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通史#183;清时期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中国通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周远廉和孙文良教授为清代卷主编的《中国通史·清时期卷》，百余万言，已经出版。我作为读者，读后的思考，分作四点，略述如下。
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复杂、人口众多的国家。撰写一部高水平的、有特色的中国通史，需有远卓的史识、睿智的史才、深厚的学力。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在本世纪出版的中国通史著作之林中，贡献巨大，别具特色，清代史卷，即是一例。
中国有个修史的传统，就是下代修上代的历史。公正地说，下代修上代的历史，其优长之处是资料散失较少，其阙憾之处则是时代局限较大。以清史而言，清朝是中国自秦以降两千多年来，最后一个帝制王朝。虽然清延编了许多当朝史书，编年体如《实录》，纪传体如《列传》，纪事本末体如《方略》，典制体如《三通》等。但在清代，严格说来，清史学不是一门学问，清史学也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这是因为在有清一代，私人不准撰写国史，只能论述具体问题。清朝的国史，是当朝官学，其开馆，其宗旨，其编纂，其雕梓，谕从内出，盖由钦定，既不容学人置喙，更不许学者研讨。
辛亥鼎革，清朝覆亡。清史从神圣的殿堂走下，开始成为清代的中国史。清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依其自身演变特点，可以分作四个时期：
发韧期。本世纪上半叶的前二十五年，时代变局，地覆天翻。这段时间，主要是辛亥前为推翻清朝而做舆论准备和辛亥后已推翻清朝而巩固新政权。所以，这个时期清史的研究与编纂，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辛亥革命党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号召，突显反满的民族色彩。较早出版的《清史讲义》、《清史纂要》、《清史纲要》等，突出清之覆亡，咎在民族压迫，即以反满作为清史研究的主线。另一方面是，前清遗老等纂修的《清史稿》，故宫博物院邀集专家评其有着忠于前朝鼓励复辟、反对汉族、诽谤民国的倾向，请列为禁书。以上反满和颂满的两种倾向，均不能给清代中国史以客观的、公正的论述。
拓展期。本世纪上半叶的后二十五年，清史编研，有新拓展。这个时期清史的编纂与研究，向着综合与深入两方面发展。前者主要代表为萧一山先生，后者主要代表为孟森先生。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上卷于1923年出版，中卷和下卷于此期出版。他自称：“所述为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这就在清史编纂中力求避免反满和颂满的两种倾向。孟森先生对清史中许多重大难题，依据新看到的《李朝实录》、内阁大库档案以及文集笔记等资料，爬梳分析，缜密考证，做出开拓性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汇聚于《明清史论著集刊》（三集）。但是，此期“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华，民族危机。学者动荡，珍档南迁，使清史的研究与编纂，受到很大的影响。
沉寂期。本世纪下半叶的前二十五年，极左思潮，影响深广。这段时间，中国大陆清史研究的鲜明特点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围绕所谓的“五朵金花”进行讨论。但对其中清代的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土地所有制、满洲族形成和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等问题，开展社会调查，发掘新的资料，争辩不同见解，研讨有所深入。此期，由于“干部下放”、“文化革命”等干扰，真正清史的学术研究与通史编纂，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台湾在这段时间，较大陆开放略早些，《旧满洲档》又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学者利用满文资料，进行清代早期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繁荣期。本世纪下半叶的后二十五年，改革开放，生机盎然。这段时间，正如书中所分析的，此期我国清史研究有五大特点：人员众多、思想明确、史料丰富、领域开拓、成果累累。再加上文化环境更为宽松、国际学术交流更为密切，因而清史的研究与编纂，取得了本世纪以来成果最大、最多与水平最新、最高的可贵收获。书中分做八个方面，详列各项研究成果（从略）。
综上，由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周远廉和孙文良教授为清代卷主编的《中国通史·清时期卷》，就是在上述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它既摆脱了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反满民族倾向，又摆脱了民国初期故清遗民的颂满情绪，还摆脱了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教条羁绊，从而使这部清史卷的研究与编纂，不仅吸收了二十世纪清史研究的总成果，而且体现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水平。
二
《中国通史·清时期卷》在编修的体例上，有大的突破。史书体例，至关重要。刘知几说过：“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中国通史的编纂，传统的体例是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制体等。本世纪以来，有些学者要突破传统的修史体例，尝试按历史时期、分成章节来论述历史，这就是平常所说的通史体例。上述诸种体例，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太史公以纪、表、书、世家、列传的体裁，论述历史。在《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本记、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篇，表与书合计仅占十八篇。这表明《史记》虽以八书为脉络、十表为附录，但以纪传为本体，也还是人物为主、兼顾其他。一部清时期的中国史，用什么体例能包举大端地、多层面地诠叙这段历史的全貌？这是本世纪以来历史编纂学家长久思索的问题。近半个世纪海内外学者撰著的诸部中国通史，多为时经事纬，述事则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几大块内容填充其间。《中国通史·清时期卷》却不然，它在编纂体例上，分为《序说编》、《综述编》、《典志编》和《传记编》共四编。这是通史体例的新开拓、新尝试。本书体例的创新，既是时代前进的要求，也是史学发展的进步。
全书的上册，依次分为《序说编》、《综述编》和《典志编》三编，共五十八万四千字，占全书总字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零七。
《序说编》是个创例，包括《编写旨趣》、《研究概述》和《基本史料》三章。
其《编写旨趣》之章，由白寿彝先生亲自撰写，这既是全书的主旨纲要，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旨趣”于清史提出新的论断，指出：清朝属于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我们说衰老，不说衰落，不说解体，这是因为衰老还含有一定的生命力，有时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表现一定程度的坚强。”这给处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清朝，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有发展、有繁荣，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是一个深刻的历史哲学理念。清朝处于封建社会的衰老期，之所以能够统一华夏、拓疆固边，出现“康乾盛世”局面，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衰老的清朝，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和坚强性；其二，新兴的满族，表现出一定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其三，满汉的联合，满族尚武筋骨同汉族文化血肉相媾合，表现出一定的博大武勋和伟观文业。于清朝民族问题，指出：“清朝往往被称为‘满清’，清的统治有时被说成是‘民族牢狱’，其实并非如此。清的统治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同时也是各民族上层所共同认可的政权。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的继续。清有民族压迫的一面，有时压迫得很残酷；同时也有增进民族联系、发展民族关系的一面。从历史的长河上看，后者自然是历史的主流。”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鉴于史学界对此争辩热烈，有的学者把这种萌芽说得几乎是影响全面社会的新生产力，有的学者却根本不承认这种萌芽的存在；指出：“我们认为这种萌芽是有的，但只存在于个别地区的某些生产部门，还只是停留在萌芽状态。对于这个问题的表述要有分寸，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能说多少说多少，不要过分地推论。”于清朝外交问题，其时一方面中国在封建制度内蹒跚前进，另方面西方列强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急剧向外扩张、频叩中国大门；指出：“保守的清王朝不识时务，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以至国际地位日益低落，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最后于清史的研究，指出：“当前清史研究的工作还处在一个新的起步阶段。对于某些历史问题，尚不能做出明确的论断，但我们希望本卷从总的方面为清史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这就表现出恢弘的史学襟怀和博达的史家通识、高度的科学精神和严肃的求实态度。
其《研究概述》之章，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清史研究的倾向、成就和问题。本文上节已就清史研究的倾向和问题做出评述。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清史研究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通史方面，有六部；典制方面，有七部；军事方面，有四部；经济方面，有十四部；民族方面，有七部；外事方面，有二部；学术文化方面，有七部；人物方面，有十二部；论文集方面，有十四部（种）等，以上共七十三部。如加上未被统计和近十年来新出版的著作，当不下二百部。历史学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其发展不能脱离它的根基，并从它以往成果中汲取营养，以对已有成果的超越。《研究概述》之章便于读者鸟瞰本世纪清史研究的全貌，把握清史研究动态，有助于史识的提升。
其《基本史料》之章，既是编书者征引的图书文献，也是读者所应掌握的重要著述。书中略列编年体如《满文老档》、纪传体如《清史稿》、纪事本末体如《皇清开国方略》、政书如《清三通》、方志如《大清一统志》、边疆史地如《皇朝藩部要略》、类书如《古今图书集成》、丛书如《四库全书》、文集如《鹿州初集》、笔记如《广东新语》以及档案、契据文书、文物、谱牒等凡十一类约一百四十一种图书。书中不仅将档案、契书等作为一般史料介绍，而且举例详析其珍贵史料价值，表明了研究的深度与精核，给有心读者以教益和导引。
《综述编》包括后金兴起、清朝确立、入主中原、康乾盛世、嘉道渐衰、农民起义、天地会、少数民族、台湾开发和中俄关系共十章。论述了自1583年清太祖含恨起兵至1840年清宣宗鸦片战争，二百多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这十章的内容，提纲挈领，简明清晰，读后掩卷，再三品味，全编确实是“从总的方面为清史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典志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社会生产范围的农业如《农学和农业技术》，手工业如《手工业技术及有关的工程》、《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如《商人·商业·商镇》，以及生产关系如《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另一方面是典章制度，对传统纪传史书中的选举志、兵志、刑法志、礼志做了变通，而形成《政权机构及其职能》、《军制和法制》、《礼俗》等。
综上，仅就本书上卷的《序说编》、《综述编》和《典志编》，概述拙见，试作简说。下卷的《传记编》，将在后面评述。就本世纪已出版的百万字以上的清朝通史而言，在《中国通史·清时期卷》之前有三卷（五册）的《清代通史》，之后有十卷的《清朝全史》，虽前者附《清代大事年表》等七表，后者专列三卷经济史，于体例上都有新意；但其总的体例框架，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普通史例”即通史体例。然而，《中国通史·清时期卷》全书，在总体架构上，在总的体例上，有创新，有突破。
三
《中国通史·清时期卷》的下册，为《传记编》。纵观本世纪以来，已出版的百万字以上的清代通史共有三部，即《中国通史·清时期卷》、《清代通史》和《清朝全史》。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三百八十九万余字，是至今字数最多的一部清代通史，且以个人之力，究毕生心血完成。该书为弥补通史体例而无人物列传的缺憾，特设《清代学者著述表》，载录其姓名、籍贯、生年和著述，凡九百六十九人。仅录著述，不做评价，此为史表，而非史传。《清朝全史》三百三十四万字，历时八年，杀青告竣，也没有传记篇。而《中国通史·清时期卷》，通史体中，传记设编。此编七十一万二千字，占全书总字数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九三。通史吸纳纪传体之长，设传记专编，既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是本书的一个创造。
《传记编》或按人物列传，或按学科立传。
其人物传记，皇帝有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乾隆帝弘历、嘉庆帝
琰、道光帝旻宁共八人。亲王有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共二人。民族英雄有郑成功一人。名臣有范文成、鳌拜、明珠、索额图、汤斌、李光地、鄂尔泰、傅恒、阿桂共九人。思想家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和李塨、戴震共六人。文学艺术家有蒲松龄、郑板桥、吴敬梓、曹雪芹共四人。学者有钱大昕、赵翼、章学诚、阮元共四人。科学家有王锡阐、梅文鼎、王清任、吴其浚共四人。水利学家有靳辅一人。军事统帅有图海、兆惠共二人。清官有于成龙、张伯行共二人。农民起义首领有李定国、王聪儿、李文成共三人。此外，有佞臣和珅一人，“贰臣”吴三桂一人。以上总计，传主共四十八人。
其科学传记，科学有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化学、生物学、医药学共七个学科。
《传记编》的特点是：第一，入传人物，均同对待。除颜元和李塨因师生、王聪儿和李文成因事同而合传外，按人立章，平等相待。第二，自然科学，专门设传。重视自然科学，为其设章树传，这是通史体例中的一个创举。第三，囿于篇幅，突出重点。在数以万计的清代历史人物中，仅选取四十八人，要中选精，精中拔萃。第四，力求详尽，充分阐述。在四十八位传主中，论述三万字者一人，二万字以上者七人，一万字以上者三十人，在通史体中个人传记能用这么多的字数论述，表明该编在全书中的突显地位。第五，文字简炼，语言晓畅。在用电脑写作日兴的时代，史作之文，日伤烦富。全书文字，诸位作者，拔浮华，采朴实。第六，以时为序，重新整合。在旧纪传体中，按本纪、诸王、后妃、世家、勋臣、儒林、忠义等分类入传，此书依照历史阶段，按人设章，分列传纪，以历史人物来反映该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
《传记编》在学术方面，有新的突破。主要举例，以下四点。
第一，人物评价，不徇陈见。以对八位皇帝的评价为例。书中体例没有本纪，但八位皇帝都入列传，这就兼采本纪与纪传之长，而避“清室史即清朝史”之短。透过论述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等皇帝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客观地评价诸帝的过错，进而探讨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统治集团的统治政策之形成、变化、发展及其影响，揭示封建王朝不可避免走向衰亡的必然性。于努尔哈赤，在肯定其丰功伟绩的同时，也指出他的过错及其危害：“努尔哈赤晚年犯的这些错误，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生产。甚至出现‘人食人’的悲惨局面。”于皇太极，作者并没有用过多笔墨描绘其汗位之争，而是着重论述新汗针对前弊调整策略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及其带来的社会进步。于福临，过去人们说他执政时间不长，英年早逝，无所建树；但作者肯定他亲政后锐意进取、力图治安、蠲减租赋、免除加派，惩贪除霸、迭诛婪臣，用兵南方、统一全国、亲蒙縻藏、册封达赖，驱走俄兵、保卫领土，为“康乾盛世”出现奠定基础，是有作为的守成兼创业的明君。于玄烨，作者肯定其“天资英武，雄才大略，成就了一代伟业，是亘古少见的英明君主”，“堪称是历代帝王的典范和楷模。”于胤禛，争论焦点是其夺位与死因，作者在掌握大量史料和学术信息的基础上，指出：“康熙朝的储位之争是统治者内部最高层次的权力争夺，凡参与者手脚都不会干净，都不那么高尚，所以雍正帝或他的弟兄允祯、允禵等人，即使康熙帝指定的继承人，谁上台都有谋夺的成分，都有可指责之处，但是过往较多的评论，赞扬允祯，贬责胤禛，同情允禵，这未必公允。”又指出：雍正帝是“中风死去”还是“中毒而死”，作者只引各家所说，不下结论，留待验证。其他诸帝之传，多有新见，略不赘述。
第二，民族人物，论述精当。清代中国史是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在全书中展现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展现作为主导民族——满族的历史贡献，是在情理与逻辑之中。这在《传记编》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四十八位传主中，满族十九人（汉军旗人未计），占入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这是清代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特点，也是主编重视民族历史的一个表现。亲王入传的仅有代善和多尔衮二人。以多尔衮为例，作者提出自己的见解：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移鼎中原，开国立制，奠定二百多年清朝各项政策基本格局。正确的蒙藏政策，有利于边疆版图的确定。其恶政（剃发、易服、圈地、捕逃、投充）又产生严重后果，加深和延长了清初社会的动乱和经济的凋敝。多尔衮在满族社会发展史和清初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清朝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顺治八年清世祖将其追夺封典，毁墓掘尸，是很不公正的。另以鳌拜为例。在九位满族名臣传主中，鳌拜是争议较多的人物。传统看法是他既率守旧章，又专横跋扈；为着肯定康熙，便要否定鳌拜。历史是复杂的，不能套用“非此是彼”的简单公式。作者对鳌拜肯定其前半生是“身经百战的巴图鲁”、后半生是“有所作为的辅政大臣”的功绩；也批评其诸多弊政，但他“并非是极其危险的巨奸大憝”。最后做出鳌拜“功过参半”的公正论断。
第三，科学技术，位置凸显。我国传统的史学，虽《史记》有《扁鹊仓公列传》，但总体说来科学技术未占应得的一席之地。二十世纪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二十一世纪将是科学技术更加影响人类发展与命运的时代。站在时代高度，重新审视历史，科技历史与科技人物，理应在本书中得到充分反映。综览全书《传记编》，科学与文化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文化与科技的传记共二十四篇（其中含“博学鸿儒”名臣二篇），占传记总篇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四；而科学与技术所占比重尤大：科学与技术的传记共十二篇，占文化与科技总篇数的百分之五十。清代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是由古典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转型期，也是西方科技传入和吸收的时期。以数学为例。作者论道：“这一时期，数学研究是相当活跃的，就数学家和有关专著的数量而言，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虽然当时中国数学的整体水平已落后了，与正在兴起和迅速发展的西方近代数学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但中国的数学家刻苦钻研和不懈努力，在发掘、整理、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数学，以及消化、吸收和深入研究引进西方数学等方面，仍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和具有独创性的成果，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并且逐渐完成了由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和由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演变。”其他各科，大体类似，都在从传统学科体系缓慢演化为近代学科体系。诸篇对该学科发展历史、引进西方科技、杰出科学家、学科成就、重要著作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都做出精当的论述。
第四，撰稿群体，学者俊彦。一部洋洋二十臣册的《中国通史》，就像一个交响乐队，既要有大师的指挥，也要有一流的乐手。作文著书，只有拼上心血和性命，才会有所贡献。撰稿者的学识素养和学术水平，最终决定这部著作的学术质量。《中国通史·清时期卷》的一百三十万字（其鸦片战争后近代部分百余万字未计），由六十三位学者俊彦，历时十年，方告完成。在作者及其撰述中，白寿彝先生亲自撰写的《题记》和《旨趣》，是全书的总纲和主旨。《综述编》由撰著《清朝开国史研究》和《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的周远廉教授撰写《后金兴起》，撰著《康雍乾三朝史纲》的朱诚如教授撰写《康乾盛世》。《典志编》由撰著《清史治要》的黄冕堂教授撰写《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撰著《明清四川井盐史稿》的冉光荣教授撰写《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撰著《清朝的状元》的宋元强教授撰写《学校与科举》；在少数民族之章中，撰著《藏族史要》的王辅仁教授撰写《藏族篇》，撰著《蒙古奴隶制研究》的高文德研究员撰写《蒙古族篇》，撰著《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形态》的胡庆钧研究员撰写《彝族篇》，撰著《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和《鄂温克族》的吕光天研究员撰写《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篇》，回族史专家马寿千教授撰写《回族篇》。《传记编》由撰著《清太宗全传》的孙文良教授撰写《太宗皇太极》，撰著《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同周远廉教授合著）的赵世瑜教授撰写《多尔衮》，撰著《南明诸帝》的张玉兴研究员撰写《顺治帝福临》、撰著《吴三桂大传》的李治亭研究员撰写《康熙帝玄烨》，撰著《雍正传》的冯尔康教授撰写《雍正帝胤禛》，撰著《乾隆传》的白新良教授撰写《乾隆帝弘历》，撰著《紫禁城之变》的李尚英教授撰写《王聪儿·李文成》，主编《黄宗羲论：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并点校《黄宗羲全集》的吴光研究员撰写《黄宗羲》，撰著《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专家刘如仲研究员撰写《文物篇》，等等。还有撰写自然科学家传记和自然科学学科传记的作者，则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大学的专家、教授撰稿。上述作者都是当今中国研究编写清史的学术权威。因此，优秀的作者队伍，不仅保证了本书的学术质量，而且体现出当代中国清史界一流的学术水平。
综上，《中国通史·清时期卷》的《传记编》，同其他各编一样，以其鲜明的特色，学术的创见，权威的作者，通畅的语言，而秀于清代通史著作之林。
四
明月之珠，或有微瑕。《中国通史·清时期卷》可探讨之处，略陈管见，以供讨论。
第一，编年的体例。编年史书，始于《春秋》。这种编年体史的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以时为序，年经事纬，错综诠次，加以编织，纵向地对历史进行叙述。太史公司马迁修《史记》，创《本记》，虽主要记叙天子的事功，还是继承编年体的《春秋》之长。《中国通史·清时期卷》体例的四大块即《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于其前之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和通史体，均取其所长而避其所短。但是，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史书之长，怎样吸纳与处理？这是一个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愚想：如果《中国通史·清时期卷》加上《纪年编》，将清代自1583年至1840年的大事，粗略勾画，列纲举要，于编写体例会有所补充，于广大读者也会有所裨益。
第二，满族的处理。在《综述编》第八章《少数民族》中，第一节为《蒙古族》，第二节为《藏族》，第三节为《彝族》，第四节为《回族》，第五节为《维吾尔族》，第六节为《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这种安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但是，满族是否要单列一节？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的意思是，满族应当专列一节。这是因为：其一，满族在清朝居于各民族中主导民族的地位，位列各少数民族之首；其二，书中虽对满族历史人物花了许多笔墨，但对满洲民族未做专门阐述；其三，满族的形成、文化、特点、演变以及满汉关系等，需立专节，加以论述。
第三，八旗的问题。清代典制同中国历朝典制最显著的一个区别是八旗制度。书中《典志编》的第八章《军制和法制》，分为两节：一节讲军制，另一节讲法制。于军制又分为两半：一半讲八旗，另一半讲绿营。八旗虽在书中占有一定篇幅，但份量显得轻些。似应给予八旗制度以更重要的位置。八旗制度既是军事制度，也含有政治、经济、法律、宗族等诸制度的因素。八旗制度是清朝独有的、具满洲特色的、带根本性的制度。应当说，不阐明八旗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衰落、特点、影响，清史的许多问题都说不清楚。
第四，校对的疏误。本书的校对工作是上乘的，很少出现疏误。但疏失之处，兹略举数例。如上册开篇的第三页：“刘如仲同志，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写综述部分第一章第十一节。”查书中《综述编》第一章没有第十一节，而《序说编》第一章的第十一节为《文物》，这里“综述”似为“序说”之误。又如开篇第四页：“吕尧天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六节。”这段文字中的“吕尧天”似为“吕光天”之误。另如下册《目录》第二页和正文第八十六页的小标题：“九洲干戈开国定制”，“洲”为误，“州”为正。再如下编第二十三章《颜元·李塨》、第三十四章《王清任》、第四十五章《吴其浚》的作者，漏做介绍。
综上所述，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周远廉和孙文良教授为清代卷主编的《中国通史·清时期卷》，是高水准的学术巨著，体现了二十世纪国内外清史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水平。《中国通史·清时期卷》以其总论之弘旨与卓识，体例之创新与突破，学术之严谨与新见，语言之晓畅与朴实，而为广大读者奉献出一部新的历史教科书，并为尔后清朝通史编修、断代历史撰修、中国通史纂修，提供了一种可资参酌的楷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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