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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文集，数以百计，但能保持原貌而流传下来的，却寥寥无几。独孤及《毘陵集》是三十几种能以原貌传世的唐人文集之一，可谓幸矣。
《毘陵集》是独孤及的门生梁肃在其身后编定的。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云：“大历丁巳岁夏四月，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独孤公薨于位。秋九月既葬，门下士安定梁肃咨谋先达，稽览故志，以公茂德映乎当世，美化加乎百姓，若发扬秀气，磅礴古训，则在乎斯文，斯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纪也。于是缀其遗草三百篇，为二十卷，以示后嗣。”（注：《全唐文》卷五一八。）又，李舟《独孤常州集序》云：“常州讳及，有遗文三百篇，安定梁肃编为上、下秩，分二十卷，作为《后序》。……比葬，博陵崔贻孙又为《神道碑》，悉载行事，而痛其不登论道之位。……今亶录崔氏之作，缀于篇末云尔。”（注：《全唐文》卷四四三。）可知此集二十卷，乃于独孤及葬后不久编成并行世。梁肃先撰《后序》，而李舟后撰《集序》，且有崔祐甫（字贻孙）撰《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神道碑铭并序》一并附集以行。《崇文总目》卷五别集类一、《新唐书》卷六○《艺文志》别集类均著录独孤及《毘陵集》二十卷。据南宋人周必大《纂修文苑英华事始》，谓北宋初期的唐人文集，多为“雠校颇精”的“写本”（注：《文苑英华》卷首，中华书局影印残宋本配明隆庆本，1966年。案，以下凡引用《文苑英华》，均据此本。）。可知《崇文》及《唐志》所著录者，当为唐写本或再传写本无疑。那么，《毘陵集》于何时始有刻印本呢？
《咸淳毘陵志》卷七《秩官一·历代郡守》云：“独孤及字至之，洛阳人。性孝友，为文长于议论。代宗时迁左拾遗，历舒、濠二州，赐金紫，徙常州，治尚平易，民皆安之，甘露降其庭。手植三桧，至今犹存，世比之甘棠。……有文集刊于郡斋。”（注：《宋元方志丛刊》第三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案以下凡引用宋元方志，均据此《丛刊》本。）据《咸淳毘陵志序》、《重刻咸淳毘陵志序》，知此志为宋人史能之纂修，成于度宗咸淳四年。既然已记载常州官斋藏有《毘陵集》书板，则其刊刻自当在咸淳四年之前。又，此集不仅在《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宋代私家书目中有著录，而且在一些地方志中也有著录，如《景定建康志》卷三三《文籍志一·书籍》即有“《独孤（及）集》”之目，再如《嘉定镇江志》卷十四《唐润州刺守》既引“《独孤及集·送宇文协律赴江西序》”云云，又有“按《独孤及集》有《皇甫冉文集序》”之语。此盖以常州有雕印之《毘陵集》行世，方得以被广泛引用和收藏。另外，《文苑英华》虽编成于北宋初年，但一直束之秘阁，不曾刊印。南宋孝宗时，曾用当时通行的“印本”唐人文集对《英华》进行过校勘，至宁宗时再次用“别本”校订后刻印问世（注：《纂修文苑英华事始》。）。这在《英华》的校记中也能反映出来，如被收入《英华》的独孤及文章，其校记中每每有《集》作某字之语，即指《英华》某字在刻本《毘陵集》上作某字。例如《英华》卷三七一《金刚经报应述并序》有“问守藏云”一语，“云”下校记曰：“《集》无‘云’字。”又有“以此获愿”一语，“此”下校记曰：“《集》无‘此’字。”再如卷五五九《为谯郡唐太守贺赦表》有“鬼神踊跃”一语，“鬼”下校记曰：“《集》作‘百’。”又如卷五六三《为代百官贺芝草表》中的“谨按图谋”句，校记谓“《集》作‘谨披图按谋’。”又“灵木神草”句，校记谓：“《集》作‘神木灵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凡此都可以说明《毘陵集》之刊刻，至迟不会晚于南宋中期。而据《郡斋》、《直斋》之著录解题，二家所收《毘陵集》均有李舟、梁肃的前后序，集末又“载崔祐甫《碑志》”（注：《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别集类，《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影印宋椠袁本，现代出版社，1987年。案，“碑志”当为“碑铭”之误。又案本文凡引用宋代书目，均据此《丛刊》本。），“且刻崔祐甫《墓志》”附集后（注：《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别集类。案，“墓志”当为“墓碑”之误。）。可见在常州刊刻的《毘陵集》，其底本当属梁肃编辑本的传写本。
元、明时期，《毘陵集》虽有著录收藏，但因没有再次刻印（注：今人万曼先生《唐集叙录·祐陵集》谓“宋元旧椠，久绝天地间”。案此连类而及之表达，实欠允当。盖以《毘陵集》虽有宋刻，却无元椠也。），故在流传中已现出气若游丝、不绝如缕的现象。
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独孤及传》云：“有集行世。”知《毘陵集》在元代尚行于世。至于脱因、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一《书籍》著录的“《毘陵集》五册”，则不能遽断为独孤及所作（注：案南宋时常州人张守曾为宰相，其文集亦称《毘陵集》，故《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卷十八别集类，及《宋史》卷二○八《艺文志》别集类著录时有所区别，独孤及文集或曰“《独孤及常州集》二十卷”，或曰“《独孤及集》二十卷”，而张守文集则称“《毘陵集》五十卷”，或称“《张守集》五十卷”。因为《至顺镇江志》仅说是五册，不记姓氏、卷数，故而尚难判明为何人所著。）。
明代正统六年清点文渊阁藏书，杨士奇等撰成《文渊阁书目》，其中卷九《日字号第二厨书目》著录：“《独孤公文集》一部，四册。阙。”（注：《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影印《读画斋丛书》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案以下凡引用明代书目，均据此《丛刊》本。）盖秘阁所藏，已有残阙。正统、成化时人叶盛《箓竹堂书目》卷三“子杂”类著录：“《独孤公文集》四册。”但此后则渐湮无闻，如万历三十三年清点文渊阁藏书，并撰成《内阁藏书目录》，其中就未著录独孤及《毘陵集》。盖秘阁所藏，已经散佚。再检嘉靖、万历时人周弘祖所撰《古今书刻》，迄于明末，都没有刊印过独孤及《毘陵集》。不过在弘治年间，幸因吴宽任职于东阁时，将《毘陵集》由内府抄出，复以传抄形式渐行于世。兹略考如下。
清初文坛泰斗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六《毘陵集》条云：“唐独孤及《毘陵集》二十卷，有朝议大夫前守虔州刺史陇西李舟《序》，补阙安定梁肃《后序》，末有祝允明跋云：‘《毘陵集》二十卷，秘藏天府，世罕其传。吴文定公在东阁，抄藏于家。其孙经府君，与贞山给事为内兄弟，给事得假归录之云。’诗三卷，通八十二篇，与今《诗纪》所载无异。余赋一，表二十七，书二，议九，铭三，颂一，论一，［说］二，碑五，序五十一，集序三，赞六，记述十二，策书四，文十二，行状二，碑铭五，灵表一，墓志二十七，祭文九。唐熙癸亥闰六月借抄于晋江黄氏。”案，唐熙癸亥即康熙二十二年，晋江黄氏指黄虞稷，明末清初人，家富藏书，著有《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又案，王氏所录祝允明跋语，盖有删节，而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收藏清初抄本《毘陵集》三册，末附祝氏跋语全文。兹具录如次：“唐独孤及《毘陵集》二十卷，秘藏天府，世罕其传。是本为吴文定公在东阁时抄出以藏于家者也。其孙经府君与贞山给事为内兄弟，给事乃得假归，命佣书者录之。惜乎误舛艰读，鱼鲁甚难，知余嗜古书，来请校一过。余且校且录，积四旬有二日讫事。噫！余之用心亦勤矣，安能吾子若孙同余之嗜，世而守之也欤？余之幸哉！吴郡祝允明记。”清代藏书家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九著录旧抄本《毘陵集》亦有此跋，唯文字略见小异，且云“无名氏手跋”，盖未深考耳。据《明史》卷一八四《吴宽传》：“吴宽，字原博，长洲人。……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丁继母忧，吏部员缺，命虚位待之。服满还任，转左，改掌詹事府，入东阁，专典诰敕……十六年，进礼部尚书，余如故。……谥文定。”案“东阁”指文渊阁东阁，明代皇家收藏图书之处，见杨士奇《文渊阁书目题本》（注：《文渊阁书目》卷首。）。知其入东阁是在孝宗弘治年间，则《毘陵集》之由东阁抄出而藏于家，亦当此时。祝允明乃明代书画大家，据《明史》卷二八六《祝允明传》：“祝允明，字希哲，长洲人。……博览群集，文章有奇气”，于“嘉靖五年卒。”知其且校且录《毘陵集》乃在世宗嘉靖五年之前，同时也由此辗转抄传开来。如明抄本《毘陵集》（六册）即“自吴本传录”者，“卷九末有嘉靖戊申六月廿八日校勘毕，姑余山人志，六月十五日陆楠装完”之识语（注：《涵芬楼烬余书录》第四册“《毘陵集》二十卷”条。）。案，嘉靖戊申即嘉靖二十七年，姑余山人为明代吴县人沈与文之号，家富藏书。又如明末佚名氏《近古堂书目》卷下“唐人文集类”著录的“独孤及《毘陵集》”，即为抄本。因为这部书目所著录的书，凡属宋刻本、元刻本，均标明“宋刻”、“宋版”、“元版”等字样，而《毘陵集》则无所标注，且已知明代未有刻本，则自当为抄本无疑。
清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所收《毘陵集》亦为抄本，其卷首《提要》云：“《集》为门人安定梁肃所编，李舟为之序，凡诗三卷，文十七卷。旧本久湮，明吴宽自内阁抄出，始传于世。”（注：《四库唐人文集丛刊》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曾收得《毘陵集》旧抄本一部，跋曰：“是集借得同郡吴牧庵藏遵王手校旧抄本，粗勘一过。钱校谓出于赵灵均所藏方山吴岫本及冯己苍本，其原本出吴文定公抄录天府秘藏本。”（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集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案，钱曾字遵王，清初人，以收藏宋元板书、旧抄善本著名于世。赵均字灵均，明末吴县人，家富藏书。吴岫字方山，嘉靖时吴县人，藏书以精抄本为世所重。冯舒字己苍，明末常熟人，以校抄旧本著称于时。直至乾隆五十六年，常州武进人越怀玉才再次把《毘陵集》刻印行世。据其刻书序，底本亦为传抄本：“宋椠既失，未闻续雕，石渠之外，世罕传本。是集从歙县鲍君廷博假得，为长洲叶氏奕所藏，明吴文定宽在东阁时录出之本也。”（注：《四部丛刊》影印亦有生斋校刻本《毘陵集》卷首《独孤宪公〈毘陵集〉序》。）因是本曾用几个本子互校，又参校《文苑英华》等，故为目前所能利用的最佳之本。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四部丛刊》，其中的《毘陵集》即取此本影印，为现行最易得之本。
以上种种，都可说明，近世数百年间，无论是哪个抄本，抑或再刻本及其影印本，都源于吴宽抄本。而吴宽抄本又出自明内府所藏南宋常州刻本，可以“行款”乃“自宋本出”为之证（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集类“《毘陵集》二十卷，（校旧抄本）”条。），还可举一例为证。彭叔夏曾参预周必大主持的校订《文苑英华》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撰成《文苑英华辨证》，其卷四《年月二》云：“独孤及《独孤公灵表》：‘至德二年岁次癸酉’，又云‘明年岁在甲戌’，《集》本并同。考《通鉴目录》，当作岁次丁酉，明年岁在戊戌。”案彭氏参校的“《集》本”自当为《毘陵集》宋刻本，而宋代仅有一常州刻本，则彭氏所用者非此莫属。今传各本均沿袭宋本之误而作“岁次癸酉”和“岁在甲戌”，仅有《全唐文》径改“甲戌”为“戊戌”。由此益见吴宽抄本出自宋常州刻本。溯此而上，宋刻本则又源于唐梁肃编辑本，此可举一例为证。梁肃《后序》云：“故于赋《远游》、颂《啸台》，见公放怀大观，超迈流俗。于《仙掌》、《函谷》二铭，《延陵论》、《八阵图记》，见公识探神化，智合权道。于议《郊祀配天》之礼，《吕諲》、《卢奕》之谥，见公阐明典训，综核名实。若夫述圣道以扬儒风，则《陈留郡文宣王庙碑》、《福州新学碑》；美成功以旌善人，则《张平原颂》、《李常侍》、《姚尚书》、《严庶子》、《韦给事》、《韦颖叔墓铭》、《郑氏孝行记》、《李睢阳》、《杨怀州碑》；纂世德以贻后昆，则《先秘书监灵表》；陈黄、老之义，于是有《对策文》；演释氏之奥，于是有《镜智禅师碑》；论文变之损益，于是有《李遐叔集序》；称物状以怡情性，于是有《瑯琊溪述》、《卢氏竹亭记》；抒久要于存殁之间，则《祭贾尚书》、《相里侍郎》、《元郎中》、《李叔子文》。”这里以文体分类介绍了独孤及的数十篇文章，与今传赵怀玉刻本、《四库全书》本及旧抄本以文体分类编排的形式是一致的，当是保持着原编辑本的基本面貌。可谓《毘陵集》之流传，渊源有自。
独孤及的诗文作品，除二十卷合编本外，尚有单刻诗集三卷本，亦称《毘陵集》，收入《中唐十二家诗集》，为明代嘉靖时常州人蒋孝思刊印。
从以上所考《毘陵集》的流传情况，可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即唯一的宋刻本是常州人所为，唯一的清刻本也是常州人所为，最早的单刻诗集本仍是常州人所为。常州人可谓于《毘陵集》大有功焉。此盖托赖独孤及曾任常州刺史数年而又有政声也。
另外，古今公私书目及抄、刻本《毘陵集》均为二十卷，唯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部抄本《毘陵集》为三十卷，分装二册。此集半叶九行，行十六字，卷端有总目。有朱笔、墨笔校语，且校语中又有校。据其硃笔校《梦远游赋》中的“哀乐之囿”句曰：“《全唐文》‘囿’作‘圃’，似误。”检《全唐文》卷三八四《梦远游赋》正作“哀乐之圃”。知校读者参考过《全唐文》，则其时代当在清嘉庆之后。但此本又钤有“友竹斋”、“宋氏兰挥藏书善本”、“雪苑宋氏兰挥藏书印”、“己丑进士太史图书”等藏书印。案，宋筠，字兰挥，河南商丘人，清初大臣、诗人宋荦之子，康熙时进士。宋氏父子嗜好收藏图书，其中旧抄善本尤多。而“己丑”即康熙四十八年。可见在康熙时，此三十卷本曾被宋筠收藏过。又此本“玄”字不避讳，则知抄于康熙之前。无独有偶，《全唐诗》编者所撰独孤及小传亦谓有“集三十卷”，是否即指此本，或此本之姊妹本？则疑而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