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应是关注人的政治学
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里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政治学以人作为基础了。” 恩格斯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为什么到了18 世纪政治学开始以人为基础了？原因正在于18 世纪发展变化了的社会背景。具体来说，就是工业革命之下的欧洲，有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以及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这些都意味着作为个体的人的兴起，具体的真实的人取代了过去的帝王将相，他们进入到了政治生活当中，成了政治生活的主角、主体。对于18 世纪的个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指出，如果说过去的进行生产的个人，往往“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那么，到了18 世纪，已经形成了自由竞争的社会，“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作为“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的个人，具有了独立的属性。 马克思还指出，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 因此，具有了独立属性的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在政治学研究中是必须给予关注的。
《所罗门之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的经典长篇小说，自问世以来好评如潮，曾获全美书评家协会奖，被《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图书”。莫里森充分发挥其丰富神秘的想象以及灵动细腻的笔触，向读者描绘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一个宏大广阔的伦理架构，以多重伦理视角渲染了强大的叙事张力，并巧妙展现了叙事进程中存在的多种复杂关联。因此，从叙事伦理视角对《所罗门之歌》在故事层面伦理、叙事方式伦理以及小说伦理价值等诸多叙事主题方面进行解读，可以深入探寻莫里森的叙事态度、伦理诉求以及作品的社会伦理价值。
在目前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政治学研究也应更多地从人的角度出发。理由有二：
一是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经验借鉴。这里的西方政治学，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学。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政治学家在他们的理论当中，都包含着人性论，都更加关注个体，都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尽管在古代政治理论家那里，他们的理论中也有人性论，他们也从一些人性的个体的角度去解释政治理论、政治现象，但是他们没有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理论家做得那么深刻，真正做到以人为中心。到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可以说更加以微观的个体的活动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尽管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所谓“国家的回归”，但是在政治学研究当中，“国家的退场”是一个趋势，一个挡不住的趋势。这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启示是：要关注人，要以人为基础。
如果洗澡次数过于频繁、水温过高，或使用碱性较大的肥皂或者药皂，也容易破坏本来就不健全的皮脂膜，令皮肤屏障功能减弱，“砖墙”外露，发生皮肤瘙痒。
二是中国的改革实践为政治学中人的向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应当说，中国的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有社会分化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是一个整齐划一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体系，它特别强调集体的力量。当然，整齐划一和高度组织化有它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其效用是逐渐下降的。为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进行改革。而要改革，就要通过社会分化来进行，因此可以说，社会分化成为了改革的重要动力。而当代中国社会分化的过程，呈现出一个重要特点，即集体的退场和个体的出场。通过个体的发展，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的深入。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 多年来，特别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其实就是个体的觉醒，或者说是发现了个体、个人，进而使其成为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学研究当然应该关注个体、关注人。
我国目前的政治学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显然已经有了这方面的一些探索。譬如，在政治学的研究当中，也有一些对个体的政治研究，也有从政治心理学、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这些探索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加聚焦到对个体的研究上来。如果说，过去我国政治学研究更多地是从宏观的、制度的视角进行的，那么，现在是从微观的、个体的视角进行研究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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