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欧亚大陆战略的主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亚大陆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主线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区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欧亚大陆战略则是美国地区战略的重中之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其欧亚大陆战略，以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保持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主导地位。“9·11事件”以来，美国借反恐之机进行战略扩张，重点经营欧亚大陆的“不稳定弧形地带”，而且加紧了对欧亚大陆腹地的争夺，其欧亚大陆战略呈现出更强的进攻性和冒险性。综观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欧亚大陆战略的演进历程，美国的战略筹划、部署和实施并未因政府换届或形势变化而左右摇摆、顾此失彼，而是沿着几条主线稳步推进，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本文拟对冷战后美国欧亚大陆战略进行剖析，归纳出其演变的几条主线，以期对这方面的研究能有所助益。
以地缘战略为依据、以欧亚大陆为中心
冷战结束后，地缘经济和生态政治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各国更加重视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关心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但地缘政治仍超越时空限制，仍是美国分析、观察国际形势和制定地区政策的重要理论工具。布热津斯基深谙地缘政治学奥秘，认为民族国家仍然是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地理位置仍是规定民族国家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的出发点，美国在发挥全球主导作用时应认识到地缘政治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从地缘政治出发，布氏认为从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不但面积庞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经济总量最大，而且集中了世界上所有可能在政治和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因此，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美国如何巧妙地处理同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同欧亚大陆上那些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道，对于美国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他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完整、全面和长期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9、255页。）
为经营欧亚大陆，克林顿政府在199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必须把广泛地促进民主制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同较为传统的地缘战略利益结合起来，稳定有序地经营欧亚大陆。具体地说就是：在欧洲，强调美欧合作，对俄恩威并举；既联欧制俄，又防止欧俄联合；通过推动北约东扩和发动科索沃战争，不断增强对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积极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欧洲安全体系。在亚洲，以对华、对日关系为中心，既联日制华，又保持美中关系的总体稳定，试图在美中日三边关系中充当平衡者，极力避免和遏制敌对国家的出现。美国防部1995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防止竞争性、敌对的大国或者国家联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亚太地区”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注：U.S.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February 1995， p.7.）1996年6月，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发表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强调，美国必须确保在亚洲不会出现一个敌对的超级大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形成挑战，这是美亚太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注：The Bipartisan Commission on America' s National Interests， " America' s National Interests， " July 1996.）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继续在欧亚大陆谋势布局，不但坚持和强化克林顿时期的欧洲和亚太战略，而且在“9·11事件”后将中东至东北亚的漫长区域列为“不稳定弧形地带”，提出美国永久性国家利益是阻止敌对势力控制关键区域，尤其是欧洲、东北亚、东亚沿岸(从日本南部经澳大利亚到孟加拉湾的弧形区域)、中东以及西南亚。（注：U.S.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 pp.2-4.）为此，美国不但借反恐之机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且积极加强对东南亚和南亚的渗透，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存在和影响。欧亚大陆显然被美国政府看成是其全球战略重心。
避免全球性竞争对手的崛起
防止和避免出现能够主导欧亚大陆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始终是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它在冷战结束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亨廷顿指出，“200多年来，美国的利益始终要求促进欧洲和亚洲的力量平衡，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过于强大，从而威胁美国的利益”，美国因此要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政治、军事霸权主义国家。（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美国战略利益”，《生存》，1991年1-2月。）基辛格也认为：“就地缘政治而言，美国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而已；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一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注：[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753-754页。）布热津斯基也承认，其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的目的在于维持和延续美国在世界上的独超地位。
美国要在欧亚大陆棋局的角逐中保持首要地位，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南部地区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的基地。（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47页。）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诸多布什政府高官参与的“新美国世纪工程”思想库2000年9月公布了《重建美国防务：面向新世纪战略、力量、资源》报告，它继承并发扬了1992年流产的沃尔福威茨“防务规划指南”的精神，明确提出美国在大战略上应尽可能地维持和延续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继续保持无可挑战的军事实力。（注：" Rebuilding America' 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 A Report of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September 2000.）布什政府上台以来，更是强调绝不允许欧亚大陆出现一个能与美势均力敌的国家，美国在军事上“将强大到足以威慑任何潜在对手谋求超越美国力量或与美国平起平坐而进行的扩军备战行为”（注：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p.30.）。美国不但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首次进军中亚、强化对中东安全事务的主导权，而且接连促成欧亚“颜色革命”、继续推动北约东扩，加紧在亚太地区投棋布子，还持续推进以军事转型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加速以驻欧美军和西太美军为重点的全球军力部署调整。毫无疑问，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挑战美国的敌对国家，是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关键因素和长期变量。
欧亚平衡、东西对进
作为一个同时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国家，美国历来注重欧洲战略和亚洲战略的协调。针对冷战结束初期欧洲新的安全环境和美欧关系的发展态势，老布什政府于1990年提出了“新大西洋主义”，建议弱化北约的军事机能，增强其政治机能；成立一个包括北美和欧洲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大西洋经济合作组织，以解决该地区的贸易堡垒和贸易争端问题。1991年6月，时任国务卿的贝克又提出，在东欧变色后，美国的目标首先是建立一个“完整而自由的欧洲”，然后将北美、西欧这个泛大西洋共同体延伸到中、东欧和苏联，以最终建立一个从加拿大温哥华到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克林顿上台后，强调欧洲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和美国安全的核心所在，美国欧洲战略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统一、民主、繁荣与和平的欧洲”。正是以此思想为指导，克林顿时期提出并开始实施北约东扩计划。布什政府把推进北约东扩作为对欧政策的关键一环，表示北约东扩不设限。2004年3月，北约实现第二轮东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7国正式加入北约，北约成员国从东扩前的16国增加到了26国。俄罗斯的西部战略屏障丧失殆尽，欧洲政治地图全面改写。对美国而言，北约东扩可收一箭三雕之利。一是可以遏制俄罗斯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大国重新崛起；二是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西方的“冷战成果”，把前苏联、东欧国家纳入西方体系，防止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出现反复；三是确保对欧洲事务的控制权。
美国同时还强调自己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对欧、亚一视同仁，但将继续提升亚洲的地位。老布什政府曾提出建立一个以北美为基点，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东盟为支柱，呈扇形结构的“太平洋共同体”。（注：James A.Baker， Ⅲ， "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eific Community， "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1/1992， p.1.）克林顿政府发展了这一战略构想，强调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以美国为首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提出美国需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军事存在，巩固和加强双边军事安全联盟，推动组建多边安全机制。（注：U.S.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February.1995.）随着亚太崛起进程加快和美国在亚太利益的加深，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战略和外交投入。“9·11事件”以来，美国重点经营中东和中亚一线，同时把东北亚和东亚沿岸列为两个关键地区，不但着力解决现实的恐怖主义和朝核问题，而且从长远着眼大幅调整在西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加快在军事上重返东南亚，借以增强其对亚太事务的主导权和影响力。这样，美国的亚洲和欧洲战略体现出鲜明的东西对进特点，美希望通过北约东扩和以美为中心的亚太安全合作，构建由其主导、欧亚兼顾、大西洋和太平洋均衡的两洋战略，以巩固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注：林晓光：“冷战后日美安保体制的变化及其影响”，《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
但是，由于亚太有许多不同于欧洲的地方，如政治背景复杂，猜疑、矛盾和争端普遍存在；对美国的介入既借重又反对；大国间相互借重、相互制约、相互合作的多极格局较明显，各国外交选择余地较多；朝核问题多变，台海形势不稳；虽有APEC这样的多边经济、技术合作论坛，但没有像北约那样覆盖全区域的多边安全机制，都影响着亚太形势的发展。因此，美国的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存在很大差异。
强化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
从理论上讲，联盟有增强对外力量、促进内部安全、约束盟国和维护国际秩序四项功能。（注：俞正梁等著：《大国战略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冷战后，在美国的联盟战略中，增强对外力量的功能稍有减弱，约束盟国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功能明显突出。在美欧之间，冷战结束解构了双方结盟的原有基础。欧洲更是“内联”、“外扩”进程不断深入，在构建未来世界秩序方面力图成为独立一极，政治上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加重，经济上与美国的矛盾尖锐，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减少。美国有人提出，欧洲与美国渐行渐远，双方在内外政策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甚至有学者将之形容为“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注：参见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NY： Knopf， 2003.）但美国从其政治与安全、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等出发，仍把欧洲视作全球战略的重点，强调欧洲的稳定是其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布什第二任期开始后，短短四个月就连续三次出访欧洲，强调美国必须与欧洲国家携手合作，重建友好。美国注重维系大西洋两岸的团结，确保美国在美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使美欧之间在冷战后加大了相互关系调整的力度。经过多年的试探和碰撞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激烈较量，目前双方关系已突破了政治安全的传统基础，扩展到应对全球性挑战上，确立了新型关系的基本框架。美欧关系的重新定位，实质上是依据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重新分配权利和义务的进程，因而将长期伴随着合作与斗争、摩擦与妥协。
同时，面对亚洲经济崛起、自主意识和新地区主义增强的势头，美国提出要“保持在亚洲的联盟结构”，使之“能够遏制潜在的威胁，反击地区侵略，确保地区和平，监控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企图，帮助保护大洋通道的安全”。（注：U.S.Department of Defense， "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 February 1995， p.2.）美国不断加深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的军事安全关系，在美日、美澳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对话机制的基础上，于2005年5月宣布建立美日澳三国外长级对话机制，以加强三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这显示美国更加重视亚太地区的联盟关系，希望以此为支柱应对亚太局势的发展变化，维持美国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主导权。
战略实施的层次性、递进性和有序性
在地区战略中，按照“民主标准”，美国将欧亚大陆上的国家分为四大类：民主国家、新兴民主国家或者转型国家、“无赖国家”、“失败国家”。（注：Madeleine K.Albright， " The Test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8.今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曾提出美国外交的三大重点，分别是“联合民主国家”、“加强民主国家联合体”以及“在全球传播自由和民主”，似乎表明美国对世界各国的分类又有了新的变化。）布热津斯基则依据地缘战略将影响美国首要地位的欧亚大陆国家区分为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前者主要是指法、德、俄、中和印度，它们有能力、有意志在其国境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及影响美国的利益；后者则包括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它们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其力量和动机，而是因为其所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的脆弱状态对前者行为造成的影响。美国根据其重要性的不同对其采取不同的方针策略，或者加强传统邦谊，或者接触与遏制两手并用，或者军事渗透加以经济笼络，或者威逼利诱、恩威兼施。
针对中东欧和前苏地区的“新兴民主国家”，美国政治上利用各种手段加强渗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策动“颜色革命”，促进其“民主进程”；经济上促进其市场化改革，推动国际组织、美国公司投资或援助；安全上通过北约东扩及“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将势力范围从西欧扩展至中、东欧和中亚地区；还发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强美的存在，削弱俄传统影响。
对俄、对华政策是美国欧亚大陆战略最为关键的两环，其基本目标是防止俄中分别或者联合主导该大陆事务。俄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几年推行“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从1993年起则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强调执行“双头鹰”政策，把维护俄国家利益、重振大国地位作为外交战略的基石。美国从战略利益出发，有针对性地对俄推出了诱压并重、既拉又打的双轨政策，一方面对俄保持警觉并力加防范，继续挤压俄战略空间；另一方面，极力推动俄继续西化，将俄拉入西方集团，以防其重新崛起为美对手、促其最终融入西方体系。首先，保持和加强与俄高层往来，维持美俄关系总体稳定。布什第二任期开始后四个月内，就先后两次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并赴俄参加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其次，加速向独联体各国渗透，在俄传统势力范围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美国对俄政策的调整，是在俄政治经济局势发生重大变动、美俄矛盾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基本考虑仍是对俄“融合、分化、削弱、遏制”，并最终将俄纳入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世界大家庭”。布热津斯基指出，逐步将俄罗斯纳入跨大西洋共同体，是美国巩固欧亚大陆稳定这一长期战略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耐心和战略持续性。（注：Zbigniew Brzezinski， " Living With Russia， "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0.）为了巩固俄“民主化”成果，美国一直支持俄“改革”和“西化”，同时努力防止俄出现“强人政治”局面，不断公开指责俄“民主滑坡”、强调“保护民主对美俄关系的未来至关重要”。（注：赖斯2005年1月在美参院外委会提名听证会上的证词。）
在对华关系上，克林顿时期，美国确立了接触加遏制的政策框架，强调“软”、“硬”两手并用，既强化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支持中国加入包括WTO在内的国际组织，还要为可能出现的中国挑战预作准备，极力限制中国军力增长，加强与日、韩、印及东盟国家的政治安全关系，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布什政府上台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这种对华政策总体上仍在延续。一方面，从反恐的战略需要出发，继续重视中国大国地位，致力于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不断扩大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使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着平稳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遏制、“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未变，继续利用“人权”、“民主”、安全和防扩散等问题向中国施压，在西藏、新疆和香港等问题上不断干涉中国内政。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快，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惧有所加深，故而不断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构筑针对中国的防范体系。
多头并举、全面谋利
美国在1997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促进安全、增强繁荣和扩展民主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核心目标。在欧洲，美国的战略目标有三个。首先，在安全上推动北约转型，发挥北约在维护稳定和战后重建中的作用。美认为，北约作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军事组织，冷战后依然是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依托和跨大西洋安全的基石，也是欧洲新安全结构的核心支柱。为适应冷战结束的现实，美国加紧推动调整北约的军事战略和力量结构。1990年北约伦敦首脑会议宣告北约由军事-政治组织变为政治-军事组织。1991年11月，北约在罗马召开首脑会议，强调北约在继续保持“集体防御”的同时，应把重点放在处理地区性危机和预防冲突上。这不仅为北约继续生存找到了依据，同时也使北约在从“集体防御”转为主动进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还积极推进北约东扩，加强其主动进攻的战略态势，以对付“9·11事件”以来日益加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满足实现战后重建的需要。2005年6月，北约国防部长会议确定，快速机动、防护能力突出、预备队基础深厚将是北约部队未来转型的方向，并要求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年内提交一份报告，就北约总部的改革、北约部队的指挥体制与战斗力建设、北约各成员国之间的情报交换等诸多问题提出建议。其次，在经济上，继续以欧洲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深化美欧之间的经贸合作。1998年美欧在《新跨大西洋日程》的基础上曾推出《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文件，表示将采取措施深化双方经济关系，加强双方政治关系，减少双方贸易摩擦。第三，美认为中东欧和前苏地区的民主进程和经济变革事关美国对欧战略的成败，美国将继续推动这些国家进一步加强法治和秩序，深化民主进程，促进人权。继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策动“颜色革命”后，美又将“颜色革命”的矛头对准白俄罗斯等国，并不断指责俄“民主倒退”和“人权状况恶化”，要求俄维持政治自由和改善人权。
美国也在亚洲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其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安全问题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核心问题，“9·11事件”以来反恐和反扩散更成为其亚太战略的首要任务。其举措可以概括为：以美军前沿部署为后盾，以同盟关系为基石，以多边安全合作为补充，构筑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1)继续保持美军在亚洲的前沿部署，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首要考虑。克林顿时期停止执行老布什削减美在亚洲驻军的计划，决定继续在西太地区保持10万兵力，使美国在欧亚两洲的驻军保持同等规模。美强调其亚太驻军的作用主要在于“威慑”、“塑造”和“反应”三个方面，即防止地区霸权的出现，阻遏可能对美盟友发动的侵略；塑造防范各种挑战的安全环境，强化美影响亚太事务的能力；对各种危机作出快速、灵活的反应。（注：U.S.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November 1998， pp.9-10.） 此后，美着重从两个方面保持和加强了在亚洲的前沿部署，一是加快武器装备的更新，提高美军的快速反应能力；二是积极在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等国获得新的军事基地，扩大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活动范围。(2)加强与日、韩及澳等亚太盟国的军事安全关系。美视美日同盟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强调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成败将取决于能否同日本建立全面持久的伙伴关系。1996年4月，美日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9月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正式出台，日成为美亚太安全战略的“北锚”。美将美韩关系视作其介入亚太事务的另一根支柱，不时举行针对朝鲜的联合军演，不断强化两国军事安全合作。当前，美对在韩驻军进行调整、裁减的同时，还在积极实施110亿美元的“部队增强计划”，有目的地加强驻韩美军的威慑和作战能力。美还越来越重视发展与澳大利亚的盟友关系，不断加强两国在人员往来、情报交流和军事演习等方面的合作。美前国防部长佩里曾将澳大利亚比作美亚太安全政策的“南锚”。美也积极拓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9·11事件”以来在军事上加速重返东南亚。美巩固了与菲律宾和泰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将两国提升为“非北约主要盟国”，而且不断增进同新加坡、越南和印尼等国的军事往来。(3)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以此作为与亚洲盟国双边关系的“补充”。美针对冷战结束后亚洲政治力量与安全环境变化的现实，提出了更为广泛的安全政策，即建立多边安全保障体制的主张，并力图从四个层次上加以推进。第一层次是美、日、韩；第二层次是美与东盟；第三层次是美、日、中、俄；第四层次是美与东南亚国家。美企图通过对亚洲安全问题的全面介入，建立其主导的亚洲安全保障体系。除东盟地区论坛外，美还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其他官方和非官方安全对话，特别是注意参加有关东北亚安全的对话。“美国重视双边、小范围和多边安全关系的累积效果，这有助于建立一个多样而灵活的框架，以增进新世纪的亚太安全”。（注：U.S.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November 1998， p.66.）此外，“9·11事件”以来，美为服务于其反恐和防扩散战略，继续关心朝鲜半岛、印巴争端及台海危机等传统安全问题，又着力解决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特别是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同南亚及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反恐合作，以防穆斯林人口众多的亚太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力量上升进而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最终给美及其盟友造成重创。近年来，美向菲律宾提供3亿美元的援款并派遣数百名特种部队协助围剿“阿布·沙耶夫”组织，促使巴基斯坦助其打击“基地组织”，同新、马、泰和印尼等国合作打击“伊斯兰祈祷团”，在马建立“东南亚反恐训练中心”，并在“金色眼镜蛇”、“防扩散安全倡议”等框架下进行非传统安全联合军事演习，增强同有关国家的军事协调能力。2004年以来，美又策划实施“区域海事安全倡议”，考虑在马六甲海峡部署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以便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偷渡、贩毒和盗版等跨国威胁。与此同时，美在亚太地区加大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力度，继续保持优势战略核力量，加紧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并积极利用现有条约机制推进防扩散目标。2003年5月，美国提出“防扩散安全倡议(PSI)，联合澳日等国共同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弹及相关装备技术的扩散。朝核危机是美当前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最紧迫挑战，迫朝“弃核”是美亚太政策的优先目标。自2002年10月朝核危机爆发以来，美对朝采取了外交施压、经济断援、军事威慑等一系列高压手段。对朝要求与美进行双边谈判、美放弃对朝敌视、美朝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等，美不予理睬，坚持要朝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地放弃核计划。经中国积极斡旋，最终促成了朝核问题北京“三方会谈”和四轮“六方会谈”，使有关各方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上达成共识。但美朝之间敌意严重、分歧甚大，两国围绕朝核问题的较量仍将持续下去。
鉴于亚太经济快速发展，美与该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美更加重视加强与亚太各国的经济联系，扩大经济利益。另外，美极力突出美式价值观的作用，推进亚太各国“民主”进程，在亚太培植美式政治、经济制度。美亚太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支持民主变革力量和自由主义观点”在亚洲国家的扩散。为了在亚太地区推广美式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美利用人权和民主问题对缅甸进行政治施压和经济制裁，要求缅进行政治改革和改善人权；向印尼首次总统直选提供2400万美元的援助，以促进印尼的“民主化”进程；要求中国实行“社会和政治自由化”，“全面保护人权”。美每年发表的《国别人权报告》，对亚洲各国的人权状况更是说三道四。
重视三边关系，谋求“霸权均势”（注：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美国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和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曾经实行的欧洲大陆政策中吸取历史经验，认为只有在世界上造成并维持一个区域性地缘战略均势，才便于其达到全球战略目标。美国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防止地区霸权的出现，扶弱抑强，保持区域内主要势力之间的相对均衡，使美国与各主要国家的关系好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世界各个区域内的国家就都会有求于美，美就可以居间纵横捭阖，获得对所有地区事务的广泛干涉权和最终仲裁权，从而获得全球统治权。（注：傅立群：“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几个基本观念”，《中国军事科学》，1997年第1期。）为此，美制欧抑俄，使欧俄关系服从于美欧、美俄关系，以防止欧俄联合制美，避免欧俄关系紧张影响美在欧洲的安全利益。对美来说，利用北约东扩制俄是长远的战略安排，而推动西欧内部主要力量相互牵制则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冷战结束后，美欧关系在总体上保持着以合作为主的势头，但矛盾和摩擦的因素逐渐增多；美欧关系总体框架仍以美为主，但欧洲的地位有所上升；军事安全的支柱性作用依然存在，但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明显增加，加大了美欧关系的复杂性；美欧关系从以东西方对抗的集团利益为主，到以各自的单元利益为目标，西方集团利益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下降，民族国家利益成为确定各自对外战略的基础。总体看，冷战结束既削弱了双方原有的同盟基础，又使双方在以经济和科技竞争为主的时代确立了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
就美中俄三国而言，据美国不少战略家认为，尽管其关系状况与冷战时期不同，但仍然存在某种三角关系。其中，中俄关系深入发展，美中关系波折不断，美俄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目前，中俄结盟对美的可能性很小，但中俄在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基础上重新接近和加强军事合作，将始终影响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布热津斯基曾指出：“我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结成某种不自然的联盟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情况更糟，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结成某种联盟，这个联盟也许会吸引所有3个国家的领导集团的某些人。”（注：[美]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的支点”，《华盛顿季刊》，1996年秋季号。）
美国认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对亚太形势的走向具有重大影响，美国对亚洲战略的关键就是改善日中美三国关系。“努力处理好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和维持包括美国在内的稳定的三方间相互作用关系，这对于美国的外交技能和政治想象力将是严峻的考验。”（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241页。）为此，美国试图在对华和对日关系上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使美中、美日关系服从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需要。莱恩认为，美在亚太地区的最佳战略就是平衡，让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天然对手互相抗衡，美作为起平衡作用的国家，能从东亚的多极中得到两大战略好处：东亚国家之间的争夺迫使其把资源从经济发展转入国家安全，结果是美的相对力量增强；中日互相遏制，美不必冒直接与其中一个对抗的危险。（注：克里斯托弗·莱恩：“不可靠的计划——美国对华战略”，《世界政策杂志》，1997年秋季号。）美在巩固美日联盟关系、支持日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联日制华的同时，还不断推进美中建设性合作关系，希望借重中国解决朝核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防范和控制日本的意图。当前，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重点就是有步骤、有计划地运筹中美日关系，防止中国崛起挑战其亚太主导地位，建立美国主导的大国均势。美国务卿赖斯就任现职以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即明显体现出美这一战略企图。美还积极推进与印度的战略关系，以借印制华。赖斯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即安排在新德里，显示美高度重视美印关系。访印期间，赖重点就落实“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后续步骤”与印深入协商，积极推动印购买美F-16战机，两国同意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美试图通过合作战略逐步将印纳入其战略轨道，印在美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将继续提升。
此外，美还注重接触交往与防范牵制、维持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平衡。美国一方面认为亚太地区形势总体上是稳定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挑战。因此，美国在该地区推行的全面参与政策既有与该地区各国合作、对话和交往的一面，也有防范、牵制和威慑的一面。
总之，冷战后美国欧亚大陆战略的调整是美国推进其单极谋霸全球战略的关键步骤，也是美利用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进行战略扩张和争夺战略主动权的突出表现，在战略筹划、部署和实施上显示出很强的前瞻性、连续性、稳定性，充分表明其正积极、有序地引导和塑造对已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