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怎么了！——关于特区争论的背景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区论文,意义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久前发生的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有着广阔的社会背景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影响也不限于深圳或其它经济特区。
一、发展背景转变后的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的发展始终受国内外背景的激励与约束，居首位的是国内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背景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变化，其影响可以同当年的改革开放相比。根据“内因为主”的原则，可以将这次变化的分界线划在1992年。
从1980年至1992年的13年间，经济特区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从体制上看，特区受到扩权让利、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背景的框定；在对外开放上国家实施有限开放、地区倾斜，严格控制市场产业的开放度和开放领域为经济特区独领风骚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在经济发展上，受消费需求的推动，带来消费品工业的高速增长推动，中国进入“轻型化”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在国际上，中国引进外资的特点，在空间位置上主要依托港、澳、台，承接他们小规模、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以上构成了经济特区发展第一阶段的背景。政策倾斜使特区的资金回报率大大高于其它地区，对国内外资金形成强大的吸引力。组建特区以来，全国各地到深圳市兴办的企业近8000家，近100亿元人民币的国内资本和77.1亿美元的外资流向深圳。资本和人才的大量汇集，使深圳经济迅速发展。处于艰难奋斗中的香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产业适逢其时，大量进入深圳，深圳引进的境外资金中80%来自香港。这就是深圳何以比珠海、汕头、厦门等特区发展快的关键因素，也是深圳至今一再强调的“区位优势”。
中共十三大及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社会发展和开放改革进入一个新时期。经济特区发展背景与上一阶段相比，可以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经济特区面临重大挑战。这些变化主要有：
1、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的展开，使原有经济特区进行的“指导性计划下的市场调节”的实验的重要性骤然下降，已经取得的体制创新的成绩，在新的体制目标沔也显得软弱无助，缺乏代表性。在全国共建市场经济取代了经济特区试建“新体制”的形势下，在逻辑上其他地区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做到后来居上。体制变换使特区失去“特”的客观环境。
2、全国开放格局的形成使目前形式的经济特区面临严峻挑战。首先，实施特殊政策与措施的“时间差”正在缩小，特区先行一步造成的优势和功效将减少或丧失。其特殊政策与措施的“特殊”程度正在降低。随着改革的普遍化，开放的全方位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与措施的内容正趋向一致，有些地区还实施更灵活、更开放和力度更大的政策。特区措施内容上的“特”已经淡化。其三，特区实施特殊政策与措施的相对环境优势正在失去，一些拥有优良改革环境的非特区更具开放优势，而特区的投资环境却在退化，投资回报率的相对水平也正下降。总之，全面开放表明，不再有改革开放的“死角”。过去使特区在改革开放时序上明显先行一步，在改革开放内容上彻底一些的客观基础条件也已经丧失。
3、我国积极争取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继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此，相关的国际性规则，其中大部分是联通世界市场的市场经济通行规则，必须得到遵循。中国政府也加快了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要求修订外贸、外经政策体系的工作，为入关作准备。过去实行地区倾斜政策，对经济特区实施的优惠政策，将被迫取消或减让。按照关贸总协定统一国内地区差别政策的规定，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将被迫取消或者减让。按照公平交易原则，国家对经济特区企业的扶持、对出口企业的优惠都将被禁止。尽管我国有人写文章一再“论证”，特区的优惠政策不违背“关贸”的国民待遇原则。但是，在中国“复关”的谈判桌上，经济特区已成为西方大国阻挠我国“复关”的一个借口。推论代替不了现实，“复关”使经济特区难以“特”下去。
4、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开始转变，由八十年代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推动型经济增长，进入以重化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阶段。这几年，即使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时，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项目所受的影响也不大。这几类产品在1992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持续高速增长，反映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中国工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九十年代的重工业化态势是以中国城市化发展为背景的，是城市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型。原来以轻型化结构为支撑形成的区域优势、区域分工、资本配置和流向，开始发生变化。过去与经济特区发生协作关系的一些地区、企业，已将目光和资源移向广东的以北省市，上百亿资金流出特区。外资也出现北上，甚至远走东南亚。香港《华尔街日报》（1995.11.6）在评论5年前兴建、每年生产价值2000万至2500万美元铜电缆、属于澳大利亚太平洋邓洛普有限公司的Olex电缆厂最近将设备由深圳搬到斯里兰卡和印尼时说，“这一举动反映出设在位于香港正北的深圳做生意的外国投资者，越来越不再迷恋该特区”。未来的岁月里，那些具有较好重化工工业基础的地区，在改革开放之中，将具有较大优势。近两三年，长江流域成为港、台资本和跨国公司钟情之地，就是这种背景作用的结果。1995年1至7月，广东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工业总产值增长22.2%，居江、浙之后，经济跌入近年来最低谷。也是新经济增长阶段中合乎规律的结果。
综合以上的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现存的“特区不特”的说法，或者退一步说，是昭示着目前许多人担心的一个可能出现的后果：特区将不再“特”。这不仅包括这样的涵义：很难再找得特别的改革措施给经济特区。也包括这样的内容：经济特区难以象前年那样在整个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和有力的促进作用。后者是人们担心的真意所在，因为它决定着经济特区的价值。
二、必须正视的现实
深圳，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十几年的时间里，深圳走过了其它城市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成为一座有近百万人口的现代大城市，难能可贵。深圳的地理位置使他充分享受第一阶段背景所提供的优惠。但是当上述背景发生转换之后，所引起的冲击而带来的变化，在深圳也反映得十分突出。这当然引起学术界、舆论界的关注与研究。例如《经济日报》开辟专栏“特区怎样‘特’下去”，从1995年7月2日至19日，连续发表11篇专论，“以全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深圳为‘麻雀’，深入解剖，并由此展开（报道）。”这两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充分肯定深圳15年来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一系列值得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举与“特”有关的5方面介绍如下。
1、人才倒流。经济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深圳成为经济特区以来，全国各地大量人才进入深圳。他们创造性的忘我劳动，是深圳迅速崛起的首要因素。这些人中，有许多人迅速成长为董事长、总经理和厂长，同时也有近3000人带着对事业的无比眷恋和妻子儿女的歉疚撒手人寰！他们中最大的年仅61岁，最小的仅32岁，平均年龄51.2岁。然而，“一江春水向东流，流到深圳是尽头”的局面已经发生变化，深圳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魅力，开始出现人才倒流回内地。深圳“一些企业出现几年前内地常有的那种‘人心思走’、‘人心涣散’的情态”。人才与企业大量外迁，其物品需要处理，于是特区的典当行业异军突起：当铺增多，生意火红；拍卖也日益兴旺，“跳蚤市场”的生意也看好。
2、资金退出。深圳建设资金中，内资来自全国各地；外资近8成来自香港。目前全国建设深圳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由于投资环境退化，资本营运成本不断上升，投资回报率相对下降，迫使内资北撤，外资退出。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1994年初。1994年1至5月，自深圳内移资金超过一百亿元。最突出的是3月7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电子联行汇出款项首次突破10亿元，汇出汇入轧差后，当日净汇出近8亿元。资金流入内地增多的同时，内地注入深圳的资金却在锐减。1994年2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内地资金注入额由65.5亿元减至57.5亿元。
3、企业外迁。近两年，深圳企业纷纷迁往内地，小企业迁走，大企业也迁走；内联企业迁走，外资企业也迁走，势头至今不减。深圳某办事处原有“三来一补”企业82家，目前只剩32家。坪山镇至1994年9月已有30多家外资企业迁往东莞。内迁的不仅是小厂，一家投资达1亿港元、拥有东南亚最先进彩印机的印刷公司，也在深圳邻近的东莞买了100亩土地着手内迁。康佳、京华电子、华强三洋等大型骨干企业都将生产部门迁往东莞、惠州。据称在这些地方办厂成本可较深圳降低两三成。企业外迁影响了深圳经济发展，1995年上半年工业增长速度直落谷底，工业总产值增长14.7%，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4、投资环境退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政府办事效率不高。这已成为历届人大代表意见最多、反映最强烈的话题；（2）城市服务收费高昂，居国内各大城市首位，令投资者望而生畏；（3）“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拉赞助）泛滥。不仅邮电、水电、卫生、公安、城管建设和交通等政府部门存在严重的乱收费，而且市政府也大搞“三乱”。目前以市政府名义对酒店收费的名目共有30项之多。至于以政府名义拉赞助的就更不计其数。深圳市对一些外资企业收费有18种，平均每雇用一个劳动力，企业收费负担在1000～3000元之间，仅此一项就超过内地一名工人的年工资。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在一次全市工业会议上说：“一个二三千人的企业每年要交各种收费400多万元，这简直是对企业的一种坑害。”企业生产成本因此加重，竞争力因此削弱；（4）官员贪污。深圳市有关部门最近对三资企业进行调查，外商普遍呼吁深圳改善投资环境。
5、“移民”问题。这是我国各大城市共同遇到的难题，但深圳的情况最特殊。1979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只有户籍人口23万人，绝大部分为农业人口。1994年，深圳有户籍人口94万人，非农业人口达70多万。也就是说，深圳市民中有3/4是改革开放以来，移居深圳的外来人员。据传媒报道，目前深圳常住人口已达400万，那么，常住人口中就有3/4没有深圳户籍。这两个3/4对深圳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极大，而后一个3/4的问题又特别尖锐。
——户籍。在300万外来人员中，除了个别幸运儿可以树为样板取得深圳户籍，绝大多数人只能返回原籍度过余生。也就是说，深圳的企业以每工时2.5元的价格购买了他们的青春，而对他们的将来不负任何责任”。青春献深圳，何处是归宿？“这也就决定了深圳人口的主体是流动性的短期行为”，急功近利使城市缺乏凝聚力。
——工资和安全。深圳企业的工资五六年不变，基本生活费用却节节高升。到深圳谋生，还不如在家乡打工经商。一些企业劳动、生活条件差、漠视工人安全。深圳的火灾可以说简直不成为新闻。几年来一直烧个没完，烧得人心几乎麻木。死伤者又几乎全是外来工。这些成为深圳招工难的主要原因。
——子女读书。深圳学校全是为有深圳户籍的人服务的。那些建筑豪华，收费高昂的学校，连有户口的人也难以支付。没有深圳户口的还要额外交一笔吓人的“教育附加费”。有几个外来工交得起？于是，为了孩子们的读书，在中国消失40多年的“私塾”，竟然在深圳又悄悄流行起来。据说由外来工们自发办的“私塾”已有30多所。天下父母，人同此心。然而，外来工的用心得不到特区政府体谅。1995年10月7日，推土机在深圳莲花山将一所名叫“上陆教学班”的“私塾”小学推平。123名系着红领巾的外来工子女只好含泪坐在荔枝树下上课。这已经是“上陆”诞生两年以来，校舍被第四次摧垮。消息传出，社会震惊，多家报纸登载和转载有关报道和照片。孔夫子2500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我们今天怎么能以种种理由限制孩子们读书呢？人们期待，深圳市政府平等地看待外来工，让他们享受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待遇，搞好本身的“希望工程”。
不平等待遇所形成的移民心态的负面影响日益显露，同时也影响到深圳的招工。不久前，深圳市“布吉劳动站”委托福建、湖南、辽宁的劳务输出机构代招的300多名劳务工，至今一个未到。深圳宝安、龙岗两区，估计缺8万左右的劳务工。
深圳的党纪政风，廉政和执法等也是人们关切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政体改革目标，到如今深圳政府机构同样“内地化”，使深圳失去生命力，失去优势，走向平庸。今年上半年，深圳共清理出市领导超标准用车15辆，市直属机关超标准用车包括奔驰、宝马、公爵王、凌志等七、八十辆。也就是说，深圳市领导的坐驾全部超标。难怪几年前在深圳举办廉政展览会，有识者就说选错了地点。我认为，与上述5个问题相比，这些问题解决的难度要容易一些，因为涉及面狭一些。人才、资金、企业从一个城市大量外迁，是诸多的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综合结果，也是城市未来出现问题的前兆。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青年人，他们的外迁无异于剥夺了深圳赖以发展的竞争优势。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深圳市政府似乎未有对策，深圳报刊上倒有文章论证这是“正常现象”，真难以理解。
三、科学地评估优势
客观地评估成绩，有利于克服不足。科学地认识优势，有利于继续创新。
对深圳取得的成绩并无太大分歧。若问这些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回答的分歧就大了。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看法本来是很正常的，心平气和地讨论，获得一致看法当然好；不能统一认识，本来也无伤大雅，求同存异就是了。但这次关于特区成绩评价之“异”可不一般。讨论结果会直接影响到特区今后的走向。特区是如何取得目前成绩的？于是成为这次争论的焦点。
对深圳取得的成绩夸大和低估都不足取。目前的要害是夸大了成绩，遮掩了问题。
深圳市的领导多次向传媒宣布，15年来国家向深圳只“投入”了1亿元（另一说法是1.5亿元）。而深圳的“产出”是500亿“纯收入”。事实如何，确有澄清之必要。最近，深圳市政府一位领导坦言：“仅失去免税政策，就使深圳去年（1994年）多支付62亿元。”税收本是中央的专项收入，本应归国库所有，现在留于深圳算不算国家投资？15年来，深圳一共少“支付”了多少个亿？1992年8月上旬，两天之内深圳出售“新股认购抽签表”一千万张，每张100元，收入1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获利十分惊人。如此容易聚敛巨额钱财，羡煞多少内陆城市的市长、书记。难怪自办特区以来，东南西北中都向国家提出要办特区。连太行山地区都说要办十来个特区。高估自己的成绩，就不会冷静思考。心气浮躁，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最近，深圳领导人一再说，根据深圳“劳动部门保守估计，每年单是打工者寄回内地的劳条收入就超过60亿，15年将近1000亿元。这1000亿元现金将在内地建设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打工者每寄走1元，就要留下3元、5元或更多。正是这3元、5元造就了今天的深圳。深圳的有关部门领导若认识及此，大约是不会派推土机荡平“上陆”教学班的。这十多年来，在经济特区也进行了一些先行一步的试验，即使是成功的试验，面对当前的现实又别有一番景象。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的展开，使原来在经济特区进行的“指导性计划下的市场调节”的实验的重要性骤然下降，已经取得的体制创新的成绩，在新的体制目标下也显得不足。例如，经济特区的企业均享有优惠的税收待遇。这种特惠待遇下进行的企业体制改革，缺乏广泛的示范作用，况且，即便有这些优惠待遇，经济特区国有企业亏损问题仍然突出。国有企业‘破产难’的问题在经济特区也未获根本性解决。在公平环境下产生的典型和经验才具有强烈的感召力、亲和力和示范效应。一些全国性的难题，深圳也同样存在。1995年1至4月，深圳工业企业亏损面继续扩大，在1645家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中，342家亏损，亏损面达20.8%，比上年同期扩大4.9个百分点，亏损额1.64亿元，比上年增亏6445万元。这种局面与内地并无两样。
客观地评价深圳的优势，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如何看待深圳的优势呢？深圳市领导提出，“深圳所具有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首先是区位优势，这是谁也取代不了的，而且这个优势发挥会越来越大。第二个优势是我们深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已经在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很多方面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第三个优势是我们深圳的国际性城市功能正在完善，深圳的空港、海港都是国际大港。”一个地区的优势是通过与邻近地区比较来体现的。特区的某些特点只有在推动内地改革开发和经济发展方面起促进作用，才有特别价值，才是真正优势。以此衡量，“第二个优势”对珠江三角洲各市并不产生显著的影响。由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特色鲜明，与深圳产业结构并不互补，对深圳经济的排斥大于依赖，竞争大于合作。因此，不是可倚仗的优势。“第三个优势”就更难令人信服。蛇口、盐田港的冷落，与对岸葵涌码头的繁忙形成强烈对比。广州白云机场天天超负荷，而深圳黄田机场却要免费提供住宿和早点招揽旅客。大型基础设施若达不到设计使用量，就是一个包袱。怎么能说是优势？至于“区位优势”最为重要，值得多研究。
“区位”大约是区域位置的缩写。区域位置在地理学上用两种方法描述：利用地理坐标去定位的绝对位置和用相对空间关系去描述的相对位置。例如，深圳的绝对位置是在N22°23′～22°43′，E113°17′～114°8′的广东沿海地区。而东临大鹏湾，西望珠江口，南隔深圳河，北靠梧桐山，与香港新界接壤，则是深圳的相对位置，这都是亘古不变的。毗邻香港确实是深圳能迅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果深入思考：1980年以前，深圳也毗邻香港，何以发展不起来？而今深圳与香港仍然是一河之隔，何以又遇到麻烦？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将“区位”改为“区域”。“区位优势”就应当是“区域优势”，才便于讨论。
何谓“区域”？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都有各自不同的回答。唯有经济学迄今尚未有明确统一的区域定义。目前比较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当推1922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俄罗斯经济区划问题委员会拟订的提纲中给区域下的定义：“所谓区域应该是国家的一个特殊的经济上尽可能完整的地区。这种地区由于自然特点、以往的文化积累和居民及其生产活动能力的结合而成为国民经济总锁链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区域具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方面的特征，区域优势也必须表现在这两方面。这两方面的特征是不断变化的，只是前者变化较缓慢，后者变化较快一些。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时，一定要充分尊重和研究区域特征，不然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深圳最繁华的罗湖区居然是全市地势最低的地区，有的地方海拔不到1米。雨稍大一点便成水乡泽国。1993年和1994年被洪水吞噬的财产，有据可查者就超过15亿元。因水浸迫使公司歇业、商店关门、工厂停工而造成的间接损失就更大了。当年在规划深圳市政建设时，如果重视地形、地貌、水文、气候、植被和资源等自然地理环境，采取适当措施（如填高罗湖区），今天是不用付出如此大代价的。由于人文地理环境变化得比较快，所以人们更重视区域的人口分布、行政区域、交通网络、通讯设施、生产方式、文化水准、风情习惯和政策制度等人文环境的变迁，以及所造成的影响。深圳领导强调的“区位优势”，主要指毗邻香港。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香港的区域环境。香港偏居一隅，远离内陆，自然地理条件不好，因此史籍上只有广州、佛山、惠州等历史名城，而不见香港。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香港仍发展缓慢。四十年代后期大陆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大量进入香港，为香港工业发展奠定基础。五十年代中，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中国实行“自力更生。”自那以后的二三十年间，香港成为大陆对外的唯一通道，香港的海港优势才得以发挥，成为大陆的转口贸易中心和亚洲航运中心，于是经济急速增长。开放改革以后，香港作为大陆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加强，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成长为世界级的国际大都市。以上只是从区域环境变化，说明香港的成长，绝对没有轻视香港人的主观努力和港英当局的管治成绩。人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客观环境。从长远看，随着沿海各城市的发展，香港也将逐渐失去其独特的地位。以航运为例，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航运中心，但香港的航运业收费太高。香港的装卸费用，比美国最繁忙的西海岸的一些港口高一倍到两倍。要用一个卡车把一个集装箱从华南运输100英里到香港，其费用比从美国或欧洲运到香港的费用还高。昂贵的费用中包含的超常利润，会促使沿海各地加快港口建设和人才培养。这些港口将发挥各自的区域优势，分享超常利润，从而削弱香港唯我独尊的地位。由此可见，如何面对未来，也是香港要认真考虑的课题。科学评估深圳的区域优势，是深圳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应当十分重视，盲目乐观不得。
四、今后如何“特”
如果主张特区今后可以“特”下去的一方，能够就特区今后如何“特”提出可行的具体措施，那么，特区不“特”就没有讨论的意义了。现在的问题恰好在主张“特”下去的一方，提不出切实可地行的方案。
最近，《经济日报》记者采访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记者问：“特区怎样才能继续‘特’下去？”胡平认为，“特区要继续‘特’下去，必须在‘功能’上好好做文章”。记者大约嫌回答过于抽象，于是再问：“您能讲更具体一些吗？”胡平回答，特区“特”在功能上是指“中国开放改革的‘试验场’、‘窗口’和‘排头兵’。”这是打比方，实际上没有回答记者关心的问题。记者只好再要求：“可否举例一说。”胡平列举了国民待遇问题、税收方面、离岸金融问题、服务贸易问题等，提出“在国际上都是通行的经济规则，可以在特区先试验。”上列各项有些是不能试验的，真要试起来，特区处境会更艰难。目前，我国对内资企业实行的是内资企业所得税，对涉外企业实行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既违背国民待遇原则，又不符合国际惯例。西方国家的涉外税收一般不采取单独立法形式，而是以有关条款特别列举。学术界早已提出，两税并轨势在必行，但哪个特区愿意“先行一步”呢？
我国的改革开放战略没有采用“休克疗法”，而是用渐进方式。试点是渐进式改革的重要方式。这包括区域试点和政策试点。区域试点是先在某些地区试验，然后再全面推开。特区在促进新体制的建立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但也要指出，实现新体制的时间差异，使先行一步的特区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从而拉大试验区与非试验区的差距。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不利于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建设。政策性试点的问题就更多了，何况并不是任何改革都要通过试点来普遍实现的。魏杰指出：“股份制试点就是这样。原始股上市是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哪家企业先试点，哪家企业就会因此而获得大量非主观努力性资金与收入。因此，试点所带来的优惠，会造成社会不公平。”“中国改革已进行了十五年，取得大量经验之后，政策性试点这种方式原则上不宜再搞，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形成较完善的方案，在这种方案得到各方面认可或求大同存小异之后，通过法治方式实施，使新体制的形成贯彻公平性原则，在社会公平中形成。”明确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倘若一方面表示：“没有再希望中央继续给优惠政策”，而“特”下去的具体措施实际上就是优惠政策或更苛刻的优惠政策，那么，“特”下去自然就不可能了。试以深圳的“三先”为样板进行分析。“三先”就是：
——我国将要实行的符合国情的国际惯例在深圳先试办；
——我国复关需要调整的政策，在深圳先试用；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改革措施，在深圳先试行。
“三先”实际上是很难实行的。上文提到的两税并轨，深圳愿意“先试办”？再看上文提到的港口问题。上“岸”方便，葵涌码头热闹繁忙。深圳的“国情”是船还未靠岸，就你上我上，左检右查，检查就是收钱，各种名目收费居然有576种。要按“国际惯例”，就得改革“中国国情”。在全国各港口仍然按“国情”办事时，深圳港口则按“惯例”行事，自然可以把其它港口的业务吸引过来，但这算不算向中央争取优惠政策？其它港口岂能坐视不理，他们很快也会按“惯例”办事，深圳又将失去“特”的优势。蛇口、盐田港离内陆远的短处将使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先试”不能治本。中国“复关”的前景并不明朗。明年，若克林顿能连任，中国在近期“复关”的可能性或许较大一些。如换一位共和党人做总统，中国“复关”大约是下世纪的事了。“复关”之前，我国没有义务和必要按关贸（或世贸）的要求行事，调整国内外经济政策。“先试用”没有现实基础。最后一“先”更成问题，在特定环境下试验成功的改革措施，没有普遍意义。何况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发展这么不平衡，各地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不可能是单一的，怎么能由几个特区来决定所有地区的发展模式与道路呢？上文已指出，在特区成功的经验，有些到内地并无实用价值，因为“水土异也”。
深圳还提出“一线放开，二线管严”，使深圳特区成为自由贸易区，境外货物由进入特区并在特区内自由流通，在经济运行机制和市场运作上与香港衔接融洽，互补互利，共同发展。这个设想提出多年，提出之初就引致香港社会关切：一线如何放开？正如《经济日报》记者评论那样，设想是大胆的，“但设想毕竟是设想，其时机如何把握？其利弊如何转化？其方案如何操作？这就不仅仅是摆在深圳人面前的课题了。”制定解决问题方案，需要的支持面越广，就越没有实用价值。
还有一条常被提及的建议。这一建议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如下：深圳应当“抓住高技术，使高技术普及化，用高技术改造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并以高技术为主导，全面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这就是经济特区的“二次产业升级”。这条建议可以说是放之四海皆准，哪个城市都是都适用，对深圳也不具备现实意义。深圳所面临的主客观条件，都无力实现这一建议。首先，深圳现有的工业档次低，以小型化、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为主。这种档次低的工业基本上是依赖不讲效率的外延投入增长发展的。据当地经济发展局的测算，各生产要素对深圳工业增长的贡献比重分别是劳动力占0.53，资金占0.31，技术占0.16，这说明深圳特区的发展尚处在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资金投入量的外延发展阶段，技术进步作用不大。据1992年的文献反映，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净产值只有30%，低于全国平均的35%的水平，其他特区可能更低。需要制定什么政策，创造什么环境，提供什么条件，才能促使现有企业乐意以高技术“改造传统”？其次，深圳也建立了一些较为先进的工业。但是，若中国“复关”，继而加入“世贸”，完全兑现按照国际经济活动的规则来规范对外开放的承诺，特区目前较有优势的工业，如感光材料、磁性记录材料、电子、精细化工、医药等，将因为难与国外同类产品抗衡，而受到较大冲击。再次，二次产业升级国际上也议论纷纷，重要性已众所周知，但认识与实践毕竟有异。深圳等特区的境外主要投资地区，如香港、台湾、澳门，均未做到这一点。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为产业基本特征的经济特区，如何实现这种升迁？依靠内地的高科技来实现升迁，目前有多少可行性；由于此种选择而发生的大规模、高风险的投资，主要由谁来承担；国内有无这样的投资者；发达工业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是否能来承担其大部分投资，或者，能否大规模利用国际上的间接融资方式，从而保证升级的顺畅完成。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没有。1993年5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公布了1993年至2000年间已确定的210个需要引进技术和设备的重大基本建设与技术改造项目。两年过去了，结果是半数“敲门”，少数“进入”。深圳早几年就提出“二次产业升级”，深圳如何解决升级的资金和人才？
总之，今后特区如何“特”，仍然是横亘在特区前进道路上的一道难题。
五、领导的决策是关键
深圳是小特区，广东就是大特区。广东“特”得没有那么深、那么广。因此，背景转换对广东的影响就没有深圳那么大、那么快。不过，近年来的影响已日益显著。1994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18%，不如浙（21.3%）、闽（21.2%）、皖（21%）、苏（18.5%）等省；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地方财政收入298.70亿元，大大低于1993年的341.56亿元。1995年上半年，广东GDP比去年同期增长13.7%，仍不如浙（18.3%）、闽（17%）、苏（15%）、皖（15%）；地方财政收入广东增长28.7%，在沪（44.6%）、湘（36.6%）闽（34.6%）、苏（32.6%）、皖（32.6%）、鲁（32.4%）、辽（29.4%）等省市之后，广东国民经济已跌入近年来的最低谷，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少见的。一马当先引来万马奔腾，当然是件好事。在新背景下，政策优势已不复存在，广东如何发展，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广东和特区已发展起来了，是有办法和能力克服困难的。何况总的环境对广东和特区是有利的。改革越深入，开放程度越高，能捕捉的机遇也越多，客观环境的硬约束也会相对减弱。如何把握机会呢？领导的决策是关键。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客观条件还不如广东，由于领导者决策正确，因地制宜，把握住发展机会，终于走到世界前列。客观条件优越的可以发展快一点，差别仅此而已。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值得重视。当然，要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容易，对广东和特区尤其不容易，障碍在思想和心理上。
从平淡走向辉煌容易，从辉煌进入平淡则为难。当惯了“窗口”、“试验场”、“排头兵”，听多了赞扬，产生先天的优越感，而今要面对现实，心平气和地听取不同意见，提出切切实实的发展目标，真不容易。试举三例以作证明：
——最近，深圳市领导提出：“到2000年，全市GDP达到1500亿元。”即使按现值计算，深圳1994年GDP是560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要在17.8%以上才能达标。高指标无助于踏实解决问题，倒会加重深圳人的失落感。
——新落成的珠海机场有全国最长的跑道、最大的候机室、最大的停车场。自1995年6月18日开航营运到8月7日，报纸宣称：“珠海机场越来越旺。”旺到什么程度呢？五十天里，旅客吞吐量只有3万余人次，平均每天只有旅客六百多人次！珠海机场几千个工作人员为几百个旅客服务旺得起来？同一时期，白云机场每天旅客吞吐量都在3.5万人次以上。深圳、珠海都想通过建设跨海大桥、亿吨码头和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再造辉煌”。大型工程项目的效益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日本大阪的关西机场和英法两国的海底隧道都是世界一流的大型工程，但经济效益甚差。外电评论关西机场“前途堪虞”，英法海隧“面临生死关头”。珠海机场面临什么呢？其它的大型工程项目的前景真的如此乐观吗？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要建立的支柱产业有：以乙烯为龙头的石化工业，以小汽车为龙头的汽车制造业，以大规模集成电路为基础的电子工业，以钢铁为主的冶金工业。广东能源奇缺，矿产资源贫乏，冶金、机械、化工、电子、仪表等工业薄弱，使这些产业成为支柱产业，要冒多大风险、要付多少代价且不计较。广东要确立的支柱，正是长江流域沪、宁、汉、渝四大工业基地的旧优势，人家正在加快转轨、腾飞。我们邯郸学步，未来能拥有新优势吗？
自1995年9月上旬，特区报纸上发表了《浅议学者与学棍》等文章以来，讨论特区的文章已极少见报，这对广东来说绝对是一件坏事，也有损广东形象。一个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经济大省怎么容不下一点逆耳之言呢？广东学术界水平在国内各省区居中下游水平。有人形象地说，向南跨不过香港，向北越不过五岭。有些问题说来难以令人置信，广东有几个城市都说要成为国际大都市，沸腾了几年，什么是国际大都市谁也没有讲清楚；珠江三角洲经济区15年要实现现代化，发动了那么多人去做规划，区域现代化有哪些标准也没有交待；制定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时，大讲要做什么，而不研究发展背景，不解决怎样做。这样的规划与空话相距就不远了。古人云：“谋而后动。”这是付了巨大的成本而得到的至理名言。两年多前，深圳、珠海实施“第二步发展战略”，制定政策，将“三来一补”赶出特区。当时有人撰文论述，劳动密集型的优势不能丢，“三来一补”企业不能赶。有几人冷静思考了不同意见？结果吃了苦头。最近，深圳重新制定出台《关于加强“三来一补”管理若干规定》，再请人家回来。这一去一来损失多大？
领导决策时要注意什么呢？长话短说，（1）摆正自己的位置；（2）实事求是地提出目标；（3）做什么与怎样做必须同时考虑；（4）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允许发表不同意见。
（本刊注：因篇幅所限，本稿件中原作者的35个注解被删去，请作者和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