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科学哲学的“心理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哲学论文,心理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综观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可以说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犬牙交错的繁杂图景。其进步与走向生动地与科学哲学的特定流派和相关问题的提出、展开、演进以及求解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透过其主要流派的更迭与发展，我们会自然地发现，科学哲学的理性发展有着其显然的、清晰的脉络，即“以‘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和‘修辞转向’这三个环节为基点和中枢，展示了哲学思潮演化的历史进程、趋势定向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及其各种特征”[1]。这其中，无论是“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过程中从逻辑化、形式化的语言分析到心理意向建构的理论、方法发展倾向与对心理意向因素的态度由否定、拒斥到肯定、引入的根本性转变，还是“解释转向”(interpre-tive turn)把心理解释的意向重建作为解释事业重要特征的根本宗旨，亦或是“修辞转向”(rhetorical turn)强调心理重建与语言重建的统一的基本立场，所有这一切都标识和展现出科学哲学运动过程中朝向心理学的转变的发展趋向。此外，诸如意向分析等心理学方法在科学及其哲学探讨中凸显出的愈来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以及对心理意向的文化说明在整个科学哲学的说明中及其在科学共同体层面构筑科学争论、科学交流、科学评价的对话平台中所起到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作用也都在另一方面进一步映射出科学哲学研究对心理因素分析的依赖性。由此可见，“心理转向”(Psychological turn)已经并且正在成为继“语言转向”之后科学哲学理论发展和演变的又一重要趋向性特征。
1 “心理转向”的动因
从总体上讲，科学哲学“心理转向”的发生并非是偶然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的、现实的根源。要言之，这一人类哲学理性的又一次进步归根结底是由语言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压力、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外在动力以及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在后现代景观下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具体地讲，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语言哲学指称、意义等理论自身困境的消解是“心理转向”的内在要求 20世纪的“语言转向”使得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焦点都投射到语言之上。语言哲学因此成为哲学、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心。但是，这种以分析哲学为中流砥柱的“语言转向”由于推崇科学主义的极端观念和形式理性的绝对权威，反对一切与心理过程相关的因素在哲学探讨中的应用，因而带有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面对重重困难对语言哲学发展所造成的压力，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当“语言和意义不能再承载语言转向所要求的重负”时，不矫正“语言转向”的极端歧途，便会约束哲学的真正进步[2]。为此，应当在更宽的科学与哲学基底上探寻一条包容性更强的出路，而不能继续“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事实正是如此，语言哲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如指称理论、意义理论，便以意向性为切入点，在心理的层面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就指称理论而言，在早期的分析哲学家那里，心理观念严格地被排斥在其理论域面之外。任何主观的心理参与均会使得指称打上随意性和模糊性的烙印。然而，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无论是“内在论”的摹状词理论，还是“外在论”的历史因果理论皆因未考虑作为语言指称直接依据的心理意向，而未能得到满意的答案。由此可见，只有让“心理实在”重新回到指称研究的领域中来，指称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后期意向论的指称理论的建立正是这一转变的具体体现。至于意义理论，其境遇也是如此。从传统的意义理论到实在论的意义理论以及反实在论的意义理论直至意向论的意义理论的发展进路也深刻昭示了其对心理因素从先排斥到后接纳的演变特征。总之，语言哲学发展的压力最终导致关于语句意义、指称等问题的研究皆愈来愈指向关于信念、欲望等命题态度的心灵哲学问题[3]。这种“转向”中的“转向”深刻揭示了科学哲学主题由语言转向心灵的趋向性特征。因此，从根本上讲，科学哲学的“心理转向”是对“语言转向”的修正与超越，是消解语言哲学诸理论困境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
(2)20世纪的科学在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空前发展及其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科学哲学的“心理转向”提供了外在的动力 外在大环境特别是科学环境的转变，为心灵的探索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灵感与典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心灵议题之跃登为哲学舞台上的主角之趋势。例如，“科学思维的本质”、“科学家的动机形成”、“如何理解科学家的推理过程”以及“支撑科学研究的心理过程与机制”等过去在科学哲学那里被认为只是一个“黑箱”而无从考察的问题，正是在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找到了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持。再如，认知神经科学中的功能定位理论与神经元理论为感、知觉等心理现象的脑机制探索打下了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并为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条件与途径。又如，数字计算机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与心的研究相关的思想火花，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对心进行哲学研究的理论域面。此外，认知科学的一些新进展为研究心灵问题提供了新的模型与假设，并为哲学中关于心的古老话题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总之，有关心灵的科学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就为科学哲学的“心理转向”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另一方面，与心灵相关的科学在近几十年来的发展突出地体现了哲学与科学之间整体互动的微妙关系与态势。因为在它发展过程中引发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是在其自身范围内无法解决的，必须将之诉诸于更多的哲学层面，才能获得全面而深入的细致考察。这也内在地要求科学哲学把注意力转移到心灵问题上来。换句话说，一系列属于心理学范畴内的基本问题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在方法论上，先天便有着哲学的本质，没有哲学的渗透，没有始终翻新的哲学努力，这些问题是无法解释的。事实上，近几十年来的哲学正是在对心灵的各具体科学的哲学反思中获得了蓬勃发展，并且在其影响下，科学哲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地拓展和延伸。显然，认知心理、计算机、神经等科学同哲学之间的这种密切的关系也内在地推动了科学哲学主题向心灵的靠拢与转变。由此可见，科学哲学的“心理转向”也是科学理性进步的又一深刻体现。
(3)“心理转向”是科学哲学发展在后现代景观下与后现代性相结合的客观要求与特定结果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具有后现代性趋向的认识论和意义理论在各方面的扩张和渗透，使科学哲学的各个领域都自然而又必然地、自觉而又不自觉地打上后现代性的烙印。首先，科学哲学的后现代性趋向基本要求便是将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建立在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层面。由于上述诸因素在心理意向层面上的内在联系，因而使得心理学成为科学哲学思维当然的组成部分。其次，“心理转向”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将人文精神引入科学精神当中，从而在科学哲学研究中推进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这在本质上与后现代科学哲学运动的最集中的趋向性特征，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接纳和合流是极为吻合的。最后，具有后现代性的科学哲学消解了以现代逻辑主义为中心的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反对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则和目的“立法”，而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科学的语境之上。这在立意上也与“心理转向”的宗旨是同性的。显然，二者在上述各方面的一致性使得科学哲学的“心理转向”成为后现代景观下的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
总之，“心理转向”是在更广阔的科学实践与哲学探索的背景下，在充分汲取科学与哲学理性进步成果的基础上，在顺应哲学的后现代发展趋向的过程中，对之前科学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片面性与狭隘性的批判、挑战、修正与超越，是探索科学哲学未来发展趋向的一次全新尝试，也是科学哲学摆脱某些偏激束缚的可能的且较为理想的出路。不言而喻，它的产生是哲学与科学逻辑发展，是时代前进自然而又必然的趋向。
2 “心理转向”的本质特征
从本质上讲，科学哲学的“心理转向”不惟是从语言到心灵的主题性转变，心理学及其相关方法在科学及其哲学研究中凸显出的认识论功能与方法论意义也是这一转向的重要体现。具体地讲，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伴随着“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扩张，“科学心理认识论”的历史重建是科学哲学“心理转向”的标志性特征 作为科学心理学的延伸，科学心理认识论主要是致力于科学主体的心理结构及其行为的个体性研究。由于其与孕育它的心理学、科学哲学等“母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联系，因而科学心理学研究在科学哲学的诸研究域奶科学创造、科学发现和科学解释的一系列环节中都有着同样鲜明、同样重要的认识论功能与方法论意义。这就是说，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元方法论之一的心理分析方法对于把握科学规范和科学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正是这样一种重要的科学认识方式在20世纪上半叶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那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和极端不合理的排斥，逻辑理性主义的蔓延抑制并且束缚了科学心理认识论在上述研究领域内中所具有的实际功能，因而它被粗暴地划出了认识论探索的整个疆域。
庆幸的是，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以及“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认识论扩张，科学认识论逐步走出了片面的误区，开始出现向多元化发展的局面。这一到更具体、更广阔的域面去重构科学认识论的框架，使得心理的分析又重新被纳入到科学认识论的建构中来。科学心理认识论在此重获新生，并进而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原则潜在地渗入到科学研究的整个操作过程之中，成为探索创造性科学活动本质特征的强有力手段之一。可以说，科学心理认识论在科学心理学与科学哲学中的历史重建在根本上“拓展了应用心理学概念理解科学的真正意义”，从而表明“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特研究领域的时代已经到来”[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科学哲学“心理转向”的最重要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2)心理意向解释战略地位的重新确立是科学哲学“心理转向”在科学解释项度上的集中体现 科学解释作为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正统理论与标准观点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以完全形式化的逻辑重建纲领作支撑。以“科学解释是由普遍律所作的论证”为核心的逻辑分析观点。这种完全形式化解释模式将科学解释等同于用普遍性的经验定律对个别性的经验事实的覆盖，从而使科学解释成为一种与人的需要、目的和心理动机无关的纯粹的逻辑论证或推导过程。很显然，意向解释方法在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统治时代是没有任何“合法的”、科学的地位的，因而也是常常被排除在科学解释应有理论之外的。与心理意向相关的“提供理由”式的解释因其缺乏必要的“似规律”的联系特征也同追求“单纯理性说明”的陈述原因式的解释在理论与实践上均显得格格不入。也就是说，对心理意向分析持反对态度的学者将心理意向分析方法同科学解释完全割裂开来的依据便是因为他们将解释的重心放在了“说明原因”与逻辑重建，并进一步认为“存在于世界之中并为科学解释提供基础的关系应当是因果关系”[5]。
但是，上述追求形式理性的科学解释模式因其片面地将科学与价值、认识与实践、方法与信念等等割裂开来看待，片面地否定包涵心理因素在内的常识解释与人文社会科学解释的合理性，从而陷入了脱离生活实践的解释困境。正是这种困境内在地促使科学解释逐渐向语用维度的靠拢。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解释“语用学转向”的过程，恰恰就是心理意向解释方法在科学解释中的地位得以重新确立的过程。因为在语用维度上的解释超越了科学逻辑的严格界限，并可在特定的信念、态度等心理状态的基础上作出有意义的判断和分析。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的心理价值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心理分析的实践在本质上是解释的事业”[6]。没有心理解释的解释实践是不完备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心理转向”在科学解释层面上是对逻辑实证主义“说明域”的全新超越，是由“单纯理性的说明”走向意向分析等心理解释的全面实践。而在此过程中，心理意向的重铸又反过来成为“心理转向”的一个重要的功能表现及其目的的完成。
(3)以对心理意向性的文化说明为基点，依托特定的科学语境，构筑科学争论、科学发现、科学评价的思想平台是科学哲学“心理转向”的基本要求，是其内在特征的深层体现 随着科学哲学日益向人类心灵层面的推进以及心灵哲学和科学心理学的日益规范和成熟，具有一般哲学方法论特征的语境论和语境分析方法成为说明与科学争论、科学发现相关的科学理论评价问题最优的思想平台。然而，语境不仅包括客观的语言环境，还内在地蕴含了共同生成科学假说之意义的主体心理意向。因此，在以语境为依托的科学哲学说明中，试图避免任何意向性的概念都是没有任何出路的。这就是说，孤立于任何科学共同体来评价、争论科学理论是否是“真的”、“有意义的”或“可确证的”是没有丝毫意义的。科学表述的规范特性只能是被语言共同体认可的表述特性，而得到共同体的认可是共同体集体心理意向的实在说明。换句话说，科学发现、科学争论、科学理论评价及其可接受性论证在本质上是要依赖于科学共同体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集体心理意向。这种以共同体的最大限度认可为评判理论合理与否的判据的科学说明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非引证性的说明。可以说，对心理意向的文化说明以及语境方法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全面深入在本质上已深深嵌入了“心理转向”的全过程之中。它不仅仅是“心理转向”的内在要求，也是伴随其发生的重要特征表现。
3 “心理转向”的意义
科学哲学研究重点由语言到心灵的转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和把握科学哲学发展脉络的基本思路，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语言学转向”导致的对形式理性的绝对权威和科学主义的极端观念的推崇的极端倾向，进一步消解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极端对立，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英美哲学及欧洲大陆哲学的合流提供了中介与桥梁，并在根本上促成哲学重心由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的转变。
(1)消解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对立 “语言学转向”高举的理性主义大旗曾经很自然地将一切具有主观特点的非逻辑的、非理性的因素绝对地排除在科学之外。这种反心理主义、反非理性主义的立场将逻辑看作是客观的、公共的以及数学化的，而将心理过程则贬斥为主观的、私人的、非理性的因而是不精确的。诚然，强调理性在科学认识中的积极作用是无可厚非的，但认同理性因素的同时却否定非理性因素则是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这就是说，非理性因素对于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在科学发现、科学创造等方面）与理性因素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勿庸置疑，科学哲学的“心理转向”打破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对立的僵化界限。在尊重理性的前提下，它将心理活动等非理性因素重新引入科学研究中来，使科学研究在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形成一定张力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因素对非理性因素的规范和定向作用，以及非理性因素对理性因素的诱导、补偿和调节作用，也就是在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相互关联中走上一条科学的、合理的发展道路。换句话说，科学哲学的“心理转向”在本质上实现了科学实践的“理性与非理性”统一。
(2)标识了科学主义价值取向的不断“弱化”与“开放”，进一步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从极端对立的分裂关系走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新局面
众所周知，“语言转向’的根本特点就是用现代逻辑技术进行语言分析。这种极端追求“形式理性”，试图建立一种惟一的科学主义语言的构想所导致的后果便是将所有的概念和陈述符号化，进而用数学的推演来代替哲学的思想。无疑这在根本上加剧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现代分裂。但是，科学发展的事实表明，仅仅在科学主义的框架内，奉行僵化的“形式理性”教条，不但不会有益于科学的发展，反而会阻碍科学的进步。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汲取和融合某些人文主义的有效研究方法和价值观念，便成为科学哲学可选择的一条途径。“心理转向”恰恰迎合这一时代要求。随着“心理转向”的全面扩张，心理学方法在获得“合法”地位的同时也逐渐渗入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一方面，它在科学主义精神引入了人文主义精神，弱化了科学主义的规范理性，形成一个开放的科学价值系统。另一方面它又像一座思维的桥梁，成为当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股思潮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媒介。也正在这个新的基底上，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开始消解对抗，增进对话，找到了二者相互接纳、合流的关键点。
(3)促成了哲学重心由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的转移 如前所述，伴随着“心理转向”，语言哲学在其发展后期的理论中已融入了诸如意向性等鲜明而深刻的心理成分。这是因为，对人类言语行为的说明必然地也必须要设定某种内在心理机制在其中。由此可见，“心理转向”预示了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的转变的趋向性与可能性。在“心理转向”的过程中，心灵哲学已不仅仅像法哲学，历史哲学等那样是用哲学方法研究一个特定课题的部门哲学。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它已深深嵌入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之中。与哲学的更基本的部分，如形而上学、认识论形成更为密切的联系。基于这一点，如果说语言哲学曾经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中的重心与基础的话，那么心灵哲学则成为当今哲学领域内重心中的重心，基础中的基础。
综上所述，“心理转向”是在“语言转向”、“解释转向”与“修辞转向”的推动下以及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科学哲学对自身的理论形式、研究方法、认识空间所作的有益的变更与改进。毫无疑问，它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科学哲学极其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手段，它不仅为哲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路，而且，它还将给整个哲学研究带来了根本性、创造性、启迪性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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