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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浙江出了两位以日记知名的大儒：李慈铭，号莼客，室名越缦堂，会稽(今绍兴)人，其《越缦堂日记》曾风行一时。谭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有《复堂日记》(《谭献日记》)行世。周作人在《鲁迅的文学修养》一文中提到，鲁迅早年读过《越缦堂日记》①。想来多少受过点影响。但鲁迅并不喜欢这位“以日记为著述的”同乡②，认为他“做作”，看了之后“很不舒服”“仿佛受了欺骗”③。这是在一帮学者将其日记出资印行，高价出售，风靡一时，并有胡适模仿时说的话，似乎有意气的成分在里面。鲁迅在讲到文坛的争斗现象时，即以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慈铭和赵之谦为例④。章、李、赵均是浙江会稽人，袁枚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都是他同乡。 这就说到浙地风土民情与文史、学风之间的关系。周作人在1956年撰文指出：“大概说来，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就清朝后期来说，袁随园与章实斋，谭复堂与李越缦，都是很好的例子”。章实斋、李越缦属于浙东学派，“拿鲁迅去和他们相比，的确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代表。”⑤而早在1923年，周作人就认为浙江近三百年的文艺有两种潮流：“我们姑且称做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第一种，他举出徐渭、王思任、张岱、袁枚、李越缦、俞曲园为例；第二种，他举出毛西河、章实斋、赵之谦、章太炎等⑥。两种文风、学风似乎泾渭分明。这种分法虽有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周作人把鲁迅看作重史的浙东学派代表，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成就远超过了作为文学史家的成就。而鲁迅作为文艺深刻一脉的代表倒是确定无疑。 而谭献也早有从地理角度对浙江学风的评价：“吾浙问学之事，浙东、西截分两途，东学朴质而近迂，西学隐秀而入琐。”⑦他自觉承继会稽章实斋遗绪；而李越缦虽属浙东学派传人，章氏同乡晚辈，却鄙夷章实斋。可见不能一概而论。钱钟书在《复堂日记续录》序中，点评了晚清几大闻名日记，继而重点比较了李、谭日记，从学问路径、“德宇广狭”、文风等几方面辨析短长，抑李扬谭⑧。谭献日记以少胜多，而又其名未彰。周作人对李越缦日记自是熟悉，他对《复堂日记》的喜好、研读及与谭献的渊源倒值得发掘、梳理、阐发一番。 众所周知，周作人一生读书无数，藏书甚丰。而《复堂日记》对他而言是一本不可或缺的书，他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20世纪初一直到1940年代，他在文章中多次引用。盖因它取材宏富，内容渊深，识见独到，旨趣超旷，从文风上看而又“词华简赡，刻而不露，澹而益腴”⑨。 周作人在文章里最早提到《谭复堂日记》大概是写于1915年的《三老碑文》，1916年作《三老碑考证集录》时，抄录了《复堂日记》中的一段话。同年，他在一文中写道：“《谭复堂日记》云，在娱园见王见大所刻《梦忆》，甚工雅，伍氏《粤雅堂丛书》犹有阙失。余幼时数游娱园，惜未得见”⑩。时隔26年后的1942年，他犹未能忘怀，又在两篇文章中重提此事(11)。是师长谭献、遗民张岱还是梦里故园令他念兹在兹、无法释怀？也许兼而有之吧。不仅如此，他还抄录《复堂日记》中关于《陶庵梦忆》文字寄给当时的弟子沈启无。周作人1932年2月24日给沈启无的信中写道：“偶阅《复堂日记》，抄其关于《梦忆》及《西青散记》的两则呈览。此公是章太炎先生之师，但仍是才子也，近从杭州买得一册《群芳小集》，皆是咏叹京都之相公们者，今查出即系复堂手笔”(12)。这里的“偶阅”恐怕是一种行文的说辞，也许应该说“常阅”才是，此信的有趣之处是，他道出了谭献是他的老师章太炎的老师，并评价他是个“才子”。他抄录两则谭献日记寄给当时的得意弟子，应该不是随意为之，也许期许沈某能传其衣钵，也许有令其认师祖之意。关于《群芳小集》，知堂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发感慨说：“我辈平日所见者多低级的书，但知考较嗓音，赏玩脂粉耳，谭复堂之《群芳小集》尚未能免，他更不必论矣。”(13)有委婉批评之意。 而《西青散记》知堂并未觉得好。他在《谈笔记》一文中写道：“在一个月前我翻阅《复堂日记》，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发现《复堂日记》在25年里不同的时间4次赞扬《西青散记》，这是不寻常的，知堂在文中一一抄录下来，或许复堂的赞誉令他禁不住翻阅了《西行散记》，但读过之后不免失望，因他喜欢朴素通达的文字，“并不喜欢浓艳波俏，或顾影弄姿，有名士美人习气，这一点意思与复堂不同”(14)。他不喜欢“才人之笔”和“古今名士派”。复堂是“才子”、词人、“风骚盟主”，对该书作者不免惺惺相惜。这是知堂和复堂在文章趣味上的明显分野。 知堂在《科目之蔽》一文中起首抄引一则《复堂日记》：“初十日，阅《夷坚志》毕。文敏喜记科举小吉凶，宋时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志于此，可想见也。”接着评价说：“谭君所语甚有见识。大抵中国士人之陋习，多起源于科目”(15)。知堂《五祖肉身》一文本是批评神灵附体之类迷信文字的鄙陋，但他文中笔锋一转：“此正如谭复堂言，科举之弊已深，士大夫役志于此，故《棘闱夺命录》一类莠书出现于书房，至与经史争席也。”(16)稍显突兀，显见的对复堂的推尊。 知堂在《焦里堂的笔记》一文中对焦里堂有如此断语：“其为学并不废词曲，可见其气象博大，清末学者如俞曲园谭复堂平景孙诸君亦均如此，盖是同一统系也。”(17)而谭复堂对焦里堂著作的评价是：“冰释理明之言甚多”“不随人作计”“足以矜式学林、开牖沟瞀者矣。”(18)知堂认为焦里堂思想清明，在清儒里他将此人排第三位，其看法似乎也受到复堂的影响。 周作人《耳食录》开篇写道，自己从旧书堆中找出《耳食录》来读，接着引述《复堂日记补录》对该书的评价：“阅乐莲裳《耳食录》，文采丽密，稗乘中可取者。”知堂说：“复堂常阅小说，见于日记，据其批评以《耳食录》为最佳。”他读后的看法是：“乐君本能文，文章的确写得不错，虽终未脱《聊斋》窠臼，却亦有其佳处。”(19)似乎是受了复堂评价的影响才找出此书来读。 知堂推尊同乡陆放翁，爱读他的《老学庵笔记》，他在文中引《复堂日记补编》一条云：“阅《老学庵笔记》十卷，放翁文士多琐语，不足为著述也，然吾师吴和甫先生最嗜此书，盖才识与务观近耳。”知堂接着评论道：“谭复堂亦是清末之有学识者，而此言颇偏，盖其意似与《四库提要》相近，必须‘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才是好笔记也。我的意思却正是相反，轶闻旧典未尝不可以记，不过那应该是别一类，为野史的枝流，若好的随笔乃是文章，多琐语多独自的意见正是他的好处，我读《老学庵笔记》如有所不满足，那就是这些分子之还太少一点耳。”(20)其实，谭献对《老学庵笔记》的评价主要还是褒扬、赞誉的：“阅《老学庵笔记》十卷。放翁题跋家训之属往往朴挚有远识，泰兴吴少宰尤重《笔记》。予观其隐显激射，往往言外有意，吴先生精鉴不虚也。”(21)再如：其光绪七年二月廿七日日记：“阅《老学庵笔记》。放翁不立讲学门户，而纯实慷慨，志行卓然，南渡第一流也。诗篇大家，老杜后一人而已。杂文亦朗诣。”(22)以知堂读书之细，不会发现不了，也许是有意不提。 知堂在《輶轩语》一文中引《复堂日记》卷三庚辰年下有一条云：“阅《輶轩语》，不必穷高极深，要为一字千金”。他附和说：“可谓知言。”(23) 总之，周作人在经年累月的阅读与写作生活中，与谭献构成多重对话关系，或赞誉，或附议，或辩驳，或引申，而《复堂日记》似乎隐隐成了他书斋阅读的指南。不仅如此，谭献还进入了周作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和情感世界。 知堂在“苦住”北平时和俞平伯在书信中即当面讨论过谭献的词评，这是俞平伯信中一段话：“谭评美成词于‘登临故国’句下密圈，大可思量，昨晚枕上略有所会，在高斋所言亦未必是也。大约周、谭二氏立解不同，周确误，谭评未误，只是玄耳。暇日或携书来候教。”(24)时在1938年9月，日军攻占北平之后，华北沦陷，周作人尚未落水，他们讨论周邦彦“登临故国”词及谭评，或许别有幽怀，借他人之酒浇胸中块垒吧。周作人还送给俞平伯一本《词辨》的谭献评本(25)。 知堂1940年7月作《七夕》一文，他大概非常看重此文，给弟子俞平伯看，俞平伯7月10日给他回了个明信片加以褒扬：“承示《七夕》新什，寄慨遥深，雒诵辄唤奈何耳。”(26)该文引《复堂日记补录》一则云：“初七日晚内子陈瓜果以祀天孙，千古有此一种传闻旧说，亦复佳耳。”知堂曰：“此意甚好”(27)。时周氏已落水附逆年余，内心何尝没有痛苦挣扎，此文曲折隐晦地传达了他的复杂心情，因此，知其心事的弟子说“寄慨遥深”。知堂同年9月7日作《撒豆》一文，在文尾再次引述复堂上述日记(28)，可见对它的喜爱。 1934年2月下旬一天，旧历年过后，周作人游厂甸，在书摊上看到《戴氏注论语》，上边有“复堂所藏”及“谭献”两方印，他猜测是戴子高送给谭仲修的，因索价较高没有成交，但他心有不甘，后来又让钱玄同代买回来(29)。知堂很喜欢陶渊明的诗，收藏陶集二十种，其中一种有谭献题跋(30)。知堂曾藏有一种墨四锭，“题曰湖桥乡思”，他“疑是谭复堂所作，案谭君曾宦游安徽，事或可能，但体制凡近，亦未敢定也。”(31)这是“大胆假设”，似乎一厢情愿了。他在1950年还留着几方谭复堂自制款的墨，有时拿出来看看(32)。这已超出一般的文人趣味，由此可见周作人对谭复堂感情之深。 谭复堂之与周作人，还有更深层的隐秘关系，这关涉到现代文学史上一条重要的文学脉络和线索。 新文化运动的广泛推进和新文学的迅猛崛起是建立在对旧文学的猛烈批判之上的。鲁迅和周作人都一向蔑视唐宋八大家及桐城古文，他们写了不少文章鞭挞“假道学”和“谬种”，特别是周作人，抨击韩愈文章可谓不遗余力，历经数十年而不休，他认为韩文“装腔作势”“虚骄粗犷”“情理不通”“文理不通”等等。 而谭献对唐宋古文及桐城派早有贬抑。他说：“韩愈创为叫嚣之文，风尚一变。”(33)可看作是知堂批韩的先声。对于柳宗元的游记散文价值，他如此评价：“或以柳子厚为胜郦道元者，一孔之论，应声之虫。”(34)至于“三苏”，则曰：“有宋之世，文士好多言，苏氏父子最传，最无实用。”(35)均直抒胸臆，直指要害。他评价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姚鼐：“阅《望溪文集》。不可谓非学道之士，而所见咫尺，殆不知世有寻丈，以范中材可耳。”(36)“望溪安雅而失雄健”“惜抱骨力音节足名其家而胸次为我法所拘”。(37)其评点均犀利辛辣，入木三分。 那么，好文章在哪里呢？谭献认为：“可读之文，前则孤立无盛名之士，后则治经有朴学之儒。文章冠古，必先截断众流。”(38)可谓标新立异，发为先声，章太炎及周氏兄弟后来的论文为文之道证明了这一点。 周作人极为推崇六朝散文，他在《中国文学的变迁》一文中讲到历代好文章时说：“如六朝时的《洛阳伽蓝记》《水经注》《颜氏家训》等书内都有。”(39)他喜欢的两位文人陶渊明和颜之推，“却巧都是六朝人物。”(40)他在《颜氏家训》一文中说，很喜欢南北朝人的一些著作，“例如《世说新语》《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以及《颜氏家训》。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以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他引述卢召弓对此书的评语“委曲近情，纤悉周备”之后说：“颜君的识见，宽严得中，而文词温润与情调相副，极不易得。”他特别指出：“《家训》末后《终制》一篇是古今难得的好文章，看彻生死，故其意思平实，而文词亦简要和易，其无甚新奇处正是最不可及处”。(41)他对颜之推的评价非常高：“思想宽博，文辞恬澹，几近渊明”(42)，“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43)。周作人在中国文学中独尊六朝，特别是将颜之推这个文坛之外的人物及其著作推举到如此高的地位，这是不同凡俗的。“将《颜氏家训》作为‘六朝文章’来解读，此乃周作人品味独特且过人处。”(44) 周作人1936年起还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六朝散文”课程。他的两位知名弟子废名、俞平伯受其业师影响，也称慕六朝文。 不仅如此，周作人在《鲁迅读古书》一文中写道： 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挈》，很精简的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45) 其实，鲁迅虽然喜欢魏晋六朝之文，他和周作人在价值立场、审美趣尚等方面有很大分野，这从他们对嵇康、陶渊明、颜之推等人物的不同评价上可以看出。周氏兄弟的老师章太炎对六朝文及对颜之推评价极高，周氏兄弟受其影响颇深，对其师观点加以承继、引申、发挥，各取所需。陈平原在写于上世纪末的长文《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中条分缕析，取精用弘，将这条思想文学传统脉络学理化地挖掘、梳理出来。他认为：颜之推在被章门师徒“发现”之前，很少有人将其作为文学家认真看待；章太炎以其特有的敏感，首先提出颜之推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章太炎以及弟子对《颜氏家训》的褒扬之所以值得关注，因其直接牵涉周作人的为人与为文，乃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关节；章太炎对于六朝文的别择，经由周氏兄弟的发扬光大，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氏兄弟在接续传统的同时，为现代中国散文开出一条新路。(46)或许因当时资料所限，该文没提到谭献，小文聊作补充。 读《谭献日记》会发现他对六朝文评价极高，特别是《颜氏家训》，他早有精当点评：“阅抱经堂《颜氏家训》。颜介，文士之敦厚者。其书条件入理，陈义平远。”(47)此癸亥年日记，可谓别具只眼。下为丙子年初日记：“阅卢刻《颜氏家训》。南人入北，颜氏之文朴而畅，庾氏之诗深而秀，足以抗手。《家训》义法可观，折衷经教，尤当日所难。”(48)再如庚辰年日记：“阅《颜氏家训》。南人入北，颜生可谓学者。持论最正，宅心最平。《家训》二十篇，造次儒者，不必以归心为累也……经生家法，辟后来之牖。”(49)谭献反复研读、评点《家训》，可见喜爱之至，超出一般的赞赏，且观点独到、深刻。章太炎、周作人关于《颜氏家训》的观点是否从这里萌生？受其影响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吧。谭献还撰有《复堂谕子书》，可谓得《家训》神韵。 周作人反复列举、赞赏不已的几本六朝著作，《谭献日记》中都有精彩评论：“阅《洛阳伽蓝记》。摛文振金玉之声，怀叹极黍禾之感。体狭郦元，事简常璩，而秀绝人寰。文外有意，毋乃反复胜邪？”(50)这是丁丑年日记，再看同治十一年四月朔日日记：《洛阳伽蓝记》“阅之竟。文章尔雅，有事外远致，与郦中尉如骖靳矣。”(51)以下辛未年日记：“阅《水经注·洛水》篇。中记洛城浮图寺观与杨参军《伽蓝记》相出入。松菊芳秀，各极其胜。”(52)复堂将这两部名著并提，看作双峰并峙。再如辛巳年日记：“阅《华阳国志》十二卷。蜀刻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晋世文史流传已稀，去东汉未远。常道将服膺承祚，故当具体。”(53)这几部书都是史志地理类，但复堂眼光独到读出了文学名著的韵味，后来知堂对这些书的赞誉应该看作是步复堂后尘了。 钱基博在《〈复堂日记补录〉序》中道： 谭氏论文章以有用为体、有馀为诣、有我为归，不尚桐城方、姚之论，而主张胡承诺、章学诚之书，辅以容甫(汪中)、定庵(龚自珍)，于绮丽丰缛之中，存简质清刚之制，取华落实，弗落唐以后窠臼，而先以不分骈散为粗迹、为回澜。五十年来遂成风气，而馀杭章炳麟太炎应运起以有大名。故其论文以澹雅为宗，皈依晋宋，章炳麟文之所自出也(54)。 概括精要、凝练，特别是点明了章太炎文论文风的源头，所述内容《谭献日记》中均有表露，特别是章太炎向谭复堂问学之事，《谭献日记》中有六处记载，坐实了文脉传承。可以想见，谭献将治学心得、个人文学观传授给“章生”，令后者受益匪浅，而章太炎功成名就后似乎极力掩饰甚至刻意抹去这层师生关系(55)。 由此可见，现代思想、文学中对六朝散文的“发现”并非章门师徒凭空“独创”，章太炎是上接谭献往下说，并作发挥，下传二周，而周氏兄弟在师承上各专擅胜场。 上文说明周作人以特殊的方式沟通了与清儒的历史联系，对接了师承渊源，其来有自，续上其师之师复堂，“现代文学中的六朝文”这条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重要链条才算完整了。 最后，以周作人褒贬其师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太炎的学问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太谨严，也即是守旧一点，气象恢弘不及他的两位老师俞曲园与谭复堂。”(56)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关于师承、渊源、脉络、创新的故事也许还没有讲完。 ①⑤(45)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下同)，第642、641、623页。 ②鲁迅：《马上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326页。 ③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第24页。 ④鲁迅：《“中国文坛的悲观”》，《鲁迅全集》第5卷，第263页。 ⑥周作人：《地方与文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102页。 ⑦⑧(18)(21)(22)(33)(34)(35)(36)(37)(38)(47)(48)(49)(50)(51)(52)(53)(54)《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8、296、307、103、248、194、47、87、213、146、48、9、62、96、69、221、47、113、185页。 ⑨马赓良序，《谭献日记》第3页。 ⑩周作人：《越中游览记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第435页。 (11)周作人：《勤艺堂题跋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631页；《王见大本〈梦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688页。 (12)(39)(40)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3、64、122页。 (13)周作人：《扬州画舫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208页。 (14)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第585页。 (15)(16)(19)(23)(28)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264、292、272、170、470页。 (17)(30)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486、20页。 (20)周作人：《老学庵笔记》，《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第640页。 (24)(25)(26)《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261、266页。 (27)周作人：《七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8卷，第327页。 (29)周作人：《厂甸》，《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265页。 (31)周作人：《买墨小记》，《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第120页。 (32)周作人：《买墨的教训》，《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528页。 (41)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267、269、271页。 (42)周作人：《〈苦茶随笔〉·小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797页。 (43)周作人：《文坛之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374页。 (44)陈平原：《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第75页。 (46)陈平原：《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第66、68、93、86页。 (55)《复堂日记续录》钱基博跋记，《谭献日记》，第345页。 (56)周作人：《传记里的故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354页。标签：周作人论文; 周作人散文全集论文; 洛阳伽蓝记论文; 文学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颜氏家训论文; 章太炎论文; 七夕节论文; 耳食录论文; 散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