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的潜在历史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2)03-0431-05
在当代中国史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经济上，国民收入损失约为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文化上，科教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知识分子大批遭受迫害，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政治上，党和国家政权被严重削弱，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整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失范和无序状态，陷入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它对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局面，对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威信，以及对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都具有极其恶劣的影响。
放眼世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东亚经济崛起腾飞之时。“文革”前与中国大陆基本还处于同一水平线，经济基础甚至比中国大陆还要落后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正是在此时开始了经济起飞，成为东亚“四小龙”。日本更是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发展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二大经济实体。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失误，中国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彻底打乱了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计划，造成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人为中断，痛失了大好发展机遇。
但是，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放到当代中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把它作为当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一个链条来看待，乃至把它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审视，又会发现，“文革”这一历史事件除了其直接消极后果之外，它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客观上还发挥着一种独特地的历史作用与影响。这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或者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文革”在带给中国人民痛苦和灾难的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教训和智慧。
一、“文革”把我国旧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以浓缩的形式推向极端，加速了传统社会主义旧模式、旧体制的衰落解体，使中国提前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形成特有的“历史时间效应”，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获得了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与良好的国内环境。并由于这10年的物质与信心的积累，使中国有效地抵御了苏东剧变的历史旋风。
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后，经过百年战乱和多种发展道路的试验与比较，在20世纪中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后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起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在我国面临帝国主义全面封锁的国际环境中，对我国迅速恢复经济，克服分散主义，整合社会资源，动员和集中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着先天性的弊端。特别是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严重束缚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社会管理成本的无限放大，不仅造成效率低下，而且助长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这种高度“计划性”和指令性体制，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变成一种主观的历史“制造”过程。
旧体制的弊端应该说早在文革以前就已经有所暴露，它是这种体制本身先天具备的。自1956年以来，党内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文革”使这种探索中的错误倾向最终完全占居了主导地位，使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尽情演出，最后终于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以至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了。正如《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所说，文革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1](P479)
由于“文革”以极端的形式使中国旧的体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从而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一，由于中国共产党通过“文革”对旧体制弊端的认识比较深刻，使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苏联在50-70年代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把改革看作“第二次革命”，从改革一开始就努力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中国改革虽然是走一条渐进式道路，但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改革最终成功的首要原因。“文革”的沉痛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纠正自己的历史错误的同时，开始重新寻找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意志坚决冲破各种障碍，把中国的改革引向一条全新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发展道路，这是“文革”以后历史给予中国人民的最大补偿。诚如小平同志所说：“善于总结‘文革’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革’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文革”的历史作用不仅在于把中国旧体制的弊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促使中国第二代领导人下决心进行“第二次革命”，而且导致中国的改革提前了10年时间，这是关键的10年，它在各种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了特殊的“历史时间效应”。
按照制度的生命周期理论，一种社会制度或体制在其生命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之前，它所固有的弊端是不会被人们所认识的，也不会被人们所抛弃或被新的制度与体制所取代。苏联体制历经70余年才轰然倒塌，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这一点。中国革命比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时间晚了30年，但中国对这种体制弊端的认识却比苏联深刻，不能不说是源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当然还有“大跃进”）。正是“文革”把旧体制的种种弊端以浓缩的方式推向极端，在文革中全面地、集中地暴露出来，深刻地震撼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促使人们警醒和深刻的反思。这使中国比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提前10年走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误区。这10年时间所形成的特有的“历史时间效应”，给中国带来了两大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进入改革时期后，世界还没有走出冷战的阴影，整个世界仍然被冷战思维所左右。这样，中国的改革便被西方认为是削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历史机遇，因此，中国的改革在一开始便获得了良好的、宽松的国际环境，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在199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办的中国经济研讨会上所说：中国在经济改革初期就得到国际上的大量支持。比如，美国和中国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不久就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放松了对中国进行技术转让的限制；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官方发展援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80年代初迅速把中国吸收为成员国，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些有利国际环境的获得，既与我们政策调整有关，也同冷战国际秩序的存在有关，同美中苏大三角关系的存在有关。[2](P140)应该说，这些国际环境并非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但它对中国改革前期的顺利进行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在改革之初获得的外部支持，并非西方国家的由衷，而是出于冷战的需要。如果中国的改革在苏东剧变之后，情况可能完全不同。苏联剧变后俄罗斯遭到西方的冷遇，以及中国在苏东剧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中国十年改革的显著成果，为中国抵御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冲击，特别是使中国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中顶住多米诺骨牌效应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从物质基础方面看，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坚持以发展为导向，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使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相互推动，形成良性循环。世界上许多专家认为，改革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在初期都必须付出牺牲经济增长的代价。中国恰恰相反，在社会改革中不但没有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且保持了改革与发展的同步，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率高达9%以上。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从社会基础看，虽然文革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政治信仰，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但由于这十年时间的弥补，特别是通过十年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使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这对于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重新确立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信仰，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中国在苏东剧变前率先进行的10年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在苏东剧变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会形成什么结果，谁也无法预料。
二、“文革”过程中，一大批老干部蒙冤受屈，促使他们在身处逆境中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深刻地反思，在文革结束以后，这批共和国的缔造者带头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阻力，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上，经常在改革进程中会出现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严重对立，从而造成改革进程的缓慢和改革内容的不彻底。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层中，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障碍，形成一批极为保守的党内势力，他们抱残守缺，教条主义严重，总是喜欢用经典作家的条条来要求现实，使改革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其二是党和国家内部往往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集团，他们明知旧体制的问题所在，但由于利益的驱动，总是不敢在自己身上动手术，总是拼命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给改革造成另外一种阻力；其三是改革势力本身往往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无法对抗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和既得利益者集团，因此，使得这些改革不敢在体制上有重大突破，只能在旧有的框框内打转转，难有大的作为。
中国的改革与之不同。由于“文革”中，在“打倒党内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的口号下，大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予以打倒，成为“牛鬼蛇神”，他们被关进监狱或“牛棚”，从领导岗位上被拉下来，使他们不仅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反思，更引起他们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进行认真的反思，使他们有机会能够跳出传统的意识形态框框，从更深的层次上比较冷静地、彻底地反思旧体制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中国由于革命成功时间不久，还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集团，即使出现这一势头，也在“文革”中被彻底摧毁，而文革中形成的两大政治集团又在文革中期和文革结束时被彻底粉碎，所以，当“文革”结束以后，这些共和国的缔造者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新时期的开创者和改革开放的领导者时，由于他们在“文革”中无一例外的都受到过打击迫害，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都是旧体制的受害者，这就使得中国政治领导层在改革过程中，虽然也有小的分歧，但总体上讲，没有形成特别强大的保守势力，更不存在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党内的分歧只在于如何改革，这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代价，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一些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和革命家对旧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使他们在对中国今后向何处去，发展的道路如何选择等关键问题上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这一点在邓小平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早在文革中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他就统筹全局，力排干扰，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当文革结束，他第三次复出时更是显示出杰出的领导艺术和高超的战略决策能力，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整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和蓝图规划，都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意见，充分展现了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伟人风范。所有这些，不能不说与其在江西的“邓小平小道”上长达三年的思考有关。
三、“文革”中的“大民主”是一场大混乱、大动荡，它导致当代中国史上一系列不该发生的悲剧和闹剧。但这场大混乱，也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衰落，使之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新的历史起点，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心理基础。“大民主”还促使当代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们对如何保持中国的长治久安进行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小农经济基础加上高度专制主义，培育成中国特有的“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一方面形成了官府的“牧民政治”意识，另一方面形成了普通百姓畏惧官府的奴化思想和对政治的冷漠态度。这种官民双方都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心理历经几千年已经积淀为一种深厚的传统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基础上，要在中国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决不是喊几句民主口号，换几个官衔称谓，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必须要有历史契机。在中国人心目中彻底推翻高高在上的皇权意识和官员的“老爷”形象，“文革”可以说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角色。
应该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革命教育和民主教育，但是，这种教育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影响相比，其作用是有限的。新中国建立后，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我们更多的是强调纪律和服从，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社会控制体系。在各级政府官员中，重视维护官员“天然权威”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而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对政府官员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也是十分普遍的。“文化大革命”在突然之间，打破了这种长期固有的文化心理平衡，人们在对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的同时，出现了少有的“大民主”景象：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可以随时随地被打倒，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这种局面当然与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国家毫无相同之处，但是它在以下两个方面为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国推动现代民主政治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第一，它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权威，既为政府公务人员树立人民公仆的意识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也为普通百姓破除对官员的崇拜心理和畏惧心理，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真正形成现代公民意识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公仆意识是和公民意识同时成长起来的，没有国民心中强烈的公民意识，就不可能形成官员真正的公仆意识。当文革结束以后，人们发现中国政治文化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老百姓再也不怕官了，政府官员再也不摆官架子了。
第二，它提出了必须把民主建设与法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的历史要求。从老百姓见到官员就腿肚子发抖，自觉不自觉地就想跪下来，到老百姓不怕官了，这应该说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大进步。但是，“不怕官”与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社会还有万里之遥。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只起到破坏传统权威的作用，没有起到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作用。这正是我们要在文革结束以后必须否定“大民主”的理由。然而，否定“大民主”，不能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否定“大民主”的关键不是恢复传统的政治权威，而是要建立现代法理权威，建立现代公民权利观念，建立法制与法治，这才是我们应该从文革中汲取的最大经验教训。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到20世纪90年代，终于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和政治理念。可以说，正是“文革”与“改革”的结合，推动了中国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历史性转型。
四、“文革”期间，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农村和基层、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客观上促成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相互交往与交流，为中国的社会中坚力量和精英阶层了解国情，推动中国的现代化阶层与传统社会阶层的相互融合提供了历史契机，并对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现代化是一种外生型的，因而普遍形成一种二元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下，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的乡村同时存在，二者之间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分离甚至断裂的社会中，国家的领导权无论是掌握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中，还是掌握在比较传统的政治势力手中，都容易造成社会中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剧烈冲突，甚至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长期隔离与利益冲突。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的隔离，发达的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隔离，再加上利益的作用，导致发展中国家具有现代化意识的上层领导集团对下层社会的冷漠与忽视；有的国家通过革命，使原来的下层阶级政治上翻身，掌握了国家政权，但由于他们来源于现代化的边缘群体，甚至是现代化的对抗力量，结果不仅没有推动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反而造成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断裂。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挫折的根本原因。近现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反复与挫折，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进入新时期以后，能否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不仅取决于我们对国际环境的正确判断，取决于我们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更取决于我们有没有一个能够充分了解中国国情，能够超越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现代化领导集团。应该说，从2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条件是具备的。但这种条件的形成，溯其渊源，不能不说与文革有关。正是文革中的“下放”和“上山下乡”，促成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相互流动、大分化和大融合，使文革结束以后，在中国迅速崛起一支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中坚力量。
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本身的性质是把城市人口向农村和偏远山区转移，这与现代化过程中人口城市化的历史趋势相违背，它不仅给家庭和个人造成极大的损失和痛苦，也是一种历史的反动。但是，由于这一历史过程时间不长，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及时地转入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使一代人先后接受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和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它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不仅仅表现在当时由于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下放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在某种程度上把城市中的文明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了农村，也不仅仅表现为其中部分知青直接留下来在当地从事农村经济建设，为加速当地农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重要的一点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下放运动、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促进了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共和国的新生代在历经磨练后开始成长为政治成熟、意志坚强的一代，成为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定拥护者和中坚力量。这一代人所特有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中国的国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历史使命，更加珍惜历史给他们提供的机遇，使他们真正做到既熟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区发展差距，又能够跨越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鸿沟，从而能够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和民族兴衰的脉搏，在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特有的历史作用。
总之，历史是复杂的，“文革”作为当代中国历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作为一段被浓缩的历史进程，除了它直接带来的历史灾难之外，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教训与收获。当我们今天为这段尘段的历史“解压”之后惊奇地发现，历史有时真的会使“坏事变成好事”。
收稿日期：2002-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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