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企业：剪不断，理还乱——“安然事件”中《经济学家》与《时代》周刊舆论监督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家论文,安然论文,舆论监督论文,周刊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12月2日，全球第一大能源供应商——美国安然公司向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创下美国历史上最大宗的公司破产案纪录。2001年10月16日以后，安然公司就已成为媒体追踪的热点。媒体的介入为安然事件的查处发挥了有力的舆论监督作用，为司法部门的调查和取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政府对安然事件的处置更加公正和透明。
本文主要以英美主流财经类周刊杂志美国《时代》周刊与英国《经济学家》的报道与评论为例，分析他们在该事件的报道与评论中，如何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2001年10月至12月：报道与猜测
直到安然公司倒闭前，美国媒体基本上忽视了一些初期的可疑迹象，没有使公众对安然公司潜在的危险状况引起警惕。有些美国周刊类媒体，如《商业周刊》评价安然公司的一项开创性投机“风险非常小”，《财富》周刊的一项调查曾经连续6年称安然公司是美国“最富创造力的公司”。
与此种情况相反，倒是本土以外的一些媒体对安然公司诉讼案给予较早的关注。在有关该事件前期报道中，最早的一篇是2001年10月17日《经济学家》发表的《法庭见》（See You in Court）。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只是做出一种预测性分析，声称安然公司的审判程序与磨难才刚刚开始。由于当时反映安然公司经营状况的种种资料还比较有限，文章只是就现有的材料进行了局部的报道与分析，语言多属于陈述性语言，评论性语言较少。
相比之下，作为本土媒体的《时代》周刊的表现令人惊异——在10月、11月份的两期杂志中，竟然没有发表一篇与安然公司有关的报道，仍然保持着对反恐战争、经济状况、国家安全等问题的高度关注。
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正式向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包括《经济学家》与《时代》周刊在内的西方各类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此事件。
从两家杂志存在如此巨大反差的报道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本身就是企业，而“媒介企业”的运营资金多数依赖广告收入，这些广告收入又来自其他企业。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媒体——企业间的关系复杂化。因此，正确理顺媒介与事件有关当事人的关系，特别是与媒介自身利益有重大牵涉的企业间的关系，对于合理、充分发挥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至关重要。
2002年1月至3月：曝光与反思
去年的1至3月，两家刊物均开始以大量篇幅报道安然事件。美国《时代》周刊共发表文章11篇，《经济学家》则达到了8篇。在对事件背景与起因等方面的分析上，两家刊物逐渐走向趋同，除了进一步分析事件起因之外，开始详尽报道与分析中的关键人物、安然公司同美国政府要员的往来等各个方面。
《经济学家》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scandal（丑闻），同时，该杂志也进一步深化了最初对安然事件进行的反思和总结，并开始审视该事件触及的各相关领域。这些事实表明，《经济学家》杂志已把注意力放在安然事件背后的反思上，把经过冷静思考的答案解读给受众，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凸现出来。
《时代》周刊的文章则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安然事件本身的再思考上，并对各方面应当吸取的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使得《时代》周刊作为本土媒体的监督作用凸现出来。
与《经济学家》较多事件分析文章相比，《时代》更加关注“人”的因素。媒体对涉案人物进行负画报道的做法，使受众只能了解单方面信息，不利于受众全面地洞悉事件，相比之下，《时代》周刊则力争还有关敏感人物以本来的面貌。
2002年4月至6月：余波未了
这一阶段，虽然两家刊物刊发的稿件篇幅有所减少，但这并不表明他们降低了关注程度，而是关注的层面得以深化。换句话说，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视角转向了安然事件与近期所报道的同类案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该阶段两家刊物的报道特色。
《经济学家》刊发了5篇报道，此时，《经济学家》的眼光已经不仅停留于安然公司破产案本身，而是采取匿名刊载办法，综合新近发生的相关新闻事件，综合考虑安然事件遗留至今的连带后果，从正反两方面加以报道和分析，使媒介舆论监督作用发挥的层面不断加深。
《时代》周刊同样登载了5篇文章，分别涉及健全监管法规、安然公司违规操作内幕、诉讼进展状况等。虽然安然公司（Enron）名字的出现频率有所降低，但它经常与其他类似案例一起出现在同类案件的深度报道中，进行反复类比分析。在这一时段的文章里，《时代》周刊花费大量篇幅报道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涉及会计业丑闻的案件，除去事件发生的偶然因素外，这分明是一次声势浩大的规模报道。而在我国的媒体实践中，常常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即在表明媒体的“继续关注”后便没了下文。很明显，前者不仅有利于保持公众对新闻事件的持续关注，而且强化了舆论监督的规模效应，使监督效果得以最大化。
通过对“安然事件”中《经济学家》与《时代》周刊舆论监督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几点有益的启示。
一是处理好媒介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媒介既要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员，又要负担起信息传播的职业责任。因此，在我国的新闻监督实践中，特别是在涉及与媒介自身有经济联系的企业客户的问题上，媒体应当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正确处理好媒介经济利益和监督职责、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更远的时期和更广的范围内，在广大受众心目中建立起负责任的媒介品牌。
二是两家刊物在报道安然事件中相关人员时，无论其笔调还是报道内容，均依据事件本身进行，没有追加某些带有观点性的材料，更没有进行所谓的“合理推想”。
综上所述，近年来，在西方的民主体制中，新闻媒介所扮演的职业功能角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逐渐演变为政府部门的监督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媒体是一致的，其间的一些差异折射出他们在进行媒介监督活动中的出发点与视角存在着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