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战后论文,史研究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战后国际关系史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研究领域。改革开放前，由于这一学科所要求的扎实的史料基础和足够的“历史长镜头”，以及避免当事人的感情因素和个人偏见等基本要素均不具备，① 加之受到各种思想的束缚，它尚未作为独立学科存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学者思想空前解放，学术问题意识和研究创新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在战后国际关系史方面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本文仅就30年来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一些重要成果作简单的回顾和展望。
一、中外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学术界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热情始终不衰，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美国、苏联、日本的对华政策以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
（一）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至今已近30年，其间两国的关系起伏跌宕，一直影响着中国外交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便成为中国学者最为关注的热点研究课题。由于受到美国政府档案资料解密时间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学者的研究集中在1950—1970年代。
1.1950—196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为什么不承认新中国，漠视世界政治格局巨大变化这一客观事实，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半时间里，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政策既非争取和解，亦非敌对、遏制和孤立，而是“等待尘埃落定”，到1949年底，美国政府在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仍然举棋不定，并未形成比较明确连贯的基本行动方针。决定美国态度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对中苏关系的估计，不是中苏联合造成了中美对抗，恰恰是中美对抗导致了中苏结盟。② 另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指出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的敌视政策，这种政策的各个具体方面，大多在1949年上半年即已存在，其余的（除阻止西藏解放）则形成于是年夏秋之交，到1950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政策已经纳入了“积极遏制”的新远东战略的轨道，是中美对抗形成的根本原因。③
对于1950—1960年代的中美关系，学者主要研究了美国在两次台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中实行的对华敌视与遏制政策和中国的反应。认为19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是美国强权外交与中国革命外交之间的大较量。就美国而言，危机的起源除了冷战战略的安全因素考虑之外，意识形态无疑是决定美国对危机反应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而使冷战在亚洲带有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具有导致大规模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对中国来说，危机的重要后果有两个，一是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台湾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谈判途径和平解决，这是他们对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在认识上的质变，二是使中国领导人更加相信核武器对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的重要性。在当时的情况下，中美谈判也难以产生相应的良性互动。④ 目光较长远的学者注意到1950—199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海地区采取的三次军事行动，都是在中美关系恶化或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的决策都含有对美国的政策做出反应的成分，从本质上讲都是中国政府不断追求国家最终统一过程中的特殊阶段和特殊方式。⑤
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学者认为肯尼迪政府希望通过援助并怂恿印度在中印边界采取军事冒险政策，以达到遏制中国、改变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在南亚建立针对中国的“联合防御体系”、加深中苏分裂等多重目的。但是美国的全球冷战政策与亚洲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南亚复杂的国际关系，使美国未达到战略目的。⑥
关于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学者以美国对1960年代中国粮荒的反应为个案进行研究，认为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冷战政治压倒人道主义”，⑦ 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已陷入一种“遏制的困境”：一方面，它感到了中国问题的现实压力，试图寻求某种政策变化，降低敌对、尝试“接触”。另一方面，它又不愿意放弃“敌视”中国的观念，因此肯尼迪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所做的事并不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由1950年代“遏制并孤立”转向1960年代中后期的“遏制但不孤立”的过渡阶段。⑧
此后的约翰逊政府对中国实行“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主张政治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存在的政体，不会马上消失；承认经济上的禁运是个失败，主张与中国进行除战略物资外的贸易往来等等。从其继任者尼克松上台后的表现来看，确实是丢掉了“孤立”的做法，而坚持“遏制”不放。⑨
2.美国对中国台湾和西藏的态度
台湾问题是中国学者研究中美关系的重要领域。美国的对台政策经历了从朝鲜战争前的不准备武装保护逃至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到朝鲜战争爆发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武装入侵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并开始加强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再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加强对台支持，同时反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政策演变。⑩ 学者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论证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认为美国始终存在制造“一中一台”并控制台湾的野心以及台湾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不易改变，将使中美关系不断出现激化与缓和交替的状况；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冷战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摇摆，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屡次跌宕起伏。(11) 通过对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台关系的考察，学者认为美台联盟实际上陷入了合作困境，一方面由于联盟的约束力，美国不得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美国又不希望台湾的自行其是将美国拖入更大的风险。因此，美国对台湾采取了既扶持又抑制的做法，并采取各种手段将自身风险减至最小。(12)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达成，美国试图使用劝说、诱使英国和印度的合作等政治外交手段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但终因印度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采取的不合作政策，以及中国政府及时正确处理西藏问题，使美国的分裂政策宣告失败。学者认为，美国的西藏政策大体经过了从侧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转变为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对待的过程；揭露了美国秘密策划达赖出逃，干涉西藏内政，利用西藏问题阻止中国统一的图谋；指出美国长期对中国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的干涉，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达赖集团在国外的分裂活动。(13)
（二）中苏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极为复杂，从友好的同盟关系到边境武装冲突，最后回归到正常的国家关系，直接影响两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因此，中苏／中俄关系是战后国际关系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中苏同盟一度是新中国外交的基石，它是当时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的必然选择，是在两国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关系并解决意识形态分歧中完成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以后十余年的中苏关系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苏联领导人坚持在战后国际格局中从中国东北获得权益，也为同盟的破裂埋下了种子。同盟破裂的原因在于中苏两党发生了政策性分歧，根源在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某种结构性弊病。中苏同盟解体对两国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冷战格局，促进了苏联在冷战对阵中败北。学者认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1954—1960年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制定的政策趋同时，双方关系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反之则关系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更有学者注意到核武器的研发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两者是一个互动过程；在当时背景下，中国发展核武器只能争取苏联的援助，而苏联向中国提供相关的技术也有其特殊历史背景；1958年下半年以后两国在意识形态、对时代和国际形势以及核武器的态度等方面的重大分歧，促使苏联停止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这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标志，也是日后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论题。(14)
对于1960年代中国的边界武力冲突，特别是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学者都予以关注。认为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的反应和实行的偏袒印度的“中立”政策，是苏联对印度政策发展变化和赫鲁晓夫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是自1950年代中后期以后苏联和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及国际战略问题上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体现，这些矛盾和分歧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与标志。(15)
关于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研究虽然较多，但是由于资料的限制，所以考察的重点集中在中国1960年代的外交调整与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关系方面。有人认为这一行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强调反对修正主义的特殊背景下，对苏联不断制造边界事件的一种反应，此后中国寻求改善中美关系是“中苏紧张局势事实上的缓和”带来的“一个有国际意义的副产品”。有人认为中国军队在珍宝岛采取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在调整中国外交战略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利用中苏边境争端，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但是还存在与此不同的看法，认为从中国来说，珍宝岛之战的直接目的不过是想给苏联以教训，使之收敛挑衅行动；中国改变对美政策并非毛泽东声东击西的结果，而是其审时度势后采取的正确外交选择。(16)
（三）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研究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变化直接影响着亚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因而一直吸引着学者的目光。对中日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日本对华外交出发的，并集中在台湾问题与中日关系上。
学者认为台湾问题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台湾是日本为自己构筑的“生存空间”的一角，在日本的战略重点中，台湾的重要性有增无减；日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不能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日本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不同行动的可能性，日中关系的好坏也不会影响日本要确保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存在的对台政策实质，只是影响它外在的表现形式。与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相对应，日本国内政治经历了武力扩张、保革对立、政治多元化三个阶段，中日关系也经历了民族敌对、中日“友好”、国家关系双重性三个阶段；目前中日关系存在的既近又远、不该摩擦而摩擦最多、其重要性既清楚又模糊三大矛盾，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构成两国关系的基本内容与特点。(17) 有学者指出，历史上的“台湾情结”、日本国内政治因素、对外谋求国家利益和日美同盟的战略需求，是日本“关注”台湾问题的根本原因；但顾及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不得不以“无为”的表象掩盖“有为”的实质，台湾问题不仅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也是今后一定时期内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18)
对战后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ODA），学者也进行了研究。指出1979年日本开始对华提供ODA资金，体现了地缘政治和发展对华友好，确保能源进口，开拓中国市场等关系日本经济安全的多重原因，也包含着日本政府对侵华历史的负债感和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补偿心理；从实施效果看，日本当初要达到的诸项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对华ODA逐步出现“经援政治化”倾向，把这一经济合作与中国内政及中日政治矛盾挂钩，把ODA变成政治施压的手段，在中日之间增添了“ODA摩擦”，并造成了中日两国民众和舆论对日本对华ODA的扭曲的负面印象，中国认为“经援政治化”背离了日本对华ODA政策的初衷；中国经济的发展使日本对华ODA走向终结是大势所趋，中日两国应致力于善始善终。(19)
在战后国际关系领域，对中国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双边关系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对中国外交的发展也有相对宏观的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从略。
二、冷战史研究(20)
作为战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冷战史研究是中国学者取得较大进展的领域。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搜集了众多的苏联档案资料，并组织出版了其中的一部分，为冷战史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中国学者还力图给“冷战”这个已经结束的历史阶段下一个定义，阐发冷战的基本特征，并通过考察冷战的演进态势来构建冷战史的学术体系。他们的努力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同。但是，冷战史的研究不仅表现在多边档案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更表现在对冷战本质特征的再认识，其中包括研究视角的拓展与转换。
（一）美国的冷战战略
学者认为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及核政策是影响冷战的最重要的因子之一。核武器的出现加剧了苏联的不安全感，是导致冷战起源的一个因素；冷战期间，美苏都把核武器作为实现自身政治和外交的工具而大搞核竞赛，使核危机频频爆发；而双方为了防止核战争的爆发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加速了冷战的结束。(21)
冷战中的美国对西欧国家的政策集中体现了美国外交的走向。曾是美国外交核心的美英关系，发生了美国从视英国为其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盟友到视英国为其众多盟友中的一个的转变，在此过程中英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两国“特殊关系”也相对淡化。(22) 学者也具体研究了美国对联邦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的政策，特别是在联邦德国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实际执行的是维持东西德国长期分裂局面的政策，并对西德实行“压力外交”，要求其在西方防务中作出更多贡献并帮助美国解决国际收支危机。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杜鲁门政府推动西班牙加入北约的政策，并提出推动西班牙政治民主化的构想，两国关系的核心是“美援与军事基地的交换”。(23)
1990年代前，美国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中，除了直接的武力对抗外。使用了几乎所有的手段。战后欧洲和世界的势力范围划分、德国的分治、朝鲜半岛的分裂、越南战争问题、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以及世界上接连不断的局部武力冲突，无一不与美苏两国相关。学者认为，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有着深厚的基础，也是冷战时期美国推行反苏政策的主要动因之一；对美国来说，意识形态不仅是与苏联对抗的手段，也是与争夺世界霸权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个目的。意识形态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布什政府宣布冷战结束的主要根据是“苏联在东欧统治的崩溃”和苏联已经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一直左右着美国看待世界的方法和处理世界事务的行动；冷战时期美国的人权外交与意识形态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服务于冷战，冷战后期人权因素已同美国外交政策结合在一起，为其建立世界霸权的总目标服务，并正式成为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
战后初期，凯南针对苏联提出的遏制战略，是一种夹杂着理想主义成分的现实主义思想，也是一种有自身特色的和平演变战略思想。(24)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同样经历了“激变战略”、“解放政策”和“演变而非革命”政策的变化。1950年代发生在东德、波兰、匈牙利等国家的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苏联维护自己阵营稳定的决心和意志，也促使美国决策层从对苏东国家的“激变”战略向“演变”战略转变。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的宣传战略是进攻性心理战与文化渗透，东德事件暴露了心理战的内在矛盾，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出现松动的情况下，美国转向了文化渗透演变战略，波匈事件后演变战略完全定型，最终在苏东剧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5)
学者还考察了美国的经济遏制政策，指出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对苏联、中国实行冷战和经济遏制政策的产物，其目标从阻碍苏联集团战争潜力的增长，转变为改变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并利用所谓的“差别政策”来分化苏联集团国家。(26)
（二）苏联在冷战中的东欧政策研究
直到苏联解体前，东欧国家基本被看作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实际上苏联与东欧国家间存在着矛盾。学者解读了矛盾的典型国家——南斯拉夫与苏联，认为直到1948年初苏南之间仍保持着联盟关系；冷战的爆发使斯大林将通过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换取美国合作的政策，变为想通过强硬路线迫使美国承认苏联在东欧的绝对地位，铁托对这种转变产生误解则造成了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并认为南斯拉夫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是苏南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他们还考察了波兰、匈牙利危机出现以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相互关系的发展状态，苏联在处理波兰危机时对是否进行干预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以及苏联在匈牙利危机中两次出兵政策的形成问题。(27)
（三）冷战与发展中国家
学者主要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冷战战略出发进行研究，涉及的发展中国家也比较多。总的来看，可以分为对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进行的总体论述和美国对某个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的实证研究。
学者论述了杜鲁门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开发援助的“第四点计划”与冷战的关系，认为该计划是美国在第三世界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通过援助，帮助稳定非共产党政权，遏制共产主义渗透；确保这些国家以“民主方式”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为美国国内生产力拓展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确保美国经济安全。通过对和平队与冷战、与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战略的关系等问题的考察，认为和平队是美国政府应对苏联挑战的重要举措之一，肯尼迪建立和平队的初衷就是要利用美国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整体优势，同苏联争夺广大中间地带，并通过和平队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纳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期待的轨道；和平队作为美国对外关系的“软实力”，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和平队的志愿者在跨文化的交流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28) 他们还指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政策是在战后冷战形势下形成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对《1954年农产品贸易开发与援助法》的研读探讨了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认为美国以无偿与有偿援助方式对外提供粮食，开启了制度化的对外粮食援助计划——“以粮食换和平”计划，通过处理剩余农产品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和遏制共产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粮食援助政策的两大目标。(29) 学者考察了1950—1960年代美国政府对亚洲“不结盟”国家的政策，认为该政策从缺乏足够的认识到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变化原因，是希望这些国家维持非共产主义的独立并获得经济发展。(30) 美国政府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完全服务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和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在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军事反应、军事和经济援助成为最重要的手段；在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美国使用这些手段，反对他们认定是亲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有关的事态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在战后国际体系中寻求恰当位置的努力。(31)
学者在探讨美国对具体地区的政策时，对朝鲜半岛问题倾注了较大努力。杜鲁门政府的朝鲜政策从属于“遏制苏联集团”的战略目标，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朝鲜政策从属于“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而其对韩国的政策与对日本的政策密切相关。(32) 朝鲜半岛局势的复杂多变只不过是反映了他们的战略变化和调整。
在对具体国家政策的研究方面，主要涉及的有越南和越南战争，美国对菲律宾、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政策，对伊朗和中东地区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等也给予很大关注。
三、欧洲一体化史研究
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国际社会出现的欧洲一体化的起源、本质、发展进程以及对法国、西德、英国等西欧主要大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进行探讨。
学者认为，正是二战促进了欧洲联合思想的传播和普及，改变了欧洲人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培育了欧洲派政治力量；二战铸就的两极格局，为欧洲一体化的启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33)
作为国际现象，欧洲一体化趋向是战后历史发展的新特点，欧洲共同体是战后兴起的地区性国家集团中比较有效行使一体化机制的国际组织，它虽具有一定的超国家因素，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共同体既要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又要求成员国逐步向共同体机构转让主权；既要保持成员国的个性，又要发展共同体的共性；建设欧洲联盟是欧洲一体化运动的目标，其进程不可逆转。(34)
法国与联邦德国对欧洲一体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法国是战后欧洲一体化运动尤其是欧洲共同体的主要倡导者、设计者和组织者。在欧洲共同体的酝酿、建立、发展、扩大直至危机、重振等各个阶段，法国都单独或与联邦德国一起发挥了主导和关键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了一个掌握方向盘的关键角色。戴高乐的欧洲联合思想和政策，不仅对法国本身的发展，而且对欧洲联合的进程与前途以及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都有重要影响。(35) 同样，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是“欧洲联合”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和积极支持者之一，并将其奉为国家战略而力倡法德和解，他充分利用冷战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开展灵活外交，圆满解决了法德关系中敏感的萨尔问题，大大促进了西欧早期一体化进程。(36)
英国迟迟不肯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原因，在于涉及英国的战略选择、侵蚀了英国的主权和冲击了英美特殊关系。从根本上说，这是由英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决定的。(37) 尽管现在英国是欧盟成员，但仍对欧盟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苏联和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由于立场不同而截然相反。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的欧洲联合运动中，苏联持坚决反对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反击；导致苏联这一立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主要领导人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对自身安全的追求，但是苏联战后在东欧的扩张与干涉反而从事实上推动了欧洲联合进程。(38) 美国则从其全球战略及自身利益出发，一开始便支持并推动这一进程；冷战期间美国对欧洲联合的支持成为美国对欧政策的基础。冷战结束后，尽管美欧矛盾不断上升，但华盛顿在总体上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并未改变。(39)
四、非殖民化研究
殖民体系的崩溃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也是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在实证研究方面，主要是考察英国和法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具体探讨了英国的非殖民化“计划”和英国实行的有关殖民地公职人员的政策，(40) 并以法属西非洲和阿尔及利亚为个案，对法国戴高乐时期实施的非殖民化的动因与过程、特点、后果与影响进行了全方位考察，揭示了法国非殖民化运动的复杂性和殖民撤退的独特性。(41)
在实证研究的同时，学者探讨了非殖民化的理论含义。有人认为“非殖民化”具有两层含义：在狭义上，它是指殖民统治终结、殖民机构解散这一历史过程；在广义上，它指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在取得政治独立后必须在经济、历史和文化心理上摆脱殖民主义遗产从而获得真正的独立。有人认为，从广义上说，“非殖民化”泛指由殖民地、保护国、委任统治地过渡到独立国家的历史事件，从狭义上讲，指二战后在民族独立运动的压力下，殖民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被迫改变政策，使殖民地及其附属地获得独立并导致殖民帝国终结的历史进程。(42) 还有人表示，“非殖民化”是指殖民国家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采取的旨在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用“非殖民化”来表达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是不恰当的，容易导致概念和理论的混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完全可以用“民族解放运动”这个概念来表达，而不需要用“非殖民化”这个词汇。
关于新殖民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学者指出，“新殖民主义”是指非西方国家在名义上获得独立后，经济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的状况。新殖民主义应主要被看成一种统治手段或制度，并不代表某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不能把1945年以后的殖民主义进程看成是“新殖民主义时期”。新殖民主义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主要影响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受社会主义思潮冲击较大的亚洲，其影响相对要小得多。他们认为，新殖民主义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在不进行直接殖民统治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的政策和活动。(43) 有学者强调指出：新殖民主义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对发展中国家维持不平等国际关系的一种体系；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不断发展变化；国际组织机构也可能成为它们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44)
经过中国学者30年的努力和辛勤劳动，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这些进步主要表现在：第一，积极关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和档案资料的解密，力争使我国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同时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第二，积极提倡并致力于撰写史料基础扎实，论点比较中肯的“功底型”论著。第三，一批学者逐步确定了自己相对稳定的研究重点，并能够就研究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刻的多层面思考。第四，在研究主题的选择方面，体现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研究的深度不够。二是研究的领域仍然相对集中，一些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三是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仍然缺乏跨学科的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趋势来看，中国的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将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不断取得进展。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学者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的同时，兼收其他史学理论精华，并尝试运用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对具体的国际关系史问题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比较研究。同时，继续坚持实证研究，通过利用各国不断解密的档案资料，进一步拓展研究深度和广度，以期与国际学术界同步发展，并为21世纪的中国提供更多、更准确的背景资料与历史借鉴。
注释：
① 研究战后国际关系史有许多困难，举其大者有四：（1）由于各国的官方档案文献一般是25—30年解密，因此史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看不到重要的档案资料；（2）许多事件正在演变，尚未结束，或结束后不久，所以史家所重视的“历史眼光”在研究战后历史的时候就不易表现出来；（3）研究者与所论述的问题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涉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甚至个人等方面的荣辱利害，因此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存偏见，殊非易事；（4）即使档案解密，也因其材料太多而使史家甚至穷一生之力也难以达到“竭泽而渔”的高标准。
②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袁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观》，袁明、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③ 王建伟：《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④ 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⑤ 牛军：《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⑥ 蔡佳禾：《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王琛：《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⑦ 牛大勇：《缓和的触角抑或冷战的武器——美国政府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中国粮荒的决策分析》，《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
⑧ 唐小松：《遏制的困境——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1961—1968）》，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温强：《肯尼迪政府与中国——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缘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⑨ 顾宁：《美国“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议的历史由来、反响及其意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
⑩ 王勇：《浅析美国的台湾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年第6期。
(11) 赵宝煦：《台湾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12) 王帆：《从二次台海危机看美台军事合作困境》，《历史教学》2006年第10期。
(13) 王琛：《试论1949—1951年中国的印度政策与西藏的和平解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樊吉社：《美国分离西藏：从策划到失败（1949—1951）》，《国际论坛》2002年第6期；等等。
(14)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
(15) 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6) 徐焰：《10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杨奎松：《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2期。
(17) 武寅：《日本对外战略与台湾问题》，《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热战 冷战 温战——国际大背景下的日本政治走向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02年第4期。
(18) 张耀武：《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19) 金熙德：《日本对华ODA的演变与中日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1期。
(20) 有关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崔丕《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冷战史的研究》一文，在此致谢。参见高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前沿（2006—200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1) 赵学功：《核武器与美苏冷战》，《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22) 张颖：《从“特殊关系”到“自然关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英国政策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23) 崔丕：《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联邦德国政策新探（1953—1960年）》，《欧洲研究》2005年第2期。
(24)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25) 白建才：《冷战初期美国“隐蔽行动”政策的制定》，《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6) 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修订版。
(27) 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与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胡舶：《苏联与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8) 刘国柱：《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29) 王慧英：《肯尼迪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0) 刘青：《美国对亚洲不结盟国家态度与政策的变化（1953—1963）》，《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
(31) 戴超武：《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外交与第三世界》，《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
(32) 崔丕、侯文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文件形成问题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崔丕：《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朝鲜政策初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33) 严双伍：《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欧洲一体化起源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
(34) 伍贻康：《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及其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86年第7期。
(35) 周荣耀：《戴高乐与欧洲联合》，《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
(36) 王蕾：《康拉德·阿登纳的欧洲战略评述》，《世界历史》1996年第5期；张健：《萨尔问题的解决与西欧早期一体化》，《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7) 赵怀普：《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38) 严双伍：《苏联对早期欧洲一体化的反应与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39) 赵怀普：《美国缘何支持欧洲一体化？》，《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
(40) 张顺洪：《战后英国关于殖民地公职人员的政策（1945—1965）》，《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41) 陈晓红：《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42) 李安山：《论“非殖民化”：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世界历史》1998年第4期；潘兴明：《试析非殖民化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43) 高岱：《“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考释》，《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陆庭恩：《非洲国家的殖民主义历史遗留》，《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44) 张顺洪、孟庆龙、毕健康：《英美新殖民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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