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思想因缘的解构——《神圣家族》的文本学解读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缘论文,神圣论文,家族论文,思想论文,文本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神圣家族》的全名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Der heilige Familie,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它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作品，是他们对由青年黑格尔派主办的德文月刊《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上所反映出的思想倾向和理论观点的一部回应性、论战性的著作。这本书除了对论敌的观点和思想进行分析与批判外，也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此前思想的清理和反思，与此同时更阐发了很多新的重要的观点，标志着他们向表征其“新哲学”体系的唯物史观又迈进了一步。如果我们能对这一文本进行比较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将有助于厘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思想状况，进而理解他们前后期著作与思想在逻辑上的内在连贯性与创新点。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复杂关系再辨析
尽管《神圣家族》是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分析和批判，然而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如果从马克思开始撰写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39年)算起，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从深受其影响到融入其间，从发生歧见到反叛出来，直至与其进行彻底的思想剥离，这中间不过六、七年光景。是什么促成了他们思想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想转变的曲折进程又是怎样的？可以说，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著涉及到了这些问题，但都没有说得很明白。因此这里首先还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再辨析。
概括地来看，作为从博大精深而又体系庞杂的黑格尔哲学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派别，青年黑格尔派(Young Hegelians)成员的思想大多数都有或曾有过如下的特点。第一，从“激进”的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原则，甚至还由此批评黑格尔未能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以致使辩证法的革命性未能得以完整体现。第二，有向“纯粹主体论”回归的倾向，即习惯于用自我意识来解释历史的发展，把历史归结为观念史、思想史。第三，其宗教思想抛弃了基督教的正统观点，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辨神学而又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把哲学和宗教同等地视为绝对精神的一种形式，所以都具有无神论或泛神论倾向。
当然，仔细区分起来，与亲身聆听过黑格尔教诲的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等人相比，马克思、恩格斯应当说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晚生代”。这些先贤对他们早期的思想都产生过各不相同的具体的影响。诸如，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对基督教教义的全新解读、布鲁诺·鲍威尔一系列著作中所体现出的“自我批判的批判主义精神”(spirit of self-criticising criticism)、作为出版家的卢格身上所充溢着的“进步人类精神”(progressive human spirit)等对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来说，都具有启蒙的价值和意义；更不用说费尔巴哈的重要著述《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和《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等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悉心研读，直接启迪了其致思方向的转换；而被麦克莱伦称作“可能最有资格说是他把共产主义思想带进德国”[1] (P36)的莫泽斯·赫斯所撰写的《人类的神圣历史》、《欧洲三头政治》以及发表在《莱茵报》和论文集《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上的几篇论文更构成恩格斯共产主义思想的来源，直接促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甚至长期以来被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面而受到全盘否定的巴枯宁，其实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黑格尔分子”，在其理论工作中他不断地寻求着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辩证法与生活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他对辩证法的论述中注入了很多谴责妥协主义的激情，这也给1844年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着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博士论文”是青年马克思登上德国思想论坛的亮相之作，其中所彰显的自由意向和“自我意识”观念，表达的对精神力量的珍视，以及对“哲学世界化”与“世界哲学化”的期许，显现出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一分子的战斗风貌，从而使他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布鲁诺·鲍威尔一再与人谈起他与马克思在一起度过的“最愉快美好的”的日子；科本则称马克思是“一座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或者按照柏林的说法，思想的牛首”；荣克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革命者、是他所知道的最聪慧的思想家之一；赫斯甚至认为，“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末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2] (P187、289-290)
然而，马克思的思想没有沿着“主体性”、“思辨性”的方向走至极端，他既高举批判宗教的大旗，诉诸自由和自我意识；同时又坚持“定在中的自由”和“社会关系对人的制约和限制”的现实观点，特别是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没有实现在大学执教的愿望，社会实际状况迫使他把兴趣逐渐转到现实生活方面，不再从事抽象的哲学理论的研究，而是关注起现实问题，甚至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在出版物上撰写一系列评论文章，参与《莱茵报》的创办、出版和编辑工作。这一时期马克思遭逢到的一些实际问题，诸如关于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问题、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状况等，使他认识到，物质利益是如何左右人民的实际生活的，而抽象地阐发的“自由”又是多么虚幻！这些使得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观念产生了怀疑。
1842年夏季，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部分人在柏林成立“自由人”小组，马克思同他们首度发生了分歧。10月马克思编辑《莱茵报》时，当时参加报纸工作的还有一些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马克思与他们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11月30日，他在给卢格的信中，直接批评了“自由人”小组所撰写的空泛而浮夸的文章，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3] (P436)在这之后的两年当中，马克思、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歧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于是他们便由口头警示和书信泄愤发展到文字论战。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就是对布鲁诺·鲍威尔的两篇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② 进行批驳，这是他们同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开始。
1843年由布鲁诺·鲍威尔主编、集中反映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和观点的德文月刊《文学总汇报》在沙洛顿堡发行，更使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必须通过批判彻底剥离他们正在形成的“新哲学”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之间的关系。10月初，马克思迁居巴黎不久，就收到荣克寄送的几期《文学总汇报》，这提供了写作一篇详尽地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述的契机。当时恩格斯在去英国途中路过巴黎，在那里逗留了十天。利用这个机会他们拟定了全书的大纲，分好了章节，并合写了《序言》，最初的书名叫《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恩格斯在离开巴黎之前写完了他所分担的几个章节，马克思则撰写了全书的大部分篇章。后来在定稿时，马克思在原书名的前面加上了《神圣家族》几个字。《神圣家族》本来是14世纪到17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幅名画的题目，画中的人物有耶稣、玛利亚、约瑟、约翰、亚拿及其他天使和神甫。马克思特别以此来讽喻鲍威尔及其同道。
《神圣家族》再加上后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因缘到此终结了。
二、《神圣家族》文本结构分析
从文本的结构看，《神圣家族》是针对《文学总汇报》上刊登的一些文章的论点而展开论述的，因此各个章节之间逻辑联系显得比较松散，可以说几乎每一章节都包含了很多思想，但各章阐发的思想交叠重合，而且篇幅很不均衡。这样复杂的因素，使我们不得不将作者所选择的批判对象、作者对批判对象的理解、作者执笔部分的内容及其所欲表达的思想，既要作出认真地甄别与区分，又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一)恩格斯的实证(经济)分析与现象批判
文本的前三章、第四章的第一、二部分、第六章第二部分a小节和第七章第二部分的b小节是由恩格斯执笔完成的，这些部分的篇幅都很短。我们知道，到此时为止恩格斯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其从商的经历密切相关，他所执笔的这些部分的思想阐释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即就事论事地将具体事件或话题归结到现实经济状况甚至是经济政策，以驳斥青年黑格尔派的致思路向。比如，在第一章中，恩格斯指责卡·赖哈特在批评奥古斯特·文尼格尔著作时对工人状况阐述得不够详尽和精确，认为他不但自己的观点叙述贫乏无力，而且还用自己批判的观点来曲解和误导了读者对工人贫困状况的理解。在第二章中，恩格斯驳斥了茹尔·法赫尔关于10小时工作日和废除谷物类关税等制度不会有助于改变工人的生活和命运的看法，认为10小时工作日制度有利于对外竞争，进而可扩大英国的工业和贸易，而废除谷物关税则会促进英国市场的扩大，这都是进步的措施。第三章谈论的是瑙威尔克被柏林大学解职一事，这本来是一个可以通过追寻解职原因进而透视当时个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被社会容纳和接受的程度的个案，但恩格斯只是提了11个问题而没有做具体分析就结束了评论。在第四章第1节中，恩格斯把工人的创造性与“批判的批判”之无所作为相比较，指出“批判的批判”之实质只不过是以概念的公式来规整现实和歪曲工人的创造性劳动；第2节仅有寥寥数句。在第六章第二部分的a小节，恩格斯通过对费尔巴哈与布鲁诺哲学思想的比较，驳斥了后者对黑格尔哲学的模仿和对费尔巴哈的攻击，但理论分析也比较少。在第七章第二部分的b小节，恩格斯对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说明，批驳了“批判的批判”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已经是穷途末路”的观点，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二)马克思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与本质性透视
马克思执笔的部分成了《神圣家族》的主体。在写作此书之前，马克思已经在克罗茨纳赫研读过大量历史、哲学和政治学的文献，来巴黎后又系统地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此在写作这一文本时他有效地利用了后来被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等材料和成果，这样《神圣家族》的内容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历史和哲学等很多方面，使文本的篇幅比原先设想的扩大了很多，而且马克思对具体事件的分析均能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进行本质性的透视和批判。
第四章主要是针对埃德加尔·鲍威尔对蒲鲁东《什么是财产？》一书的评论进行的反批评。蒲鲁东此书原是法文，埃德加尔·鲍威尔通过被马克思称为“赋予特征的翻译”和“批判性的评注”两种手段来曲解蒲鲁东对财产关系所做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这种述评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使其失去了原本内容丰富的社会性质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真正解释诸如财产关系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第五章和第八章评述的是施里加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批判，其中蕴含着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对自我意识的“思辨哲学”、国家与法的理论以及抽象“道德观念”、抽象宗教学说等所进行的深刻的分析。第六章是内容最丰富、最集中的一章，谈论到的重要问题有：能否从精神出发来理解历史现实和群众运动、宗教解放的最终根源在哪里、法国革命的特征及其哲学基础何在，等等。第七章专门论述群众问题，布鲁诺·鲍威尔对群众的作用作了种种诋毁，而马克思则通过分析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最后，马克思用文学性的拟喻写了很短的第九章《批判的末日的审判》，并且用一句话“我们以后知道，灭亡的不是世界，而是批判的‘文学报’”[4] (P268)来结束全书。
三、《神圣家族》重要思想梳理
在上述论题的叙述中，《神圣家族》所蕴涵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很难在一篇论文中进行全面概括，本文只从其中抽象出一些重要思想来加以讨论。“抽象”的原则是：其一，这些思想在这一文本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们或者是文本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或者是作者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对立的焦点，或者是作者重点强调并且在文中都用一定的篇幅从正面进行了论述的观点；其二，这些思想与作者在此前、此后的著作中所论述的观点具有逻辑上的顺承关系，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把握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轨迹。
(一)“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
前文说过，《莱茵报》时期的经历对马克思的思想变化有很大的影响，他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并不能切实地指导改造当时社会的活动，这样要脱离青年黑格尔派并与之划清界限，就必须清算自己思想中的思辨哲学成分。《神圣家族》从认识论的角度颠覆了“思辨哲学”，进而从本体论意义上说明整个世界、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
青年黑格尔派认为，现实社会中的现象是“自我意识”的体现和运用，是思辨哲学自身演进的体现。因此，要分析揭示思辨哲学对现实社会生活所做的这种解释，就必须揭示思辨哲学自身的秘密，也就是在认识论上寻求对一般和特殊/个别的关系的正确解释。马克思以具体的水果(比如苹果、梨、草莓和扁桃等)和一般的果实之间的关系为例对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做了剖析。思辨哲学认为，在这一对关系中，一般决定着个别，也就是说，现实存在的苹果、梨、草莓和扁桃等具体果实与“果实”这个一般概念的真实关系，实质上是“果实”这一一般概念决定着苹果、梨、草莓和扁桃等具体水果。我们在现实中意识到的实际的苹果、梨、草莓和扁桃之间的具体差别只是一种暂时的非本质的定在。定在是一种有限，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定在具有的“共同的东西”，它们是果实这个一般概念的外化，也就是说，“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4] (P72)人们对苹果、梨、草莓和扁桃等具体的果实所形成的感性直观是容易流逝的，而感观的直接认知并不可靠，它可能会随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表述，因而是虚幻的；果实这个一般概念才是确实存在的，因为任何人不管在任何状况下都可以通过理性来把握这一“实体”，并且我们把握的“实体”总是如此，它不会因为其他因素的改变而流逝。马克思认为，思辨哲学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恩辨哲学对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不了解所致。事实上，人们首先认识的是千差万别事物的具体特征，然后根据这些特征归纳出某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从个别上升为一般，这就是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但是认识过程还有第二个阶段，那就是根据经验所得到的抽象认识来区别认知具体的东西，用理性认识来导引感性认识。所以认识过程应该是：个别事物的具体特征——某类事物的一般特征——个别事物的具体特征；其方法应该先归纳(自下而上)后演绎(自上而下)。思辨哲学的解释忽视了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所以才把“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作为决定事物是其所是的根本性特征。
认识论角度的这一理解发展为社会历史观，青年黑格尔派就从抽象的理想社会来统摄现实社会，用一种美妙的社会理想来理解现实，历史的前进被视为“自我意识”或“绝对精神”自我演进的过程，认为理想的社会就是它们自身的实现，而实现社会演进的也就是那些能够代表和体现“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的英雄人物。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和历史发展应该从尘世出发，用物质的利益来解释一切，革命的主力也是体现了物质利益的群众。马克思对思辨哲学实质的揭示，说明其思想又向唯物史观迈进了一步，开始为唯物史观奠定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异化问题的探究
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阐述最集中的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而《手稿》和《神圣家族》的写作时间是衔接着的，甚至它还曾被认为是《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二者的关系极为密切，承续之中开始显现出差别。
“异化”(entfremdung)来自fremd一词，本意为“异己的”，即“指某物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与某种曾属于它的他物相分离，以至于这个他物成为自足的并与本来拥有它的某物相对立的一种状态。”[5] (P35)在《手稿》中，马克思借助这个概念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地位，并且创造性地阐释了异化的最新形态——“劳动异化”的含义(异化了的、外化了的劳动)及其后果(劳动者的自我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无疑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对马克思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从“劳动”的角度对此所做的分析却是前人很少涉及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在不断地扩展着这一概念的内涵，突出体现在他对埃德加尔·鲍威尔关于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所进行的解读的评论中。
埃德加尔·鲍威尔自然是用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对蒲鲁东的著述进行解读的。他认为蒲鲁东此书是其本人自我意识的体现，而他则把贫穷和富有看成是一个整体——绝对观念的体现，并企图把所有现实的问题置于“自我意识”这样抽象的概念运动中来解释，把蒲鲁东反映现实关系和现实利益的学说统摄到他本人的绝对观念中，即试图通过思辨来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从自己的视角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贫富对立不能仅仅归结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贫富之间的这一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4] (P43)“整体”的对立两方面的本性就是其现实性，“整体”的存在首先是贫与富这些现实的对立的存在，二者之间的对立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这个世界也是现实的世界。“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4] (P43)所以马克思开始用人同人的异化来对私有制及其包含的两个对立面——无产阶级和富有者、贫和富进行分析。
我们看到，《手稿》仍在抽象的概念体系中分析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关系，那时的异化劳动也就更多具有抽象的性质。但在《神圣家族》中，异化劳动已经具有了很多的现实的内容。比如，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恶劣等现实问题开始到现存关系——雇佣劳动中去加以解释，并且还认为无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4] (P45)这样，现实的雇佣劳动就成了无产阶级贫困和他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基础，《神圣家族》成了马克思异化思想走向成熟的必不可少的衔接。
(三)唯物主义史的梳理
《神圣家族》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性工作，就是对唯物主义史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进行了详细的甄别与梳理；它的意义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这时已经意识到，他们将要建构的“新哲学”体系，虽然可以归属唯物主义谱系，但是它是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是一种“新唯物主义”。很显然要完成对旧哲学、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就要对其理论背景及来源进行勾勒。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主要分析《神圣家族》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指出：“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4] (P159)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渊源有两个：一是笛卡儿的物理学；另外一个就是英国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传统。这就导致了法国唯物主义在以后也必定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笛卡儿的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4] (P166)笛卡儿唯物主义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笛卡儿的学生，如了路勒卢阿、拉美特利和卡巴尼斯等。他们对唯物主义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用科学来解释一些现象，用实验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科学发展程度不高，他们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认识并不完全正确。唯物主义的另外一派发轫于英国唯物主义。在这一派中，我们也能看到因为理性的高扬和近代科学的发展对他们哲学思想的影响。培根强调了人类理性的作用，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他在方法上强调了科学实证的方法，在认识论上强调了感觉经验对认识事物的作用。“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4] (P163-164)他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可以归结为几何学，用几何学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具体说来就是，从物理学定律出发，按照综合或几何的方式处置后，推演出情感，然后以此为个体行为的根源，进而推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准则。洛克则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而自由则是基于对财产权的保护和对幸福的追逐。人最终的目标是人的自由，这是一切人发展的目的，也是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四)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证
对“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异化问题的探究和唯物主义史的梳理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批判和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其目的则在于阐明唯物主义的特点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法国唯物主义的社会因素必然要导向社会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这样就对社会主义作出了一种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的论证，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与阶段。
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联系做了如下归纳：“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4] (P166)这些思想直接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我们可以从其中的代表人物思想出发来寻找其唯物主义的基础。比如，“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4] (P167)“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4] (P167)德萨米、盖伊等人认为，合乎人性的社会生活原则是幸福、自由、平等、博爱、统一和共有，共产主义将实行全民所有制、全民劳动和全民教育，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按需享用衣食住等一切生活资料；巴贝夫主义者的社会建立也是以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为基础的。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些特点，虽然仍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那样的高度，但毕竟为以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使人们认识到，人的情感、欲望及其满足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并指出了这些因素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
四、《神圣家族》的流传、影响及其意义
旨在剖析“布·鲍威尔及其伙伴”、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神圣家族》于1845年2月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麦克莱伦说“出版之时几乎没有人阅读它”，[1] (P36)这是不切实际的指认，但它确实没有马上引出被批判者的回应和辩驳，当时发表的几篇书评都是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评论争论双方的。计有：4月8日《哥本哈根邮报》对这一著作的介绍；5月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奥·吕宁创办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
lische Dampfboot)月刊上匿名发表的评论；③ 6月25-28日《维干德季刊》(Wigand' s Vierteljahrsschift)第2卷上发表的古·尤利乌斯所写的《看得见的教派与看不见的教派之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等。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评论都不以为然。
《维干德季刊》是当时很引人注目的一份哲学杂志，由出版商奥·维干德于1844年在莱比锡创办。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对手到该刊第3卷才联袂出场，这就是10月16-18日出版的这一卷④ 上发表的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家们》以及《布·鲍威尔或当代神学的人道主义的发展。批判和特点描述》等重要文章。可以说这是青年黑格尔派分子的一次大聚会或集中亮相。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形象地把《维干德季刊》第3卷比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从而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和自己过去思想的彻底清算。⑤
在以后漫长的理论创作生涯中，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很偶然地提及《神圣家族》，比如1867年4月马克思在曼彻斯特库格曼家作客的时候，看到作为医生的这位朋友竟然收集了自己几乎所有作品，其中就有《神圣家族》，于是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在这里我又看到了《神圣家族》。……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6] (P293)恩格斯也只是在1886年回顾当年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时谈到：“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7] (P222)这些情况说明，他们把《神圣家族》看作是一部过渡性质的作品。比较而言，列宁对它的重视程度更高，1895年他曾专门对该书作了摘要，对书中的很多重要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在这里，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是显著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8] (P6)考虑到列宁没有看到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文本，作出如许评价是不奇怪的。
在10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神圣家族》每每被人们所忽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版过，零星出现的只是介绍、节录或摘译，全译和单行本的出版已是很晚的事情，权威性的马克思传记也没有给予它“同情性理解”。麦克莱伦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神圣家族》“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1] (P36)梅林的评价稍高一点，他指认这本书“不断涌出生命之流的许多清新的泉源”，但对它的写法却大肆诋毁，特别是将第五章和第八章视为“荒芜的不毛之地”。[9] (P135)
如今，我们可以不那么功利地看待《神圣家族》这样的作品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估价这一文本的价值呢？我认为，不能只是抽象地撷取出其中的某些思想，并且将这些思想与当代现实、当代流行的哲学观念简单对照，不能单就这些思想是否能够解释甚至解决现实问题、是否与当代哲学观念对接或匹配来评判其价值；这种做法对于这部160多年前针对特定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事件而撰写的作品来说，是不公平的。比较理性的做法应该是把它置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长河中，看其在中间起过什么不可或缺的作用，抽掉这个文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线索和序列能否接续起来；如果非要寻求它的当代影响，那么也应当通过后来马克思较为成熟、稳定的思想以及在马克思之后有被赋予不同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这样诸多中介环节来间接加以考察。这样一种解读规则和评价视角的转换，将使《神圣家族》的思想史意义和价值客观地凸现出来。这里试做如下的概括。
第一，从思想承续的关系看，《神圣家族》是马克思了断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之间复杂的思想关系的重要环节。这两种异质思想的剥离尽管是在几年内完成的，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蜕变过程。之前的《论犹太人问题》只是单就宗教问题展开的论战，只有到《神圣家族》才真正开启这一思想因缘的全面性解构。当然，在这一文本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各个成员之间的思想剖析，出现了程度上的甚至是实质上的差异。比如对布鲁诺·鲍威尔与费尔巴哈作了判然有别的评论，说明这时的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全面地超越青年黑格尔派，他的思想发展仍处于“在路上”的阶段；同时《神圣家族》所涉及到的众多议题以及隐含着的矛盾也预示着马克思随后必然要写出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更为明确地表达自己观点的著述，从而彻底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关系。
第二，从思想建构的角度讲，《神圣家族》不能单纯被视为只是一部论战性的作品，而应当同时被看作是马克思建构其“新哲学”架构的开始。在《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预告，在这部“对‘文学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考察”，“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的著作中，他们将在各自分头执笔的部分“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4] (P7、8)特别是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些章节，正面阐述更多也更集中，而且这种阐述不是个别零星观点的表达，而是一种有别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上的转换，以及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而展开的将各种观点统摄起来的体系化考虑，这就是他们后来完善并且建构起来的“新哲学”体系。这一点麦克莱伦一定程度上也是认同的，他虽然认为《神圣家族》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又说：“它的其中几个主题成为首次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1] (P36)可以说，这是一个体系化建构的开始。
第三，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长远影响看，《神圣家族》涉及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具有永恒的探究价值。诸如本文所概括的对“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异化问题的探究、唯物主义史的梳理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证等，是马克思一生理论创作的主题。在以后漫长的思想创造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具体内涵的理解和阐释可能有反思、变化甚至修正；但这些主题首次被提出或揭示出来了，这是《神圣家族》不朽的贡献，昭示了它所达到的思想史高度。
注释：
①“文本学解读”这一提法在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被有些论者搞得过于神秘了，其实就其意旨、规则来说，只是对过去文本研究方式的一种反拨和矫正。鉴于以往在具体研究中，动辄根据从现实状况生发、概括出的观点，从既有的政治立场出发，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寻找论据和支持，每每造成了对文本完整性的肢解，进而使历史文本沦为论证现实观点的一种工具，我曾提出要“以马克思思想和文本为本位”来展开研究的思路。尽管受到过一些学友的质疑，但我至今仍认为，对于像马克思这样的历史人物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一定要将其文本以及相关文献作为抽象与概括其思想最重要的依据，将其文本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解读和探究；而这种解读应包括对每一文本的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定稿内容、重要思想、历史影响、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
②指布鲁诺·鲍威尔发表在《德意志年鉴》上的《犹太人问题》(1842年11月17日-19日)和收入《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文集中的《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1843年)。
③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谈到这篇评论时说：“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浮皮潦草地给他评论的书作了一个可笑的、直接同这本书相矛盾的概括”，对书中一些论断的叙述是“完全歪曲的、荒唐可笑的、纯粹臆想的”，甚至捏造了“连影子都没有的”的细节进行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5、366页)
④过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的编者按照一般的常识推断，第3卷应该出版于1845年的第3季度，所以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起始时间确定为1845年9月。(参看Сочинени я К.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о второму иэданию.Государствнное иэ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 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5)后来有的学者查阅到1845年10月21日的《德国书报业行市报》第92号，发现《维干德季刊》第3卷直到第4季度，即10月16-18日才在莱比锡出版。这个新发现的出版日期促使人们修正过去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两卷著作的整个形成过程的看法。
⑤另外，蒲鲁东也用《贫困的哲学》来回应了《神圣家族》对其思想的评论，这促成了马克思另一部名著——《哲学的贫困》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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