰裱装字帖，勿误剪其字边……。”[4]康熙帝曾训子言：“故凡读书者，一见字纸，必当收而归于箧笥，异日投诸水火，使人不得作践也，尔等切记。”[5]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推动了惜字活动的兴盛，有组织的惜字活动——惜字社应运而生。
惜字社，又称“惜字会”“敬字社”“惜字局”或“字纸会”，是敬惜字纸的专门机构，主要由以士绅为代表的民间人士组成，最早在康熙年间的江浙地区出现并初步普及[6]。在惜字社成立并运转的过程中，地方官吏和士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是主持成立组织并负责具体事务，二是筹措活动经费。这在惜字社碑文中可略见一斑。
从碑文看，倡议设立惜字社的为正定府学训导左犹龙。关于左犹龙，清光绪元年（1875）编纂的《正定县志》未见记载，查阅其他地方志史料亦无所得。
碑文详细记载了捐资人员名单。捐资人可按身份分为以下五类：
1.正定府及下辖各县官吏
3) 在收费站进行绿通检查时，可通过绿通治理APP从云平台获取该车辆的预约信息、诚信评级和各类基于历史数据分析得到的辅助绿通治理数据；
左犹龙相商的还有“新旧邑侯唐莼芗、张旦初两先生”。邑侯系清代对县令的尊称，因其主理一邑，故称。“新旧邑侯”即指前任县令和现任县令。
从后文捐款记录看，有“前任正定县知县唐淳捐银十二两，现任正定县知县张复吉捐银十两”。
查《正定县志》，道光年间主政正定者无“唐莼芗”“唐淳”，但有唐纯两次任知县的记载：“唐纯，江苏江都人（今江苏扬州市），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任（知县），十七年（1837）六月回任”[9]，“江都人，监生，道光十四年知县，事定火耗，禁浮征，至今道行其法，减河桥岁料，民立碑颂之”[10]366，可知唐莼芗、唐淳、唐纯应为同一人。《正定县志》编纂于光绪元年（1875），碑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故推测县志所记有误，当时的前任知县名为唐淳，“莼芗”是其字。此碑可刊《正定县志》之误。
《正定县志》又载：张复吉，云南剑川州（今云南剑川县）人，举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闰三月任（知县）；二十三年（1843）五月回任[11]。查民国三十七年（1948）《新纂云南通志》载：张复吉字旦初，剑川人，嘉庆戊寅（二十三年，1818）举人，任直隶安平知县，有刁神强占山场，历任不决，复吉平之，阖邑畏服。任阜平知县，倡修大柏山路，并倾囊重建恒阳书院，士民立祠祀之。寻迁正定县，理繁治剧，大府器之，以卓异升正定府同知，卒于官[12]。惜字社碑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此时张复吉尚任第一任知县。需要指出的是，张复吉任阜平县知县期间倾囊重建的并非恒阳书院，而是龙泉书院[13]，《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有误。
碑阳所录重要捐资人，另有镇守直隶、正定等处地方总兵加三级王忠贵，镇标左营游击花里雅逊布，龙固营都司段朝暄。
王忠贵，贵州贵阳府人，道光十四年（1834）任浙江衢州镇总兵官，同年调任福建建宁镇总兵官[14]，道光十六年（1836）调任正定镇总兵官[15]。
3.地方文化名人
段朝暄未见相关记载。
道光年间，正定府下辖13县、1州。除正定县外，还有获鹿（今河北鹿泉市）、井陉（今河北井陉县）、阜平（今河北阜平县）、栾城（今河北栾城县）、行唐（今河北行唐县）、灵寿（今河北灵寿县）、平山（今河北平山县）、元氏（今河北元氏县）、赞皇（今河北赞皇县）、无极（今河北无极县）、藁城（今河北藁城市）、新乐（今河北新乐县）等及晋州（今河北晋州市）[19]。从碑阴文字看，这些州县均有官员捐款。
2.邻近府县官吏
如“良乡县典史□□”“□□府经历方寿昌”“候补未入流陶毓恩”等。良乡（今属北京市房山区）时为顺天府下辖县之一。因碑文漫漶，经历方寿昌、候补未入流陶毓恩所属府名不可知。
花里雅逊布，道光、咸丰朝《清实录》中均有提及，道光十八年（1838），其因卷入莫尔赓阿与阿龄阿互控地亩一案而解任佐领遵化营游击[16]，之后数年未见载，直至咸丰三年（1853）由直隶督标中军副将调任山东兖州镇总兵官[17]，同年调任河南、河北镇总兵官[18]。惜字社碑刻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其时花里雅逊布任正定镇标左营游击，此可补史志之缺。
恒阳书院山长张鹤樵。捐款记录有“前翰林院编修、己丑进士、掌恒阳书院张沆度捐银十四两”。张沆度，民国二十年（1931）编纂的《成安县志》有传：张沆度，字鹤樵，成安（今河北成安县）北鱼口人，幼聪慧，为人风韶，有奇气，不受旧学羁勒，而书法尤秀美，尝书杜子美《秋兴八首》刻石藏于家。……道光九年己丑（1829）中进士，授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因不愿同权贵同流合污，愤然辞官归家，为正定阜平书院山长，数年郁郁而卒[20]。《成安县志》记张沆度弃官归家后任“正定阜平书院山长”，而碑文称其为“恒阳书院山长”。按恒阳书院是正定历史上一座重要的书院，因培育出梁清标、梁清远、魏裔介等名士而闻名全国。据清光绪元年（1875）编纂的《正定县志》记载，恒阳书院原在城西北隅，始建于明嘉靖二年（1523），系知府王腾改天王寺为崇正书院，嘉靖三十年（1551）御史杨选、知府孙续改为恒阳书院。乾隆十七年（1752）移至城东南隅。至道光十年（1830），知府关炳重修建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尊闻书院，并更名恒阳书院[21]。此外《正定县志》中无阜平书院的记载，应以碑文为准，《成安县志》记载有误。
恒阳书院山长吴斑。清光绪八年（1882）纂修的《归安县志》有传：吴斑，字文南，浙江归安（今浙江湖州市）人。其父吴增嘉为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科进士，任直隶祁州知州（今河北安国市）。吴斑于道光十九年（1839）中己亥科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丁未科进士，与李鸿章、沈葆桢等同年[22]。立碑之时，吴斑尚未中进士，中举时间与县志所载相同，时为恒阳书院山长。
4.宦游他乡的正定人。
前任汾阳县知县、壬午进士王世耀。清光绪《正定县志》载其为壬午（道光二年，1822）进士，定柱子，汾阳知县[23]。王世耀的父亲王定柱，《正定县志·名臣》有传：王定柱，号椒园，生而天资聪慧，端正肃毅，有孝友之心，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五十五年（1790）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10]375。定柱精通经史，穷理尽性，阅历丰富，考据详赡，著作颇丰，有《鸿泥日录》《大学臆古》《中庸臆测》《老子道德经注解》《滇蜀纪程》《滇语备忘录》等，另编修《黑盐井志》二十七卷。
敬惜字纸的方式有很多，总结起来大致有两种：一是集中焚烧，二是合理利用。
此碑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撰碑人为正定府学训导左犹龙。他看到时人不知敬惜字纸，“弃之泥涂藩溷间”，遂与“司马陶花洲先生，新旧邑侯唐莼芗、张旦初两先生”相商，成立“惜字社”，经恒阳书院山长张鹤樵启告募捐，并“发商生息，取子钱，觅人收拾焚化，其灰投之清流”。按碑文，惜字社具体事务由崇因寺僧人空相承担。
［4］沈律.翁方纲年谱［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史哲研究所，2002.
另有盐店、当行等跟文化毫不相干的商业经营者和大量普通民众，也为这一文化盛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为保证惜字社工作的顺利进行，由县“僧会司戒法”和“崇因寺僧人空相董其事”，并使之成为制度，“又恐历久而渝也，立案存县，领状存学，以防其后”。惜字社的工作具体而细致，对于引发人们对文字及纸张的敬畏，乃至净化社会环境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枣强县训导、丙子解元王定甡。清光绪《正定县志》有传：字易亭，号鹿坪，自幼勤奋好学，中嘉庆丙子（二十一年，1816）解元，乙未（道光十五年，1835）大挑一等，分发江苏制军，颇受器重。后改就教职，补枣强县训导，课士有方，文风丕振。引疾归，卒于家[24]。
碑文称“发商生息，取子钱，觅人收拾焚化，其灰投之清流”，这是敬惜字纸的第一种方式——集中焚烧。韩晓燕也曾介绍惜字社用捐款所得雇人沿街拾取，把用过的废旧字纸或残书恭敬地收集起来，然后集中焚化[25]，纸灰亦不得随意丢弃，而是“投之清流”。
一般而言，既然有集中焚烧字纸这样的举措，应该也有相应的焚烧地点，如专门为焚化字纸而建的惜字塔、惜字炉、惜字宫、敬字塔等建筑，但笔者查阅了乾隆年间的《正定府志》、光绪年间的《正定县志》，均无所得。碑文记“董其事”者为“崇因寺僧人空相”，或许收集来的字纸即于崇因寺内的焚香炉中焚烧。
教师若单纯依靠小学语文教材开展童话教学，把学生的童话学习定格在书本世界里，而忽视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会束缚学生阅读思维能力的提高，使小学语文童话教育失去实践和应用的价值，不利于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为此，教师应当将课上课下两个课堂结合起来，注重课外教学对学生知识巩固的重要作用，通过组织演讲比赛、故事表演等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逐渐提高自身的童话理解能力和语文综合素养。
敬惜字纸的另一种方式是合理利用，公文纸本古籍是古人合理利用字纸的典型代表。公文纸本古籍包括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两种，指古人利用废弃官府公文档册和私人文书背面刷印的古籍，有“公牍纸”“文牍纸”“官册纸”“册子纸”“册籍纸”等不同称谓，据相关文献记载，直到宋代还有用废弃的公文纸印书的情况[26]。
碑文称：“或曰：子之为此，其有近名之心乎？予应之曰：作善降祥，理有固然，诸君子慨助廉泉，共成盛举，其食报当自有在，予则何心？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惜字社所倡导的敬惜字纸，最终的目的是“庶古人心血不致秽弃”，除此之外，还有更为直接的目的，即获得善报的现实愿望[27]。如成书于明清之际的《劝敬字纸文》记有泸州杨百行坐经文而举家害癞，昌郡鲜于坤残《孟子》而全家灭亡[28]，敬惜字纸则会顺利考取功名，从此青云直上。能获得现世善报，这应是世人源源不断地投入敬惜字纸行列最直接的动力。
2) 进入故障诊断后，分别计算在线数据故障段的各变量与故障抗体库中的抗体的差异度，当每个变量测试数据的差异度均小于设定阈值，则认为故障与该抗体一致。如果与故障抗体库内所有抗体的差异度均不满足以上条件，即判断为有新故障。
惜字社碑现存放于隆兴寺碑廊。该碑廊建于2004年，其内碑刻多从正定县域各处征集而来，由于资料缺失，惜字社碑从何处征集已不得而知。碑文称“事既成，刻石记之，立于寺，待后之乐善者踵其事而扩充焉”，而惜字社“俾崇因寺僧人空相董其事”，推测此碑原立于正定府八大寺院之一的崇因寺内。
［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3：55.
自2013年中国宣布“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尽管美国不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美国政府、战略界及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兴趣和关注与日俱增。鉴于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及舆论影响力，美国的态度、立场及政策，无疑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因而，详细考察美国政府、战略界乃至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态度乃至政策举措，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2］罗宗涛.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务考［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121.
［3］张舜民.画墁集：卷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54.
牛先锋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14］一文中通过阶段划分的方法将1956年至2002年进行了五个阶段划分，并通过从每一阶段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升中得出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性质上既不是封建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剔除封建主义残余、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改革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过程，是在中国对社会主义的不断巩固和完善。
5.商业经营者和普通民众
［5］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48.
［6］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73.
［7］王德乾.望都县志：卷六［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民国二十三年版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07.
［8］熊祖诒.滁州志：卷六［M］//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23.
［9］贾孝彰.正定县志：卷三十三［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清光绪元年刻本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46.
［10］贾孝彰.正定县志：卷三十五［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清光绪元年刻本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1］贾孝彰.正定县志：卷三十六［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清光绪元年刻本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46.
［12］龙云，等.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七［M］.民国三十七年版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13］吴洪成.清代保定书院初探［J］.教育实践与研究，2015（9）.
儒家传统的道德责任思想与传统的整体社会生态相互证成，共同发展，构筑了传统中国社会儒者士人的精神内核。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中国社会已然从宗法等级的臣民社会进入了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从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进入开放流动的市场社会，从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进入以科技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决定了传统的道德责任系统的破碎与解构，一方面人们不再信仰和承诺修齐治平是每个人天然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责任要求已经超越了传统责任所涵盖的范围和秉持的信念。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4］贾桢，等.清道光实录：二百六十一卷［M］.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贾桢，等.清道光实录：二百九十一卷［M］.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贾桢，等.清道光实录：三百一十卷［M］.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贾桢，等.清咸丰实录：九十卷［M］.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贾桢，等.清咸丰实录：一百零九卷［M］.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赵尔巽，等.清史稿：志二十九：地理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0］张应麟，张永和.成安县志：卷十一［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民国二十年版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44.
［21］贾孝彰.正定县志：卷十一［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清光绪元年刻本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81.
［22］丁宝书.归安县志：卷三十二［M］//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志.清光绪八年刻本影印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314.
［23］贾孝彰.正定县志：二十八卷［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清光绪元年刻本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321.
［24］贾孝彰.正定县志：三十九卷［M］//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清光绪元年刻本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05.
［25］韩晓燕.清末民初“敬惜字纸”传统变迁考论［J］.齐鲁学刊，2018（4）.
［26］白化文.中国纸文化中特有的“敬惜字纸”之现象［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3）.
［27］万晴川.“敬惜字纸”的民俗信仰［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21（3）.
［28］廖静宽.文昌帝君劝敬字纸文［M］//正统道藏：清河内传：第3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290.
〔责任编辑：成彩虹〕
标签：河北正定论文; 惜字社碑论文; 敬惜字纸信仰论文; 清代论文;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