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困境及其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注：关于安全困境，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翰·赫兹1950年1月在《世界政治》杂志“理想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提出。其后，众多国际关系学者均提及这一概念。参见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它主要界定的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行为体间因互信缺乏和彼此猜疑、出于各自安全目的而扩充实力(军备)的国家行为，最终却导致国际关系中安全普遍缺失的危险境况。
从构成主体(多个主权国家)、形成和确证方式(均势的反复破坏与重构)及主要涉及的内容(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几方面来看，安全困境是一个颇具传统现实主义色彩的概念。但安全困境概念极具复杂性。首先，安全困境的形成及其特质不仅仅与传统现实主义及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熟谙的物质性因素或结构性因素(注：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是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构，是完全意义上的物质性结构。其构成是国家的物质性实力，实际反映了国际关系中物质力量的分配。)有关。或者说，安全困境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状况。安全困境的生成及其界定涉及相关国家领导层和民众的某种特殊心态，即安全感的普遍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安全的一种主观评估和判断。其次，安全困境的形成及其特质与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身份和利益的社会建构和文化认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如巴里·布赞所言：对威胁、脆弱性，与安全(不安全)的感觉与其说是存在或不存在，倒不如说他们是被社会建构而成。(注：巴里·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某一国家行为体究竟被其他行为体界定为敌人、竞争者还是朋友，或者该行为体究竟将其他行为体界定为敌人、竞争者还是朋友，还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安全态势。因此，简单化地停留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中，无法对安全困境作出圆满解释。在对安全困境的研究分析中仅运用单一研究范式是不够充分的。具体言之，需要结合(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多种范式。只有这样，才能对安全困境的形成原因及其特质作出全面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安全困境的出路。本文试结合(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几种范式对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具典型性的东亚安全困境作一分析。
一、东亚安全困境现状
东亚泛指亚洲东部，涵盖东北亚与东南亚。由于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该地区自19世纪始即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觊觎和争夺的对象；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段里一直是对抗与冲突的高发地带。
冷战终结后，东亚安全问题仍然是国际安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东亚安全困境，主要有以下两种预测。其一是现实主义者所谓的“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说，即认为冷战的终结使得先前被压制的地区冲突得到释放。随着古典均势政治的复兴与霸权政治重新支配区域国际关系，东亚将很容易失去稳定。无疑，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预测。第二种论说则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认为随着20世纪末复合相互依存的发展，新兴工业国之间的军事争夺已经减弱。复合相互依赖能消除东亚区域内爆发严重冲突的危险。无疑，这两种论说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冷战后的东亚现实表明，悲观主义的预测似乎更接近事实。
冷战终结后，与全球范围内裁减军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亚不仅未实现人们期待已久的真正的和平，反而涌动着一股军备扩充的浪潮。东亚多数国家(地区)军费开支数年来持续较大幅度增长。(注：相关资料可参见：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in Michael T.Klare and Yogesh Chandrani eds,World Security,1998,by St..Martin's Press,Inc,New York.)自新西兰到韩国的整个地区，防务开支以每年3—5%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军费开支增加最快的地区。(注：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在东北亚、台海地区及南中国海周边地区，“逆裁军”态势尤为严重。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因金融危机之故部分东亚国家一度削减了武器购买计划。但总体上看，通过购买和研发尖端武器，东亚地区在后冷战时期竞相建立了更具杀伤力的常规武器库。各国意欲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结果导致的却是军备竞赛节节升级，区域和平与稳定难以保障的安全困境局面。
东亚安全中最不确定的两大因素莫过于美国和日本，堪称东亚安全中的“两大隐患”。(注：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东亚安全困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在该区域内削减军备、扶持日本的战略意图相关。一方面，美国通过制造权力真空而非建立军控机构或集体安全机制助长了东亚军备竞赛。(注：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World Security,p.102.)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东亚最为重要的平衡力量的角色。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收缩(主要是撤军和关闭部分军事基地)，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新的变数。各国不得不购买军备，增加自身的防卫能力，以提高本国的安保系数。而每个国家安全系数的提高，又不可避免地会使其周边国家的安全系数下降，导致猜忌和安全担忧并引发军备竞赛。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的战略支持实则迎合了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意愿，推动日本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增加了其他东亚国家对日本的猜忌，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1996年美日签定的《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和1997年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日本扩充军备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近年来，美国还力图将日本拉入TMD计划。在1999和2000年度，日本防务开支已分别达到479.91和480.39亿美元。(注：《简氏防务周刊》电子版，2000年1月12日相关报道。)1999—2002财政年间，日本总共花费137亿日元(约1.14亿美元)用于导弹防御的研究，此外还增拨了19亿日元(1580万美元)用于试验新开发的系统。2003年8月5日，日本防卫厅公布了2003年度国防白皮书，将朝鲜及其弹道导弹列为对日本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呼吁日本政府加速反导弹系统的研究和部署。(注：人民网2003年8月6日相关报道。)近几个月，日本已经并还将发射多颗间谍卫星监测亚太特别是东北亚军情。由于有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作为基础，日本军事实力的每一步提升都会导致地区力量对比的失衡，引发朝鲜等周边国家的安全担忧。亚洲国家除了担忧日本军国主义会借尸还魂，更担忧一个亚洲新冷战体制将从此出现，最终导致亚洲的分裂与冲突。在此情况下，各国谋求自身安全的努力必然导致新的军备竞赛，从而引起地区安全困境。目前，以朝核危机最为突出。朝鲜本来就拥有较强的常规军力，让许多国家不敢小觑，其导弹试射与核武研发更是对一些国家构成强大震慑，进而引起相关国家的针锋相对，加剧了地区内的安全困境。
在台海地区，为应对未来因统独之争而可能导致的军事对抗，海峡两岸都进口先进武器，分别成为俄制武器和美制武器最大的销售市场之一。目前，台海地区实则已成为先进武器的汇集之地。在该地区，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军备均衡。
在东南亚地区，军备竞赛势头曾一度为金融危机所遏止。但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特别是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刺激下，东盟内部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浪潮。东盟各国先后从国外引进主要用于进攻作战的高技术武器装备，如海军购买导弹护卫舰等大型舰船，空军采购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等先进机种，陆军则重点采购坦克、导弹和大口径火炮等重型武器。总体上看，东南亚各国所购买军备的绝对数量虽然不大，但足以构成相互威胁，从而使该地区涌动着动荡和冲突的危险。
二、东亚安全困境的成因
东亚安全困境的形成，既有(新)现实主义范式的结构性原因，也有建构主义范式的结构性原因。
(新)现实主义范式的结构性原因包括以下四个层面：第一是个体层面上东亚各力量间的地缘战略利益之争。主要涉及国际水道安全、能源安全和领土争端。围绕着地缘战略利益，在东亚地区的争端或潜在争端就有：中国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与冲突；中国与日本对俄罗斯远东地带能源的竞争；中国和韩国与日本的领土(岛屿)争端；中国与东盟的南中国海之争；东盟内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岛礁之争等。近年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南太平洋国度也加大了介入东亚事务的力度，成为新的地缘战略利益争夺者。围绕着地缘战略利益，东亚地区产生了复杂多重的矛盾，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三角关系和多边关系。重重矛盾和复杂关系的存在加大了爆发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
第二是体系层面上均势的构成与破坏。安全困境是一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一种竞争性的安全关系限制了结构中的各个成员国家。(注：Bill Mcsweeney,Security,Identity and Interests: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56.)这种竞争性安全关系的形成与均势的反复构成和破坏密不可分。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在东亚的对峙导致该地区相对战略均衡局面的形成。冷战后，均势格局被打破，东亚出现了力量真空。后果之一，超级大国的“退隐”导致冷战的遗产——朝鲜问题和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台湾问题再度成为热点，潜伏着未来爆发刚性冲突的巨大危险。后果之二，超级大国的崩溃与战略收缩使得域内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在没有或只有弱度支持的情况下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由于缺少一个中心权力，行为体必须依靠“自助”(self—help)行为来寻求安全。在此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确定其他国家以防御为目的的军备建设会不会转化为进攻能力，都不敢轻信他国的安全承诺，而是将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后果之三，多元化格局在东亚初现端倪。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实力较之过去相对上升，但都不具备单独主导东亚地区事务的能力。东亚各力量的大国雄心促进了该地区群雄并起、相互竞争现实格局的形成。如今，该区域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权力分散结构。以美国为中心，美日联盟为主轴形成了一个由多个双边条约构成的扇状结构，而中、俄、朝、东盟等一些国家和小国集团又形成了若干单边力量结构。由于均势格局的剧烈变化及其潜在危险，冷战后东亚地区军备竞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不断升级之势，这正是安全困境的突出表征。
第三是区域安全机制的缺失。在东亚，历史上从未真正形成过区域协作机制，缺乏有效的多边政治组织、广泛意义上的区域论坛和军事联盟。东亚安全合作主要还停留在条约和协议的层面，即便在一定层面上就建立广泛有效的安全机制达成了共识，也没有切实地采取行动。冷战后出现的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洲安全会议尚未机制化，往往沦为清谈之所。多数情况下，东亚国家更多的是采取“免费搭车”行为，享受机制提供的优惠条件和安全保障，却没有为机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承担相应义务。区域安全机制的缺失使东亚显现出典型的无政府状态特征，引发了东亚各力量间猜疑、畏惧与敌意，也导致对域内争端或潜在争端缺乏有效的制约、管理和仲裁。
第四是虚弱的东亚国际社会与弱国的存在。国际关系学界英国学派代表人物赫得利·布尔和阿当姆·沃特森是这样描述国际社会的：“存在着一系列的机制、多边组织和规范。使得国家能在正常的基础上相互联系，形成协商和合作的模式和惯例，协调和控制相互间关系，防止争端演变为冲突或战争”，“一个最突出的原因是弱国(社会政治凝聚力较差的国家)的普遍存在”。(注：Ibid,World Security,p.107.)因为国际无政府社会建立在无中心的政治秩序基础之上，要维持这种秩序，无政府社会的构成者必须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哪里有弱国，哪里就有领导权和意识形态的不稳，国内争端也就容易外溢而导致国际混乱。冷战终结后，东亚部分国家内部宗教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泛起；民主化转型进程中市民社会与统治集团间对抗加剧；部分利益集团极有可能将扩张主义和畸形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民主的一种替代品。后果就是这些国家正在成为弱国或有沦为弱国的危险。恰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言，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取决于诸如经济和军事力量这种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因素，而且也取决于国内政治。弱国的存在及其混乱的内部治理对区域国际关系的溢出效应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亚国际社会的虚弱和不稳定，而虚弱的国际社会又极可能使其成员普遍丧失安全感，成为敌意与对抗产生的温床。
建构主义范式的结构性原因，主要涉及社会意义上的结构原因，即行为体共有观念(知识)的缺失。所谓共有观念(知识)，指的是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在这一环境中，共有观念(知识)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例如，在国际关系实践中，“500件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还不如五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因为使这些武器产生意义的是共同的理解。使毁灭力量具有意义的是这种力量置身其中的毁灭关系，即构造国家间暴力的共有观念。这些观念构成了个体性角色和条件”(注：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3页。)。
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就是这样一种共有(观念)知识或曰结构：主体间期望使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相互猜疑，使它们总是对对方的动机和意图作出最坏的估计。那么，一旦一方增加军备，另一方势必感到威胁，结果就是安全困境。(注：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页。)或者说，在地区层面上，各力量的主要安全认知和利害关系往往是相互联系的。这种国家安全认知的彼此互动是安全困境生成的重要原因。
在建构主义看来，共有观念(知识)决定了角色和身份，角色和身份又决定了利益。“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敌人、对手、朋友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国家会处于相应的压力之下，将这种角色内化于他们的身份和利益之中。”(注：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7页。)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如果行为体认为敌人是真实的，那么，从结果方面来看，敌人就是真实的。国家行为是由“威胁均衡”而不是由“实力均衡”决定的，而威胁是由社会建构的。(注：Stephen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转引自亚历山大·温特“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选自詹姆斯·德·代元主编，秦治来译，《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东亚安全困境之所以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关国家彼此将对方界定为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当国家之间进行了诸如此类错误的角色认定，错误地判定相互怀有最坏意图的时候，从一开始就会产生极度的不安全感和敌意。
这种现象在东亚颇为常见，敌人和对手身份是彼此互动确立的。例如，美国以朝鲜为敌，也有助于其增强国家凝聚力，并为自己以东亚安全保护者的身份在东亚深度介入提供了借口；朝鲜通过建构美国的敌人身份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有效统治。敌人身份的互相建构，造成东北亚危机不断升级的难解之局。冷战后，日本国内对华夷秩序观的恐惧和异质文明论的病态扩展导致的日本版“中国威胁论”，东盟对传统中央帝国及其朝贡体系的恐惧带来东盟版“中国威胁论”，以及美国对所谓“黄祸”和共产主义的恐惧引发的美式“中国威胁论”，都是对中国国家角色的一种畸形界定。在这种角色定位的背景下，美国、日本和东盟对中国军费的增长自然就怀有深深的疑惧。特定情势下这种疑惧就会转化为敌意并导致相应的敌意行动。反过来说，中国和朝鲜由于在历史上遭受过美国和日本的欺凌和残酷侵略，民族感情和尊严受到极大的伤害，不少人对美日自然怀有一种不信任感。这种群体信念常常被称为“集体记忆”，即建构群体身份和与其他群体关系的神话、叙述，或是传统。(注：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05页。)这种群体记忆一旦确立，其长期的影响就很难被动摇。这样，由于过去所经历的冲突往往使历史因素影响现在对军事威胁的认知。历史性敌意的存在和频仍的战争常常放大了当前对威胁的认知。(注：巴里·布赞等著，朱宁译：《新安全论》，第81页。)因此，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日本谋求成为军事大国的努力以及美日围绕军事安全开展的合作都使中国和朝鲜极度敏感，自然引起中朝两国对美日的疑惧。在东盟内部，历史沿袭下来的大量摩擦和冲突同样也可以从建构主义范式的角度进行解读。在此不一一赘述。
在东亚，敌对关系又是极力避免冲突的双方通过敌意文化构建的，这种敌意文化就是霍布斯文化。霍布斯文化宣扬的是：由于国际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人类智慧所能做的只能是缩小冲突的范围和减少冲突的恶果，并且进行自我保护。在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一切国家先验地反对一切国家的自然状态。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至少在三个方面有着共有的知识；1、与他们打交道的是象他们一样的国家；2、这些国家是他们的敌人，因此威胁他们的生存和自由；3、如何对付敌人。(注：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7页。)正是这种共有知识建构了国家的角色身份，从而决定了国家的利益及其对外行为。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以霍布斯文化为突出特征的共有观念(知识)导致东亚各力量间安全意识的错位，主要体现为对自身安全环境的评估与判断产生偏差，同时对对方关于安全的政策和措施产生误解或作出错误判断，最终导致东亚安全困境。
三、东亚安全困境的出路
如上所述，东亚安全困境的生成有着历史、现实、政治、社会等多层面多维度的原因，因此，东亚国家在摆脱安全困境的进程中举步维艰。这种情况若得不到有效解决，无疑将对东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本文认为，东亚要摆脱安全困境的出路在于：
1、构建综合安全。
以研究国际安全闻名的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巴里·布赞认为：人类集体安全所受影响主要来自五个方面：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这五个方面并非孤立地起作用。每一个都在安全问题群中确定了一个聚集点，以及一种要求优先性的途径，但所有这些部门领域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注：巴里·布赞：《人民，国家与恐惧：冷战后时代国际安全研究的一项议程》，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91年版，第19—20页，转引自[澳]克雷格·A·斯奈德等著，徐纬地等译：《当代安全与战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布赞所说的人类集体安全实际就是综合安全。(注：综合安全观最早是在东亚形成和发展的。参见刘金质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5—671页。陆建人主编：《东盟的今天与明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176页。)东亚安全也可以概括为由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所组成的综合安全。毋庸置疑，随着冷战后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和安全问题的外溢(特别是贩毒、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行为日益增多)，综合安全构建早已超出原创者日本和东盟的范围，并已成为东亚乃至国际安全领域中一个重要问题。
从长远看，东亚综合安全的构建有助于东亚安全困境难题的解决。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其一，东亚的安全困境是狭义安全的困境。安全内容越是狭窄，刚性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就越大，各国的不安全感就越强。对狭义安全的追求易导致各国间零和冲突的结果，必然造成区域乃至国际安全的缺失。而综合安全则是广义的安全，既包括以军事为主的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综合安全内容广泛，不仅可以减少新的刚性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还可为既有冲突的弱化提供广阔的回旋余地，也有助于多方共赢局面的形成。
其二，安全内容的广泛性决定综合安全是一种合作性的、具有多行为体相互依赖特质的安全模式。仅靠单一国家行为体的单独行动，不足以实现和维持东亚综合安全。在综合安全的构建过程中，国家与国家间利益交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任一国家都不敢贸然对他国采取敌对行为。
其三，东亚安全困境本质上属于传统安全问题，但与冷战后该地区大量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验事实证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通过综合安全的成功构建，可以有效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并进而促进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安全困境难局也随之得到缓释。综合安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承袭，即将主权国家行为体现为安全的基本载体或“容器”，将综合安全视为个体安全的放大与延伸。同时，综合安全又强调共赢，而非零和；强调合作和相互依赖，而非“自助”。在此方面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更具有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特色。
从传统安全向综合安全的转变，无疑是国际安全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综合安全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对致力于摆脱安全困境的东亚各国而言，构建综合安全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2、建立区域安全机制。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存在可以帮助国家确定利益和规范国家行为，从而有助于克服国际无政府状态。如果某种制度的建立能够使各相关国家获得比单独行动所得更多的利益，这种制度就能得到维持和巩固。在东亚，建立区域安全机制实则就是建立一种以安全为核心的区域制度，以制度性力量来保障地区安全。这种安全机制既不能是一个亚洲版的北约，又不能是一个仅停留在对话层面上的缺乏约束力的松散机制。
要建立区域安全机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拓展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日、韩“10 + 3”机制及亚洲安全会议的职能，将区域内各国间的分歧与争端纳入上述一系列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机制之中来解决，并在机制框架之内协商制定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和规范。这样，实则是在安全问题上实现某种程度的区域一体化。(2)对既有的军事同盟关系和次区域机制进行整合，既维持其适度存在(注：例如，美日联盟的过分削弱会导致日本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实则不利于地区安全。)，又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弱化和限制。特别是将东盟和美日安全同盟机制、美韩同盟机制、五国防御协定机制(注：由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五国组成。)等双边、多边军事同盟机制的部分职能转移至东盟地区论坛、“10 + 3”机制及亚洲安全会议中来，使之服从于东亚总体安全机制构建的需要。(3)东亚各国需加强防务交流与合作，增加透明度，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军控合作机制，使各国国防建设达到所谓的进攻—防御平衡(offence-defense balance)。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如果国家通过大规模增强进攻力量，谋求获得比对手更为强大的实力来寻求安全，即战略策略越接近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安全困境问题就越突出；反之，如果国家采用军控等战略策略来防止他国权力的增长，达到维护自身安全的目的，即战略策略越接近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安全困境问题的影响就越小。因此，建立和完善军控机制，以军备控制来制约军备竞赛，必然成为缓解东亚安全困境的重要手段之一。(4)引入国际法体制。东亚安全困境实则是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典型事例。在“囚徒困境”中，相互信任的缺失使“囚徒”——东亚国家担心博弈中其他的游戏参与者选择“背叛”从而伤害己方利益。因此，必然先“背叛”对方，单方面背离约定，以首先确保自身相对收益。解决这一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选择困境”的限制，以使“背叛”的选择成为不可能。国际法体制有助于堵塞想要采取“背叛”行为的国家的背叛之路。回报上的互惠性与对称性(如国际法体制所提供的那种)将进一步增加双重合作的可能性，因为国际法中有关各国间相互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减少了不确定因素并缓和了对相对获益的担忧。(注：[美]熊阶著：《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总之，当代世界处在一个有核时代，随着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加，单方面的安全已经不再可能，在相互猜忌驱动下的军备竞赛已经无法获得长久的安全。相反，安全应当是相互保证共同生存，承认他人合法的安全关切。(注：转引自克雷格·A·斯奈德等著，徐纬地等译：《当代安全与战略》，第139页。)然而在东亚，由于域内矛盾多重复合，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多样，安全困境局面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当前，东亚安全困境同时存在着弱化和强化两种态势，(注：目前东亚安全困境主要体现为东北亚安全困境。在东南亚，由于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开展了有效的合作，安全困境局面有所缓和。)要彻底解决安全困境难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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