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从古代到现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科学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人文科学并非所谓有别于神学的所有世俗性学科的总称，而是区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独立的学科群体。“人文科学”最初是指古罗马的一种教育体系和教育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那里成了“一个有明确规定的、有限的研究领域”。但是，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占据了思维的中心，人文科学或者被逐出科学的园地，或者被自然科学所改铸。科学总体中人文科学的被冷落、被遗忘以及科学观中人文精神的衰微，导致现时代日益深重的“科学危机”或“文明危机”。面对窘迫的“人类困境”，当代哲学家和具体科学家开始强烈呼吁重振人文科学和人文理想。因此，特别是本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重新挤入科学的前台，并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关于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许多错误观点，都与对“人文学科”的历史含义的理解有关。主要的一种观点是，人文科学只是有别于神学的世俗性学科的总称，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摆脱了神学的奴役而成为独立的科学以后，“人文学科”这一名称也失去了其现实的意义而只是一个学术史或学科史上的概念了。
实际上，“人文学科”或“人文科学”这一概念的含义既有历史的演变又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性。在古代思想史上，特别是在古罗马的教育体系中，“人文学科”的概念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确实存在过包容的或母子的关系。但是，即使那时，它也有着一种区别于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含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科学成了专门知识的独立分支或流派。但是，近代以来，人文科学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挤入科学的后台，失去了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独立地位。
一、古典人文学科与古典人文教育
这里，应该指出，至少在英文中，有两个含义相近但又有些区别的词：the humanities和the human sciences.可以看出，the humanities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the human sciences的构词法与the natural sciences和the social sciences是一致的。英文中这两个词之间的衍生和分立的关系，反映了独立的人文科学得以产生的历史踪迹。
拉丁文humanitas，最早出现在古罗马作家如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的著作中。西塞罗是在翻译希腊文Paiaeia时找到humanitas这个词的。humanitas在拉丁文中的原意是“人性”、“人情”、“万物之灵”；Paideia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文化”、“教育”的概念，法文中“教育”(Pedaagogie)即源出于此词。Paideia的目标不在于就孩子而言孩子，而是面向孩子要成为的发展的人，完善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教育贯串终生，不断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西塞罗等用humanitas来表达一种教育理想，即通过“教育”或“教化”而使人获得完整、圆满的“人性”；也用这个词来表示具体的课程体系，即古罗马时代成为人，即“公民”或“自由民”所必修的科目，包括哲学、语言、修辞、历史和数学等。可以看出，的确，古代的人文学科的概念是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含于自身之中的，它们共同服务于一种教育的理想。但是，即使从这个角度看，这里的哲学、语言、修辞等学科也不能划归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名下。而且，那时的教育不同于近代以来的职业或专业训练，而是为臻于人性的理想境界进行修身的一种形式。近代的职业教育或专业教育，是以近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内容的，指向的是自然世界，是对自然的操纵和利用；而古典人文教育则是以人本身为目的，以人性的完整、丰富、全面为目的的，尽管只能是原始的丰富和圆满。古代的人文学科这种人的指向，与近代世界的致思倾向是有所不同的。
二、人文科学的独立
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历史中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西方著名文化史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曾经高度评价这一时期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①。
在布克哈特看来，“人性”的“发现”是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文化中的根本特点之一。布克哈特在这里还对当时的国家学说、政治制度、政治艺术、政治精神与当时的诗人们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对内心思想感情的细致、真诚的表达以及对自己灵魂的追求，作了细心的而且极有意义的区分。这一区分实际上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如果说“世界的发现”是航海事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的话，那么“人的发现”也是人文科学的“伟大的成就”。当时的诗人们、人文主义者或人文科学家在神学之外另立“人文学科”，肯定人的尊严，肯定人的内心世界、感情和意志、道德和良心，讴歌人的创造天才。布克哈特曾经对人文主义思潮的第一个先驱者、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作了如下贴切的评价，他说：“他在他的十四行诗和‘短歌’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内心生活体验的宝库。……他以大胆的坦率和真诚来流露他的种种欢乐和悲哀，并毅然把它们熔铸在最严格的艺术形式里。……整个中世纪，诗人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避开自己，而他是第一个探索自己灵魂的人。……他是第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第一个有意识的把不朽的内容放在不朽的形式里。主观的感受在这里有其充分客观的真实和伟大。”②
14世纪的学者如萨卢塔提等接过了“humanitas”这个词。这时人文科学仍然主要表示一种教育思想和课程体系。“在这种古代的用法中，人文学科代表一种高等普通教育，即代表一种与绅士地位相称的文学教育。”③但是，第一，伴随着知识的扩大和“专门化”的加快，此时的人文科学作为一种“文学教育”与自然知识的教育和自然科学区别开来了，不再把数学、天文等自然科学笼统地包含于自身之中。P·O·克利斯特勒在讲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科学的道德意义和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时，曾经指出彼特拉克的道德原则是“反对自然科学的”④。第二，人文科学具有了更鲜明的对人和人的问题的意义。
古罗马时期，知识的累积和分化都是非常有限的，当时的“七艺”实际上是一种日常生活技能和统治艺术的教育，是一种世俗教育，还不具有真正科学的意义（严格的理论或概念体系）。到了中世纪后期11-12世纪，知识极快地增长起来，特别是13世纪大学的出现为专业化学科的涌现开辟了道路。大量专业化的学科迅速取代了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七艺”。15世纪，人文科学获得了比较准确和专门的意义，这一词出现在大学和学院的文件中以及图书馆的分类表中。克利斯特勒曾经说；“我愿确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常常偶然地，而并非是主要地或一贯地涉及神学或思辨哲学、法律或自然科学，……它基本上属于专门知识的另一个流派或分支。”⑤他还指出：“确实，许多人文主义者或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学者，除人文学科外，对其他科目也有浓厚的兴趣，并对这些学科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人文主义者的专门领域是一个有明确规定的、有限的研究领域，它包括某种学科群，而排除别的学科群。”⑥此时，人文科学的规定包括五个科目，即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科学这一概念是与“人文主义者”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这个词可追溯到15世纪后期，在16世纪已被通用。文艺复兴后期所谓的人文主义者是指从事人文科学(studia humanitatis)的教师和学生。当时的人文主义者虽然是一些具体科学家，即人文科学家，但实际上担当了从哲学上探讨人的尊严、人的地位、人的命运的重任，从而使得对人的重视、对人性的高扬，成为这一时期人文科学的根本特点。“文艺复兴的许多哲学思想……与人文主义领域并不沾边”，当时的哲学家不是神学家就是科学家。他们的思想倾向要么是中世纪的，即神学的；要么是希腊的，即理智的。而人文主义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可是，他们却因对道德哲学的兴趣而在哲学史上获得了重要的地位。那时人文科学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分支是道德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五大学科中最重要的。从彼特拉克时代起，人文主义者宣称他们是道德哲学家，他们当中有些人事实上一方面是做修辞学和诗歌的教授，一方面又当上了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
彼特拉克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坚持主张人以及人的问题应该是思想和哲学的主要对象和关心点。他批判亚里士多德派的经院哲学，认为他们提出的是一些毫无用处的问题，而忽视了最重要的问题，即人的灵魂。当他登上文图克斯山顶峰，打开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抄本时，他找到并引用了这样一段话：“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大海的波涛，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⑦然后，他接着说：“我恨自己，因为我仍然赞赏尘世之物，我早该从非基督教哲学家（即塞涅卡）那里了解到，除了灵魂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赞赏，对伟大的灵魂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伟大的。”⑧他在《论他自己的和许多其他人的无知》（1367年）那篇文章中还说：“即使所有那些事情都是真实的，它们对幸福生活来说也无关重要。因为我了解动物、鸟类、鱼类和蛇类的本性，而忽视或蔑视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以及人们的来处和归宿，这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⑨克利斯特勒深刻地指出：“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发现对人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从萨留塔蒂(salutati)开始的那些人文主义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采用‘人文学科”这一名称的原因：表明这一学科对于人和人的问题的意义。”⑩
人文主义者或人文科学的道德意义并不止表现在其道德哲学中，而表现在所有的人文科学之中。那时，所有的人文科学都表现出“强烈的道德调子”。人文主义者写过各种各样题目的大量道德论文和对话录。作为古代哲学伦理体系的回声，他们虽然也论述至善和幸福，但他们更多的是讨论具体的美德、罪恶和激情，讨论公民生活的义务，此外，还有儿童教育，崇高的起源，各种艺术、科学和职业的相对优点，积极和沉思的生活的相对优点，人的尊严、运气、命运和自由意志的关系等等。克利斯特勒指出：“当人文主义者受到心胸狭隘的神学家的攻击而奋起保卫自己的研究时，他们强调自己对道德和人的问题的关注，主张要为青年人提供一种道德上的和智力上的训练。这一主张也表达在讲授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这个雄心勃勃的字眼上。因此，毫不足怪，在人文主义对历史和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有着一种强烈的道德调子，并且可以看到人文主义者的演讲和其他作品都用道德箴言加以点缀。”(11)
对道德问题和人的问题的关心，对雄辩和诗歌的文学理想，对作为必不可少的模仿范本的古典作家的学术研究，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由具体学科组成的、具有内在精神的专业化或职业化的知识或科学整体。因此，既不能把人文科学看作仅是研究文字、语言、修辞、雄辩等言语表达手段而没有内在精神的服务性学科，也不能把它看作仅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简单相加。
这里还应该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科学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学科体系，既不是基督教的（在西方思想史界有些人持这种观点），也不是异教或者反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者并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反对宗教和神学；毋宁说，它创造了大量的与神学和宗教共存的世俗学问、文学和思想。”(12)因此，把人文科学仅仅理解为反宗教的世俗学科的总称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与其说人文科学或人文主义者是反宗教的，毋宁说是“反自然科学的”。“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关心道德问题。……它对诸如神学、法理学、医学、逻辑学、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这样一些学科都持不信任和争论的态度。”(13)这虽然也是一种“无知的态度”，但它客观上反映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当然，人文科学或人文主义的知识实际上对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曾起过“酵母”的作用。人文科学介绍了以前人们不知道的新的古典资料，特别是对古希腊文献的传播、研究、翻译和解释为近代科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它们还采用新的哲学的和历史的方法来探讨旧的和人们以前知道的资料，以及它们所采用的非神学的论辩方式、术语和文字的表述，都对近代文化和近代科学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再就人文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来说，人文主义者虽然并不一般地反对宗教和神学，有的甚至还打着宗教的旗帜，但是，人文科学作为专门知识的地位的确立实际上打破了神学在思想文化中的垄断地位，人文科学或人文主义者重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这些思想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对神的否定。
三、人文科学近代以来的遭遇
在近代西方，关于人的根本意义的问题，被哲学上的唯科学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口号所取代。因此，人文精神问题，人文科学的问题，至少在时代精神，在时代总的价值追求的意义上被忘却了。
由于革命斗争的急迫，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满足于在具体科学即人文科学的意义上来探讨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而是在思辩的或形而上学的层次直接与封建教会、基督神学对垒，提出了政治口号式的关于人的学说。启蒙思想家第一次公开提出“天赋人权”，要求人在政治上平等，直接抨击不平等的、非人的封建等级制度。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把希腊思想中的“理性”接过来作为反对神学、神性的武器。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的本性”，把“理性”当作“自由”、“平等”的哲学根据。但是，这里所说的“理性”只是他们推演政治结论的特设公理，并不是人的现实的理性。卡西尔在《启蒙哲学》中指出；“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宗教信条、道德格言和道德信念、理论见解和判断，是可变的，但从这种可变性中却能够抽取出一种坚实的、持久的因素，这种因素本身是永恒的，它的这种同一性和永恒性表现出理性的真正本质。”(14)近代资产阶级忙于用这一理性信条和思想武器去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是无暇顾及具体的人文科学的。
而就近代哲学而言，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占据了思维的中心，人文科学或者处于这些哲学家的视野之外，或者也是以这种自然科学模式来解释的。美国著名学者理查·罗蒂曾这样描述近代哲学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到了17、18世纪，自然科学取代宗教成了思想生活的中心。由于思想生活俗世化了，一门称作‘哲学’的俗世学科的观念开始居于显赫地位，这门学科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却能够为道德和政治思考设定条件。”(15)
在近代哲学中，人文科学中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以来，人文科学不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只在古代典籍和一般文字、语言研究的意义上保留在大学的文科中，即使得到一些研究，也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的，并没有体现它所特有的人文精神。因而，不象自然科学带来财富的增长，社会科学带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理性化那样带来人类精神的整体发展。也因而没有获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的社会地位，甚至连自己的正当的名分都保不住。近代哲学对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忽视符合近代的科学观。人文科学与人的内心世界、人的创造、人的价值态度和生活信念，以及文化的内在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主观性、价值性在近代科学看来却是与“理性”、“逻辑”、“真理”根本对立的，因而是不能容忍的。
在实践上人文科学在近代因为与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物利主义的现实相对立也必然处于被流放的地位。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16)近代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因为被资产阶级掠夺高额利润的动机所驱使，越来越破坏人类诗意的存在环境，甚至使人类濒于灭绝的边缘，因而变得越来越“非人性”。
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由近代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唯科学主义观念所塑造的技术化的时代，即使是不发达国家也在重复着这个技术化的过程。现在这个技术化的世界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首先，人性反抗非人性的技术形式、组织形式和政治形式，感到这些形式使它窒息和衰弱；其次，维持人类生命的现存环境发出痛楚呻吟，呈现出部分破坏的征兆；第三，……世界非再生资源，特别是矿物燃料受到侵蚀的程度达到了隐约可以看到严重短缺与实际枯竭的阴影笼罩着不远的将来。”(17)
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适应社会生产的技术化和工业化的过程，整个人类生活也日益被理性化，亦即模式化、程序化，官僚政治和科层等级制的社会组织结构使个人越来越失去自由。韦伯曾经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他认为，近代史的主要过程，就是不断地把人类生活理性化地组织起来。资本家具备了投资和计算的头脑，把生产工具加以合理组织，以求利润高于成本，但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却切断了人类与土地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一事物都必须适应这种合理组织经济企业的要求，以求其效率。所以，工厂里有劳力集合和劳动分工，人口大量集聚城市，从而使得机器日益控制生活。大众传媒借助独具匠心的广告，控制了大众的需求。韦伯曾警告说，我们这个时代里大多数地区的资本主义都已经被国家控制的完全集体化形式所取代。
生产技术化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科层化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逃避的过程。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存在和历史过程，它们必定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人类不能听命于技术的片面发展所造成的险恶环境，因为技术过程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而是由人来操纵，有人参与其中的，因此，真正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类自身。没有上帝，人类只能自己挽救自己。但是，作为前提，人类首先必须认清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根由在哪里。“人类危机”、“文明危机”、“科学危机”的根由就是人对自身的遗忘，人忘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完全服役于物利的目标。启蒙时代的哲学家曾经预言理智（理性）必能扩充到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然而，他们所说的理智只不过是政治上的权利，以及物利、财富的追求和生物本能的满足在哲学上的一种抽象而体面的表达。因此，他们所说的理智或理性根本不可能使人类享受到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所说的宁静的思辨和无暴烈的物欲熏染的道德追求的幸福，而必然使人类沦于动物般的地位和动物式的人格。在世界性的战争和经济危机中，人类的地位甚至可以说连动物都不如。
四、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复兴
正是出于对人类自身的深刻危机和悲凉处境的认识和体验，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自然与人类、社会与个人的尖锐矛盾展露无遗时，人们重新把目光投向古老的人文科学，希冀从人类自身内在的人文精神和人类自身创造的文化财富中，从千百年来先贤圣哲为我们所描画的理想和所阐明的价值观中找到进一步前进的道路。在现代不仅哲学家开始直面人类的生存危机，关怀人类的终极价值，呼吁重视人文科学，致力于唤醒被技术、被财富、被个人的名利所遮蔽、甚至窒息了的人文精神；无数具体科学家，甚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摆脱学科视域的限制，探讨人类生存的总体状况，探索人类未来的命运，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从人文科学，从人类存在的根本意义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本学科内的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成了人类全部思维的焦点，另一方面也说明具体科学之间，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密切的联系。正如没有自然的观念，没有自然科学，就无法对社会世界和人文世界作出充分、确切地把握和认识一样，没有人文科学，没有人文精神，也不可能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的关系。结果甚至使自然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使人类全体失去生存的条件；使社会结构演变成“极权主义的组织怪兽”。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经指责科技发达的美国人只懂“如何做”而不懂较此更为要紧的是“做什么”(18)，指出了人类丧失了目标关怀、价值关怀的事实。
罗马俱乐部对沉迷于经济增长的西方社会当头棒喝，《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指出，由于地球的能源、资源和容积有限，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增长必然有一定的限度。用倍增的速度去求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注定会使社会在物质和能源方面达到极限，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物理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和特德·霍华德批判那种崇尚数据、图表、定量分析和数学公式，崇尚量的增长的经济观。其理论依据正确与否尚可争论，但是他们陈述了这样一个严酷而客观的事实：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崇拜和放纵，世界非再生的能源和物质材料的耗散实际上在加速增长，两者的熵正提高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水平(19)。
经济学家舒马赫批判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的传统经济学理论，跳出经济学的框架，从价值学、人类学的角度，从道德与经济的关系来思考经济问题、经济发展战略(20)。舒马赫认为，传统经济学实际上把经济效益、经济价值当成了人类的唯一目标，并且用这单一的目标来衡量一切，不仅用来衡量经济上的成就，而且更糟糕的是用来衡量非经济领域的事物，如时间、自然、艺术品等等。在舒马赫看来，即使在经济的领域内，不仅要着眼于经济效益，而且要着眼于对人的效益。
社会学家也开始认识到，在目前的社会中，人被看作巨大社会机器的一个无限小的部分。人已不再被看作人类了，而是被看成人事上的、统计上和平均意义上的人了。社会通过巨大的官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我们的命运。“在一个加速理性化的、彻底系统化的社会上，我们都被标上号码了——这是毫不夸张的。用机器计算号码来证明你的存在。”(21)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合乎逻辑地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摆脱了过去仅仅作为职业化的学校教育中的不被重视的大学文科和作为图书馆对图书进行归类的一个概念的地位，而重新挤入科学的前台。
注释：
①②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5、306-307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P·O ·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18、185、183、18、18、18、18、188-189、193、27页。
(14)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15)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中译本作者序”。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296页。
(17)(20)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9页。
(18)维纳：《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52页。
(19)参见里夫金等：《摘：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21)转引自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