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性质及其后果——来自股票报酬和高管薪酬视角的重新发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允论文,损益论文,高管论文,薪酬论文,报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允价值会计(简称FVA)的重新引入是我国2007年强制执行的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质趋同的会计准则体系的最重要特征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各界对FVA的争论，但FASB、IASB和我国财政部等都坚持继续使用FVA。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之后执行FVA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展开了一系列研究，重点是公允价值信息对权益市场的影响(例如，罗婷等，2008；刘永泽和孙翯，2011；谭洪涛等，2011；胡奕明和刘奕均，2012)，亦有部分研究检验了公允价值信息对薪酬契约的作用(例如，徐经长和曾雪云，2010)。总体上，这些研究发现公允价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且影响了高管薪酬。
但是，会计信息价值的实证研究，不能忽视会计信息生成过程对研究变量设计的影响。目前的文献在检验公允价值变动的信息价值时，主要解释变量普遍直接以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数据为基础(例如，徐经长和曾雪云，2010；刘永泽和孙翯，2011；谭洪涛等，2011)，但该信息同时受到资产或负债持有期间公允价值涨跌与资产或负债处置“转回”的双重影响，忽略“转回”的影响，将会错误解释公允价值涨跌形成的未实现损益的信息价值。为此，本文将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投资收益”两个项目的信息恰当的纳入公允价值变动的变量设计中，并基于以前的文献，从个股股票报酬和高管薪酬两个视角重新检验了公允价值变动信息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公允价值损益信息对年度股票超常报酬并未产生影响；(2)公允价值损益信息对高管薪酬总额并未产生影响。这一发现虽与现有文献有差异，但与执行FVA总体上对我国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影响较小的事实呼应。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采用更为合理的度量方法，重新认识了公允价值信息对权益市场和薪酬契约的价值影响，对更为恰当的评估执行FVA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作用；第二，重申了会计信息生成过程对会计实证研究设计的重要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FVA 一直是我国会计准则改革的重要内容。1998年，我国出台的《债务重组》、《投资》和《非货币性交易》准则执行了FVA，这是公允价值概念在我国会计准则的首次正式运用。然而，制度基础薄弱导致了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利润操纵，迫使财政部在2001年修订了这三项准则，实际上基本停用了FVA。2006年，我国重新引入FVA，并在大多数具体准则中得到应用，其中，金融资产应用FVA最普遍，影响最广泛。
(一)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信息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Ball(2006)指出，FVA仅当两种情况下能够提供比历史成本更好的信息：(1)完美市场流动性，能够取得可观察的市场价格；(2)能够根据独立可观察的参数准确的估计市场价格。否则，FVA要满足提供决策有用信息这一基本目标是有风险的，而我国的制度在很多方面与FVA并不相容(He et al.，2012)。为此，学术界从FVA与价值相关性、股票市场波动、薪酬契约关系等方面，检验我国重新引入FVA的信息价值，以评估执行FVA的后果和风险。
新准则执行初期的文献普遍表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显著提高(程小可和龚秀丽，2008；吴水澎和徐莉莎，2008；罗婷等，2008)，但是，学者对FVA的作用及其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的认识并不一致。罗婷等(2008)指出，FVA在新准则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提高中并没有发挥正面作用，且各行业表现不一。此后的研究普遍支持了FVA的价值相关性。朱凯等(2008)发现，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公允价值对股票定价的增量作用越显著。而且，四大审计能够提高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叶康涛和成颖利，2011)。王建新(2010)发现新准则实施后，FVA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提高提供了主要增量信息，但金融危机期间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表现不是很显著。刘永泽和孙翯(2011)则认为公允价值信息对价值相关性的提升未明显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除了价值相关性，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对FVA顺周期效应的指责，FVA对市场波动影响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胡奕明和刘奕均(2012)发现FVA信息与股票市场波动率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股市过度反应显著相关(谭洪涛等，2011)。
高管薪酬方面，相对于其他营业利润，公允价值变动由相关项目市场价格波动所致，较小受到管理当局履行受托责任努力程度的影响，管理层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买卖决策，对买卖期间的价格变化难有作为。因此，研究FVA对管理层薪酬的作用高低，有助于评价薪酬机制有效性。徐经长和曾雪云(2010)首先在这方面做了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利润表公允价值收益和损失关系并不一致，存在“重奖轻罚”现象。而且，“重奖轻罚”也存在于直接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张金若等，2011)。但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董事长货币薪酬并没有作用，仅与财务总监的货币薪酬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邹海峰等，2010)。
(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性质与度量方法
1.FVA影响的度量方法的文献回顾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FVA将直接影响到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结合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公允价值信息展开实证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主流做法。但是，由于研究主题的要求，部分学者仅从其中单张报表考察FVA信息。罗婷等(2008)利用奥尔森模型，将净资产账面价值分解为受新准则影响和不受影响两部分，并将后者进一步细分为受公允价值和不受公允价值影响两部分，考察信息价值相关性差异；朱凯等(2008)采用原会计准则确认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及公允价值调整的净资产账面价值等指标，利用奥尔森剩余收益定价模型和Dechow(1994)的信息增量分析思想，检验了公允价值对股票定价的相对增量作用。谭洪涛等(2011)采用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信息考察公允价值与股市过度反应的关系。
更多的学者则是结合了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公允价值信息展开研究。例如，王建新(2010)采用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及受到公允价值影响的每股净资产指标，考察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的影响；刘永泽和孙翯(2011)以公允价值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产生的超额每股收益两类指标，检验非金融企业上市公司2007-2008年和2009-2010年两个期间，FVA信息价值是否有不同表现；叶康涛和成颖利(2011)采用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考察公允价值引入对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胡奕明和刘奕均(2012)也采用相似方法考察了不同类型资产或负债的差异影响，研究了“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净损益+投资净收益中公允价值计量部分”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认和转回及以前文献的计量缺陷
上述研究普遍直接采用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考察公允价值变动的信息价值，忽视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会计处理过程中受到“转回”的影响，必将错误解释公允价值涨跌的信息价值。假设某上市公司2011年11月购买了3000万元A股票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12月底，A股票价格上涨至3100万元；2012年3月，该公司又出资2500万元购买B股票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12月底，B股票价格上涨至2550万元；2012年11月底，A股票价格上涨至3150万元，公司随即按照3150万元的价格全部出售。据此，该公司2011年利润表列示10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此时，直接利用该信息进行实证检验，能够正确反映公允价值波动的信息价值。但是，2012年的情况则有所不同。2012年11月售出A股票时，2011年和2012年11月累积的A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需要转入“投资收益”，结合B股票信息，2012年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金额为负50万元，“投资收益”为正150万元。此时，直接采用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数据检验公允价值变动的信息价值，将错误的解读为“公允价值下跌50万元对因变量的影响”，但实际上，该公司2012年持有的A和B股票的公允价值分别都上涨了50万元，期末持有的B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50万元。
因此，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数据“正、负”不能分别等同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涨、下跌”。同理，计入资本公积或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也存在“转回”问题。只有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资本公积或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与金融资产出售而转入的“投资收益”相结合，才能准确考察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真实影响，从而准确考察公允价值变动的信息价值。在现有文献中，胡奕明和刘奕均(2012)在研究公允价值信息与公司股票市场波动的关系时，首次注意到公允价值变动净损益与投资收益的关系，但是，他们的文章并没有详细说明投资收益中公允价值计量部分是指什么内容、如何计算，而利润表“投资收益”由多种交易或事项共同影响而成，而这很可能导致利润表“投资收益”中公允价值计量部分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的核算范围不一致(第三部分内容将展开详细说明)。
三、公允价值损益影响的度量方法的重新设计
由上，本文重新设计如下等式，计算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信息：“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相关部分”。计算过程中，主要考虑了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原因如下。
第一，等式右边的两个组成部分的计算口径应该一致，应当根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核算范围确定“投资收益相关部分”的范围。理由如下。(1)根据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及具体执行情况，FVA产生的未实现利得或损失在财务报表中列示方法有两种。其一，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由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等产生。根据财政部近年来对准则具体执行情况的分析，非金融行业的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最主要来源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二，计入“资本公积”(2009年之后同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但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化也可能计入“资产减值损失”，且报表项目“其他综合收益”并未提供充分的明细信息，难以获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及转回”的详细信息。(2)目前的文献普遍采用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检验公允价值变动的信息价值，本文延续这一做法，以更好展开比较分析。(3)2007年执行新会计准则后，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会计处理具有延续性，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在2007和2008年绕过了利润表(除非是计入“资产减值损失”)。Hirst and Patrick(1998)发现，公允价值利得和损失的列报差异对会计信息有用性产生了影响，相似的信息在利润表或综合收益表列示，相对于单纯通过所有者权益或报表附注披露，更能够引起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注意，并影响其资源配置决策。因此，检验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也就是检验会计信息使用者更注意的会计信息。
第二，不能直接将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加总。根据准则规定，利润表“投资收益”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部分，并不全部由公允价值变动产生。(1)按照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的投资收益；(2)成本法核算的股权投资收到的现金股利；(3)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等收到的股利或利息而确认的投资收益；(4)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或交易性金融负债，出售时点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差异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入形成的投资收益；(5)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时点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差异及公允价值累积变动额转入形成的投资收益；(6)处置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形成的投资收益。因此，等式右边“投资收益相关部分”只能涵盖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产生的投资收益，包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利息或股利、出售时点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差异。
四、公允价值变动信息对股票报酬和高管薪酬影响的重新检验
(一)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个股年度股票报酬影响的重新检验
1.模型及变量说明
借鉴奥尔森(1995)剩余收益估价模型，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检验公允价值损益信息是否影响个股经市场调整的年度股票报酬①。为了观察转回因素对研究主题的影响，如下的模型将分别根据考虑和不考虑公允价值转回，进行回归检验。
模型控制了年度、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其中，行业采用中国证监会2001年行业分类方法；地区划分为中部、东部和西部。相关变量定义参见表1。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取自CSMAR、Wind数据库，选取2007-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并利用SAS软件进行如下整理：(1)剔除投资收益明细项目列示不详样本，保留归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及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投资收益，以确保FEPS核算口径一致；(2)剔除FEPS为零的样本；(3)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4)由于A/B股和A/H股面临不同的监管环境，剔除这类样本；(5)剔除主要财务数据或股票交易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取得2136个样本。
3.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样本主要变量的简单统计量。可以看到，相对于不含公允价值变动的每股收益均值，归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产生的每股收益均值非常小；相对于不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每股净资产也非常小。因此，样本公司公允价值后续计量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影响都非常有限，当然，公司间个体差异比较明显。
根据表3可以发现：模型几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不需担忧多重共线性问题(VIF值也比较小)；因变量Return与
等变量都具有显著相关性。但是，考虑了公允价值转回因素之后，
和Return的相关系数由显著的0.045变为不显著的-0.018。因此，公允价值转回因素将对公允价值损益的信息价值表现产生显著影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与考虑了转回因素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了公司持有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净资产越多，越有可能对利润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公允价值计量的每股净资产与不考虑公允价值转回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变量不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公司持有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净资产与该净资产产生的损益不具有显著关系，这一非正常现象正好说明了，不考虑公允价值转回因素将会产生错误结果。
4.回归结果
我们运用Stata软件，采用了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分别对考虑和不考虑公允价值转回的样本组进行回归检验。在具体的检验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观察FEPS和NFEPS的不同影响，我们将这两个研究变量逐步放入检验模型。检验结果报告于表4。
从表4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看，是否考虑公允价值转回，对公允价值利润指标是否影响个股股票年度报酬，具有重要影响。当不考虑公允价值转回时，模型中单独放入公允价值损益变量或同时放入两个利润指标，公允价值损益指标都对股票年度报酬具有显著解释能力。但考虑了转回因素之后，公允价值损益指标(FEPS_R)总体上不再具有显著影响。虽然当两个利润指标(FEPS_R和NFEPS)都纳入回归模型之后，FEPS_R对因变量具有微弱解释能力，但当模型不包括NFEPS，FEPS_R不再显著，这说明主要是变量NFEPS影响了股票超常报酬，公允价值损益变量即使影响了年度股票报酬，也是边际性的。这一结论也与Return和两种公允价值损益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一致。
(二)薪酬契约的重新检验
1.研究模型
高管薪酬总额或年度变化值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关系近年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例如，徐经长和曾雪云，2010；张金若等，2011；邹海峰等，2010)，为了观察考虑了转回因素之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如何影响高管薪酬，本文借鉴Leone et al.(2006)、方军雄(2009)、徐经长和曾雪云(2010)的做法，采用了如下模型进行检验。
模型(2)控制了年度、行业和地区变量。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含义见表5。
2.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2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取自CSMAR和Wind数据库，剔除了如下样本：(1)CFV_R为零的样本；(2)金融行业的样本；(3)A/B股和A/H股，因为这类公司面临不同的监管环境；(4)主要财务数据或股票交易数据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2076个有效样本。
3.描述性分析
表6报告了薪酬模型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样本公司之间的薪酬水平差异较大，董事、监事和高管前三薪酬总额，最低仅为3.81万元，最高达1516万元。归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产生的损益、利润总额、总资产、财务杠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变量，公司间都具有较大差异(为了节约篇幅，略去报告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
4.回归结果
我们运用stata软件，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分别对考虑了公允价值转回和不考虑公允价值转回的样本组进行回归检验。在具体的检验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观察CFV和REV的不同影响，我们将这两个研究变量逐步放入模型，具体结果如表7。
根据表7可以发现：是否考虑公允价值转回因素，对公允价值损益与管理层薪酬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未考虑转回因素时，高管薪酬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确实具有“重奖轻罚”(DCFV_NR*CFV_NR变量的回归系数，在两个模型中都显著为正)。但是，考虑转回因素之后，模型中单独放入公允价值损益变量或同时放入两种损益变量，公允价值损益变量对薪酬总额都没有显著影响，正向收益也不影响薪酬总额，也即无所谓的“重奖轻罚”。这一结果表明影响薪酬的主要因素是非公允价值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并不影响薪酬总额。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沪深上市公司2007-2012年数据，检验了归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由于执行FVA而产生的损益信息，对股票报酬及高管薪酬的影响。不同于现有文献直接利用利润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研究发现，本文发现，是否考虑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对研究FVA的信息价值，具有关键性影响：考虑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之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信息对股票报酬及高管薪酬总额都不具有显著解释能力。
我们认为，这一研究结果与FVA在我国的执行现状是一致的。根据财政部2007-2011年期间每年都发布的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情况分析报告，总体上，包括金融行业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后续计量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影响都比较有限，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及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其他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等项目产生的公允价值损益信息，它们对公司利润表的影响更是非常有限，所以对股票报酬和高管薪酬不产生影响也是正常的。但是，必须强调，本文的研究不能扩展至整个公允价值会计，因为：(1)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并未考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损益的影响，而我国上市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年报中对资产与权益的影响是超过交易性金融资产的；(2)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进行大样本研究时，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但FVA对金融行业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本文的研究并非否定新会计准则FVA的价值相关性和契约有用性。在后续研究中，将对金融行业展开专门研究。本文的研究强调了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会计的实证研究，不能简单利用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设计研究变量，必须结合财务会计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的数据生成程序。这也表明，熟练掌握会计准则基本知识，对提升实证会计研究水平和确保研究结论的有效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①Kothari and Zimmerman(1995)建议同时使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检验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价格模型检验会计数据能否解释股票价格的截面差异；收益模型检验会计数据能否反映在特定期间的公司价值变动中(Beaver and Landsman，2001)。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报告了收益模型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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