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道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道论文,精神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2-0001-06
在时下的毛泽东研究中，比较注重毛泽东的思想、实践和生活中体现的民族精神，而较少关注其中体现的时代精神。其实，民族精神是现时代的民族精神，而时代精神总是一定民族的时代精神，因此现实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密不可分的，互相渗透的，它们的区分是相对的。我们在重视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研究的同时，还要重视毛泽东的时代精神的研究和发扬。笔者以为，科学、自由、民主、人道、创新等时代精神贯彻于毛泽东的思想、实践和生活中。本文则专论毛泽东的人道精神。
人道思想，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有的。但从社会制度上讲，专制制度轻视人类，无人道精神可言。人类历史只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尊严、人格、人道、人的自由才第一次得到普遍的承认，人道精神才成为时代精神。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一方面，毛泽东在理论上对人、人性、人道和人道主义有过不少说明和阐述，在他的理论、思想和实践生活中体现和贯彻着人道精神，他本人富有人情味；另一方面亦应承认，在他领导的实践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严重的反人道的社会现象。如何解释这一矛盾，从中有何教训，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
这是毛泽东人道精神的根本所在。
毛泽东是一个情感丰富而且易于动感情的人。他说，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1950年夏，淮河突发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情报告上说，有的人为了躲水，爬到树上，人与蛇争树，被爬到树上的蛇咬了，中毒而亡。毛泽东看后心情十分沉重，伤心地落泪，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当年8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政务院召开第一次治理淮河的会议。之后，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启开了新中国第一个治理大江大河的水利工程。
1955年，卫士马维探家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在家乡调查的情况，同时把从家乡带回的一个又黑又硬的窝窝头交给他，并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他接过窝窝头，用手掰了块，放在口中，泪水哗地淌下来。他把窝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并哽咽着说：“吃！这是种粮人吃的口粮！”“我们是社会主义嘛，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窝头嘛！要想个办法，怎样才能加速社会主义呢？”他迫切希望中国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毛泽东见到别人落泪他亦掉泪。1958年，他在上海看越剧《白蛇传》。这是一出悲剧，在看到动情处，他泪珠涟涟，哭出了声。当演到法海将白娘子镇压到雷峰塔下时，他竟愤怒拍案而起，大声说：“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1]这一拍案，惊动四座，正可谓真情本色的充分显露。毛泽东出身在农村，受母亲的影响，信过佛，从小就有一颗慈悲心，同情穷苦人，同情造反者。后来受了现代教育，自然不信佛了，但慈悲救世之心不仅没有抛弃，而是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发展为解放被剥削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这一理想信念成为他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的内在动力。
毛泽东的慈悲救世之心与佛教及一切宗教慈悲救世之心的根本区别，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有没有爱心，有没有同情心，有没有救世心，而在如何救世，如何人道。青年毛泽东最初并不主张暴力革命，并不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2]。但中国和世界的阶级斗争现实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那一套，说得好听，实际做不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社会问题的解决，苦难、贫困、压迫、剥削、丑恶等的消灭，不是靠人类之爱的说教，不是靠献爱心，而是靠改革，靠革命，靠发展生产力，靠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
革命是为了解放人。革命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毛泽东的心始终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连在一起，时刻关心人民的生活和冷暖。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提出，党和政府要关心革命根据地群众的生活，注意解决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教育、交通等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这样，希望人民尽早摆脱贫困，过上富裕、幸福、美满的生活。在1958年，当听到有些地方吃饭不要钱时，他是高兴的，以为解决了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但他心里也不踏实，有疑问。1958年10月底，他从北京南下，在河北、河南两省调查时，每到一地都要问一问：食堂办得怎样？人民是否喜欢吃大锅饭？一月吃多少盐？多少油？做不做菜？有没有肉吃？他要求一要吃饱，二要吃好。在那个年代，他不可能得到真实情况。1959年发生春荒缺粮。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在给刘少奇、邓小平及各位同志的信中提出，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3]。过了一个多月后，他在一个有关春荒缺粮的报告上批示给周恩来总理：请他们（十五个省的第一书记）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无饭吃的暂时紧急危机[4]。但由于各种原因，危机没有很好解决，大饥荒、大破坏的人道主义悲剧还是发生了。他内疚、自责，夜不能寐，向全党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把这种大破坏悲剧发生的原因错误地归结于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坏人掌权，民主革命不彻底。随后，他对党内阴暗面做了夸大的估计，担心修正主义上台、“马列主义党变成法西斯党”，担心发生“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改变颜色”，出现广大人民群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样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他的这些担心，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充满了人道精神。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的情景”的出现，他决计“发动文化大革命”。甚至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想到的依然是受压的人民。他说：“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5]他始终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为他们说话。他的主观动机是美好的、善良的，但脱离了现实，使他陷入了更大的悲剧。
毛泽东不仅是爱国主义者，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国际主义者，胸怀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且为世界人民服务，有博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因此，他的人道精神不仅表现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奋斗上，而且表现在对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支持上，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事业的支持上。在20世纪60年代，他两次发表声明，声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抗暴斗争即是其中一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也是属于世界的，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是世界人民的主席[6]。
总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大倡“民众大联合”到晚年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不同的革命，但其中贯串着一个不变的宗旨：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最大多数人的自由幸福。
二、以人为贵，尊重人，尊重人格
这是毛泽东人道精神的出发点和基础，也是一切人道原则、人道精神的出发点和基础。
毛泽东认为，人是世间第一可宝贵的。他的人道精神突出体现在尊重人，尊重人格和尊重人的尊严。这种尊重，不仅体现在尊重人民，尊重同志，尊重亲朋好友，而且表现为尊重放下武器的俘虏和对罪犯的改造。
如前所述，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受旧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军官打骂士兵、侮辱俘虏的现象时有发生。毛泽东指出，肉刑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资产阶级国家已一般的废止肉刑。我们应接受民主主义这一遗产，红军要“坚决废止肉刑”，“废止辱骂”，“优待伤兵”，“优待俘虏”，“举行废止肉刑的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进一步指出：要贯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原则，“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7]。
他多次引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解放全人类的话。他认为，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种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他十分注重对剥削阶级和罪犯的改造，制定给出路的政策。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他人道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认为，消灭反动阶级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这阶级的个人，相反是把他们作为劳动力加以保存，使之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坚决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他严厉禁止乱斗乱杀行为，指出地主作为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在对罪犯的改造上，早在江西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感化、教育的方针。他指出，一方面要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对已经逮捕的犯人，“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8]。在司法制度中，他明确规定，废止肉刑，严禁逼供信，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在劳动中把他改造成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1956年9月13日，他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说：我们对罪犯的改造，“要搞人道主义。搞人道主义干什么？还不是要把他们改造成有用之人”。他曾多次说，要把犯罪人当做人，人是可以改造的，对他有点希望，有所帮助，当然也有所批评，许多犯罪分子是可以改造的，是能够教育好的。例如国民党的将军，“满洲国”的皇帝。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实践表明，在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政府在对战犯和一般罪犯的改造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积累了丰富经验。我国改造罪犯的制度是最富有人道主义的，赢得了国际司法界同行的赞誉[9]。
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对“消灭敌人”，毛泽东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10]对于已放下武器的俘虏则实行优待政策，不许侮辱其人格。如何消灭敌人，毛泽东也依据情况，采取灵活的方针，尽可能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把战争的破坏减到最低程度。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分别采用天津（战争）方式、北平（和平）方式和绥远（改编）方式去解决剩余的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做到如马克思所说的“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11]进行，结果加速了人民革命的胜利。他要求解放军保护人民，保护财产，保护文化古迹。他特别指示前线指挥员： “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12]1958年，在炮打金门时，他公开告台湾同胞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13]人民军队不仅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也是文明之师，人道之师。战争与人道主义似乎是对立的，但在毛泽东那里，两者又是可以统一的。至于毛泽东在延安写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题词，更是人所共知的，已成为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准则。
中国封建社会反人性、反人道的传统很深，根除这类野蛮传统很难很难。在传统戏剧中，审判官在大堂上动不动就发出“大刑侍候”的吼声，这确实反映了封建制度的野蛮性。在毛泽东的著作、讲话、谈话、批示中涉及有关禁止虐待俘虏、禁止肉刑、禁止逼供信、禁止乱打乱斗乱杀、要文斗不要武斗、废除法西斯的审查方式等内容的言论多得难以计数，可在实践中，这些反人性、反人道的违反法制现象却时有发生，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一度变得相当普遍、严重。这类现象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如前所说，有些现象与毛泽东有一定的关系。但若不加分析地把它们的发生原因统统都简单地归之于毛泽东，这显然是不公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这类现象是毛泽东和我们党一贯所严厉禁止的、反对的。有的人把我党历史上发生的这类现象、冤假错案集中起来（而且往往夸大不实）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更是错误的。可以说，直至今天，这类现象也仍时有发生。这类现象屡禁不止，原因何在？如何杜绝？这需要我们做深入具体的研究。
三、关心人爱护人，富有人情味
这是毛泽东的人道精神在实践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在日常的实践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毛泽东对同志、故旧、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身边的工作人员、亲友和家人充满着深深的关爱和浓浓的情义。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卫士、护士、医生、摄影师、机要员、警卫员、厨师、司机等）视同家人，亲密无间，和蔼相处，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家庭、婚姻，甚至为有的工作人员做媒，AI写作情书，做证婚人。他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是我的同志，是我的朋友，在感情上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把他当作自己的慈父、长者，感受到慈父般的温暖。这方面的回忆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有些典型事例已成“经典”，为广大读者知晓，故在此不再罗列[14]。这里，笔者只摘录原武汉梅岭招待所一位普通服务员的回忆，以之补充见其一般。
1965年春，毛泽东重返井冈山前住在武汉梅岭一号工作、办公。4月29日下午离开前，毛泽东 同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王任重等与梅岭工作人员合影。原梅岭二号服务员魏中华回忆说：
“毛主席走的那天，我正好休班。下午两点多，洗好头，边梳长发边唱歌。突然听毛主席身边的徐秘书喊：‘小魏！快快！毛主席和大家照相，就等你了！’我头发也来不及扎，跟着徐秘书向梅岭一号跑去。哇，梅岭一号门前空地站满了人，毛主席已经站在中间了，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站在老人家旁边。毛主席慈祥地招了招手，我飞跑过去，王任重笑着将我拉着站在他和主席的中间，摄影师就喊了一声‘照……了’。”“我太激动了。过后，又感到自己太不应该了。我一个普通的服务员，怎么能让70多岁的领袖和那么多的领导、同志等我一个人照相呢？怎么能让毛主席的秘书为我一个小青年念叨的‘一个心愿’跑来跑去呢？可当时从上到下没有人感到等我不应该，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向我招手呢？不要看我站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并不熟悉我，最多他知道我是梅岭一个普通服务员，可他老人家却等着我一起照相，这是什么精神品质啊！我文化不高，随着时间的过去，却越来越感到毛主席老人家的一种精神，一种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这张照片一辈子留在我心里。我一想到这张照片，想到那天，就激动得想哭。”[15]
魏中华确实是最普通的一位招待所的服务员，与毛泽东直接接触不多。她的回忆是朴实的，也感动着每一个读者。
总之，大量的回忆录所记述的生动的、感人的事例都充分表明，毛泽东是一个富有人道精神的人，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他既是人民的伟大领袖，又是一个生活在人民中普通的一员，使人感到“他是最有人情味的”，“他骨子里有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这也正是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同他交往过的人对他无限热爱、由衷敬佩和有着终身难忘的情谊的缘由之一。
四、人道精神与阶级斗争
在阶级社会，人总是隶属一定的阶级，具有阶级性。对人性、人道、人道主义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理解。在阶级社会没有抽象的人性、人道、人道主义，没有抽象的爱、仁慈。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起就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自己说，他在1920年最初读《共产党宣言》时只从中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毛泽东深信只有进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才能解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1926年，他在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中说到公社失败的教训之一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对我们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16]应当说，这是用血换来的真理。
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他用古代希腊《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的故事，教育中国人民，决不可怜惜毒蛇一样的恶人，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半途而废。他又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行仁政，而仅仅施行仁政于人民内部。对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他们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他批驳了人民民主专政是“独裁”、“不仁”、“极权主义”等言论。他借用朱熹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说明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说明这个学习很要紧，否则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17]。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解放生产力，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其中也杀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不怕别人骂他“独裁”，骂他“秦始皇”，而且还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当然在实际运动和对敌斗争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重视政策，要求做到稳、准、狠，严禁逼供信，防止过火、扩大化，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力求以最人道的方式进行，化破坏因素、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旧中国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残酷。这给毛泽东留下终生不灭的印记。他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途中对随行同志说：我人生的第一课是阶级斗争课。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阶级斗争。声势很大，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员，二十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他一再说：“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18]毛泽东是从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人。他始终批判否认阶级斗争的唯心史观，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他始终认为，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革命，完全是由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造成的，是合理的、正义的，“造反有理”；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仁政只能施于人民，而不能施于敌人；人民民主专政、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晚年，他对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估计，以致他不惜发动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全面揭发党和国家机关中的阴暗面，推倒自己建立的党组织和政权机关，重建党和人民政权。他的动机和目的在于防止马列主义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式的专政，防止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这样一种可怕的情形。从主观上讲，他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与他的人道主义理论是相一致的。
以上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正因为毛泽东是从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过来的，所以他从正面阐述人道、人道主义的积极意义的言论甚少，即使有也没有加以宣传教育，使人知晓。相反，他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多少带有简单化、片面性的缺点，而且影响很大。他只讲人的社会性、社会本质，只讲人的阶级性，不承认人性中除阶级性外还有非阶级性的一面，不讲人的自然属性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作用，否认人的自然属性也是人性的一个内容[19]。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理论界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更发展了这种片面性。理论上的这种偏差，导致实践上对个人、人权、人道、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等的漠视。这一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总之，毛泽东的人道精神是丰富的、高尚的。以人为贵，把人当做人，尊重人，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这是他人道精神的基础和出发点。解放人，解放全人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他人道精神的最高境界。但他的人性、人道主义理论也不够全面，他在实践上的教训则需要总结记取。
〔收稿日期〕2009-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