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学习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倾向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主要是论文,倾向论文,要警惕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一个明确的论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状况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这对于深入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深刻领悟邓小平的这一指导思想是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内在要求。
一、“左”和右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从历史经验看，“左”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更大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鲜明地提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并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左”和右作为两种错误路线和倾向，都曾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葬送了革命的成果，使党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在批判陈独秀右倾路线错误之后，党内又相继出现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尤其是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使党和红军遭受的损失更加惨重，损失了90%以上的革命力量。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使生产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使全国人民经历了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损失。由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严重错误和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判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不注意防止和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让错误路线、错误倾向占了上风，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损失，甚至有被葬送的危险。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我们党只在幼年时期犯过右倾的路线错误，而后来的倾向性错误是“左”的，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统治时期更长，破坏性也更大。
邓小平同志针对“左”的危害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p.143）对于“亡党亡国”的警告，如在过去我们只是联系到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而有所体会的话，那么，今天的体会就更深了。试想，如果毛泽东逝世以后，“两个凡是”的方针没有得到批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阻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就会全面崩溃，由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维系的所谓“安定团结”就会瓦解，党会分裂甚至解体，政治危机此起彼伏，社会主义前途就会被葬送。所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挽狂澜，煞住了“左”倾路线的前进车轮，改变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国家现在之所以能任凭风云变幻，岿然屹立，正是因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批判并改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适时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社会生产力持续稳定地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社会主义优越性日益得到充分的显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前途怀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经济长期搞不上去，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就很容易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垮。这已经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严酷的现实。苏联、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就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活生生的现实。有些人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产生的恶果，与思想僵化、“左”的错误无关。其实，关系甚大。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和党的领导思想僵化，几十年一贯地固守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对现状严重不满；而一旦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冲击被迫改革时，又饥不择食，致使改革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而归于失败，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根本原因。“思想僵化得的病，自由化送了命”。根子还在“左”的僵化思想。
怎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防止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变？有一种意见认为，仍然要狠抓阶级斗争，大反和平演变。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被瓦解，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结果。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和平演变是主要原因，为什么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掉了，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却越搞越兴旺？难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就不感兴趣吗？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毛泽东有个经典概括：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兴亡，其主要原因在这些国家内部去找。如果西方的和平演变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决定性原因，那岂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是被资本主义国家掌握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那是既定的、一贯的、不变的方针，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岂不是注定要失败的吗？这个宿命论的结论是这种观点的逻辑结果。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一定要加以警惕，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抵制、批判反动腐朽的东西，包括进行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但不能把这个斗争夸大，不能作为主要任务来搞，主要的中心的任务还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才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也能够最有效地反对、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我们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切莫再回到“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那是一条不成功的路。我们要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特别要善于从“左”的错误中学习，从而使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
二、改革开放条件下“左”的具体表现多种多样，影响、阻碍改革开放的主要是“本本主义”的“左”的观念
改革开放条件下，特别是在改革逐步展开逐步深化的情况下，“左”的错误集中表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以马恩的“本本”为依据，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本本主义”的错误。我们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好像马恩已经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关于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后人只要遵照他们的指示去做就行了，离开他们的指示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挫折，甚至失败了，也不是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背离了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这种观点值得重新研究。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是指什么？如果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这确是一个周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比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关于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掘墓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分析，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理论，关于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理论，关于团结依靠农民建立工农联盟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富的内容。这些理论由马恩创立，经过列宁的丰富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的也主要是这方面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搞，马恩也有个原则说法，比如说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更具体的设想就是《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是个“三无”的社会：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这些说法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不正确的，有的是带有空想性质的，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不能说马恩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只要照着办就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怎样才算科学，这要靠我们实践、摸索，“摸着石头过河”，不能搞“本本主义”。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改革和建设的成功，靠的是实践，实事求是，不是靠本本，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提倡本本。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的兴起。没有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也就没有改革的深化。改革开放要迈出新的步子，就需要有新的思想解放。党的十三大就已指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期的主要任务。”新的思想解放，主要任务仍然是清除以“本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僵化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有针对性地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但是一提到进一步解放思想，胆子再大一点，有些人就觉得“怕”，怕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说到底，就是怕超出了马列的“本本”。他们自己束缚自己，当别人解放思想，提出某项改革理论，进行某项改革实践时，他们又会拿出马列的“本本”来对照，说什么“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话”，“马克思的意思不是这样”，甚至以“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轨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压人、吓人，企图阻止改革的进行。在这些人看来，社会主义是否科学，就看是否符合马恩在100多年前讲的标准，如果符合就姓“社”， 不符合就姓“资”或姓“修”。所以姓“资”姓“社”的问题也根源于“本本主义”。“本本主义”者用僵化的观念看问题，可以把那无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东西看成是姓“资”的东西加以排斥，甚至把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当成资本主义加以反对。至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那是与社会主义完全不相容的，更要一概排斥、反对。如果这种观念不排除，怎么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呢？注意防止和克服“本本主义”倾向是防“左”、反“左”的关键一环。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全新的事业，不仅要冲破一般传统思想的束缚，而且一定会突破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结论。这就要求我们大胆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从丰富的实践中概括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理论、思想、原则，以指导今后的实践。这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创造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需要这种创造性。
“本本主义”主张办事情想问题首先要从马列的“本本”、条条出发，看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尊重，其实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毫无疑问，我们是要遵循的，但只能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照搬照套。对于马列著作，我们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其中阐述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革命和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不能代替我们对具体情况的分析和对具体问题的结论。马列著作中，有许多结论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是科学的结论，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遵循的；但是，这些结论也只是指出了总的发展趋势，规定了一般的原则，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一切问题都作出具体科学的回答。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又不同，马列著作中的有些结论在当时是正确的，而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就不一定适用了。同时，在马列著作中，还包含一些根据当时历史条件所作出的，至今尚未被实践证实的假设、设想，这是不能当作普遍原理和科学结论加以运用的。这些情况说明，“本本”不是“万应大全”，决不能用“对号入座”的办法到马列本本中去寻找革命和建设中所碰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具体答案。不应该用“本本”来裁剪，束缚活生生的实践，而应该由实践来丰富、发展和纠正马列的“本本”。正如毛泽东60多年前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过的：革命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三、“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复杂的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又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还有直接的体制上的原因
“左”的思想认识的原因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作教条式的理解，搞“本本主义”。我们今天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要完全以100多年前马恩的“本本”为依据， 凡与“本本”不合或不完全相合，就被判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按照两条道路斗争非此即彼的逻辑思维，那就是搞的资本主义。这就只能搞教条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当这种僵化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碰壁时，当人们解放思想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时，教条主义的思想观念便成为阻挠改革的障碍。有些“左”的思想严重的人，实际上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号来阻止、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维护他们那套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僵硬的“社会主义”。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一项，不仅写入了党章，而且写进了宪法，我们无疑要遵循；但我们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精神实质，而不是照搬“本本”、“条条”。有的人常常拿“本本”来吓人打人，有些马克思主义根底不深的、胆子小的人也常常被吓住。但真正的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解放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是吓不倒的。邓小平同志就一语道出了本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人，这是“左”。“左”派革命家喜欢给别人戴各种各样的帽子，当然也应该给他们自己戴上一顶。邓小平同志给那些搞“本本主义”，用大帽子吓人的人戴上了一顶“左”的帽子，这是非常合适的，使人一看就清楚，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持的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左”在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还表现在主观与客观相脱离，主观愿望超越客观现实，突出表现在对我国的基本国情认识不足，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超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从事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正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然而，我们却把这一过程看得过于简单，既忽视了我国的国情，又忽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甚至在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有初级、中级、高级阶段之分，仅仅初级阶段，就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而我们却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之时就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于是，就产生了一系列急于过渡的思想和作法，如盲目追求“大”、“公”、“纯”，急于铲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把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措施当作“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加以批判，导致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偏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党的“八大”已经明确了的。然而，后来把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时期定为过渡时期的社会，而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这就推翻了“八大”的论断，重新又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认识的这一变化，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发展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国家被搞得长期不得安宁，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关于阶级斗争的这种“左”的观念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有些人的思想里仍然顽固存在着，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抬头，特别是当改革过程中遇到某种困难和挫折时，在社会上出现一些动荡时，有些人就试图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办法解决问题，鼓吹“阶级斗争还是不能放松”，就是说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建设速度上的盲目冒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就认识原因看，都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主观想法严重脱离客观实际。
第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还表现在对倾向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反对错误倾向应当实事求是，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只强调反右，不注意纠“左”，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此只能反右，不能反“左”。在对倾向性错误的处理上，实际上是奖“左”罚右，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右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左”是革命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革命精神可嘉，越“左”越能升官，青云直上。在“左”的氛围中，敢于讲真话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同志，常常被打成“老右”、“老机”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那些善于见风使舵，吹牛拍马，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老左”，却能始终立于不倒之地，受到信赖、重用。这样，就导致人们产生了“宁‘左’勿右”的心理，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这种思想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仍然存在。但邓小平同毛泽东晚年不同，他采取“两手抓”、“两面反”的方针，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左”、右都反。而且他从反倾向斗争的实际出发，提出“左”是根深蒂固的东西，影响改革开放的主要障碍是“左”，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真正抓住了要害，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防“左”、反“左”，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左”之所以是根深蒂固的东西，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小生产者众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在分析“左”的错误根源时，决不能忽视对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在思想方法上好走极端，容易狂热，主观片面；经济上，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搞平均主义；政治上，喜欢专制，个人说了算，搞家长制，喜欢集权而不愿受监督、制约，法律观念淡漠，以权代法；组织上，喜欢搞宗派、小圈圈、小集团。这些曾经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左”倾错误连续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左”的错误不断重复的社会历史根源。一定的社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不会由于经济的改变而立即消失。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有制已经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小生产者的心理和习惯势力依然存在，小生产者传统观念的影响还相当严重。比如，只求太平、安稳保险、不愿冒险的思想；重传统轻创造、不图革新的思想；一家一户独立经营、互不联系、不愿分工的思想；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产生出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和封建社会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轻视商业流通的思想等等。这些小生产者的思想观念有形无形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动，与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相抵触。还必须看到，我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大一统的社会，一直到鸦片战争，历来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以自我为中心，盲目自大，不愿向别人学习，不善于与外部交往。封建社会制度虽然被推翻了，但封建社会的封闭观念至今还有深刻的影响，这直接影响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
体制上的弊端也是“左”的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分析失误的原因时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p.333）这段话对分析“左”的错误有鲜明的针对性，确实抓住了要害。“左”倾错误体制上的原因主要有这几方面：第一，缺乏决策民主化的保证机制，在决策上个人主观任意性很大，不能发扬民主，保证决策的科学化，这正是造成“左”的失误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几次大的失误，都是个人主观主义决策的结果。第二，在干部任用问题上，缺乏竞争机制、监督机制、科学的考核机制，干部的升降、去留是由上级决定的，群众无权决定（民意测验也不起多大作用），这就造成了干部只愿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状况。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形成一边倒。上边“左”一线，下面“左”一片。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左”了也难纠正。第三，党政不分、政企不分，这也是“左”倾错误产生的一大原因。以党代政、以政代企，势必导致机构庞杂，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而这恰恰是“左”倾思想滋生、发展的有利条件。
四、与错误倾向斗争，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
第一，与错误倾向作斗争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错误倾向在什么范围内存在就在什么范围内纠正。有就反，没有就不反，不要搞“一刀切”，不能简单化。
反倾向斗争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任意上纲，随便给人扣上“左”倾、右倾的帽子。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和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错误总是难免的，特别是进行开创性的工作（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要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对于错误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总结得越深刻越好，但深刻不等于就是上路线的“纲”。只有那些长期在背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错误思想理论指导下，在全局或在较大范围内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才能说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错误观念、错误倾向与错误路线也是有区别的。不能把一般错误说成是倾向性错误，也不能把错误倾向与错误路线相提并论。把什么错误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路线斗争扩大化如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样，同样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如果说把路线斗争扩大化也是一种倾向性错误的话，这就是“左”的错误倾向。
第二，必须正确辨别错误路线、错误倾向的性质，不能把“左”、右搞混淆了，更不能是非颠倒，把正确的当作错误的来反对。在我党历史上，“左”、右混淆发生过不止一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本来是“左”的错误，可王明、博古等人偏说他们是右，结果出现了更“左”的王明路线。“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集团的路线本来是极“左”，可是却被认为是极右，结果越批越“左”。把正确路线当作错误路线、错误倾向来批，这在我党历史上也曾屡屡发生。五次反“围剿”时期，毛泽东代表的是一条正确路线，但被王明路线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情况就更多了，许多坚持正确路线、正确主张的同志被当作“老右”批判，其中最典型的要算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事实上彭德怀代表了正确路线、正确主张，而毛泽东等人则犯了“左”的错误。有“左”倾思想的人用他那“左”视眼看人、看事，常常把正确的人和事看成是右倾的。历史经验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左”、右混淆，或者是非颠倒，反倾向斗争的结果只能是越反倾向性问题越严重，根本谈不上拨乱反正。这点，我们在防止和反对错误倾向时要特别注意。
第三，反对错误倾向要有主次，抓住主要的，但也不要忽视次要的；在反对主要的错误倾向时，要防止掩盖次要的错误倾向。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防止“左”，又要警惕右，要预防两种错误倾向，特别要注意防止最容易出现、危害最大的错误倾向。而当错误倾向已经产生，就要及时分清主次，集中力量克服主要错误倾向，同时也不放过被掩盖的另一种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反倾向斗争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当前既要警惕右，又要防“左”反“左”，“左”是根深蒂固的东西，防“左”反“左”是主要的任务。有的人不同意这样做，认为主要应该反右，这是不符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的。不把反倾向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防“左”反“左”上，就不可能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就不可能全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就会被葬送。当然，我们也要防右，决不能让资产阶级自由化抬头。无论反“左”还是反右，我们都要站在正确路线的立场上，不能从右的立场来反“左”，也不能从“左”的立场来反右，这样，反倾向斗争才能真正达到拨乱反正的目的，才不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第四，反对错误倾向不能就倾向反倾向，必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既要注意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政治素质，又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创造出优异的成绩，使人们在实践中受到教育。党内的错误倾向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一旦形成了倾向性的东西，就会从上到下影响许多干部、群众。因此要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党内外不少同志思想不通。党中央没有批评责怪这些同志，而是脚踏实地工作，使农村改革卓有成效。在事实的教育下，这些怀有“左”的思想观念的同志终于站到了真理一边，取得了与党中央共同的认识。这说明，反对某种错误倾向，主要是要提高人的思想觉悟，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而一个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固然需要看书学习，提高理论水平，需要思想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在实践中用事实来进行教育。因为一条路线、一项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它是否言之成理，是否有经典根据，而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否取得成功。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就能令人心悦诚服。但这就需要时间，要耐心等待。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简单粗暴，不能过急过猛。我们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能够从容不迫解决路线是非问题，克服错误倾向。事实证明，过急过猛，集中火力搞大批判，只能把人家压倒，而不能把人家说服，不仅不能解决思想问题，而且会使问题复杂化。对于改革开放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应该允许保留意见，不同意的先看看再说，不应强迫表态，而应让实践来作结论。做思想工作，包括防止和反对错误倾向的工作，我们也要转变一下观念，不仅要以理服人，更要以事实服人。真理终能被实践检验，被实践检验的真理才最有权威、最有说服力、最能使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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