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需要结构及其历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的人是有现实需要的人，人的需要结构包括物质需要、社会交往秩序需要和对人生意义的需要等，诸需要之间存在着张力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诸需要之间的张力关系相异，需要结构相异，从而使人的能力、特性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对需要的一般考察及对需要的历史发展的抽象肯定上，而是要对人的需要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进行具体的考察和研究。
一、人的需要结构及其内容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从自身需要出发的，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否则，人做事就毫无意义可言。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需要，由于人的物质需要是同生产实践耦合在一起的，是由生产不断满足和不断更新的，因此，是处于不断的生成和发展之中的。“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这是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7卷，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物质需要作为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对实物性产品的需求。由于物质产品具有分割性减少的特点，在社会生产力相对不发展的历史时期，人们之间必然会形成利益矛盾。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持社会秩序，就成为人们的必需。一般而言，人总是希望生活在有秩序的社会中，过安全平和的生活。在历史上，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和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建立起国家政权，把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冲突控制在一定社会秩序所允许的范围内。而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之间利益矛盾的增加和激化，最终又会导致新旧社会制度和秩序的交替。
人的现实需要、能力和活动总是有限的、不完满的，于是，人就会在心中形成使自己完善化的愿望，产生对真、善、美的理想追求，生成意义需要，并以这种终极关怀为观照，激励人进行改造现实世界的活动。意义需要及其满足方式也是历史地变化着的。
物质需要、秩序需要和意义需要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物质需要是秩序需要的基础，秩序需要是人们对获取物质需要的一定社会形式的需要。秩序需要的满足、社会关系的协调，有利于减少社会内耗，增加社会生产，有利于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意义需要既以物质需要为基础，又使物质需要具有文化的含量和意义。此外，意义需要对物质欲望还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以避免物欲膨胀，使之终极化、唯一化，使人失去对人生理想的追求。意义需要和秩序需要也相联系。一种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系，离不开意义需要的精神支撑。没有意义需要和追求，没有对一定社会制度合理性的认同，一种社会制度是难以维系的。意义需要不仅有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功能，而且有批判、破坏一定社会秩序的功能，这取决于意义追求的性质和内容。意义需要中也包含着理想化的物质需要和秩序需要，即使是在企图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幻想中，也是追求一种人的物质需要充分满足、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自由平等的生活，是对现实物质需要、秩序需要的限定性的一种精神超越。因此，意义追求并非高深莫测，它总是同人的其他需要的现实内容及其现实社会满足方式等有一定联系的。
物质需要、秩序需要和意义需要在历史上一经形成，就成为人的需要结构的不可缺少的方面和层级，人就生活在这三种需要的张力关系之中，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种需要之间的张力是不尽相同的，只有把握人的需要结构的张力关系及其变化，才能把握人的现实需要。
在人类社会的低级阶段，物质需要的匮乏占主导地位，人类所要满足的最迫切的需要是物质需要，人类所要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生存问题，秩序需要和意义需要向物质需要倾斜。社会秩序需要是实现迫切物质需要的手段，意义需要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节制物欲。物质生产水平的低下，使精神想象和补偿的空间广阔，形成古代精神文化的繁盛。
随着社会生产和分工的发展，物质需要的满足方式市场化、社会化，秩序需要逐步法制比、民主化，受物化社会关系负效应的影响，精神需要的匮乏突出出来，意义向度趋于萎缩，精神生活出现危机。要达到人的各种需要的协调，人的需要结构的合理，就要向意义需要适度倾斜，把发展人的意义需要作为重要的课题。在未来理想的社会状态下，随着物质需要的充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会逐步淡化，秩序需要会失去政治的性质，意义需要会重新繁盛，需要结构各层面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协调发展。
需要结构的具体历史性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到各个社会结构内部，探讨不同社会结构中人的各种需要的不同特点、不同联结方式及其历史转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需要的具体、历史把握。
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需要结构
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产的历史发展，把物质需要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历史形式：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和社会需要。“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19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0。）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的两种基本的需要形式。前者是在缺乏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需要，后者是在拥有发达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的实现方式是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工不过是人的不同需要在人的活动上的表现，是从人的活动的分配上表现出来的人的需要的分化。分工只是不同质的、适合不同体系需要的劳动而已。通过分工创造出的产品，“实际上只是分工的物质存在，只是不同质的、适合不同体系需要的劳动的物化”。（同上书，第465页。 ）劳动的分化，财富的增多，表现着人的需要的增多。“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同上书，第19页。）需要的不同历史形式，表征着分工的不同历史阶段，表征着商品交换的不同历史水平和形态。
自然经济是社会分工极不发达的经济形式，在自然经济中，生产是自行地进行的日常活动，人们所需的生活资料不是由其他社会生产部门提供，而是由生产者自己生产。生产以满足生产者的直接需要为目的。尽管人的需要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自行发展，但是，物质需要的发展是具有自然界限的，是超不出人的自然需要的限制的。因此，需要和生产都是自行地、缓慢地发展的。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所关注的是物的使用价值，是具体的、实物性的财富，而不是交换价值。人们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是用于满足自己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只有少量的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剩余产品的交换对于生产的内部结构来说只具有无关紧要的和外表的性质，交换尚未触动生产的性质，生产本身尚未被交换价值所掌握。产品的使用价值是产品的质料方面，产品的价值是产品的形式方面。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区别之一即在于，产品是被看作使用价值还是被看作交换价值，是产品的质料方面还是形式方面占主导地位，生产者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创造产品还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他人的产品。“在直接的劳动过程中，即在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中，质料方面对它的历史规定性占上风；在基于劳动过程的交换过程，历史形式的规定性对它的质料方面占上风”。（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文1版，94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8。）前者是生产者把自己的产品当作直接的生存源泉，当作直接的使用价值，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同一关系；后者是产品经过一定的社会过程，经过与他人产品的社会交换的间接方式才成为对他本人有用的产品，是生产和消费的间接同一关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实物性财富的青睐远远胜于象征性的财富——货币，人们的心中还没有燃起追求货币这种一般财富的强烈欲火，还没有超出实物性的、有限的自然物质需要，追求抽象的、无限的财富。诚然，在那时，也有财产的积累和欲求，但是，人们的财产积累欲还是原始的、有限的。它“一方面受需求、另一方面受产品的有限性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进行生产所需要的客观生产条件也主要不是由一定生产部门以加工过的产品的方式提供的，而是自然界现成地提供给人的。作为主要客观生产条件的土地，是人的直接生存源泉，大地养育着它的儿女，儿女们在大地的怀抱里直接获得资源。这就是说，生产活动的资源配置，无需通过市场即可实现，人无需超出自身的自然需要为社会需要而生产，无需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来获得所需的生产资料。
简单使用价值的生产主要是人与自然的交换，而主要不是人与人的社会交换，人所建立的是人对个别有用物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社会关系，换言之，人用自己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不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他人的产品。人们的生产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封闭状态，人们之间的联系是基于血缘、地缘的狭隘联系。这是人的需要结构的封闭性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表现。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也有以满足他人需要为目的、以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城市手工业就是这样的生产形式。但是，这种生产也受到需要的自然限定，属于小商品生产。这是一种量出制入的生产经营方式，生产以消费为前提，以维持生产者的生计为目的。这是一种主要以个人需求决定社会供给的生产，而不是以社会需求决定社会供给的生产。
在历史上，真正突破需要的自然界限，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的人，是往来穿梭于各种共同体之间的商人。商人在各个封闭的生产民族、人群共同体的夹缝中生存、发展，充当这些各自隔绝的民族之间联系的媒体，充当“社会物质变换的中间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85页。）通过他们的贸易运转， 不仅使不同生产民族互通有无，方便生活，而且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通过消费其他民族的产品，会引起人们新的需要，新的生产动机。如果商人一再出现在不同生产民族之间，反复不断地进行不同民族间剩余产品的运转贸易，那么，剩余产品的生产就会成为经常性的活动，商品交换就会由偶然的行为变为必然的、经常的行为。这就会促使生产活动突破自然需要的界限，使生产由以剩余产品提供交换价值向主动设定交换价值转变。
在自然经济阶段，受较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物质需要及其产品的匮乏困扰着人类。但是，由于个人生产能力的有限性、不独立性，人们对物质需要满足的关切又往往表现为对社会秩序的关切。这是人对自然的直接依附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表现。
在前市场经济阶段，人们所面对的主要任务是在同自然的斗争中适应自然秩序，按自然秩序组织生产和生活，建立社会秩序，社会秩序要适应自然秩序，适应季节和天气的变化等。“人类行为的许多准则就是在适应这些变化的需要中形成的”。（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文1版，19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人往往是根据自然的“历法”进行社会的“立法”，建立社会行为规范，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譬如，由于单个人或家庭的生产能力有限，无力抵御旱、涝等自然灾害，无法进行兴修水利等较大的工程，对自然统一治理就成为人们的共同需要和利益。它是共同体中每个人的共同需要，是“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即个人不是作为社会中的单个人，而是同其他的人共同消费和共同要求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5页。）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就要由国家把分散的个人、家庭以超经济的形式组织起来，进行兴修水利等大型工程。同时，人们的秩序需要也同人们抵御异族侵犯，保证安全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人们的生命财产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只有国家这种暴力组织才能保家卫国。
自然经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是按照纵向的血缘关系建立社会秩序的，是实施人的等级划分的专制主义统治，用以维护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人的秩序需要虽然是一种社会性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及其实现形式却受到自然血缘关系的限定。
古代社会生产力的相对不发展，为人的精神想象提供了广阔的余地和空间，人们把因受实在物质生产条件制约不能充分发挥的潜能以象征的语言符号的形式发挥出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享受，对自身物质生产能力之不足予以补足，从而造成精神文化创造的繁盛。
物质需要及其产品的匮乏是自然经济社会的固有矛盾，只有扬弃自然经济，建立市场经济，才能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但是，自然经济阶段又为市场经济阶段的到来准备着条件。这首先是通过需求范围、空间的不断扩大表现出来的。在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增多，对外贸易的发展，生产和满足外域需要之间逐步建立起经常的、稳定的关系。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唤起其他地域和民族新的需要，出现新的销售市场，新的市场有利可图，于是，生产者就逐步由直接为满足自己需要而生产变为为满足他人、外域需要而生产，社会经济结构逐步为交换价值所掌握，生产活动逐步成为根据市场的需要、根据交换价值而进行的活动。生产活动出现区域性分工乃至国际性分工，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一定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小商品生产逐步向批量的单一化生产、社会化生产转变。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由依赖于狭隘的人群共同体变为依赖于市场。流通超越了剩余产品的极点，由仅仅以剩余产品的形式提供交换价值的生产，变为只与流通相联系的生产；由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的生产，变为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直接目的的生产。“这样一来，不仅生产方式改变了，而且一切与之相适应的旧的、传统的人口关系和生产关系，旧的、传统的经济关系都解体了”，（同上书，第485页。）与之相适应， 人们的政治关系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三、市场经济时代的需要结构
市场经济是人的需要及其实现方式的现代转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物质需要的实现间接化、社会化了，生产者的注意力由自身需要转向社会需要，由追求使用价值变为设定交换价值。生产者只有为社会进行生产，满足社会的需要，才能为自己生产，满足自身的需要。“我只有为社会生产才是为自己生产，而社会的每个成员又在另一个领域中为我劳动”。（同上书，第465～466页。）在内部利益驱动和外部竞争环境的驱使下，生产者会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普遍地利用自然的属性和人的属性，积极主动地去发现、创造、引导和刺激社会需要，开拓新的市场，扩大商品需要者的范围。生产超出了需要的自然界限，这一方面造成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人的基本物质需要能够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关系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一些人利欲熏心，去无止境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
人们的商品交换不仅是人的生产的社会实现方式，而且是人的需要的社会实现方式。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每个人的生产都专一化了，个人要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就要同其他人的产品相交换。他只有放弃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把自己的产品让渡给他人，才能从他人手中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对象化于商品中的个人B的劳动是个人A的需要，反之亦然。在商品交换中，每一方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且只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每一方才又把自己作为手段为对方的需要服务。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每一方都互为手段，并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成为自身的目的。这表明，商品生产者之间是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的。社会分工越发达，人们的相互依赖就越普遍、越全面。商品交换是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在需要、活动和能力上的相互交换。通过交换，人们在需要、活动和能力上相互创造，相互丰富，从而“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伟大文明作用。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能否实现，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取决于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突出出来，这又使人的生产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市场经济不仅把一切生活必需品变为商品，而且把一切生产资料也变为商品。科学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生产的客观条件科学化，使之成为不同生产部门的生产对象和产品。生产者要获得这些条件，就要通过市场交换，而提供这些条件的生产部门所需要的生产条件，也要同其他生产部门交换。因此，“一切生产部门的共同基础是普遍交换本身，是世界市场，因而也是普遍交换所包含的全部活动、交易、需要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页。）资源配置是否同社会需求相适应，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动反映出来，各个商品生产者可以通过了解市场的供需关系的变化，决定投资目标、方向以及生产规模等。这样，市场就发挥了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通过市场的调节，可以达到社会生产和需求的平衡。如同对生产资料的配置一样，对人力资源的配置，也是通过市场分配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虽然具有灵活性、合理性等优势，但又具有自发性等缺点。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要采取国家计划等宏观调控手段，这对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不断分化、不断多样化，各自都有“趋利属性”，都有互异的利益追求，从而交织成复杂的利益网络。为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满足人的秩序需要，必须采取程序化、法理化、制度化的方式进行管理，使各种趋利行为在政治法律和法规的约束下有序地进行。法制所体现的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的利益原则，是利益的分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在政治上的必然表现。所谓法律的权威性，实质上体现的是公平的利益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一原则既肯定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法性、正当性，又规定了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边界，它以权威性的力量约束着人的求利行为，要求人的求利行为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国家的立法和决策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使每个公民都能参政议政，都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人的秩序需要的新的实现方式。民主政治是商品交换所奉行的自由、平等原则在政治上的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人摆脱了人身依赖关系，具有了独立自主性，以君为主的专制统治就必然转变为以民为主的民主统治形式。需要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是以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实际的不平等而维系的表面平等的政治组织，它以阶级地位的不平等为现实基础，并维护这一基础。只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真正实行人民主权。民主政治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民主的发展程度受到市场发育程度等的制约。
与物质需要和秩序需要的转型相联系，人的意义需要也会发生历史性的转变。意义需要的转型，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的意义系统的形成，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人的精神追求，具有思想解放的重要作用。但它又包含着内在的矛盾性。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最终确立，在西方国家，人们愈益强烈地意识到精神的危机、意义世界的萎缩。
在历史上，人的意义需要的转型是从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开始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过程中，其内部矛盾就有所显现。一方面，人们追求精神的解放和自由，另一方面，受物化社会关系的负效应的影响，意义追求向度趋于萎缩。当上帝失去神圣的感召力之后，利欲的世俗观念膨胀，人的工作和生活失去了崇高的目标，失去了终极意义，导致了人的精神危机、信仰危机。
在宗教伦理的精神支柱坍塌之后，人们试图用艺术填补精神生活的空虚。然而，在市场的冲击下，艺术越来越按照商品的价值规律进行生产和消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流行艺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成了商品，艺术品的生产不是考虑艺术的审美价值、社会效益，而只是考虑艺术的市场价值、经济效益，按可成交性进行生产。艺术失去同经济的间距，失去超越的向度，艺术创造的规律被价值规律所淹没，消费者也被文化生产所消极决定。“从根本上来看，虽然消费者认为文化工业可以满足他的一切需求，但是从另外方面来看，消费者认为他被满足的这些要求，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他永远只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消费者，只是文化工业的对象”。（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中文1版，13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艺术失去批判性，成为粉饰现实社会制度的工具，成为达到消遣和轻松之目的的王国。人被虚假需求所包围，成为单向度的人。上帝的隐遁、文化艺术的平面化，加上生活节奏加快，紧张度提高，人际交往关系冷漠，使人的心灵孤独无依，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些成为西方精神病人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的意义世界的迷惘、萎缩的状况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人的精神家园被践踏为代价的。西方学者已普遍感觉到了精神危机的存在，并力图重新寻找人的精神家园。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这是由资本主义“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目的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少数人发财致富而生产，生产目的偏离了“为人”的轨道，导致物欲泛滥，精神追求萎缩，造成人的异化。
只有社会主义生产才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本目的的，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所在，体现了生产的人性关怀。然而，我们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解，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把计划经济体制作为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必然形式，由于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不能发挥市场经济高效率的优势，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难以改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甚至连起码的温饱需要都难以满足。这种僵化的、保守的计划经济体制，恰恰是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能体现生产的人性关切的体制。这与其说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如说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新方式，它建立在对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重新认识基础之上。
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历史阶段，是解决目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途径。但是，要达到人的需要的协调发展，就要自觉地遏制社会生产目的与手段的颠倒以及社会交往关系的异化，建立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解决好先富和共富的关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路。
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民主政治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要加强法制建设，增强政治决策的公开性，加强群众参与与监督，保证利益调节的公平合理。社会主义民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人民共同利益为依托的真实的民主，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精神需要也日益增长，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不断推出，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市场经济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侵蚀着精神生活领域，使一些人物质欲望膨胀，意义追求向度萎缩，精神生活趋利化、平面化，信仰危机，人生意义迷茫。我们要在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自觉地抵制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抵制经济领域求利原则对精神文化领域的冲击，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精神文化危机的覆辙。要建立需要结构各层面之间必要的张力关系，使人的需要结构协调发展，使人自身和谐、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