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魔咒：中国都市发展与文化生态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困境论文,格勒论文,魔咒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通常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发展起来的。但此后经历了战乱、改造和因为经济衰退而形成的反城市化进程，现代都市的发展一波三折。真正自觉地展开都市建设进程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继农村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的改革之后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带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从那个时候起，城市化便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直观、最重要的标志。
城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由建筑、街道和人群构成的现实的物理性的存在。然而，并没有人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城市”——他只能看到、接触到其经验所及的城市的某一部分。一个来上海或广州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可能从来都没有去过这些大城市的某些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地方，比如上海的恒隆广场、新天地或广州的珠江新城。他们关于大都市的了解可能多是由间接获得的信息重构的想象。至于许多城市作为核心标志的形象工程，如巨大的广场或豪华的中心商务区所呈现的壮观华丽景象，虽然人人似乎都很熟悉，但没有几个人真正亲眼“看到”过这些——走近广场的人们看到的只是局部的景色和巨大的空旷。那些壮丽的景象是航拍的鸟瞰图像，人们只是通过媒体的展示而“被”成为那种壮丽景象的接受者的。换句话说，人们对于城市的认知与其说是通过直接的接触和观看，毋宁说更多的是由叙述和图像构造的想象。越是大都会越远离个人的直接经验而成为公众化的想象，因而当代都市的建设其实就是满足某种公众想象的建设。19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工业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大都会，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想象力，并形成了具有浓厚现代神话色彩的都市乌托邦想象。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和未来主义建筑和城市建设观念就体现了这种乌托邦想象，一个重要的代表是著名建筑学家勒·柯布西耶，他的关于“居住机器”和“光辉城市”的观念，追求的是通过技术和设计制造完美城市这样一种现代乌托邦理想。这一理想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城市发展观念。
中国当代的城市想象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过程中被激发出来的。一度成为全国上百个城市共同建设目标的“国际化大都市”梦想，就是一种具有浓厚现代乌托邦色彩的城市想象——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完美的设施、绚丽的景观等等，所有的想象都指向柯布西耶所规划的“居住机器”和“光辉城市”的理想。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的“现代化”之梦的具体表现。几年前，有学者从国外的都市研究中得知当代世界都市发展到第五大都市圈阶段后，马上就提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究竟花落谁家”这样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问题。到2011年初，更有国外媒体惊呼中国正在建设一个世界第一大的“巨型城市”(Mage City)[1]。如同对奥运金牌数量的关注一样，大都市已成为中国国力和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较量的一个标志。
然而这种关于“现代化”文明的城市想象所依托的基础并不那么可靠。柯布西耶梦想的基础是对工业和现代科技的迷信，并不能代表整个现代社会的理想。事实上，由财富、声色、欲望和喧嚣构筑起来的现代大都会在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和梦想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关于未来的恐惧。20世纪初德国学者斯宾格勒轰动一时的《西方的没落》，曾把19世纪的工业化大都会的兴起比喻为西方文明的冬季，意思是大都会的发展和繁荣是文明走向没落的原因和标志。斯宾格勒的书出版已经一个世纪了，表面上看，历史似乎没有证明书中的预言——西方文明还没有垮台，大都会在这一个世纪中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有了更大的发展，从发达国家蔓延到了发展中国家，甚至形成了更大规模的都市和都市群。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却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现代大都市的发展带来的问题——能源、环境、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和复杂化。一个世纪以来都市在不断膨胀，却无法摆脱斯宾格勒的魔咒般预言。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对大都市的未来发出了警告：
大都市，在它发展的最后阶段，变成了一个集体的诡计，使这个不合理的制度运行下去，并给那些实际上是它牺牲品的人一种错觉，认为他们有权力、财富和幸福，认为人类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宝座。但实际上他们的生命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他们的财富是庸俗而短暂的，他们的闲暇是非常单调而乏味的，他们可怜的幸福带有一种色彩，经常预感到暴力和死亡会突然降临。他们日益感到，他们自己“是陌生人并感到害怕”，身处在一个他们过去从未制造的世界上，这个世界对人类直接指挥的反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缺少人类的意义。[2]
从20世纪初开始，柯布西耶的技术乌托邦和斯宾格勒的末世魔咒就构成了西方当代城市想象的两极。这种矛盾想象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城市继续在扩张，并不断追求通过技术的进步向尽善尽美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人们又在不断检讨城市的过度发展对环境、社会和个人的生存带来的种种问题。
然而，大都市的问题在中国似乎还没有真正成为值得人们严肃思考的问题。从对“国际化大都市”的热衷，到比拼“谁将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再到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这种城市建设的热情表明，负责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人们虽然不能说对当代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乃至困境一无所知，但对城市发展负面问题的忧虑远远比不上对大都市高速发展的兴趣。显然，柯布西耶比斯宾格勒更适合中国的都市想象。
中国都市发展的目标和热情是整个“现代化”理想的基础部分。“国际化大都市”之所以受到官员们的热捧，就因为它其实是“现代化”发展规模和水平的形象表征。虽然在1980年代到2000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对大都市的狂热追捧一再暴露出种种问题，却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似乎都不过是“前进中的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调整和解决。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似乎是一个观念转折的契机。为了成功举办这届奥运会而进行的一系列环境评估迫使北京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包括产业搬迁这样的永久性改造和机动车限行、能源与排污限制等临时性措施。一届风风光光的奥运会证明了这一切措施的有效性，但随后而来的“后奥运时代”重新涌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居住、能源和水资源匮乏等种种城市生态问题却表明，北京这座中国最重要的大都市已经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大都市病”泥淖中。这种大都市病恐怕不是通过发展可以解决的“前进中的问题”，而是只能通过合理规划、疏导而减轻症状、延缓恶化速度的不治痼疾。
从都市发展的历史和形态特征来看，北京具有一些特殊性：在一个水资源贫乏、地理环境差又远离经济文化繁荣区域的地方建设高密度产业、交通与人口聚集的大都市似乎是个难以理喻的悖谬。实际上这个城市作为大都市的兴起有政治历史的原因，就是自明代永乐皇帝从南京迁都北京以后形成的政治需要与这个城市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明代文人沈德符写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关于京官吃惯了臭鲈鱼，到江南尝到新鲜鲈鱼时大感诧异的轶事，多多少少显示出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都市环境和文化生态上所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一直延伸到了当代，形成了今天北京难以理喻的巨无霸形态和大都市病的根源。
北京固然是个特殊的病例，但在中国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绝非孤立的例外。当今患上过度拥挤生态恶化之类“大都市病”的大城市比比皆是。而形成这种病症的原因也类似北京，是因为政治需要而强行推进大规模开发建设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种政治需要并非简单的来自长官意志或利益集团之类，更多是历史形成的一种正当诉求，即“现代化”的要求。
斯宾格勒把大都会的兴起视为文明没落之征，而一位研究城市史的英国学者则注意到城市与帝国政治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在古罗马帝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帝国，在权力与合法性所在地和帝国理念传播方面，城市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3]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左，其实都注意到了大都市的政治意义，尤其是现代大都市与西方文明影响力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观念起于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危机与反思，是在应对西方文化入侵的背景下以西方现代文明形态为参照形成的政治文化理想。自19世纪以来作为工业文明标志的现代大都会，就是集中体现“现代化”想象的空间意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步伐越走越快，表达“现代化”想象的政治冲动也越来越强烈。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化再到“国际化大都市”，从争夺第六大都市圈的地位到建设世界第一大“巨型都市”，这种大都市冲动的背后显然受到以“强大”为目标的民族国家政治想象的驱动。大都市就是伟大国家的地标，这种想象在现代世界其实不一定可靠。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当今全世界千万人口以上的巨型城市中，发展中国家占了一大半。尽管如此，这种想象的政治意义是毋庸置疑的。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使臣晏子用“张袂成阴，挥汗成雨”的繁华都市景象向楚王宣示齐国的强盛；古罗马元首屋大维则用自己建成了一座“大理石的罗马”来炫耀帝国的繁荣与伟大。在一个没有了帝国的时代，财富聚集、人群辐辏的大都市仍然会给人们带来帝国式的光荣与梦想。对于一个百年来受殖民文化压迫的弱势文化而言，关于强大国家的梦想所具有的历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毋庸置疑。正因为如此，尽管都市病越来越严重，尽管居民对污染、拥堵、安全和生活成本的抱怨越来越多，政府仍然可以放手开展大规模建设。对于民众来说，城市的不断膨胀虽然没有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但林立的摩天大厦、琳琅满目的奢华商品、流光溢彩的都市夜景所营造出的越来越繁华的都市仍然满足了某种想象。奥运会的恢弘开幕式和金牌总数、世博会展馆的争奇斗艳和万国来朝的壮观、亚运会的精彩设计和绚烂烟花……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都属于大都市意象的一部分，不仅因其奢华，而且因为这一切满足了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认同与自豪感，所以吸引和影响着人们的兴趣与态度。城市越发展，对人们的吸引力就越强。人们在不断抱怨的同时，只是希望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麻烦和问题终会得到解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口号即使不是一个叙述句，至少也是一个祈使句。
然而问题并不那么容易解决。事实是随着大都市建设越来越恢宏，人们生存和活动的空间却越来越狭小；城市交通网和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和先进，交通状况却越来越糟糕；城市的感性生活内容和消费品供应越来越丰富，大多数居民能够承受的消费产品却越来越少；更不要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日益疏离，城市对自身环境和周边环境的破坏，物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文化资源的破坏……把这一切问题集中起来考察就会发现，这里遇到的不是可以随着发展而解决的问题，而是大都市本身不可治愈的痼疾，所有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充其量只是在延缓问题的恶化而已。
斯宾格勒的魔咒仍然在中国的城市上空徘徊。
大都市建设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以从历史意义上得到解释，然而这种正当性却凸显出历史观念自身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近代形成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念问题。人类文明本身是在打破自然平衡和文化孤立状态的过程中发生和生长的，生态平衡的破坏和重构是人类文明史的基本趋势。然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哲学和历史观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信历史活动过程的本质是趋向无限扩张的单向性：通过冒险、探索和开发获得知识、财富和权力的增长或扩张，这种活动方向被理解为人类活动的根本价值，这种增长或扩张的过程和趋势决定了未来比过去更有价值，这就是所谓的“进步”。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现代历史观，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把历史理解为人类面向未来无限拓展、征服的单向性过程。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而《周易》说的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显然，西方和东方哲人都注意到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而关于历史单向性进步的理论则否定了传统文明发展过程的辩证性。这种历史价值观可以说是近代殖民主义的道德根据——既然人类必然要走向更有效率、更方便舒适、更丰富多彩和更多享受的现代社会，那么征服、涵化那些处于“前现代”甚至“原始”文明阶段的野蛮人，把他们一起拉入现代文明，岂不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到了19世纪，这种进步观念因达尔文学说得到生物学理论的支撑，为进化论历史观找到了科学证据，并且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反思批判和“现代化”诉求，正是在这种现代进步观念的思想背景下进行的。
追求单向扩张进化的现代发展观从根本上来说是反生态平衡的。这种反生态文明的极致形态就是大都市——建立在大规模抽吸、破坏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高密度物质与文化能量集聚的形态。斯宾格勒把这种大都市形态称为文明的“冬季”，就在于这种过度集聚意味着一个特定文化生态演化过程的终结和耗竭。他把19世纪的工业化大都市称作“西方的没落”，是因为他在19世纪末看到的这种生态危机似乎还只限于一个特定形态的文明，就是从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所以斯宾格勒心目中以伦敦、芝加哥等工业化大都市的兴起所预示的“西方的没落”如同底比斯、雅典、罗马的没落一样，只是整个世界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部分和一个阶段。
从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进入了所谓“后工业文明”和全球化时代，西方似乎没有按照斯宾格勒预想的那样“没落”。但同时，人们逐渐开始发现进化论以来的历史发展观隐含的危及整个人类文明的普遍危险。1970年代出版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了人类社会无限发展的不可能。当然，这本书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还只能想象资源的有限性对发展的遏制。而时至今日人们所知道的威胁已远远超出了资源问题。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地球变暖、社会不平等、文化冲突、恐怖主义等难题层出不穷；即使像交通拥堵之类小而又小的难题，也没有一个可以看到解决问题的前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进化、发展的推动下发生的，罗马俱乐部因此而提出停止增长的“全球均衡状态”[4]作为解决发展危机的生存状态。进步、发展的历史主义与当代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之间产生了无法解决的冲突。
中国恰恰在刚刚开始高速发展现代化以追赶发达国家的时候遇到了生态危机，看起来是个不幸的巧合，其实也是一种必然。社会发展的诉求与生存环境的限制二者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问题的严峻性在于这种挑战的意义似乎还没有被真正认识。在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已经普遍恶化的时代，还在努力打造世界最大的巨型城市和建设上百个“国际化大都市”，无疑是加剧文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的恶性冲突。
中国目前面临的大都市病是整个现代文明病症的一种症状。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已经发出了警告，但对于危机的严重性和不可逆似乎并没有引起普遍重视。20世纪初以格洛皮乌斯和柯布西耶等人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城市学和建筑学思潮，有一种靠技术进步解决文化危机的工具理性主义倾向，由此而产生了国际化风格和完美城市的乌托邦理想。而直到1980年代末，一些进化论未来学派仍然相信可以靠科技进步解决人类社会的危机。这些乌托邦理论对美好未来的想象鼓舞了刚刚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无形中支持了当代中国大都市建设的狂热。
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在城市化刚刚开始时，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豪奢的气派曾经被当做“现代化”的标志和“招商引资”的身份。作家刘心武的小说《立体交叉桥》留下了那个时代人们关于美好城市的想象。迄今还可以看到的不少美国国会大厦般宏伟的乡镇政府办公楼，虽已成为笑柄，却是那个时代想象的存照。随着都市建设的发展，人们关于美好城市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到了1990年代末2000年初，许多城市的建设目标改为“最佳人居城市”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可以看出，城市建设的理念中开始注入了人文的和环境的因素。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了良性阶段？
几年前，当某个大都市提出建设“最佳人居城市”时，有人就说这个“最佳人居”中间少了一个“富”字，应该称作“最佳富人居城市”。因为所有为了适合“人居”而进行的城市建设改造工程，结果是大幅度提高了土地价格和居住成本，迫使平民外迁到并不适合“人居”的城乡结合部去。至于“环境友好”有时也很可疑：许多城市为了使环境显得“友好”，大量移栽农村的大树甚至古树，大批建造景观水体，结果是造成森林的大面积破坏和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乃至河流干涸，令城市之外的环境变得更加恶劣。诸如此类的悖论几乎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常态。建设完美大都市的后果是使得都市和乡村、大都市和小城市、发达地区城市与欠发达地区城市以及大都市中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文化剪刀差越来越加剧，美好的大都市正在制造着越来越糟糕的生态环境。
为什么一个美好的城市规划却造成不美好的结果？这类美好城市的规划都是基于柯布西耶式的现代乌托邦想象：城市是居住的机器。换句话说，城市建设的所有内容素材和功能需要都是可知的、可控的；规划和建设城市如同工艺制作，需要的只是素材、设计和技艺。完美的设计和实施手段就能够创造出完美的城市。然而，城市并不是什么机器，也不是待创作的素材。城市是具有自己的生长历史、生态关系的生命体。简单地说，城市是活的，因而不可能被任意塑造；正如一个人不可能被任意整容而不留下后遗症。
当中国学者和城市管理者在讨论怎样才能建成世界第几大都市圈时，想到的就是一种被规划出来的功能完善的巨型城市乌托邦。而在发达国家的都市建设中，这种机器乌托邦恰恰是正在受到质疑的对象：我们努力使汽车性能更好而不是减少其数量；我们只是尽力减慢城市蔓延的速度，而不是从机制上去逆转其膨胀过程并缩减其生态足迹影响；我们把道路修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长，憧憬“智能化”的高速公路，而不是缩减汽车车道，用轻轨、乡村小路和自行车道来代替；我们给石化能源供给部门提供其所需的种种财政补贴和政策倾斜。毫不奇怪，按这种发展模式，我们永远不会赢得这场战争。[5]这是一位美国城市设计专家理查德·瑞吉斯特的警告。现在看来他的预期虽然悲观，但并非危言耸听。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还能怎么办？
瑞吉斯特致力于鼓吹一种“生态城市”理念。他的主张是用缩小城市规模、保护荒野等方式对抗那种建立在完美城市理念基础上依靠技术制造出来的发达而“先进”的城市，似乎有一点小国寡民的味道，也和卢梭的荒蛮崇拜有点异曲同工，似乎在主张文明的倒退。这也许并不奇怪，生态主义者可以说或多或少都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倾向。既然生态破坏是现代文明造成的，那么保护生态的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被理所当然地解释为回到浑朴未开、生态未受破坏的前现代状态。
保护生态就意味着回到蛮荒，这是一般人都难以接受的一种文化选择。当年伏尔泰在回答卢梭《论不平等的起源》时曾讥讽道：“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拣回来了……”[6]如今向往大都市繁华景象的人们在面对生态主义者的激烈主张时，难免也会生出如此想法。正因为如此，所以如今保护生态的宣传虽然轰轰烈烈，反生态的现代化大都市建设活动却从未止息。这是当代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要当下，还是要未来？
但在关于保护生态还是反生态建设的冲突中，对生态环境的意义理解毕竟还存在疑问。正如伏尔泰所质疑的那样，回到四脚走路的动物状态果真是美好的理想吗？极端的生态主义者所想象的非人类世界，所有的生物都是依照自然法则生存的，无论生意盎然还是荒芜死寂对于自然而言没有什么好坏之别。显然，离开了人类的存在和需要，生态环境毫无意义。我们谈论生态问题只能从人的生存状态出发，从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出发。生态问题应当是文化生态问题。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并非退回到鸿蒙未辟的荒蛮时代，而是在批判现代文明单向度发展的基础上，把人类文明面向未来的发展与自己的整个生存空间以及历史传承整合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有机文明。
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停止增长的“全球均衡状态”是对现代发展观的挑战，也是从单向度增长型文明向生态平衡型文明转变的一种思路。如何理解停止增长的均衡状态？这里可以引入一个特殊概念就是“内卷化”(involution)。单向度增长型文明的理论依据是进化论(evolution)，从这两个词的前缀就可以看出二者的相对性。“内卷化”这个概念在中国社会研究中主要是通过美国学者黄宗智教授的使用而为人所关注的。[7]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用“内卷化”来描述中国的小农经济劳动力密集生产方式造成边际报酬递减的状况。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质疑的基础是关于“内卷化”概念在最初使用时的含义。在黄宗智之前，用这个概念研究农业经济形态起自美国学者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一部研究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种植农业的著作。但他指出，这个概念来自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他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8]。
黄宗智与格尔茨、戈登威泽关于内卷化的解释各不相同，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其实是在于对一种文化发展趋势的价值判断。无论是黄宗智研究的华北小农经济、格尔茨的爪哇水稻种植，抑或是戈登威泽的原始艺术，其中提到的内卷化都意味着与现代人习惯的进化发展观念不同的一种反向趋势：在外延发展的刚性限制下，文化的发展转向了内在的劳动密集化和精细化，也就是说从扩张转向了停滞乃至内缩。他们的主要差别在于对这种内卷化趋势的意义认识：黄宗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内卷趋势带来的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低下，因而在他看来是一种落后甚或失败的经济活动形态；格尔茨看到的是在土地面积的刚性限制下，应对产业化造成的劳动力过剩问题的积极努力，是被挤压的农民的自我战胜过程；而戈登威泽感兴趣的是当一种文化的形态和规模发展走到尽头以后，转向内涵发展而形成的深层价值。
争论内卷化究竟是好是坏其实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们正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出，现代文明的单向度扩张趋势已经走到极致，无可逃避地逼近刚性限制的底线。当能源的耗竭和因能源消耗而造成的环境破坏从两头夹击现代文明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生产时，再去想象“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生活越来越方便舒适、社会更加歌舞升平的繁华盛世，无异于痴人说梦。无论人们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准备应对经济社会的外延增长型发展逐渐减缓、停滞，而转向平实、节俭和精细化生活方式的内卷化社会转型。
这种内卷化观念对于城市发展问题的研究所具有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对大都市狂热的警醒和批判。瑞吉斯特在他的《生态城市》一书中对城市的演化发展规律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无论人类文明还是宇宙整体，发展演化的规律并非如现代进化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无限扩张的，而是有一个走向“小型化”的趋势：“进化中的小型化模式非常普遍，事实上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进化动力学的第一定律……我建议最好精炼一下‘紧凑/多样/高效’这个术语，变为一个词‘小精灵’(Miniplexion)。……复杂，精致，微妙交织在一起的，很有韵味。它不仅是宇宙的一个重要过程，它也同样渗透在万事万物之中。”[9]
瑞吉斯特关于宇宙发展的小型化规律的概述或许还可斟酌，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紧凑/多样/高效”的小型化发展。很容易看出瑞吉斯特的“小型化”与戈登威泽的“内卷化”这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简言之，这种观点的要旨在于，外延扩张式发展的停滞不等于人类文明的衰落或停滞，而是在内在向度上的积极发展。其实在瑞吉斯特之前，芒福德为大都市开出的药方就包括了类似的主张：“今天城市文化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增加城市这个容器的消化能力，同时又不让它变成非常庞大的凝聚在一起的一个大团块……把现在存在的许多公共机构非物质化或灵巧化，这样已经部分地创造了一个无形的城市。”[10]一个灵巧化的无形的城市理念意味着以巨量人口、巨大建筑和豪华气象构造的庞大团块都市的终结，城市将在新的智能水准上内卷和小型化。
大都市文明也许注定要如斯宾格勒预言的那样终结，但这不意味着城市文明的终结。都市文化也许会在向内卷化、小型化反转中得到新生。
都市文化建设到了该反思和转向的时候了。中国在进行了30年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后，需要为下一个“后都市化”生态城市时代的到来做准备了。中国都市发展正进入烈火烹油、鲜花锦绣的高潮期，在此时讨论“内卷化”、“小型化”等等“后都市化”时代的问题，似乎太不合时宜。然而这却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30年的城市化运动，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严重的并发症：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交通拥堵、房价飞涨、农村凋敝以及教育、医疗、养老、治安等等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比已经出现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当今大多数城市的建设规划仍然沉浸在美好大都市的梦想中，似乎对大都市危机全然无知。在这种情况下，都市问题研究不得不突出危机意识和前瞻意识，为这一轮狂热的大都市想象建设进行降温。
图为北京新建的假古董前门
总之，“后都市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建设目标转向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理想和城市美学的危机。在现代化发展时期产生的完美城市理想，将在生态文明都市建设的过程中破灭。这意味着以传统美学观念和理论模式研究当代都市发展问题将遇到麻烦。都市美学如果不是制作完美都市乌托邦的理论蓝图，就必须正视和研究都市文化面临的内在矛盾危机和非整合性。这是一种都市文化生态美学，是以当代都市环境中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冲突为对象的审美文化生态研究。如果说这种都市文化生态美学研究对中国当代都市发展有什么现实的文化意义或目的，那也不是为了建设“更美好”的完美都市，而是为了构建非乌托邦化然而更人性化的、可持续发展的都市生态文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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