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与回应：民初袁世凯三传面世之幕后故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幕后论文,故事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4－0017－17
1912年2月15日，曾任前清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此掀开其政治生涯新的一页。或许是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一年后，即1913年2月，由袁氏门人沈祖宪和吴闽生所纂《容庵弟子记》正式印行。书中详细记述了袁氏从幼年起至武昌起义爆发前的经历，向国民描绘了一个自小便英武豪迈，步入仕途后勤于治事、多谋善断、赏罚严明、思想开明而又操守清廉的朝廷重臣形象。然而，舆论对袁氏的这种形象并不完全认同。在《容庵弟子记》印行后的大约四个月内，一部以“人物品评社”名义匆忙编纂的中文传记——《照妖镜中之袁世凯》(以下简称《照妖镜》)，和一部由小越平陆撰写的日文传记——《阴谋家袁世凯》(以下简称《阴谋家》)，相继在日本印行，将袁氏过往所为，一一数落，骂了个狗血喷头。而同年稍后印行的另一种日文传记——内藤顺太郎著《正传袁世凯》，则对袁氏行事大加赞赏，与前两传恰成鲜明对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上述三种传记袁氏皆曾寓目，①其面世背后各有故事，只是至今不为人知。②
一、人物品评社《照妖镜》偷运入津及被禁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然在革命党内部，始终有一部分激烈分子对袁抱持反对态度。1913年3月末，恰逢袁氏就任刚满周年，距《容庵弟子记》推出不到两个月，《照妖镜》一书在日本悄悄开印，并且在一个多月后就有数千部被偷运至天津，准备发售。虽然最终遭到查禁，但袁世凯方面为此着实忙乱了一阵。
事情的发生，还得从北京《民主报》的一则广告，和一个在天津的名叫陈俊英的商人说起。先是5月9日，由革命党人景耀月(太昭)、雷铁崖总编的《民主报》，在广告版头条刊登了一则售书广告，题为“《照妖镜中之袁世凯》出现”，其中写道：
是书为人物品评社所著，其目的在鉴别藏［臧］否，区分真伪为依归。就中所论政治之良窳，品行之俾［卑］污，手段之恶，心术之险，皆证据确凿，极为中肯。刻已运动初集数万部，定价大洋一元二角，暂行减价大洋七角出售。本社为北洋总代售处，南洋则以广东、上海、汉口三处分售。本社开设天津日界闸口西大街北胡同路东便是。国民书社谨启。③
次日，陈俊英给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写了封信，并于11日通过邮局发出，说有“要事”报告。信中写道：“今日忽探得一件要事，与大总统极有关系，乃是一本书籍，诋骂大总统历年所为，由驻高丽委员起，至罢军机大臣、出任内阁及选为总统止，无所不谩骂。此书由日本私版印就万本，装箱付津，著者名唤人物评议者。带该书回国之人近日手困，将提货单押在银行，假借洋四百元。目下又以困难之故，周处觅人借钱，赎书发售。……该书名《照妖镜中之袁世凯》，未知有所闻否？”据信所言，该带书回国之人为了借钱赎书，找到了一个名叫郑保诚的人商量，郑无款可借，转而向一个名叫梁降的旧金山归国华侨商量。梁与陈俊英曾有一面之雅，又转商于陈，陈于是获知此书“与大总统极有关系”。据陈报告，“该书初欲售与某派党，因代价太低，彼售书人连版权共要一万六千元，某党只出六千元，未成。又有人代其设法向王赓处介绍，欲政府收回此书及版权，现尚未知若何，问王君便知有无其事耳”。看起来，带书人只是为了牟利，并无党派立场。不过陈俊英认为该书“为坏大总统名誉之品”，因此建议梁士诒“觅人借四百五十元与带书回国之人，将提单赎出”，然后将书提出“扣留”，并“拿办该带书人”。陈又告梁，自己将“设法将书骗出一部寄呈”，或者以笔抄写一份。④
5月12日，陈俊英又给梁士诒写了封信，报告《照妖镜》一书已于11日从郑保诚那里借到，郑限12日一早交回。他已通宵阅看，唯篇幅过大，“全书都十万余言”(实为七万余言——引者)，无法抄写，只能将“封面样子及叙言、目次等抄呈”。又将书的来龙去脉再次向梁报告了一番，所言情形与5月10日去信大体相同，只是前信言“此书由日本私版印就万本，装箱付津”，此信则言“是书现有三千部，押存正金银行”，似万本为在日印就总数，运至天津者则为三千部。关于处理办法，陈俊英主张“用强硬手段”，“通饬各警署，禁是书发行，并照会领事，以是书有碍治安及摇惑人心之处”。在信末，陈又告梁：“《民主报》已登该书不日发行，但不确切，勿信。”⑤
大约在此前后，袁世凯的本家弟弟袁世钊，也从一位叫做邓谒云的女士那里得到一册《照妖镜》，并从前充塘山副警长郑世麟处获得报告，说“有华人四名，由东洋运来伪书三千册，计图惑人耳目，破坏大局，现存日本店内，因短少店洋四百元，尚未出售”。所言情形与陈俊英向梁士诒报告者基本相同，唯带书回国之人陈函未明言有几人，郑世麟则报告有四人；陈函云书“押存正金银行”，郑世麟则云“现存日本店内”。袁世钊将上述情况写信报告袁世凯，要袁立刻派人到天津来，“将此四人拿获，彻底根究”，并将书“立即销毁”。⑥
那么，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何以会引起袁世凯亲信恐慌，并要求查禁呢？由于遭禁，此书在国内已很难找到，幸好在日本尚可看到。根据“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现藏该书，这是一部大约七万余字的中文传记，著作者和发行所均为“人物品评社”，印刷所为“人物品评社印刷部”，印刷时间“中华民国二年三月三十日”，发行时间“中华民国二年四月一日”。印刷所和发行所均无具体地址，可知这是一部私印之书，究竟在日本何地印刷，已难得其详。“人物品评社”也很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名称。书前有“自叙”，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年四月人物品评社同人识”，说明该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自叙”后为“《照妖镜中之袁世凯》初集目次”，全书最末一行亦写有“《照妖镜中之袁世凯》初集终”，说明著者还打算出二集或续集。书中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从“少年时代之袁世凯”一直叙至“宋案”发生前之袁世凯，其中武昌起义以前部分叙述很简略，武昌起义以后部分约占全书4/5篇幅，但大多为函电等资料的汇集，并且全书前后叙述多有重复之处，可知该书是在仓促之间成书的。由于作者完全站在革命党立场叙述，因此可以判定，这是一部由在日革命党人以“人物品评社”名义著作和私自发行的袁世凯传记。
在“自叙”中，著者言明，之所以要著此书，是因为民国成立一年来，“妖孽袁世凯”破坏共和政体，企图“帝制自为”，因此要“以照妖之镜，示国民以妖孽真形，俾同胞鉴以往而警将来，冀挽救中华民国于将亡之顷”。⑦接着在“开幕词”中又写道：
照妖镜之主旨，在示众人以妖孽真形，而共图歼灭之。扫妖云，开青天，显共和之真相，谋共和之幸福，胥照妖镜是赖。袁世凯者，吾民国之妖孽也……照妖镜中之一人也。人而何为入照妖镜？惟人貌而妖行故。然则所谓妖行者何欤？请顺序为阅者诸君述之。⑧
接下来，著者便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历数袁世凯的“妖行”。
在著者笔下，少年时代之袁世凯，是“一不学无术、丧德无形之徒耳”。“不务诗书，日以饮酒、宿娼为事，乡人皆恶之”。曾与其三嫂私通，“丑声传播，远近皆知”。后投奔其叔祖袁甲三旧部、山东登州镇总兵吴长庆，“日恒在营中与兵士饮酒耍乐，即偶有翻阅，亦不过《三国志》《水浒传》等书而已”。⑨驻朝时代之袁世凯则是“见利忘义”“误国殃民之妖孽”。他初随吴长庆到朝鲜，任营务处侦探长，后托吴长庆、马建忠等“介绍纳贿，拜李鸿章之门”，“藉夤缘之力，一跃而为办理朝鲜通商委员”。适逢朝鲜遭遇荒年，他怂恿清廷出口米谷，“救灾恤邻”，己则“视为利薮”，“每石扣银五钱，一翻手而攫得五十万巨金”，“在饥民头上取不仁不义之财，殊令人发指”。⑩东学党之乱爆发后，袁世凯“眼光如豆，无洞察时局之识，捏造报告，思欲乘机图功”，遂不计利害，夸大乱党势力，屡致电李鸿章请派兵助剿，又“阴耸朝鲜王来乞师”。然清军尚在途中，乱党已经解散，日本反得借机出兵朝鲜。袁“胆小如鼷”，见两国同时撤兵谈判破裂，战事将开，“抱头鼠窜，潜逃回国，复以其腰缠之韩民膏脂，贿赂恭王及河南京官，旋邀起用”。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各国乘机起而瓜分中国。“以如是误国殃民之妖孽，而今日乃使之生存国中，且据高位，我国民之耻也。”(11)甲午战后之袁世凯则是“一反覆无常、恬不知耻之小人耳”。他见马关议和后“群目李鸿章为卖国奴，为汉奸”，又惧李鸿章惩戒自己，“乃一变其向李之心而向荣(指兵部尚书荣禄——引者)矣”，不久“求得小站练兵之差”。(12)戊戌政变更加证明袁是一“反覆无常”之小人。他“初因主张变法，与康有为成莫逆”。因其手握兵权，谭嗣同密奏光绪“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相助”，光绪即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迨慈禧谋废光绪，谭夜访袁氏于法华寺，请其诛杀荣禄，保护光绪。岂意袁氏“奸险阴狠，始许之而终叛之”，“致令光绪有志未酬，六君子束手就戮，垂成之新政尽摧残于奸险阴狠小人之手”。“以固一己之宠，而置家国事于不顾，奸险狡猾，至于此极，反覆无常四字犹不足以形容其万一也”。(13)袁“因卖六君子之功，得荣禄奏保，益得慈禧信任，于是富贵利达，蒸蒸日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被擢任鲁抚，不久而有拳匪之祸，“追原祸始，袁世凯实为罪魁”。因他在山东镇压拳匪，未拔其根，而是“以邻为壑”，“用兵力将其余赶出山东境外”，“概驱入直隶”，任其蔓延，而己则“安处山东，自鸣得意”，并对朝廷平定拳匪之旨，与南省请剿拳匪电奏扣留不发，坐视大局糜烂，割地赔款，祸延子孙。袁之“阴险残忍”，于此可略见一斑。“读是书苟不发指眦裂而欲食袁世凯之肉者，非我中国之人也”。(14)庚子之后，慈禧任袁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与庆王“私相结纳，表里为奸。庆则卖官鬻爵，袁则滥保私人，各私其所私。跋扈飞扬，威慑中外。忌才妒能，较前尤甚。嗾使御史参劾岑春萱［煊］、瞿鸿禨、林绍年等，慈禧为之傀儡，由此得遂私衷，肆无忌惮”。又“藉改编陆军名义，扩其声势，布其党羽”。迨“六镇既成，专横益甚”。(15)马玉崑面奏慈禧，谓袁“身拥重兵，居心叵测……为人阴险狡诈，不可不防”。慈禧遂解其直督之职，任为军机大臣兼外部尚书，明虽重用，实则暗防。(16)慈禧及光绪病笃，袁因戊戌之事，担心光绪胞弟醇王之子溥仪继位，将于己不利，遂与庆王密谋立庆王长孙，然卒未成功。光绪、慈禧死后，袁世凯“见阴谋不遂，更思有以媚醇王。一日值亲贵大臣会议之席，突然提议，谓当立醇王，以合长君之义”。醇王“怒不可遏，厉声叱之曰：‘何物袁世凯，如斯放肆！’拍案案仆”。袁世凯“不觉色丧”。溥仪继位后，摄政王“以袁之心险，恐终不利于皇室”，适隆裕太后(光绪后)检点光绪遗物，得遗书，“读至朕悔恨为世凯所卖一段，恸哭不已，自是遂深恨世凯”。满人如载泽、善耆、那桐、铁良等也都不满意于袁氏平日所为，欲杀之。袁闻之，“知不能免，服仆从服，仓卒出都，逃至天津”，旋又秘密进京，“恳英公使及某某公使，复得同僚为之解说，始克保全首领，放还故山。其怯懦有如此者”。(17)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氏以庆王等私党斡旋，重新出山，于是“大复仇之幕开矣”。他“以杀革命党气焰为名，请清皇先颁罪己之诏”，旋“假资政院公论，建亲贵王公不宜入内阁之议，悉置皇族于政治圈外”，将内阁副总理朗贝勒、海军大臣载洵、参谋总长载涛、度支部大臣载泽、理藩部大臣善耆同时解职，“并于其恩人而兼私党之庆王，亦排之使去”。又“矫太后旨，数摄政王罪，给以五万元乾俸而罢之。袁世凯之私怨，于是了矣。则袁世凯之意，初非为国民、为清室，盖欲借时机以复私仇而摄政权也”。(18)
武昌起义后不久，袁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与南方民军代表伍廷芳就双方退兵及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等问题进行商谈。袁“欲仍保存君主，以为恢复帝制地位”，于是“利用外人及北方军人以恐吓南人，巩固自己势力。复唆使蒙人出头，以保存清室”。(19)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始知人心向背，天命有归，革命大势已成，遂翻然变计，欲谋爱亲觉罗氏之位置，据为己有。又恐朝中有党，不己愿者，于是召集重兵，云屯阙下，危言恫吓；复唆使其党人四十将军(应为四十七将军——引者)联名强要宣布共和；又一面使东三省军民电请任己为总统，己则谦逊固辞，并声言袁氏世受国恩，不能以死殉国，遗憾毕生，吾岂忍学曹氏阿瞒、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而代之哉。故南北议和条件，首以优待皇室为要，是盖以此眩人耳目，而沽名弋誉耳”。(20)及和议将成，“己之临时总统有望，且可借临时总统之名以实行恢复帝制，传之子孙，万世无穷，然犹畏人之言己不忠也，乃亟亟焉以保存清室为要”。(21)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袁“恐一至南京，即不能任意所为，因故施诡计，既利用北方不靖之语，以要求不至南京，旋又利用北方兵变之事实，以恐吓南省”。南方不得已让步，“袁世凯乃就任于北方，另组北京政府，任用私人，再行专制。自兹以后，共和乃有名无实，而前途益危险矣”。(22)
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内破坏约法，独断专行。他欲用私党赵秉钧为国务员，参议院未通过，遂嗾使军警荷戈执枪，包围议院，强迫通过。(23)他以命令代法律，“公布地方官制，不经参议院议决，擅以命令颁布”。(24)他又利用黎元洪之电，逮张振武于道途，不交法院而送执法处，不令稍缓须臾，即将“革命首功之人”冤杀。“共和法治国之总统，固当如是乎？夫不鞠讯而杀人，虽最野蛮之国，亦未有如此政体；虽众人所唾骂之秦桧、严嵩、魏忠贤，犹不至如是之无所顾忌也；虽恶劣残酷专制之亡清，亦未尝不先交刑部，即于黑夜枪毙暗室也。”(25)对外则西藏、库伦相继独立，而“袁殊镇静视之，若无关痛痒者。……除每日会议外，别无他策”，“日以和平二字愚弄吾民”。袁氏如此，全出一己私心，盖“若用兵边境，理需先发北军……然北军一动，南军必北上，以代北军防务”，于袁“将来黄袍加身之举，不无阻力”。“因其个人欲做皇帝之私心，置西藏、库伦于不顾，坐视吾诸先烈以血肉头颅换来之中华民国入人版图，灿烂光华之五色国徽任人分裂，而使吾黄帝神明胄裔行将沦为奴隶。袁世凯之肉岂足食乎！”(26)眼见大好河山朝不保夕，袁犹“大行颁赏，固结爪牙，为劫夺正式大总统之地。似此逞［趁］火打劫，非盗贼而何？”而其所任之官，“皆一般反对共和、残杀民党之罪魁，满清所不容之贪官污吏”，袁“竟散布之于吾民国各省，使之剥削民脂，以供一己挥霍”。(27)总之，民国开幕迄今已逾一载，“外交之失败如故也，内政之紊乱如故也，主权之散失、边土之沦亡，亦无不如故也。推原祸始，谁为厉阶？此皆袁世凯倒行逆施，有以致之也”。(28)该书最后总论袁世凯道：
夫袁世凯果何人哉？特一反覆无常之小人耳。其心术则奸险也，其行为则阴狠也。其所抱目的，除个人权利而外，别无希望。况其才不足以济世，其能力不足以拨乱反正，其政治设施不足以震烁乎古今，炫耀乎当世。使袁氏不得正式总统，则吾国之前途，犹有可望；使袁氏而得正式总统，则吾国之灭亡，可立而待。何则？袁世凯一不学无术、奸险阴狠之小人耳，无斡旋危局之才，无洞察大势之识。世人以大奸大恶目之，不亦重视袁氏乎？观其入仕二十年来历史，除卖君、卖友、卖祖国、卖属邦，献媚上官，结欢外人，以固一己之权利而外，一无所短长也。吾故曰：袁世凯，奸险阴狠之小人也。(29)
很明显，这是一部通篇以詈骂为特色，以激起国民反抗袁世凯独裁统治为目的袁氏传记。因要为这一目的服务，加之成书仓促，该书在取材及叙述逻辑上难免会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对朝鲜时期的袁世凯，书中仅痛骂其借救灾之机敛财，以及为图功而夸大东学党之乱，而对袁氏在朝鲜最主要的活动——平定壬午兵变、甲申政变以及协助朝鲜国王训练新军等，却无具体记述。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期的袁世凯，仅攻击其借编练新军之机扩充私人势力，而对袁氏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举措，却只字未提。对于武昌起义后的袁世凯，批评其利用外人、军人、蒙人威胁革命党，为自己牟私利，却只是罗列了一些函电而无具体记述，而仔细阅读函电，却不能证明袁氏有那样的图谋。更严重的是，撰者在自叙中告诉读者，著作此书的目的在揭露袁世凯破坏共和政体，企图帝制自为的行为，然而，通观民初部分的叙述，并未见提出若何袁氏企图帝制自为的有力证据，反而不时将袁氏所为归结为他欲攫取正式大总统之位，这就出现了叙述逻辑上的错乱，使其可信度大打折扣。
如此攻击，当然会引起袁氏及其亲信不满，何况该书偷运至津的时机非常敏感。其时正值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不久，从凶犯应夔臣家中搜出的函电，将袁世凯及其心腹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认定袁、赵就是幕后主使的国民党人与袁彻底翻脸，对袁展开猛烈抨击。《照妖镜》一书虽然未来得及评述“宋案”，但它的印行却恰好赶上这一事件发生，若听其入境流传，对革命党是鼓舞，对袁将是打击。前引陈俊英致梁士诒函就不无担忧地写道：“小弟料该书在北方发售必无能为，所恐者运往南方，趁此借款、‘宋案’时机，或确有损大总统名誉之处，未可料也。”(30)又写道：“……北方人心素服，所怕者南方，惟南方就无是书，已攻击太甚。”(31)袁世钊致袁世凯函也写道：“此时姑无论如何，亦不可听此书出售，惑人耳目。”(32)函中虽未明言“此时”指什么，但联系当时局势，应指“宋案”发生及“善后大借款”签字后袁正受到民党攻击无疑。陈俊英担心该书在南方发售，有损大总统名誉，但真正的威胁是，该书若在天津发售，进而在袁氏北方势力范围圈内流传，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袁氏亲信坚决要求查禁该书。不过事情进行得并不很顺利。前塘山副警长郑世麟探得消息后，一面令其弟跟踪带书到津的四人，以防逃走，一面写信报告袁世钊，建议先“用洋四五百元，令该四人出具手据，即可诱入华界，将四人拿获后，向该店起书销毁”。袁世钊以为如能“将此四人拿获，彻底根究，在华者立即销毁，存东洋者与其严重交涉取消，将该犯等严加惩处，将来者俾知惊惧，不致再施此伎俩，实为正办”，遂将此事转告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不料杨以德竟“以为事涉敲诈，相置不理”，气得袁世钊大骂杨以德“可谓无心肝之甚”，于是写信给内务部次长言敦源，要求查办。(33)言敦源函告直隶都督冯国璋办理，哪知冯国璋似乎想看袁世凯的笑话，对处理此事也不积极，只是给言敦源寄去一册《照妖镜》，并告诉言敦源，他“得秘书厅电话嘱购，所以购到一本寄来”。言敦源将冯国璋复函原件寄与袁世钊，并有些无奈地说：“天下不晓事之人太多，真可掩口葫芦也。”同时又告袁世钊：“此事已令杨以德禁止华界出，一面函外交部向日使转津领事交涉矣。”“此事冯如直接交涉，胜于内部，如不能何。”(34)袁世钊接信后，心中仍旧无底，担心此事拖延日久，“该犯警觉逃走，将书散开，岂不多费周拆［折］乎”。于是写信给袁世凯，报告相关情况，“请斥下言次长，迅派妥员来津，会同地方，于［与］郑世麟办理此案”。(35)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方面对处理此事有何动作，未见相关直接史料，但可以肯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冯国璋复言敦源函中提到“得秘书厅电话嘱购”《照妖镜》一事，应即受梁士诒方面之要求。言敦源致袁世钊函末尾有“彦孙(梁士诒字——引者)处不另，乞代达”一句，则信中所言亦似为对梁士诒的答复。另外，梁士诒在接到陈俊英的第一封信后，曾在信末亲笔写下“陈寓法界三马路华兴号，杨警厅长识其人，亦由诒所介绍”(36)一句话，则梁士诒与杨以德之间可能也围绕《照妖镜》查禁事有所联络。
1913年5月28日是《民主报》最后一次刊登“《照妖镜中之袁世凯》出现”广告，同日，该报又刊登了如下一则报道：
昨接天津电云：北京新闻团转各报鉴：国民书社陈中学、王弗□、周幼垣、郑保诚，因发行《照妖镜中之袁世凯》一书，于昨晚九时被杨以德诱至中国地捕拿监禁，闻有生命危险，乞共立公论。菊。(37)
几天后，上海《民立报》亦报道了此事：
有陈中孚、王茀萱、周幼垣、郑保诚四君，因在天津发行《照妖镜中之袁世凯》一书，被杨以德诱至中国地捕拿监禁，闻有生命危险之虞。出版自由，载在约法，杨以德岂不知之，甘为走狗，破坏约法，杨氏之肉，岂足食乎！(38)
至此，我们方知，袁世钊函中所言带书四人，即天津日租界国民书社郑保诚等四人。郑保诚伪装替带书人借款赎书，不想却“自投罗网”。在内务部命令下，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最终按照郑世麟所设之计，将四人由日租界诱骗至华界逮捕，然后查禁了该书。
二、小越平陆《阴谋家》对袁氏的笔伐
偷运到天津的《照妖镜》刚被查禁，又一种诟骂袁世凯的传记出来了，而且比《照妖镜》骂袁更凶，这便是小越平陆的《阴谋家袁世凯》。这是一部不足三万字的日文小册子，书稿最末端写有“大正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脱稿”字样，版权页则写着“大正二年六月廿一日印刷”，“大正二年六月廿八日发行”，印刷所“东洋印刷株式会社”，发行所“健行会”。“大正二年”即1913年。
小越平陆何许人？据日本黑龙会所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介绍，其人字士敏，号蜗牛庵主人，庆应二年(1866年)四月十八日生于新潟县。明治十九年(1886年)加入日本海军，服役八年。甲午战后，小越平陆深感了解中国内情为当务之急，遂投入胜海舟门下学习汉学，几年后开始在中国大陆从事探险活动，前后历时三十余年，足迹遍及除新疆、广西外的其余二十个省份，行程20余万华里。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前数年两次到满洲探险调查，著成《满洲旅行记》(一名《白山黑水录》，东京善邻书院1901年版)，详细记录了东北的地理、物产、人口、交通、贸易等情况和俄国经营东北的策略，对日人了解和经营东北产生不小影响。此外，又著有《黄河治水》《禹贡辩疑》《阴谋家袁世凯》等。昭和四年(1929年)十二月十日病死。(39)
《阴谋家》前有“序”一篇，作者“破天荒猛士”，不知为何人。“序”后为“自序”，落款“大正二年癸丑初夏日于白砂青松碧滴处乾坤吞吐蜗牛庵”，署名“天籁道人”，可知小越平陆又号“天籁道人”。(40)正文首为“绪言”，末为“结论”，中间分为三十六小目，每个小目多不过千余字，少只有一两百字。其中前十二小目主要叙述袁世凯从朝鲜出道，到先后成为小站练兵大臣、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再到最终失势回籍的这段时期内的罪状。后二十四小目则为“补遗”，主要叙述武昌起义后之袁世凯，袁世凯与庆王、岑春煊的关系，以及袁氏“近来之罪恶”等。据撰者讲，该部分主要为“去年(指1912年——引者)二三月阔别北京已久、精通支那事情的某氏和某记者的谈话内容”。(41)
在“自序”中，小越平陆谈到了撰写此书的目的：
现在，我道衰落，人心涣散，明辨大义是非之徒甚少，非但不指责袁世凯之辈违背天理人道的行为，反而对其讴歌赞扬，实在令人愤慨。我本一介书生，对政事不感兴趣，聊将这二十年来对袁世凯罪恶的所见所闻爬罗剔抉，加以笔伐，与世间的有道之士共同辨别锱铢良莠，并以此来宣扬王者之大道。(42)
接着在开篇“绪言”中又写道：
我在这里只是罗列些许他这二十年来的大罪恶，目的一是惊醒当局者及世人，一是以正世道人心，再是希望能对制定针对支那的政策有所帮助。(43)
在介绍“补遗”内容时再次强调，撰写此书：
总之是想向世人警示，袁世凯是一个阴险狡诈，表里不一，反复无常，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的大恶人，希望能为国家制定对支那的大政方针有一定帮助。这是我的恳切之心。(44)
那么，小越平陆笔下的袁世凯，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在小越看来，“袁世凯在朝鲜建功的首要基础，是他机敏地打入朝鲜王宫，并巧妙地操纵了王宫，给我国当时的外交以一大打击”。俗语云：“人间万事金钱定”。这句话“最适合贿赂现象严重的支那官场。袁世凯原本蛰伏于鸡林之野，突然以飞龙冲天之势成为支那大员，并从此发迹，原因就在于他在朝鲜储备了大量意外之财”。而这些“意外之财”的获得，是因为当时朝鲜正陷入饥馑之荒，清政府提供了数十万石救恤大米，“一向对利益精打细算、嗅觉灵敏的袁世凯，怎么会老实地、不图回报地发放这些大米呢？作为转交这些救恤大米的回扣，他私自侵吞了数十万元，然后再精妙地散播于本国的官场上下”。(45)
袁氏又是“日清战争的挑起者”。当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后，他发电报给李鸿章，“或夸大其事，或唆使朝鲜政府请求出兵”，“借机邀功”。他又在平定乱党的多封电报中“捏造、虚构事实，将两国置于战争爆发的边缘”。“为使自己获得功名地位，不惜将国家孤注一掷”：
还派出朝鲜人金在业等众多侦探来搜集关于我国的情报。此时我国正屡屡解散议会，人心不稳，朝野大乱，因此袁世凯欲趁虚而入，予以一击。当时的清国驻东京公使汪凤藻也同意这一观点。至于李鸿章，则始终是不战论者。袁世凯希望通过这一击来获取功名，但在开战势头愈演愈烈不可阻挡之时，他却如鼠贼一般仓皇出逃，不见踪影，其胆量之小可见一斑，远远不及叶志超、聂士成之辈。(46)
在“甲午战后世人几乎不知袁世凯动静的两三年里，他亲近直隶总督荣禄，并贿赂荣禄宠人张景崇，成为其门下之徒。张景崇于是向荣禄推荐袁世凯负责督练小站的新建陆军，这成为袁氏抒发其不逞之志的开始”。(47)面对当时中国被瓜分殆尽的严峻形势，光绪帝希望通过变法自强来重振爱新觉罗氏。变法自强最大的障碍来自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要威慑这些势力，就必须依靠兵力。“袁世凯颇具才略而且拥有兵权，更重要的是他也提倡新法，迎合光绪帝的变法自强之策。于是，光绪帝密诏袁世凯，要求援助变法，并允诺事成授予侍郎一职。袁世凯表面答应，暗里却向荣禄告密，二人共赴颐和园，报告西太后，说光绪帝启用康、梁之徒推行新法，意欲弑杀太后，且秘召大臣入京。太后大惊，认为袁是贤德之人，对其宠信有加。袁世凯正是这样出卖了光绪帝，为自己的仕途开辟了一条道路。”而后，太后发动政变，康、梁出逃，谭嗣同等六人被戮菜市口。“光绪帝被囚禁于三面环水的孤岛瀛台中……遭受了比废黜弑杀更惨的苦痛”。“那么，令光绪帝如此悲惨，进而吞下终身怨恨而死的人是谁？这不正是大逆不道之行为吗？”(48)
义和团起，作为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屡屡接到朝廷上谕，让其赴京救援，他却选择了观望，并未支援北京。他“虽称有种种原因，但是对战争的恐惧才是最大原因”。(49)与此同时，他“将各种贡品送到西安，以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又在两宫回銮时，率领兵队中途迎接，装作一副大忠臣的样子”。太后谓：“朕母子安危皆系汝手。”“这一谶语竟致光绪帝最终被袁毒杀。”(50)
荣禄死后，庆王逐渐掌握实权。袁世凯通过“贿赂庆王，成为其门生，并通过庆王保荐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花费数十万两金银成为西太后私宠李莲英的义子。(51)他“养了六镇之兵，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京师地区，实际上只是将其作为实现自己阴谋的一个工具”。他并不仅仅满足于练兵，还要掠夺自己的政敌盛宣怀所创立的电信、交通银行以及其他经济上的实权。他又陷害张燕谋，夺取了唐山开平矿务的实权。日俄战争爆发后，他“表面上像是在帮助日本，暗地里却援助俄国”，战后又运用各种手段，将东三省收归掌中。然而，由于受到铁良反对，他的二镇兵力在军政统一的名义下被收归中央。慈禧太后也觉得他权力不断扩大，“与其让他在地方不断培养实力实权，不如收归到中央”，于是“借人才匮乏、国步维艰、外力压迫之名，让他和张之洞共同担任军机大臣，又让他兼外务部尚书，以相互钳制”。(52)庆、袁相互勾结，一时权倾朝野。邮传部尚书岑春煊觐见太后，弹劾庆、袁祸国、卖官，庆王“为之战栗”，袁氏“寝食难安”。他“立即鼓动傀儡庆王”，“极力陷害排挤岑春煊”，命令御史首先弹劾放逐岑的羽翼瞿鸿禨，然后上奏攻击岑春煊。其他大员“也都惧于庆、袁的威权，纷纷附和，以保自身。最终，岑春煊被再度远谪为两广总督”。(53)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十三日“深夜十二时左右，有确凿证据表明慈禧太后驾崩。十四日发布了光绪帝驾崩的上谕。第二天，也就是十五日，又发布了慈禧驾崩的上谕。考虑一下前后的形势，十三日深夜十二时左右，或者说到十四日凌晨一两点之间，慈禧太后驾崩，然后光绪帝在十四日清晨前惨遭袁世凯毒手，因此，前后时间相差无几。袁世凯知道慈禧驾崩后，立即就对光绪帝下了毒手。……想想戊戌政变以来，光绪帝和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和李莲英的关系，便不言自明。……慈禧太后驾崩后，袁世凯很明显可能会因大逆不道之罪被处以极刑。……只要不铲除袁世凯和李莲英，光绪帝就不能免于被毒弑。不管怎么说袁世凯和李莲英是义父义子关系，宫中的宦官都被李莲英玩弄于股掌之间，一举一动都受到其操纵，任何残忍刻薄的事情都能做出来，几乎与禽兽等同一类。如果是李莲英的命令，毒杀之事只是小菜一碟。李莲英是慈禧太后的宠人，因屡屡触犯光绪帝圣怒，在慈禧驾崩后他的性命也危在旦夕。这就是袁、李相互依靠，相互帮持，里应外合，敢行大逆不道的原因。”(54)综之，“袁世凯蓄谋大逆不道之计十余年，使光绪帝困于孤岛瀛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后被毒杀。……光绪帝的冤魂岂能就此升天？”光绪帝临终前将亲笔书写的上谕交付皇后，并嘱托曰：“勿负朕之托。”上谕中写道：
朕乃醇贤亲王长子，这十年困苦，皆袁世凯一人所致，定要处斩，以正典刑。呜呼！袁世凯可称桀纣，可比莽操，亦可谓豺狼。……如此大逆不道，天理何容！唯有以其恶贯满盈之名处以极刑，是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55)
立储之事，慈禧、光绪在时，便已确定溥仪。庆、袁策划阴谋，“欲将振贝子一子也就是庆王之孙溥钟立为皇储”。光绪帝、西太后及张之洞、世续等都熟知庆、袁二人有此阴谋，故西太后于驾崩前“先发制人”，令庆王任“监修东陵大臣”，将其支远，“而皇储问题也如计划当中，在他不在的期间秘密决定”。(56)两宫宾天后，朝廷举行关于皇储问题的大会议，袁世凯率先开口，对醇亲王说：“主尚年幼，举国怀疑。王请自立为王。”且一再劝说。至第三次时，醇亲王拍案而起，甚怒曰：“此等大胆无礼之徒！”张之洞、世续等慌忙拉开袁世凯。“袁世凯脸色苍白，如丧心之人”，(57)就此称病不能入朝。皇后也将先帝临终亲笔上谕交由摄政王。十二月十一日，清廷宣布上谕一道，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起初摄政王意欲将袁世凯交由刑部明正典刑，但张之洞、世续等以先帝大丧之由极力反对，这才准其回籍。(58)“袁世凯接到被开缺的上谕，半小时无法站立。然后立即仓皇狼狈地逃往某国公使馆，换套服装，装作男仆，逃往天津，又进入某国领事馆。其举止就如鼠贼一般，哪来大臣之风？不可为大事之人也。”(59)
两宫驾崩后，中枢权力完全转移到摄政王身上。袁世凯为挽回颓势，策划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大阴谋，就是和革命党首领黄兴勾结”。他派密使赴黄兴处说：
公等果断迅速地点燃革命的烽火吧！！我盘踞在北京政府内部，可以揭起内应之旗，然后和公等革命党同心戮力，内外呼应，颠覆满朝，建设汉人的新国家。吾可向皇天发誓！
但人事未能如愿，黄兴“灭满兴汉”的旗帜还没准备好，袁世凯已在政治上失势。(60)归隐河南的袁世凯，“穷毕生之智谋，卧薪尝胆”。“他的根本方针，就是要煽动国民对清朝的反对和革命的气焰，将清朝陷于内政外交的大泥潭中，再伺机翱翔青云之上，登临庙堂之中”。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将革命党的干部和秘密等全盘告诉长子袁克定，命其尽全力笼络革命党”。另一方面，他又和庆王勾结，“将其作为自己的一枚棋子”。(61)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袁氏得庆王等私党斡旋，出任湖广总督，全权统领水陆兵马。他“对武昌叛军的讨伐并不是以战为主，而是以抚为主，主张怀柔之策”，“使之成为自己药笼中的利器”。他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心腹——第二十镇统领张绍曾，提出废除帝制、宣布共和革命的条件，威胁北京政府”；另一方面，在军事占优的情形下，向南方派出议和使唐绍仪，以“极力胁迫清朝皇帝退位”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共和政府第一任大总统”，作为议和两大条件。为达目的，他又“对南方实施威慑之策。首先煽动北方军队将帅，联名倡导君主立宪论，同时操纵有实力的报纸，令其激烈鼓吹勤王论、君主政体论”，向南方示威，“演了一出各报纸首先鼓吹勤王论，然后主张共和论的滑稽剧”。在袁氏威胁下，清廷宣布“宪法信条”，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两年前被放逐的袁世凯，“现在又以意气冲天之势返回北京”。他逼退摄政王，将王公亲贵驱逐于政权之外：
对残存的皇太后和幼帝，也就是所谓的孤儿寡母进行欺瞒恐吓，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温和的摄政王怎能和毒辣阴险的袁世凯对抗呢？只能在惊愕狼狈至极之下，将祖宗爱新觉罗氏统治东亚大帝国二百六十余年的帝制抛弃，屈服于革命共和之前，事实上宣告了清朝的灭亡。(62)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但“在选定首都的时候，南北意见完全不一致”。南方要求袁氏南下就职。袁氏“故意在北京发动兵变，以北方局势不稳为辞，拒绝南下。由此，新共和政府定都北京”。(63)掌权后的袁氏，“为了填满自己欲望的沟壑，能使出任何毒辣手段，迫害南方派系”。(64)他暗杀了于己不利的国民党人宋教仁，凶手武士英“别说受到优厚奖赏了，反而落得兔死狗烹的命运。袁氏还欲消灭证据，但终究只是掩耳盗铃罢了”。他又设计暗杀了反对他的徐宝山将军。“林述庆和沈秉堃也是被袁世凯毒杀的。”隆裕太后因为执拗地坚持袁世凯依然应尽臣节，结果也遭了袁世凯的毒手。(65)
总之，小越平陆笔下的袁世凯，就是“阴险、黠诈、狡猾、小权谋、小权术的结晶体，蒙骗君主、欺瞒亲信、诬蔑尊师、出卖朋友，唯以自我为中心。为了给自己找到立足之地，任何大逆不道的行为都能做出来。”(66)其人“为祸之深，及至弑杀君主，欺骗孤儿寡妇，然后毒杀寡妇，欺瞒革命党，残忍暴虐至极。又搅乱四百余州，将四亿余苍生置于水深火热当中，让其尝尽生灵涂炭之苦。天理怎能容忍如此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必将以恶贯满盈之名对其处以极刑。我为这四亿余无辜平民感到痛惜，若有助此乱臣贼子之人，必将堂堂正正，鸣鼓责斥”。(67)
在“结论”中，小越以铲袁自任，慷慨陈词：
世人多将袁世凯视为人类，因此南北纷争时，产生了中立等问题。我依据以上事实判断，袁世凯就是披着人皮的妖魔，是残嗜赤子的虎狼，何来中立？绝对没有！唯有将其铲除的一个方法。即使天下的志士仁人都还是逡巡踌躇，唯我一人也要承担此任！这是上天的使命，是我的天职。我定会断然担此重任，和这人类敌人、妖魔虎狼势不两立！(68)
小越平陆撰写《阴谋家》期间，《照妖镜》已经印行近两个月，从《阴谋家》不时将袁世凯称为“妖魔”“妖孽”，并且书中曾出现“照妖镜”一词，以及少数地方所述内容有雷同之处来看，不能排除小越平陆曾看过《照妖镜》。不过，总体来看，两书内容差别甚大。《照妖镜》虽然对前清不同时期袁世凯的行事都有记述，但篇幅很小，内容也极单薄；而《阴谋家》的记述，则不仅篇幅大大增加，而且有许多内容为《照妖镜》所未述及。《照妖镜》系站在革命党立场攻击袁氏，对清廷并无同情之心；而《阴谋家》则站在清廷立场痛詈袁氏，感情色彩极为浓烈。此外，《照妖镜》成于“宋案”发生之初，未及对“宋案”加以评述，《阴谋家》则专列“袁世凯最近之罪恶”，对暗杀宋教仁等事略加叙述。
虽然《阴谋家》是一本在日本发行的日文传记，但在它发行后没几天，便传到了国内，只不过率先看到传记的并非袁总统本人，而是远在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黎氏看过后立刻写信告袁，并将书送袁。1913年7月16日，袁氏特别复信谢黎氏：
宋卿仁兄麾下：昨展惠函并日本人小越平陆编纂书册，足征关爱鄙人，主持公议，莫名感佩。近来世情险诈，中外皆同，往往附会言论自由之条，不惜毁人声誉，造谤兴谣。究诘主名，颇费手续，已遵嘱饬告伊使(指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引者)，托其查禁，特虑撰述、发行，未必真是日入耳。布谢，顺颂勋绥。袁世凯拜启。(69)
由信来看，袁世凯对这样一部“毁人声誉，造谤兴谣”书籍的出现，既深感不满，又有些无奈。他觉得小越平陆背后一定有人主使，甚至怀疑该书“撰述、发行，未必真是日人耳”。袁氏有这样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小越平陆虽然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通，并且光绪二十四年(1998年)戊戌政变期间正好在北京，以后又与维新派及革命党有所接触，(70)但关于中国政坛的内幕却不是他轻易可以了解的，特别是其中许多细节描述，非身处朝廷权力中枢者难得其情。尽管自袁世凯驻朝以来，就有一些日人对袁抱有恶感，但小越平陆作为一名日本浪人，却在书中大骂袁氏为“乱臣贼子”，对袁氏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而对清廷则寄予深刻同情，难怪袁氏会怀疑小越平陆背后有主使之人。尽管书中有些地方系以第一人称叙述，但该书绝非仅代表小越平陆个人认识。
那么，《阴谋家》何以会具有上述特征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小越平陆与宗社党人保持着密切关系。根据与小越平陆熟识的袁世凯间谍青柳笃恒的报告，小越平陆是日本“浪人会的巨擘”，他和宫岛大八、松平康国等人，同属“川岛浪速系”主要人物，而川岛浪速“与肃邸有桃园之义，与恭邸又好，是在日本宗社党唯一之头目”。(71)“肃邸”即肃亲王善耆，与袁世凯是死对头，袁被罢免即由他和镇国公载泽促成。袁归隐后，善耆并不放心，曾通过川岛浪速手下秘密侦探袁的行动，随时密报。(72)“恭邸”即恭亲王溥伟，他反对清帝退位最力，危急时刻曾“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卖”，“拟毁家以纾国难”。(73)小越平陆的门生松本菊熊、小平总治也是川岛一系重要人物，特别是小平总治，长期追随善耆，善耆遗集即由其搜集整理，并手书付印。(74)清帝退位后，善耆、溥伟、载泽、铁良以及川岛浪速等，到达奉天，“潜谋独立”，“举恭王即皇帝位”。(75)作为皇亲国戚，这些人对清廷内部斗争，对慈禧、光绪之死和宣统继位，以及清帝最终逊位，都是亲身经历者，掌握着许多内幕。小越平陆作为宗社党的重要支持者，很自然会得知一些内情。因此，《阴谋家》对袁世凯的笔伐，不仅代表了一部分日人对袁氏的憎恶，也反映了与日人关系密切的宗社党人对袁世凯的痛恨。
有意思的是，小越平陆对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并未加以攻击。他痛骂袁世凯，并将梁士诒、段祺瑞、冯国璋、段芝贵、赵秉钧等视为“助纣为虐之徒”，但对革命党人却评价甚高。他称孙中山为“共和史中第一人物”；称黄兴“有胆气，又诚实，果断坚决”，“坚忍不拔”；又称被袁暗杀的宋教仁“是国民党中的能人才俊，有团结党的力量，又有人格魅力”。他还称赞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三人，“有堂堂男子风范”，他们所据守的“广东、江西、安徽三省连接，犹如一把刀，刀锋直指燕京，可用来消灭妖魔”。(76)小越平陆的这种态度，可能与他同革命党人有所接触，对革命党人有所了解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宗社党人的反袁策略发生了变化。根据青柳笃恒的密报，宗社党“宗旨原与南方民党正为反对，一主共和，一倡帝制”，然而，在清亡之后，他们有了共同的敌人，即袁世凯。因此，“根本宗旨迥异”的两派，出现了“互相握手，提携共事”的情况。(77)小越平陆对革命党人的态度，恰与当时宗社党人的反袁策略相符。1913年9月，日本各派在日比谷举行大会，反对日本政府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主张复辟帝制的川岛浪速、小越平陆等，就和支持孙中山的宫崎寅藏等同时参加了大会。(78)
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来信并《阴谋家》后，即托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帮忙查禁。然而，伊集院当时正忙于处理卸任前的事务，是否会把禁书一事放在心上，且是否有禁书权力，很让人怀疑。袁世凯也无法直接干涉日人言论自由。1913年8月15日，伊集院启程回国，(79)此时距《阴谋家》发行已经过了一个半月。从今日在日本各大图书馆很易找到《阴谋家》来看，此书显然未遭查禁。
三、内藤顺太郎《正传袁世凯》成书之秘密
继小越平陆所著《阴谋家》之后，1913年秋，署名内藤顺太郎著的又一部日文袁氏传记——《正传袁世凯》，(80)由东京博文馆出版。这部约八万字的传记共由十二章构成，从袁世凯的幼年时期一直叙至他1913年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由“正传”二字可以看出，著者力图告诉读者，关于袁世凯的生平行事，只有本书的记述才是最真实、最权威的，其他记述皆不可信，就如同“正史”有别于“杂述”或“野史”一般。吾人不禁要问：一个日本人，为何要写这样一部传记？又为何对其书中所述如此信心满满？
关于内藤顺太郎(1877－？)的生平信息不多，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其人生于日本熊本市横手町，小学卒业后靠自学成才。参加过日俄战争。明治末年(清末)曾任日本《报知新闻》驻北京特派员四年，大正年间(民初)曾任“《东京每日新闻》支那部长”、东亚社社长等，以后长期在福建、台湾等地从事间谍工作，颇通汉文。(81)著作除《正传袁世凯》外，还有《大总统黎元洪：支那革命史》(议会春秋社1917年)、《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宪政拥护运动》(东亚社1924年)、《在支那的纺织品争议》(东亚社1925年)、《了解支那的真实情况》(东亚社1925年)、《直面支那动乱》(东亚社1927年)、《支那与共济会》(国民社1943年)等。
在袁氏传“自序”中，内藤自称是一名“日支两国提携”论的坚定信奉者，曾于1913年春在北京“与同志李肇甫、孙锺等议创设东亚社”，得到黄兴、王赓、胡瑛、曾昭文、王印川、饶孟任等人赞同。为“筹日支国民提携方法”，他曾广征意见于民国朝野，得到孙中山、黎元洪、熊希龄、吴景濂、朱启钤、许世英、刘冠雄、周学熙、汤化龙、王赓、王宠惠、王正廷、宋小濂、王天纵、陈家鼎、沈佩贞、张昭汉等人覆书响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也特别为此接见内藤，亲握其手，表达了对中日邦交辑睦的热诚。(82)内藤毫不讳言，他主张“日支两国提携”，从根本上讲，是为日本向中国扩张势力服务，是为了日本的所谓“国运”：“夫彼国之朝野士女，既皆以日支两国敦睦提携为急务，我东方先进国，就天职而论，则当确保东亚之平和；就国运而论，则将开发支那大陆之富源，以伸张帝国之权利，敢不置勃谿小故，迈往直前，实行日支两国提携之盛举耶？”(83)
然而，现实是，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从其早年驻朝鲜时代起，便“成为日本的尖锐的对手”，(84)与日本结怨甚深。鼎革后出而主政，日人甚为不满，不仅日本政府迟迟不愿承认中华民国，日本朝野对袁的攻击、谩骂更是铺天盖地。这让袁世凯及其亲信很不满意。1913年夏，正在日本访问的孙宝琦和李盛铎，曾就日人诟骂袁世凯而偏袒孙、黄，当面向内藤表示不满：“贵国言论之关于袁氏者，诟詈无所不至，反之，对于孙、黄二氏，言皆溢美。夫袁氏特中华民国一平民，非敢为帝王也，故论袁氏而痛骂刺骨，国交上未必遂生障碍。然袁氏一平民，孙、黄二氏亦一平民，如其以施诸袁氏者，摘发孙、黄二氏之半面，加以诟詈，不亦可耶？”内藤一方面表白道：“余一日本国民，不论其为袁氏，为孙、黄两氏，苟非对于帝国之威信肆行非礼，或任意凌虐吾同胞，则亦何苦爬罗抉剔以临之耶？”另一方面也承认，日本现时“一部之评论……往往诟詈袁氏”，并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袁氏为不自夸示之政治家，故其卓越之声华、光昭之勋福，未能远逾东海，为我邦人所悉知耳”。(85)
既如此，撰写一部关于袁世凯的传记，让日本国民了解真实的袁世凯，就成为内藤践行其“日支提携”论应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故内藤在述及袁氏传撰写旨趣时写道：
余今以闲暇之时，呵其秃笔，而传世凯袁君。盖吾国人之于袁君，尤多误解，且为素有微嫌之第一人也。吾人将欲践日支提携之素论，则对于现时支那共和国大总统袁君之为人，急宜了解，而尤必先了解身处责任地位以运用国政之大政治家，对之表示相当之敬意，庶于国际政治运用之道，不无裨补。此余著本书之微意也。(86)
内藤着手袁世凯传记编撰始于1913年2月，(87)他虽通汉文，但对于袁世凯的生平经历毕竟不够清楚，故材料来源主要仰仗梁士诒、王赓、赵秉钧、曾彝进、范汉生、程克等袁世凯亲信和国民党李肇甫等提供。(88)编撰方法最初似乎是想按章分门别类撰写，其中“外交”一门因为外人所注目，曾彝进特别请了袁的重要幕僚张一麟以“彼国记者口气”撰写，张完稿后又请袁世凯亲自审定。(89)但从最终出版的《正传袁世凯》来看，并没有采用分门别类的写法，而是按时间先后依次叙述不同时期袁世凯的事迹。其中原因，可能与《容庵弟子记》当时刚好印行有关。内藤著书目的是为了向日本国民介绍一个真实的袁世凯，既然袁氏门人已有成书，则在此基础上编撰无疑是最快捷的办法。故梁士诒等人提供给内藤的材料中，最主要的，便是《容庵弟子记》四卷。我们只要将两书内容稍加对照，便可发现，有大量篇幅语句完全雷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正传袁世凯》是在《容庵弟子记》基础上，将四卷本编年体改为章节体，对其内容略加损益，而后以日本记者语气改写而成的，除“自序”外，内藤顺太郎不过挂名著者而已。袁世凯在书前亲笔题写了“八方棣通”四个大字，寄托了其希望一切顺利之意。书成后，内藤又与东京商业会议所副会头大桥新太郎联名呈送袁世凯阅览。(90)内藤在自序中列举了7名给他提供材料的人员，但并无《容庵弟子记》的撰者沈祖宪和吴闿生，这显然是故意的，而且很可能是袁世凯方面的意思，因为一旦将他们列入，读者自然就会联想到刚印行没几个月的《容庵弟子记》，《正传袁世凯》背后的秘密就会曝光，袁利用内藤来自我鼓吹的秘密也就会被戳破。尽管后来出版了两种中译本，但至今无人发现《正传袁世凯》和《容庵弟子记》之间的关系。
内藤之书既称“正传”，自然不屑“别传”，因此，该书通篇未提及其他任何一种袁氏传记。但既然此前已有《照妖镜》和《阴谋家》两种在日印行的传记对袁氏大加攻击，标榜“日支两国提携”的内藤便不能视而不见。即便内藤视而不见，对这两种传记深感不满的袁世凯也不可能不提醒提供材料的梁士诒等人注意。另外，作为《容庵弟子记》主要撰者的沈祖宪也曾获得过一册《照妖镜》，(91)不可能不向袁世凯及梁士诒等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内藤之书看似不动声色，以较为平和的语气叙述袁氏行事，实则在内容上处处针对前两传，以及当时舆论对袁氏的各种攻击。
在内藤笔下，少年时代的袁世凯并不是《照妖镜》所谓“一不学无术，丧德无形之徒耳”。他天生具有“豪胆”，五岁时曾遇捻军至“袁寨”，“群儿骇走”，而世凯“毫无惧色”。八岁起“有志于学”。十二三岁“御悍马不仆，颇具英勇之概”。十五入京，受业于从叔袁保龄，“不喜章句之学，潜心经史大义，尤好兵书。师禁之，乃昼习词章，夜功韬略。又爱读《左氏传》。制艺宗周犊山，诫律奉刘西沤。于此可见其胸襟之豪迈焉”。光绪四年在里“立丽泽山房及勿欺山房两文社，分门讲习，世凯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他为人“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乐善不倦，乡里赖以举火者甚众，士绅推戴，卓然负一郡之望”。(92)
朝鲜时代之袁世凯，也不是靠夤缘攀附李鸿章，才得以仕途通达。他从1882年随吴长庆赴朝，前后凡十三年，“善谋善断，不误机宜”，“制闵妃之乱，计擒大院君，幽闭之于支那者，袁氏之谋也；训练韩国军队，因之而伸张威力，使闵妃为药笼中物者，袁氏之策也；释大院君归国，斡旋其间者，又袁氏之力也”。以致“群焉称之为朝鲜副王，其势力所及，至举韩廷臣庶，咸望风而听命焉”。“我历任驻韩公使，常为此青年外交家制于机先，且有时受其愚弄，此固无庸为讳者也。袁氏之成功于朝鲜，实由一己之能力，以拓一己之进路，如渊泉然，绕山激岩，出谷流野，遂不期而成洋洋之大河矣”。(93)袁氏对这段经历，也颇为自得，在张一麟所撰未刊的“袁之外交”一篇中，袁氏模仿日本记者语气写道：
(彼)在韩十年，所办外交虽多不满意于我国，然为其本国谋利益，世多重之。(94)
甲午之役，也非袁世凯挑起。东学党之乱发生后，袁世凯随时献镇乱之策，但朝鲜王廷未能把握时机，终至丧师失地，不得已“议求清国遣兵代剿”，(95)并非袁世凯怂恿或唆使朝鲜国王“乞师”。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起于清国以藩属视朝鲜，干涉其政治，与日本帝国之利权相冲突。……虽然，亦由袁世凯之对韩政策，著著成功，为其一大原因也。换言之，袁之政治的及外交的手腕，当时实凌驾日本驻韩公使而上之，故遂至诉诸武力耳”。(96)战争将爆发时，袁曾向李鸿章献多策备战，“凡所划策，多在出奇制胜，而诸将庸懦，不相统摄，莫知计之所出，后清兵败衄，皆不出袁所料”。袁本人并没有临战“胆小如鼷”，“抱头鼠窜，潜逃回国”，或“如鼠贼一般仓皇出逃，不见踪影”，而是“奉旨回天津”。(97)回国后也没有“逃归河南”，而是一直在辽东负责转运粮饷，“自秋末以至春初，行冰天雪地之中，呕血壮热，视事无废，虽多所建白，当局未能曲从也”。(98)
及义和团起，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毅然持中正态度，不效昏聩无识者所为，一方面则忠谏清廷，以制止野蛮行动，一方面则以保护外人为己任，以维持秩序安宁，卓然有文明的政治家之手腕焉”。(99)拳匪”见袁世凯一反前任巡抚毓贤“纵容”之策，又“观其军队精整，知反抗亦必无幸，于是党魁皆奔天津、保定方面”。其首领张德成、曹海田“夙依直隶总督裕禄，颇蒙崇奉，加以清廷诸亲贵迷信妖妄，致直隶一省，靡然从之，其势益盛”。并非袁世凯“以邻为壑”，故意以兵力将义和团驱赶至直隶。“朝廷既在拳匪之势力圈内，袁虑其贻误国事，欲力争，然知其无益，乃我行我法，阳以劝诫为言，阴饬部吏严捕之，故山东省内秩序安宁，足为东南之保障。”(100)袁对其处置手法也颇为自得，在前述张一麟所撰未刊的“袁之外交”一篇中，他又模仿日本记者语气写道：
庚子拳匪肇于山东，伊方抚东省，外应付各国，内弹压乱民，地方安堵，外人无一受害者。(101)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代，为袁氏“在前清极盛之时代”。《照妖镜》和《阴谋家》只是攻击其在任内借编练新军扩张势力，以实现个人野心。内藤之书则以大篇幅历数其推行各方面新政之成绩。军事方面，自小站练兵“破除清国陆军之积弊而划一新纪元”以来，所练新军至此时已达六镇，“兵器悉用新式，以曾受军事教育之士官训练之”；又厘定营制饷章，设军政司(后改督练公所)以总营务；设行营将弁学堂、兵目学堂、宪兵学堂以及军医、兽医、经理等专门学堂，并选派五十余人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教育方面，取法泰西，设立各级各类学校；与张之洞等奏请停止科举，扩张学校；设学校司(后改提学使)于省城，以为学务总汇之处。财政方面，请就天津设立户部银行，试行纸币银圆；拟定印花税试办规则进呈；建议在秦皇岛常设税关。司法方面，主张司法独立，设立审判厅。实业方面，收回电报局改为官业，自任督办大臣；创设天津工艺局；上奏弹劾张翼私卖开平煤矿与英人。城市建设方面，创设巡警，聘英日两国人为警察顾问；改良监狱，一洗从前之黑暗；修治街衢，“一以文明各国都市之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总之，各项新政，“无不由其手定，此皆带有文明的色彩者也”，“无论自国与外国之人，靡不心悦而诚服之”。(102)
关于袁氏被罢军机大臣兼外部尚书的原因，《照妖镜》和《阴谋家》皆言系因立储之事，内藤之书则言，“光绪帝病势日剧，西太后豫议继统事，袁身居要路，最为西太后所倚任，青蒲陈说，情同一家。醇亲王载沣长子(溥仪)常出入内廷，西太后密以询袁，袁力为赞成”，并未反对立溥仪为皇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德宗晏驾，溥仪继承大统。“袁以西太后春秋既高，且皇族中亦颇有争立者，主幼国危，无所统率，必生变乱，乃倡议以醇亲王载沣监国。”非提议醇亲王自为君主。二十四日，西太后遽崩，于是“袁与二三重臣从容定策，匕鬯无惊”。外间对袁罢职，诸说纷纷，“言庞论杂，咸莫测其由来，不知袁之去位，实由于派遣大使一案也”。(103)所谓派遣大使一案，系指袁“因美国遇我独厚，密建联美之策，先与庆亲王商定”，然后在单独觐见西太后时，“痛陈清国宜派大使之理由，西太后甚韪其议”。旋因太后宾天，“枢廷同列，未获预闻其事”，因而对袁产生不满，致其被罢。(104)故《容庵弟子记》有“枢廷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有议公之轻举者，于是横生阻力，事败垂成，其机会至为可惜也”的记述。(105)张一麟《袁之外交》亦感叹道：“彼方将挥其外交手腕，以置清国于巩固之地位，奈清廷信任不专，满人尤忌其能，排斥之，卒于载沣摄政之代，迭进谗言，挤之使去，而爱新觉罗氏之命运，亦随以告终矣。”(106)袁阅此段而未加修改，可知其认同被罢系由外交问题引起。
武昌起义爆发，摄政王决计起用袁世凯。他复出后的所作所为，《照妖镜》视为报复清廷，《阴谋家》骂其恐吓清廷。内藤之书则说“组织完全内阁”，“皇族不预闻政治”，系资政院为收拾人心而议决。其后清廷下诏废止“皇族内阁”，资政院讨论通过“宪法信条”，则主要由进兵滦州、发动兵谏的奉天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所促成。“摄政王亦知大势所趋，无可如何，遂俯从资政院所请，决行宪政，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促令来京”。摄政王本人则因“不能挽回时局”，“自请退位”，“不再干预政治”。(107)《阴谋家》将张绍曾视为袁氏心腹，但据内藤之书所述，则张并非袁氏心腹。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也曾记述：“滦州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似与革命党声气相通，并与赵尔巽、岑春煊等有联络，与袁成对峙之势。”(108)
清帝退位，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继任，革命派望其南下就职，并派蔡元培等北上迎接。《阴谋家》说南北双方在定都问题上意见完全相左，袁拒绝南下，并策划了“北京兵变”。内藤之书则说蔡元培等转达了南京政府的意见，表示：“临时政府设于北京或天津无所不可，惟请先生一至南京，以调和南北意见。至国都问题，应俟他日召集国会，付之公决。”由此可知，南方并未坚持必须定都南京，双方意见并非“完全不一致”。袁氏也没有拒绝南下，而是决定“待北方局面平静之日，即赴南京”。至于北京兵变，乃“不意”发生之事，并非袁所指使。(109)只不过兵变使袁有了不能南下的口实。
综上可知，《正传袁世凯》针对各种对袁氏的攻击谩骂，大多给予了回击，只是内藤以为，“若徒以詈骂为快，实非士人之所敢取，况立言而涉于攻击人身，尤非士人之所敢为”，(110)故而未采取以骂对骂的方式。
不过，有趣的是，对于戊戌告密之事，《正传袁世凯》并无具体记述，只是在第一章“总论”中写道：“世之误解袁氏者，以此事为其一大原因，是诚不无遗憾也。……袁氏与此事之关系究竟若何，今尚属迷离恍惚之一疑问。自袁氏所处地位言之，必有相当之解说，然彼固非胆小如鼷者，安用汲汲自辩为耶？纷纷毁誉，听之他人，其殆袁氏之心事欤？”(111)在《容庵弟子记》中也仅有“孝钦后仍回宫训政”一句，丝毫未及袁氏告密之事。(112)显然，袁氏门人及亲信是很忌讳谈及此事的。有一事可为证明。就在内藤编撰此书期间，袁氏收买的日本间谍青柳笃恒上了一个日文密呈，名为《操纵日本新闻说》，总结了日本新闻报道多偏向民党的六方面原因，其中一条为“戊戌政变以来，经过清朝之覆灭，以迄今日，日本人对袁项城之感情，一直不佳”。负责翻译的总统府秘书曾彝进(为内藤提供袁氏传记材料者之一)径将此条除去，只将另五条译呈袁氏。(113)其原因显然是因该条有将袁氏视为戊戌政变告密者之意，恐引起袁氏不快。袁氏门人及亲信既然忌谈此事，加之事实上他们可能并不了解内情，故而无法向内藤提供材料。但袁氏既以此书反击舆论批评，却又对受攻击最甚的告密之事不加不辩解，是否意味着他默认告密实有其事？
《正传袁世凯》对“宋案”亦无直接回应，不过在该书最后部分专门列了一个小目，谈“袁大总统之政党观及内阁组织观”，其中引用了1912年6月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后袁氏答覆同盟会员李肇甫等时所讲的一段话。袁氏明确表示，因人才缺乏，自己不赞成“超然内阁”或“政党内阁”，“深信以数政党员及无关系于政党之人组织混合内阁为适合于现时之政略，即内阁组织当以人才为本位，不当以政党为本位也。”袁氏并举例说：“宋教仁天资才调，超越侪辈；蔡元培学问道德，深堪敬服……是皆最可钦佩之人物。予之推举以上数人为国务员者，非由党派之关系，亦欲置适当之才于适当之地而已。”袁氏又反问道：“《临时约法》规定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政治上直接之责任……然若国务员失职，以致亡国，或虽不亡而已无可挽救，大总统犹可以为不负责任乎？国民亦毫不责备大总统而一味宽容乎？否乎？”据此，内藤认为，袁氏实际主张“大总统应分担政治上直接之责任，大权所在，务达极端，置国会于不顾”，而此适以招致“理想的政论家之反对”。(114)“宋案”之所以发生，当时舆论多以为起因于宋教仁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威胁到袁氏权力。内藤之书坦诚写出袁氏与宋教仁等的政见分歧，不仅给那些攻击袁氏破坏约法、独断专行者以反击，亦可视为对“宋案”的巧妙回应，只是如此一来，“宋案”真相就更加扑朔迷离，袁氏是主谋？还是非主谋？这或许正是袁氏欲留给后人的悬念。
总之，在内藤笔下，袁氏“无论或出或处，皆不失为政治家”，而且是一“强有力之政治家”。(115)对袁氏在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内藤给予极高评价：
革命派领袖夙抱灭清兴汉之思想，将欲拯救其同胞，而施之以文明的恩惠，由是连年奔走，不惜身命，一朝飞跃，大功告成，固中华民国史第一页，所当铺张而扬厉者也。然同时有洞明大局，指导方针，使革命战争不至陷于惨祸者，一方面则存续前清之宗祀，又一方面则缩短革命之时期，此其功亦乌得而忘之耶？假令斯人不出，时局必纠纷无已，而革命或遂以失败终，未可知也。即令不然，亦未必如是之平易圆满，成就此中华民国，盖不待智者而后知矣。夫斯人果谁属耶？则袁项城其人是。……要之，今日之袁氏，实不愧为支那第一人，虽与现世之最大政治家等类齐观，亦无逊色。无论赞成袁氏或反对袁氏，而民国之完全成立，重赖其人，则固无稍持异议者也。(116)
1914年10月10日恰逢国庆，也是袁氏就任正式大总统一周年的日子，从这一天起，《申报》连续多日刊登张振秋所译《正传袁世凯》出版广告，其中写道：“袁大总统为当代人杰，其作事之雄毅敏活，非寻常人所能及，故其生平之经历，如重波叠浪，一起一伏，多令世人注目。然世之衡量袁总统者，类多揣摩臆测之空谈，绝少正确详实之记载，使崇拜民国第一任总统者，未免有所缺望。日人内藤顺太郎游历我国多年，深悉朝野之情，新著《袁世凯正传》一书，都十万言，自袁总统幼年时代，以至选任正式大总统时止，前后五十年之事迹，详载确记，纤悉靡遗，以严毅之笔，发公正之论。”(117)“纤悉靡遗”显然有些夸张，发论是否公正，亦有待后人评说。但就广告无视孙文，将袁视为“民国第一任总统”而言，不可谓之为公。
四、余论：舆论夹击下袁世凯的反攻
袁氏生当晚清民初，生平所历，多受世人注目，然亦多招物议。即便当上民国大总统，日子也并不好过，除诸多内政、外交上的棘手问题需处理外，还要时常遭受各方舆论的攻击。《照妖镜》和《阴谋家》的诟骂，只是一斑而已，试看革命党所办《民立报》《民主报》等，自1913年后，特别是“宋案”和“善后大借款”发生后，几乎无日不在攻击袁氏。日本各大报纸，也不时对袁氏恶语相加，认为他绝不像中国之华盛顿，而是“老狯、恶辣、权诈、残忍”之人，过往行为“酷似曹操、司马懿”。(118)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对他在舆论当中的形象，向来十分注意。在宣统元年(1909年)袁遭罢职闲居洹上期间，一个名叫佐藤铁治郎的天津《时闻报》记者，就曾写过一部《袁世凯》，记述袁氏的一些私密行事。尽管著者对袁氏评价颇高，但因其中某些记述可能给袁氏个人前途带来麻烦，并有可能影响到清廷和日本的关系，遂由当时正任农商工部参议的袁克定出面，通过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禁止该书发行。最后达成协议，由袁克定以现金收买该书全部印刷物，将费用交给佐藤铁治郎，然后印刷物在两三天中送交租界警察署，最后再由袁克定的代理人作证，烧毁全部印刷物。(119)
佐藤铁治郎这样的对袁氏评价甚高的书籍，袁氏都要设法禁其流传，像《照妖镜》这样诟骂袁氏的书籍，试图在国内发行，其结局可想而知。然而，袁氏虽能压制国内舆论，却无力控制国外舆论，《照妖镜》在日本依旧可以看到。至于小越平陆《阴谋家》这样的日文传记，袁氏就更难阻其印行。
但袁氏又绝非被动挨骂之人，他也深知扭转其在日人心目中负面形象的重要性：“若不能获得日本之谅解，则匪惟渠个人在国内之地位将受影响，即中国之安定亦将遭遇日人之破坏。”(120)但袁氏身为民国大总统，若亲自出面回击他人攻击，将成何体统。因此，借着内藤顺太郎标榜“日支两国提携”的名义，由其亲信出面，将《容庵弟子记》改头换面，加以其他材料，模仿日本记者语气撰成《正传袁世凯》，然后再挂名内藤顺太郎著，以日文出版，既向日本国民展示了“真实”的袁氏，又巧妙地而给那些流亡在日的革命党人、敌视袁氏的日人及受日人支持的宗社党以回击。对于内藤提出在东京设立本部，发行《东亚杂志》，“专以中日亲交为目的，期于延聘硕学鸿儒，载有价值之议论，以导舆论而资实行”，(121)袁氏也予以支持。《东亚杂志》即将发行时，内藤通过曾彝进请袁世凯题写数字，袁亲笔批示“拟题”。(122)旋该杂志转由博文馆主大桥新太郎办理，袁不仅“月助千金”，汇由驻日公使汪大燮转交该杂志社，而且“派专员搜集”“杂志资料”，“陆续邮寄，供其编辑”。(123)
袁氏的反击并不止此，其更为隐秘、有力的举措，乃是以重金收买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充当高等间谍，以便在日本舆论界为己宣传。受宠若惊的青柳不但向袁世凯呈递了《操纵日本新闻说》和《转移日本新闻办法》，而且不遗余力付诸行动。他想方设法在日本报刊登载袁世凯方面寄送的宣传材料，其中就包括请其友人关口精一将《容庵弟子记》缩译，然后在《早稻田讲演》连载。他又到处发表演说，并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对袁氏大加赞赏，向日本国民描绘了一个做事光明正大，勤于公事，以工作为“嗜好”，奉行节俭，平易近人的民国大总统形象。他还请日本有名政论家出面撰写文章，为袁氏鼓吹，特别是请日本政治学泰斗、早稻田大学教授、《太阳》杂志总编浮田和民撰写《支那共和国之宪法问题》长文，为袁氏统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124)
常言道：盖棺定论。然有太多历史人物，棺虽早盖，论迄难定。袁氏便是这样的人物。何况民初袁氏三传撰著之时，其人正任临时大总统，大权在握，棺尚未盖。三传著者立场鲜明，动机各异，往往同一事而记述或详或略，或揭露，或回避，又评判迥殊，或褒或贬，或痛詈，或盛赞，莫衷一是。故无论哪一传，皆不能给吾人以完全真实之袁氏形象，吾人欲从中求得袁氏“真相”，难乎其难。但若将三传面世幕后故事合而观之，则吾人对三传及袁氏认识，当可更进一步。
［收稿日期］2013－12－05
注释：
①除上述三种袁氏传记外，1913年5月在日本还印行过一种袁氏传记，即关矢充郎所撰《怪杰袁世凯》，由东京“实业之日本社”出版。此传实为关矢充郎以1909年日人佐藤铁治郎在天津编撰、但未能印行的《袁世凯》为基础写成，对袁氏评价甚高。学界对此传已有所注意，故本文不予专论。读者可参阅竹内实《大正时期的中国形象和对袁世凯的评价》(收入氏著《中国历史与社会评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91～122页)、野泽丰：《辛亥革命与日本外交——从日本对袁世凯的认识谈起》(收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1994年，第1213～1223页)。佐藤铁治郎所撰《袁世凯》，已由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整理，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5年印行，取名《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
②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照妖镜》一书尚没有任何一名学者进行过研究，甚至连简单的介绍也没有。《阴谋家》和《正传袁世凯》仅在日本学者池井优的《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袁外交》(《法学研究》1962年第35卷第4号至5号)一文中有过极简单的介绍。此外，野泽丰的《辛亥革命与日本外交——从日本对袁世凯的认识谈起》也曾提到过《正传袁世凯》，但把它视为“简单、概括性的东西”，并无具体介绍和分析。
③《〈照妖镜中之袁世凯〉出现》，《民主报》1913年5月9日，第4版。此段广告原文不够通顺，并有别字，本文只纠正则字，其他文字一仍其旧。
④陈俊英致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函(1913年5月10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此函落款为“陈俊英鞠躬五月十号”。信封书“内信寄北京西苑门”，“大总统府梁秘书长钧启”，“自天津梁椷五月十一号”。之所以写“梁椷”，而不写“陈椷”，可能是为了保证此函能顺利到达梁士诒之手。
⑤陈俊英致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函(1913年5月12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此函落款为“俊英鞠躬五月十二日”，信封书“要信寄北京西苑门”，“大总统府梁秘书长钧启”，“自天津梁椷五月十二日”。依旧写“梁椷”，而非“陈椷”。
⑥袁世钊致堂兄袁世凯函(1913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此函抬头写“四兄大人赐鉴”，落款写“弟世钊谨禀”。袁世凯为袁保中第四子，其堂叔袁保基长子名世钊，故知此函为袁世钊致袁世凯。
⑦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日本人物品评社1913年4月1日发行，“自叙”，第1页。
⑧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5页。
⑨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6～7页。
⑩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8页。
(11)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8～10、194页。
(12)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0～12页。
(13)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4～17、195页。
(14)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7～20页。
(15)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21～22、196页。
(16)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25～26页。
(17)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27～28页。
(18)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29～30页。
(19)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31～109页。
(20)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99页。
(21)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11页。
(22)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34页。
(23)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89页。
(24)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77页。
(25)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39页。
(26)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70～172页。
(27)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81～182页。
(28)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87页。
(29)人物品评社：《照妖镜中之袁世凯》，第194、202～203页。
(30)陈俊英致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函(1913年5月10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31)陈俊英致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函(1913年5月12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32)袁世钊致堂兄袁世凯函(1913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33)袁世钊致堂兄袁世凯函(1913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34)内务部次长言敦源致袁世钊函(1913年5月18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此函抬头写“□(此字上叔下皿)庵先生”，落款写“忏因谨上”，“□(此字上叔下皿)庵”“忏因”均未查得确切人名，但据函中内容、语气及其与袁世钊致袁世凯一函关系，可断定其为内务部次长言敦源致袁世钊函。
(35)袁世钊致堂兄袁世凯函(1913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36)陈俊英致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函(1913年5月10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37)《可怜哉文字之狱》，《民主报》1913年5月28号，第7页。
(38)《燕市燃犀录》，《民立报》1913年6月1号，第6页。按：“王茀萱”与《民主报》报道中提及的“王弗□”应为同一人。
(39)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东京原书房，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第171～173页。
(40)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东京健行会，大正二年(1913年)六月廿八日发行，天籁道人“自序”，第2页。
(41)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33页。
(42)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天籁道人“自序”，第2页。
(43)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1～2页。
(44)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33～34页。
(45)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34～35页。
(46)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2～3页。
(47)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5页。
(48)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5～9页。
(49)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64页。
(50)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11页。
(51)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12～13页。
(52)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16～17页。
(53)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61～62页。
(54)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19～21页。
(55)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21～22页。
(56)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54～55页。
(57)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64页。
(58)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24～25页。
(59)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64页。
(60)(61)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36～38页。
(62)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37～48页。
(63)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52页。
(64)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1～2页。
(65)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65～66页。
(66)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1页。
(67)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32～33页。
(68)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73页。
(69)袁谢黎告日人编书毁其名誉函(1913年7月16日)，抄件。
(70)郑大华译：《井上雅二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7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02、116、127页；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5、79页。
(71)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1913年12月23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72)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324～325页。
(73)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1页。
(74)小平总治跋，善耆《肃忠亲王遗集》卷末，小平总治1928年印。
(75)《致内阁电》，《光华日报》1912年2月9日，第2版；《大岛关东都督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2年2月13日)，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76)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第65～73页。
(77)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1913年12月23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78)合川贞吉：《中国辛亥革命追记》，《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10期。
(79)《日本前公使伊集院氏今日出京》，《顺天时报》1913年8月15日，第9版。
(80)日文版《正传袁世凯》，又名《袁世凯正传》，出版时间为大正二年，无具体月份。不过书前有朝比奈知泉所作序，落款为“日本大正二年十一月”。又有内藤自序，落款为“癸丑晚秋”。“大正二年”“癸丑”均即1913年，故知此传出版于1913年秋。中译本有两种：一为“江宁范石渠”译，上海文汇图书局1914年9月初版发行，书名《袁世凯》；一为张振秋译，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10月初版发行，书名《正传袁世凯》。张译本书名与日文原版相符，但未译朝比奈知泉序及内藤自序；范译本书名与日文原版不符，但有朝比奈知泉序及内藤自序，且译笔亦较张译本流畅。由于“正传”二字在此处有特别含义，故本文在行文中采用《正传袁世凯》这个书名，征引内容则多据范译本。
(81)《民族研究会干事内藤顺太郎的经历》，《国家主义系团体成员的经历调查》(一)(《思想资料特辑》第二四号)，司法省刑事局，昭和16年4月；内藤顺太郎致大总统袁世凯函，1913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历史系藏。
(82)内藤顺太郎：《袁世凯》，范石渠译，上海：上海文汇图书局，1914年，“自序”，第1～5页。
(83)内藤顺太郎：《袁世凯》，“自序”，第5～6页。
(84)东亚同文会：《对华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31页。
(85)内藤顺太郎：《袁世凯》，“自序”，第6～7页。
(86)内藤顺太郎：《袁世凯》，“自序”，第6页。
(87)内藤顺太郎致梁士诒函(1913年2月15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88)内藤顺太郎：《袁世凯》，“自序”，第7～8页。
(89)张一麟为审定大总统历史外交一门文稿给袁世凯的呈文(191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90)内藤顺太郎致大总统袁世凯函(1914年1月22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91)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现藏关于查禁《照妖镜》一书的材料中，有一封内务部次长言敦源的信件，封皮收信人写“沈吕生先生台启”，右侧有“外书一册”四字，左侧批有“不知何人去要，前送样本未与人，见此册暂存吕生处”等字。“沈吕生”即沈祖宪，由此可知，沈祖宪看到了《照妖镜》。
(92)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12～16页。
(92)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5～6页。
(94)袁世凯手定张一麟撰《袁之外交》(191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95)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52页。
(96)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17页。
(97)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54页。
(98)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58页。
(99)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7页。
(100)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70页。
(101)袁世凯手定张一麟撰《袁之外交》(191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102)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8～9、66、89～126页。
(103)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133～134页。
(104)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135～137页。
(105)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四，第28页。
(106)袁世凯手批张一麟撰《袁之外交》(191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107)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144～153页。
(108)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第52页。
(109)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177～178页。
(110)内藤顺太郎：《袁世凯》，“自序”，第7页。
(111)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7页。
(112)沈祖宪、吴闿生编纂：《客庵弟子记》卷二，第9页。
(113)青柳笃恒谨呈，曾彝进译：《操纵日本新闻说》(191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114)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182～185页。
(115)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11页。
(116)内藤顺太郎：《袁世凯》，第2页。
(117)《〈正传袁世凯〉现已出版》，《申报》1914年10月10号，第1版。
(118)《袁总统之当选》，《东京日日新闻》大正二年十月八日(1913年10月8日)。
(119)孔祥吉、村田雄二郎：《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评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收入二氏著：《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晴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9～368页。
(120)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南京：正中书局，1945年，第139页。
(121)内藤顺太郎致邮传部首领梁士诒函(1913年2月15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122)曾彝进就日人内藤顺太郎请为《东亚杂志》题字事给大总统袁世凯的呈文(191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
(123)总统府致驻日公使汪大燮函(191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此函抬头写“伯唐先生阁下”，“伯唐”即驻日公使汪大燮。落款无日期，无署名，但从内容可知系总统府发函，时间大约在1913年秋冬。
(124)关于青柳笃恒与袁世凯的关系，笔者另有《青柳笃恒：一个被湮没的袁世凯的高等间谍》一文详细讨论，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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