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卉蕾[1]2014年在《网络新闻传播主体多样化及其影响初探》文中指出互联网技术的成熟极大的改变了以往新闻传播的格局,在网络独有的拓扑结构下,新闻传播主体出现新的变化,新闻传播主体呈现多样化的特征。随着新闻传播格局的改变,对传统新闻传播秩序形成巨大冲击,出现了新闻生产全民化,新闻资源共享化等新的变化,同时新闻传播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邹声文[2]2000年在《网络新闻传播主体多样化及其影响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社会逐渐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即使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正加快社会的信息化进程，使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与向信息社会过渡的进程相楔合。随着向信息社会的过渡，人类社会的生产模式逐渐从以大批量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福特模式向以弹性多样化生产为特征的后福特模式转变。人类社会生产模式的转变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交住的需求的变化，变化了的交往需求又必将导致新的传播模式和传播工具的出现，引起传播领域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内存要求必然导致网络新闻传播主体的多样化。 另外，网络媒介的综合性使传统媒介成为网络媒介的“内容”，传统的新闻机构成为网络新闻传播主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媒介独特的传播拓朴结构更使那些在传统媒介构成的传播系统中只能充当受众角色的普通个人和机构，完全可能拥有自己的新闻传播媒介，从而成为新闻传播主体。由于能够及时破解自己发展中所遇到的经济、技术和其他媒介进入障碍，网络成了“个人”的媒介。 在通过网络媒介专门从事新闻传播的机构中，传统的新闻媒介依靠自身的优势站稳脚跟，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另外，网络上还出现了一种没有依托传统新闻机构，单独通过网络传播新闻的专门机构。除了许多传播新闻的专门网站，还有许多机构利用自己的独有优势，持续发布新闻报道，或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兼任新闻传播者的使命。除了各种机构外，个人通过电子邮件、网络聊天、电子论坛、网络寻呼、个人主页或个人网站等方式，成为事实上的新闻传播主体。这些不同的主体在新闻传播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传统媒介依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商业门户网站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绝大多数的个人新闻主页或网站没有实力，在网络空间里默默无闻，难得有人访问，更缺少回头客，成为实际上的新闻“死站”。 网络新闻传播多样化的出现，对传统的新闻传播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在网络媒介上，对新闻传播进行控制的各种传统因素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传播控制面临重大调整：特别是形形色色的新闻“机构”、“个体户”和“票友”的大量出现，新闻传播的内部把关机制面临冲击；跨境新闻传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数目众多的新闻传播主体出现在新闻传播舞台上。它们对传统媒介造成了相当的冲击，相互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有关部门应该积极采取措施，调整相关政策，制定相关法规，迎接网络新闻传播主体多样化时代的到来。
丁志远[3]2009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研究趋向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传播学已经渐渐被学术界接受认可,并向主流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对三十年来传播学研究的脉络和轨迹进行准确的把握,是对传播学进行反思的前提,是传播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和优化学科人力资源的必要条件。本研究从中国大陆传播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5本期刊上采集到954篇文章作为研究样本,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群体三个维度对三十年来传播学研究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大陆传播学呈现明显的阶段发展的趋势,在时间分界点上往往有特殊或常规的学术事件和社会事件发生。传播学研究的领域拓展体现出明显的学术功利性的特点,即先商业后公共,先大众后小众。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实证典范和批判典范的方法居于主流地位,但方法的规范性和严谨性都存在很大的问题,阐释典范直到近十年才开始有所发展,并一直徘徊在边缘位置。研究群体在传播学的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起到关键作用。三十年来大多数传播学的研究者是男性,喜欢合作研究,来自新闻学及相关文科,只在相关期刊上发表过一两篇文章,将个人的研究领域集中在某一两个上。中国的传播学者们热衷于探讨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但中国大陆传播学仍然处于学科的引进阶段,检验性研究尚未积累到一定程度,原创性的研究尚未大量出现,所以需要重回传播学的起点才能够真正地开始本土化。
吴立斌[4]2011年在《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更多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而不是文化等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严重缺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相当滞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还相当有限,中国的对外舆论力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还极不相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塑造权还掌握在西方媒体的手中。以CNN、BBC、《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它们所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它们传播中国声音、形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受众关于中国舆论的视听和认知,基本上掌握了当今国际涉华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它们将中国发生的事情按照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行报道传播,形成了涉华舆论传播的强势,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内政外交形成冲击和干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向中国提出一个紧迫性课题:发展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地对外舆论力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性任务。这一战略任务能否完成考验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时崛起的大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崛起的世界性强国。70年代所谓苏联的崛起(军事崛起),以及80年代所谓日本的崛起(经济崛起),都只是硬实力的崛起,都是不全面、不可持续的崛起,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解体、一个停滞”。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两个力——媒体国际传播力与媒体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传媒体系。历史看,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地提升。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欠缺。在国际传播力方面,中国媒体的传播基础实力、传媒产业发展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与世界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传播基础实力近年来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传媒产业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两方面仍相当落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受众接触率、国际公信力、“走出去”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媒体目前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是:“传而不通”,中国媒体拥有与西方一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却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收读率;“通而不受”,在为数不多的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背后,更难见有实质性地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所面临的这种“有覆盖率而没接触率,有接触率而没公信度”的情况,将长时期得到维持,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亟待提高。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众多交互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仔细梳理制约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问题,给出一个客观辩证的问题单。第一,以经济、科技为基础中国综合实力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还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发展国际传播力。第二,在当代国际传播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国际公信力地国际传播战略。第三,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媒体传播体制,明显落后于国际传播发展现实,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力,制约了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活动空间。第四,当代中国媒体所走的发展路线主要还是一种内向型发展路线,而不是一种内向型与外向型并重的发展路线。第五,中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缺乏敏锐的机遇意识,面对突发性地重大事件时,还不善于进行危机传播,变危机为契机。鉴于以上五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媒体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需通过两条途径:第一,大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强化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推动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跨越式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和全球视野,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发展现实,适应当今世界传媒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趋势,适应当今世界信息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潮流,依托现阶段的中国媒体格局、媒体资源分布,以核心、骨干媒体为建设重点、为有效抓手,紧紧围绕骨干媒体,调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传媒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重新整合,坚持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建设并重,中央媒体与非中央媒体并重,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并重,坚持媒体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并重,大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基础设施水平、信息播发能力、产业经营实力、国际竞争力,加大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未来5-10年,构建若干个语种多、技术先进、信息量大、受众广、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跨国传媒集团,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实现我国重点媒体集团国际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第二,实施国际传播新战略,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地改变和创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观念、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体制和政策,提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在涉华舆论和国际重要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首发报道、独家报道、全面报道和权威报道,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独家性、权威性和全面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实现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首发有我,首发用我”,创新国际传播艺术和技巧,善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时代风貌、价值观念融汇于国际传播内容之中,大力推进传播内容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加大对对象国和本土事务的报道力度,努力推出一大批具有“中国视角、亚洲元素、全球视野”传播力作,积极创新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建设,打破束缚国际传播能力发展、国际传播能量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塑造中国媒体的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完善媒体报道机制与信息发布体制,加强媒体危机传播体制机制的持久性和柔韧性建设,为中国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鲍婷[5]2011年在《我国体育博客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了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博客是网络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博客的影响力逐渐加强,并且在大众传播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以体育类资讯为主要内容的体育博客不断的发展和壮大,促进了体育信息的传播以及体育文化的推广体育博客原本适用于个人传播和人际传播中,然而在各大网站的商业化运作下,体育博客的传播方式具有了大众传播的重要特性。体育博客的大众传播属性来源于博客的关注度,也可以量化为博客的点击量。在我国,受关注度较高的体育明星和体育专家往往会受某个网站的邀请而开通博客,他们的体育博客不单是个人表达的场所,也是网站吸引受众的阵地。此外,在网站编辑的推荐和策划下,一些体育草根博客也会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文中笔者主要选取了在点击量和影响力上都处于领先地位的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和网易网作为研究的对象。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文本分析、数据统计的方法,从体育博客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三个方面入手,对体育博客的分布现状、编辑制作、版面结构、内容设置、栏目分类以及文章的文本进行分析和研究,总结出体育博客的传播特点,找出体育博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体育博客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体育博客发展具有网络传播的一般特征,即传播主体的个性化和自由化,传播内容和叙事风格的多样化以及传播的即时性和沟通性。同时,体育博客还具有其独特的个性,以竞技体育为关注重点并且呈现出赛事周期性。体育博客在体育信息的传播上实现了知情权、话语权和传播权的统一,将个人和公众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了传播的公共领域。在体育博客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虚假信息和低俗内容泛滥、版权归属不清晰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会影响体育博客的健康发展,也会破坏整个网络环境的和谐。因此在实际中我们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道德规范和监督体制等手段规范体育博客的发展。体育博客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兴产物,通过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分类,在总结分析体育博客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的基础上,笔者对体育博客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认为其将朝着“圈子化”、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功能化的方向发展。
叶颖[6]2018年在《戏剧主义修辞观之于互联网对外新闻翻译》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促使我国政府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创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而开展形式多样的对外传播活动,但现有情况表明,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尚待提高。随着互联网媒体日益表现出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互联网对外传播也逐渐走到外宣舞台中央,以汉译外为必要手段、以网络外文报道为表现形式的互联网媒体新闻外译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理想途径,并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也成为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对象。不过,纵观国内外现有的新闻翻译研究,多数网媒新闻外译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并未充分体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开展新闻外译的差异,也未能将传播与翻译这两个新闻外译的必经过程紧密结合,而本研究不仅将探讨新闻外译过程,也将探究承载译文的平台及译文传播效果。在理论支撑方面,与传播学和翻译学都密切相关的新修辞学虽已进入外宣翻译研究者的视野,但其与新闻外译直接结合的研究仍相对匮乏。至于研究方法,当前翻译研究中“人文派”论证方法与“科学派”实证方法都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但考察传播效果所高度依赖的调查分析法在当前的新闻外译研究中仍较为少见。最后,就研究成果而言,目前新闻翻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促进了该领域的平衡发展,但互联网新闻外译领域尚未有成果能够综合互联网站的翻译机构、译文载体和传播媒介三种属性,多角度展示互联网新闻外译,这对该领域本身的理论提升与研究进步形成一定掣肘。鉴于现有的新闻翻译研究成果表明新修辞学在该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肯尼斯·伯克修辞理论与新闻外译结合的研究又相对稀少,研究者梳理了西方修辞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研究及现有的肯尼斯·伯克修辞思想研究,发现新修辞学与外宣翻译高度契合,应能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外宣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伯克修辞思想大大拓展了传统的修辞观念,其应用范围更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扩大,适用于本研究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也有利于跨学科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成为本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托。初步明确研究对象与支撑理论后,研究者逐层拆解与框定“互联网对外新闻翻译”与“戏剧主义修辞观”这两个核心术语,以利于伯克的核心修辞概念“戏剧主义”随着研究问题的呈现而在三个层面上促进“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的研究。在厘定核心术语的内涵之后,研究者依据对外传播的发展历程归纳出现阶段对外传播的要求与目标,并以此为根本指导思想,从学者观点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对外新闻翻译应当遵循的原则与策略,结合互联网对外传播的独特性揭示当前互联网新闻外译研究的重要方向:一是受众研究应获得更多关注;二是开展受众研究则应切实践行分众化研究,以提升其有效性。依据这一结论,同时考虑到城市形象对国家形象建构的意义,基于对外传播中较为可行的“直接受众-间接受众”传播模式及国际传播对于上海的重要性,研究者选取“中国上海”门户网站新闻英译为个案,首先针对客居上海、使用英语的外国受众进行问卷调查,得到以下发现:(1)多数受访者有意将上海网作为在沪期间的主要消息来源,但许多受访者在填写问卷之前对其一无所知;(2)相对于政治要素显著的硬新闻,受访者更青睐题材与内容相对轻松、文化性突出的软新闻;(3)部分新闻标题表意不清,削弱了读者的阅读兴趣;(4)图片虽是受读者青睐的报道支持手段,新闻本身是否提供了客观、真实、具体的新闻事实更为受众所关注;(5)受众并未因所谓“负面新闻”而表现出对上海或中国的负面印象,这既表明受众对中国的理解在加深,也说明平衡报道确有必要。针对上述发现,本研究对“上海网新闻英译”进行了“戏剧主义五位一体”分析,在宏观效果上指出作为修辞者的上海市对外传播部门仅以“行为者”和“行为”为修辞动机,而未能以戏剧主义五要素中的“目的”为修辞动机,这就割裂了五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片面凸显行为者与行为的重要性,其实质是要求行为者主要依照修辞者的意志开展行为而不考虑行为所预期达到的目的。这一发现本质上强化了前文所总结的对外新闻翻译工作原则与策略的必要性,初步表明译者作为“行为者”的核心角色,也提醒对外传播有关部门应将受众意识提升到政策高度,为“行为者”创造良好的客观行为条件。明确宏观效果不佳的情况及其原因后,本研究在中观层面上利用伯克的戏剧主义语篇理论——即“篇章是基于五要素的内在关系而形成的统一体而非表面上的词句组合”——分析了作为修辞行为的原文篇章与译文篇章。中观层面的研究发现,由缺失、受众、修辞局限构成的修辞情境是修辞行为的直接场景与决定因素,译者作为新闻外译的首要行为者,要顺应各种修辞局限,以解决特定修辞情境的分歧为目标,针对受众需求发挥“辞屏”作用,通过合理的认同手段达成使受众认同于译文的目的,然而译者行为的外在环境缺陷制约了“辞屏”作用的发挥,使“认同”不易达成。由于这样的译者行为涉及多种社会因素,是典型的社会实践,与修辞批评形影相随的批评话语分析也成为认识这一行为的理想方法,其中“再情景化”概念又恰恰符合翻译是“从原文修辞情境向译文修辞情境的转化”这一事实。据此,本研究基于相关研究成果初步建立“二元再情景化”分析模式,并规定了各个步骤的分析内容。遵循全文以“戏剧主义五要素”为基础的写作逻辑,借助中观层面的分析成果,本研究对新闻标题、硬新闻、软新闻和图片新闻英译四类文本展开具体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内容:(1)原文与译文五要素分析,必要时指出修辞动机;(2)寻找特定修辞情境的“分歧”,明确其对译者运用“辞屏”及认同策略的影响;(3)利用“二元再情景化”分析具体文本,以深化对译者行为的认识并依据分析结果适时改进这一模式。通过微观文本分析可见,译者会依据其所理解的翻译修辞情境分歧调用“辞屏”、采取“基于同情的认同”和“无意识认同”等内容认同手段与“规约形式”等形式认同手段,促使受众认同于译文,力求填补修辞情境的缺失;“二元再情景化”模式则揭示了文本之外的更多译者行为场景要素,丰富了对网媒新闻外译完整过程的认识,而具体文本分析中的新发现也促进了对原有模式的调整与改善。鉴于本研究三个层面的分析均表明“场景”这一要素的重要性最为显著,贯穿网媒新闻外译的全过程,本研究将提升网媒新闻外译质量的核心策略归纳为:始于场景、忠于场景、成于场景。“始于场景”是指主管网媒新闻外译的相关政府部门应以受众需求为本,主要在新闻外译团队的决策自由度、目标受众调查研究、新闻原文质量把关三个方面为网媒新闻外译创造有利的宏观条件,这是顺利开展后续的翻译与译文展示工作的必要前提。“忠于场景”则指译者的行为与决策需要以三种“场景”为基本导向:一是承载核心信息的原文;二是原文修辞情境与译文修辞情境及两者的差异所造成的翻译修辞情境“分歧”;三是展现最终译文的特定网络媒体及其传播需求与条件。最后,“成于场景”指的是包括编辑、外籍专家和网站技术人员在内的新闻外译团队应尽力配合译者,使译文的标题、配图、正文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易于为受众所接受,为译文传播创造理想的网络环境,必要时也不妨尝试用超链接提供新闻背景等创新手段,力求从各个方面使新闻译文达成预期的传播效果,进而逐渐提升网媒新闻外译的整体质量,为对外传播大局贡献力量。综合以上内容可见,本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修辞学、尤其是肯尼斯·伯克的修辞思想在新闻外译领域的应用,强化了修辞学与外宣翻译之间的学科联结;同时,基于批评话语分析构建“二元再情景化”模式也进一步提升了翻译研究、尤其是新闻外译研究的跨学科性;此外,个案研究方式既助推上海自身对外传播效果的提升,也为其他同类网站的新闻英译提供了研究路线指引,相关研究结果也可能得到进一步推广,以促进互联网对外传播效果的全面提升。
苏青场[7]2012年在《新媒体与党的建设》文中指出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和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世界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人类社会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应运而生。这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成为社会信息化的重要标志，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就政治层面来讲，新兴媒体彰显的社会力量使得政党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全力地铸造着当代政治。政党是政党政治的核心，新媒体也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对政党施加影响。新媒体、政党、政党政治三者有机互动起来，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道奇观。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新媒体与党的建设，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时代发展的高度警觉，也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新媒体环境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然选择。论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比较分析、文献研究等基本方法，通过概述新媒体的概念、特征与发展态势，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为逻辑起点出发厘清新媒体、政党、政党政治的互动关系，总体把握新媒体与党的建设的关系实质，在分析新媒体对党的建设的挑战和机遇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运用新媒体加强党的建设的总体思路。论文包括导言、正文五章和结束语三个部分。导言部分包括选题的背景、特点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核心概念界定、选题的重难点、创新之处和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新媒体与政党的一般理论分析。在对媒体的概念、媒体的功能与权力生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新媒体的内涵与特征、中国新媒体发展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概述。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出发，从政治沟通视角分析媒体与政党的关系，媒体发展对政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同时政党反作用于媒体发展，媒体、政党、政党政治三者有机互动起来。第二章，新媒体对党的建设的机遇和挑战。新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形成了历史的机遇。新媒体为党的思想理论的宣传、引导、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内监督的有益补充、改善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等诸多方面提供了重要机遇。各地基层党组织为此作出了一系列初步的探索和努力。但同时，新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也带来了重大挑战。新媒体对于执政党的媒介形象、对于党领导思想建设、引导舆论的传统方式、对于党传统的沟通机制、对于传统的反腐格局等方面构成了重要挑战。这种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必须引起高度的警觉和重视。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是对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应对新媒体的根本考量。第三、四、五章是中国共产党运用新媒体加强党的建设的对策研究，也是本论文研究的重心之所在。第三章，运用新媒体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理念。在信息化时代，把新媒体视为工具，运用新媒体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党必须树立全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全新的理念主要包括树立科学、正确的权力观、媒体执政的理念、党管媒体与尊重媒体传播规律的统一等三个层面。第四章，完善党对新媒体的引导、管理制度。党对新媒体工具性作用的积极运用与宏观制度性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现象依然突出。制度更具有长期性、根本性、稳定性，必须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同时遏制其可能出现的消极效果，从而更好地发挥新媒体的工具性作用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完善党对新媒体的引导、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运用新媒体引导舆论制度、建立健全新媒体舆论监督制度、完善党与新媒体受众的沟通制度、建立健全新兴媒体规范管理制度、优化新媒体人才队伍建设制度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第五章，运用新媒体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运用新媒体创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党内民主建设的具体思路和途径。运用新媒体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以开放的世界眼光借鉴和吸收国外政党运用新媒体加强政党建设的经验。结束语简要地概括了一些结论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展望。
詹益锦（Chan, Yi-Chin）[8]2016年在《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台湾电视新闻同质化现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蕞尔小岛的台湾约有2300万的人口,却有多达七家24小时全天候播出的电视新闻台,堪称是全世界电视新闻台密度最高的国家。此一盛况源于1991年台湾开放有线电视的设立许可,遂打破了长期以来党政军垄断电视媒体及言论一言堂的局面,渠料数量多样的电视新闻台却因为恶性竞争等诸多原因反而造成电视新闻内容的同质化,内容多元化的期待落空,甚至引发社会大众对电视新闻媒体的高度不满,批评媒体是社会的乱源。日益严重的电视新闻同质化趋向,使得台湾受众接收的是“非多元化”的信息,此一同质化是一种偏向性的失实,排挤公共信息的能见度,将不利于民主社会对多元声音的基本需求,这种偏向是信息生态的失衡,势将导致台湾电视新闻媒介生态的失衡,进一步地引发社会生态系统的失衡和危机。本论文主要借助媒介生态学相关理论,结合电视新闻产制生态现象,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参与观察法与深度访谈法,对市场经济下的台湾电视新闻同质化进行考察和分析,解读电视新闻同质化对信息生态、媒介生态及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第一章针对媒介原生态,也就是从“组织层次”探究新闻同质化的关系,包括媒体生态位、媒介常规、市场导向等产业结构面向,如何影响电视新闻同质化。本研究的六家新闻台都是市场导向的商业电视台,在生态位的选定上,就已经确立了商业利益至上的趋向,此一趋向导引着新闻台竞相产制感官主义式的新闻为主流,排挤公共议题信息的露出机会,导致公共舆论的社会效益被牺牲,且逐渐形成媒介的新常规,久而久之,媒体组织从高层到底层的新闻工作者,皆耽溺在常规中而停滞,不但欠缺创新突破的企图心,更无暇坚守应有的社会责任第二章针对媒介内生态,从“职业层次”与新闻同质化的研究,包括一窝蜂的产制行为、记者间的互动与媒体博奕、记者间的会稿机制等产制环境面向,如何影响电视新闻同质化。一窝蜂的产制行为是新闻工作者的惰性使然,而一窝蜂产制行为存在于采访、编辑到播报的流程中,同时,不同媒体的记者和记者间的人际互动需求、会稿机制,都导致了烂独家充斥、无关紧要独家新闻等无用信息,使得台湾电视新闻毫无差异性的同质化,另外,新闻工作者对于消息来源的过度依赖,进而受制于消息来源,媒体监视环境的能力式微。第三章针对媒介外生态,从“制度层次”与新闻同质化的研究,包括收视率导向、新传播科技、异业媒体或第三方影音(tpv)等竞争市场与广告面向,如何影响电视新闻同质化。收视率做为电视新闻台的产制指标,引领着新闻台的市场导向与记者的产制行为,日新月异的新传播科技不断地影响产制行为、产制流程与常规,异业媒体的竞争白热化,更影响电视新闻内容取向,导致电视新闻追逐经济效益的极大化,而大量产制污染的、伪劣的、表相的信息,使得真相性、知识性、重要性、思想性等信息匮乏,这是电视新闻台对社会责任的弃守。第四章基于前三章的分析,台湾电视媒介新闻同质化的偏向,严重冲击台湾电视新闻的生态环境,且从原生态、内生态、外生态都产生了质变,使得台湾电视新闻台的信息失衡。从原生态就出现根源上的病征,使得在内生态上也一并出现产制面的问题,加上外生态的竞争环境、广告等因素对原生态与内生态的影响,使得台湾电视新闻产业出现全面性的生态失衡。第五章从电视新闻台的信息失衡,以媒介生态平衡观进一步探究媒介生态的危机,媒介做为社会公器和人民喉舌的角色,台湾电视新闻台不论在原生态、内生态或外生态上出现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势必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极大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本研究发现,台湾电视新闻生态有三大危机:(一)第四权力(thefourthestate)的退缩;(二)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衰微;(三)电视新闻的弱智化。对于台湾电视新闻台所遭遇的生态危机,本研究也基于媒介生态平衡观,提出寻回生态平衡的出路与转机:(一)坚持平等—落实媒体“问责系统”机制的建构;(二)鼓励创新—跳脱收视率箝制,挖掘新的生态位;(三)倡导绿色—深化媒体识读教育与公民监督媒体机制;(四)提倡多元—实行生态位分离策略规避恶性竞争。过去针对电视新闻同质化的相关研究都是从单一层面切入,无法看到较为巨观的电视新闻同质化全貌,以及电视新闻同质化所导致的生态危机,本研究是第一个从台湾电视新闻同质化出发,探究电视新闻同质化所引发的信息生态失衡,以及信息生态失衡如何导致电视媒介生态的危机,是理论与实践交互验证的初探性研究,本研究从产制内容与市场竞争等结构面向进行媒介多元研究,有助于媒体多元理论的建构,同时研究结果将有助于电视新闻产业界改善电视新闻同质化的偏向,以及所引发的电视媒介生态危机,对于健全台湾电视媒介的生态环境略尽棉薄之力。
申玲[9]2012年在《浅析微博对公民新闻发展的影响》文中认为伴随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和以手机为代表的自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新闻的生产制作方式和传播方式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巨大变化。近年来，我国公众的媒体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以普通公民为主导的公民新闻日益盛行，公民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新闻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来，不再是简单地、被动地接受信息，特别是微博的出现，普通公众可以借助网络和手机等工具轻松地参与到新闻事件的报道与评论中来，促进了我国公民新闻的快速发展，使得“全民皆记者”时代的到来成为可能。微博凭借其短小精悍的内容、方便快捷的操作方式以及低准入门槛，吸引了大量的受众，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碎片化的语言发布信息或者发表言论，尤其在社会热点新闻聚集的重要时刻，微博能够原生态地呈现普通民众的观点，这也正是公民新闻的核心理念和表现形式。微博的出现，不仅为新闻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化的传播平台，而且也让公民多了一种表达声音的途径。微博使新闻媒体平民化、大众化，在微博上，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人人都是新闻媒体。微博传播特性与公民新闻的传播理念高度契合，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研究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新闻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立足于中国新闻传播的本土实践，将公民新闻与微博这一新兴的传媒载体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把微博的传播特性放置于公民新闻的理论框架之中，通过对微博这一传播载体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的分析和总结，从而对微博给公民新闻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的探讨。本论文共计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首先是对文章基本概念的介绍：对公民新闻的概念进行界定，分析了公民新闻的主要特征；接下来简单介绍了微博的定义和发展状况，对微博的传播特性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第二章从时代背景以及微博的媒体特性出发，分析了公民新闻的产生条件以及微博中公民新闻传播的特征。第三章结合媒介融合和公共领域等相关理论，对微博中公民新闻的传播现象和传媒实践进行了系统地解读，从而进一步探讨微博这一新的传播形式对于公民新闻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第四章从微博信息的私语化、浅层化和虚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公民新闻在微博中发展存在的问题。
周钢[10]2016年在《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互联网时代,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并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报业的融合发展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西方媒介融合理论和经验的阐释和讨论,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媒介融合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媒介组织,需进一步的验证和探索。从实务层面来看,当下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蓬勃态势,但传统报业如何与新兴媒体融合,尚无统一的定论和可供借鉴的成熟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阶段中国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某种“理论指导缺失”和“实践路径迷失”的“无力”镜像。为改变这种“无力”状况,需要通过融合发展来打造和培育中国传统报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特定一类媒介组织——省级党报集团,作者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访谈等方法,将核心竞争力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将“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出发点。作者认为,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融合发展是手段,裂变是路径,最终结果是要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第一章提出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行相关的文献综述,提出研究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阐述研究创新点和难点。在研究思路和框架这一节,作者建构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这一组合分析模型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第二章对省级党报集团发展溯源、演进历程及融合发展现状进行图景式的勾勒。第三章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进行论述,该模型包括外部环境PEST分析、外部产业环境“五种竞争力量模型”、内部环境核心要素分析、融合发展SWOT分析。作者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两大内容,由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六个要素构成。通过信息、人力、财力、物质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打造“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的融合发展内部闭环。作者对31位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进行了网络访谈或面谈,第一类被访者来自9省(市)14所高校的15位新闻学院教师；第二类被访者来自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5位新闻从业者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1位新闻从业者。从访谈中抽取共同的认知作为重要论据,以支撑作者的观点。第四章以部分省级党报集团案例为基础,结合被访者的共识,从“外部宏观环境与核心要素”、“外部产业环境和核心要素”双视角检视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制度、区域、行业壁垒与核心人才培育制约；技术壁垒与融合新闻流通渠道不畅；融合用户消费取向变化与互联网思维缺失；替代品压力与融合新闻生产能力滞后；广告客户压力与营销力、盈利模式单一第五章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应在“党委和政府——省级党报集团——新闻从业者——受众——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五维作用力下进行,保持一种平衡和互动,形成一种合力和正协同力等。这种融合发展应紧紧围绕“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进行裂变,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作者针对现存问题,从五个层面梳理出突破路径：党委和政府宏观层面的理念转变和规制变革；报业组织中观层面的内容生产融通一体、内在企业文化融合、探索多种盈利模式、优化新闻流通渠道、搭建开放技术平台、人力资源管理变革、转企改制助推融合；新闻从业者个体微观层面的强化“互联网思维”；受众微观层面的提升媒介素养、改变“刻板印象”；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微观层面的技术共享、合作共赢。按案例呈现、访谈共识、理论阐释的先后顺序对这些突破路径进行论述。在党委和政府层面,按“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放手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在报业组织层面,按自身“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强化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作者以突破路径所呈现的指标为基础,建构了一个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评价操作流程。基于该评价指标体系,作者对13位新闻传播学者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7位新闻从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目前的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进行了评价,得出的数据分析结果值得省级党报集团进行融合发展裂变时重点关注。第六章通过聚焦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融合发展的个案,采取深度访谈法,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现实困境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现实困境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之困；新闻内容生产之困；经营盈利模式之困,这些符合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现实困境的共有特征。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应对之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湖北日报》通过探索融合新闻内容生产、《楚天都市报》通过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与组织结构重组、网络媒体通过拓宽流通渠道与提升营销力分别进行了变革。针对现实困境,在《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网络媒体变革的基础上,对该集团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案例分析。具体路径有：在新闻内容生产上进行流程再造；搭建服务开放的融合新闻平台；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刚柔并济；创新扩展融合技术；拓展盈利模式、多元“跨界”。作者指出：该集团摆脱困境的应对之策与省级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打造“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的路径是一致和吻和的,且这些具体路径对国内其它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为结论和讨论,作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国内所有省级党报集团乃至中国各级报业组织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尚需在业界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大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力度,还应选取更多的省级党报集团进行比较研究或个案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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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媒体与党的建设[D]. 苏青场.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8]. 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台湾电视新闻同质化现象研究[D]. 詹益锦（Chan, Yi-Chin）. 苏州大学. 2016
[9]. 浅析微博对公民新闻发展的影响[D]. 申玲. 辽宁大学. 2012
[10]. 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D]. 周钢.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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