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偏好、外部性与劳动力标准移植_外部性论文

风险偏好、外部性和劳工标准移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工论文,风险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法律的运行成本较高，可信度低，法律因而失效，这在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中表现更明显。越来越多微观个体的跨国间商业交易借助惯例、合约等非正式安排来进行，这就涉及到个体交易的微观层面的问题。随着欧美国家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消费者在谴责采购商购买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产品的同时，也借助“货币”选票倒逼采购商对采购的产品必须有FLA、SA8000和ETI等劳工标准认证。Lin(2009)、史晋川(2011)、Ferrando(2013)把这类认证看作是交易的双方借助私人合约而形成的微观法律移植。Bartley and Zhang(2014)通过对珠三角等地制造业企业的劳工标准调研时发现，这类标准移植对中国企业的正向作用较为明显，例如企业员工对劳工权利的认识、企业责任的认知等，有时甚至能促进管理实践的改善或正规化，但总体还是较被动接受，不足以改变中国工厂里的劳动条件和关系。

       劳工标准认证的初衷是尽可能避免发展中国家企业劳工条件过于“向下竞争”。一般看来，中国目前卖方较为弱势的定价权决定这种劳工标准移植还处于低水平，但事实是在中国有一些产品卖方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这种较强的市场势力很多源于此类产品世界范围内的特定分工或垄断。笔者通过去浙江几个认证企业调研发现类似像维生素市场是寡头垄断，买方竞相购买此类产品，卖方牢牢掌握价格主动权，属于典型卖方主导型市场。史晋川和李贤祥(2015)从理论上论证这种在卖方市场认证企业劳工标准趋于最低要求的原因，及同类企业劳工标准收敛到最低点均衡的条件。而对比国外发达国家劳工标准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从微观视角来看，什么因素可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差距?SA8000作为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由美国认证机构SAI认定，截止到2015年3月，全球共有72个认证国家，涉及1882707人参与就业，而中国有653家认证企业，①分布在服装、电子、造纸等一些行业。劳工标准认证在成为供应商获得产品“入场券”必要条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劳工条件的改善。国外很多跨国公司在采购发展中国家产品时，都要求有相关的劳工认证，并定期对其评估审核，而最后双方交易的份额和效率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评估审核的结果。浙江调研时发现，即使是卖方主导型企业，认证机构对其劳工标准评测成绩一直都在及格档次，而不是像欧洲一些国家的认证企业标准等级都会保持在较高层次。为什么基于卖方市场的中国企业认证标准如此被动?涉及标准移植的微观个体如何进行合作博弈，最后形成较高的均衡劳工标准，以避免落入“低标准”陷阱，摆脱较为难堪的信号标签，从而扭转对外贸易中的较为劣势地位?

       自从世贸组织成立后，关于劳工标准的外生性研究较多，主要围绕劳工标准与一国的贸易投资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的文献。而如果把供应商劳工标准认证看做是微观法律移植，就要从内生性角度研究买卖双方博弈后劳工标准执行度的问题。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劳工认证，从微观视角研究劳工标准移植的机制及演变规律是一个较为新颖的问题。本文将在前面学者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卖方市场条件下，对比国外发达国家高劳工标准事实，从理论上分析发展中国家走出“低标准”困境的条件及路径，同时基于劳工标准的外部性分析高劳工标准对发展中国家涉及劳工标准移植的微观个体福利的影响。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整理劳工标准及信号模型相关文献并进行述评；第三部分基于风险偏好不同供应商的视角对比分析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差距及原因；第四部分基于劳工标准外部性视角分析其对供应商净收益及其最后均衡劳工标准的影响；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劳工标准的研究主要放在劳工标准与贸易投资相关的外生性来分析。一是贸易造成劳工标准“向上竞争”或“向下竞争”的理论争论，如Casella(1996)、Krueger(1996)、Brown、Deardorff and Stern(1996)用赫—俄模型从理论上论证贸易应该造成劳工标准的内生趋同，而不是向下竞争。Martin and Maskus(2001)认为政府的参与会出现劳工标准的“向上竞争”。但Basu(2002)通过理论论证了劳工标准的向下竞争。二是劳工标准与贸易投资相关性的实证分析，Hasnat，Rodriguez and Samy(2003)论证了不同劳工标准衡量指标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影响，Neumayer and Soysa(2005)、Edmonds and Pavcnik(2006)讨论贸易与童工关系。Javorcik and Spatareanu(2004)实证研究发现，东欧劳工标准较低的厂商获得较多的投资，Kucera(2002)、Teitlebaum(2010)认为劳工权和FDI没有显著关系。Berik and Rodgers(2004)通过厂商的研究数据发现，在台湾和韩国围绕直接投资引发的竞争与低劳工标准存在正相关。Leahy and Montagna(2002)也认为对工人劳工权利的压榨与外资的流入呈现正相关性。国内学者也有这方面研究，许尧明(2004)、王铂(2010)论证出口与劳工标准有相关性。王晓荣、杜晓郁通过实证分析论证劳工标准与外资之间存在正相关性。

       相比而言劳工标准内生性研究的文献较少。Freeman(1994)认为，消费者倾向于高标准环境下生产的产品，所以需要使用标签手段来区别不同类型劳动环境中生产的产品。这也较早将劳工标准的外部性分析转为内生化。后来相关学者尝试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劳工标准内生性。Beaulieu and Gaisford(2002)把标签制和商品流通放在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内，理论分析得出标签制较贸易限制更为有利。但现实中标签制没有实施，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社会责任认证制。Bagwell and Staiger(2001)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分析劳工标准问题，基于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假设分析发现，本国向下扭曲劳工标准与外国降低关税壁垒是两国博弈的一种均衡。Sinn(2001)认为，发展中国家边际生产率低的劳动力通过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流向国外，而国外资本也会流向发展中国家。资本的流入伴随着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促使工资率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劳工标准也会提高，这一逐步提升的过程不需要国际组织的人为干预。史晋川和李贤祥(2014)从微观法律移植的视角研究劳工标准内生性，基于产品买方市场运用信息租模型分析发现，追求信息租金的供应商与追求真实剩余的采购商博弈决定了最后均衡劳工标准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当供应商类型不满足单调性分布时，就会产生低标准混同均衡。史晋川和李贤祥(2015)基于发展中国家产品卖方市场研究时发现，供应商的劳工标准趋于最低要求水平是供应商借助卖方市场势力帕累托改进的结果，当公司类型的概率分布不满足凹函数分布时，劳工标准会收敛到非最低点均衡。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研究中国企业劳工标准。Chan(2007)对锐步中国福州和台湾两个供应商生产守则执行情况进行调研时发现，工会作为一个内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工人劳工条件的改善。Chan and Siu(2010)通过为沃尔玛供货的中国服装和玩具企业的劳工标准执行度研究时发现，供应商在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的要求上违反生产守则规定。Niklas(2015)基于2004～2009年间中国四个玩具供应商的研究时发现，生产守则的政策及实施如能更好融合，需要其内外部因素相结合。Lim and Phillips(2008)从外部性视角基于2000年初耐克关于中国和越南供应商的研究发现，如果买卖双方的关系从简单的市场操作到相互的合作关系，生产守则的实施更能提高工人的权利。Miles and Munilla(2004)认为SA8000认证会使得更多买者激励供应商遵守标准，也使得原来对社会条款不关心的供应商遵守相关条款。Ciliberti et al.(2009)从成本的视角分析SA8000的作用，这样的标准代替了合同大部分条款，也降低了事前与事后的交易成本。Ciliberti et al.(2011)通过四个案例来解释生产守则(SA8000)如何帮助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标准的认证如同“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同时，其有效传递和甄别也更能促成双方交易的份额与效率。Akerlof(1971)提出逆向选择模型论证在信息不对称下柠檬市场的存在，很多学者尝试去破解“柠檬市场”，促进帕累托改进。Spence(1973)尝试利用信号机制来解决逆向选择效应，最初尽可能想通过较简单的假设阐述信号在市场中的作用。而后Spence(1976)论证了两种类型工人通过竞争均衡最后可能会有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Spence的信号理论，除了其本身理论不完善引起争论外，还有如何改进信号理论得出更与现实趋近的结论。Milgrom and Roberts(1986)对在产业竞争中的不完全信息非合作博弈的应用进行评价。Wernerfelt(1988)在许多相关的研究中，认为品牌和保证书可以单独发送信号来传递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产品质量信息。Ordine and Rose(2009)延伸Spence模型从不同学校的间接成本的异质性角度分析不同能力获得同一教育水平均衡的稳定性，而混同均衡的获得依赖“能力效应”和“间接成本效应”，而在教育质量较低时，后者效应更明显，自然会产生过度教育信号。Suzuki(2010)认为适度竞争会使得均衡信号能传递真实能力，反之过度竞争会削弱信号传递的有效性。

       通过以上的文献可以看出，涉及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与其他变量关系的劳工标准的外生性研究已较成熟，也为本文劳工标准认证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和现实关系梳理。其内生性分析目前相对较少，主要侧重于劳工标准内在变动机制的较为宏观的研究。通过对我国企业劳工标准认证的文献整理，为本文基于微观视角劳工标准认证的理论机制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可行性分析。而微观视角研究很多是分析微观个体行为，且大都是陈述性的结论，基本侧重于买方市场。关于卖方市场的研究近年来相关学者有所触及，且从理论上对劳工标准移植的现状进行推理论证，但如何扭转和改变目前低标准困境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将在前面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风险偏好不同的供应商的视角比较分析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移植差距及原因，同时考虑到劳工标准外部性对供应商的收益及均衡劳工标准的影响。

       三、劳工标准移植的比较——基于供应商不同风险偏好的视角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劳工标准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按照史晋川、李贤祥(2015)的分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内生的企业能力的差异。在短期内，企业内生能力不易提高，这样通过其特定边际价值等于边际成本确定的均衡高劳工标准就无法实现。这给意在通过发送劳工标准信号获取更多外贸市场份额的发展中国家认证企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难题：如何在既有标准基础上稳定提高?发达国家早期的很多“制造工厂”一开始通过劳工标准向下竞争来提高企业利润，而后能从较低劳工标准一步步提高，以致摆脱“血汗工厂”的标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较有规模的跨国公司对待劳工标准的态度与发展中国家企业有一定的不同：相比目前发展中国家更多企业较为被动地进行劳工标准认证，发达国家很多企业是主动把工人的劳工条件和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植根于企业整体规划中。即使会面临较多的风险和沉淀成本，还是保持风险中性，从内在标准上下功夫，因而能获得由劳工标准信号带来的更长远收益。本节将从供应商风险偏好的视角去对比分析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差距及其原因。

       (一)基本假定

       由于考虑高低能力不同供应商风险偏好的变化对最后均衡劳工标准的影响，所以本节尝试从离散视角去对比推理论证。设S是供应商生产的产品价值，它是公司自然能力n和劳工标准y的连续函数，即S=S(n，y)，且

；这也和现实基本相符：一个企业能力越强产品价值也会越高，对劳工标准的提高消费者更能认可，产品价值也会提高。其成本C是y和n的函数，即

，能力强的公司认证边际成本会较低，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保持单相交非常重要条件。严格讲这里的总成本应该加上一个前期认证的固定成本，但考虑到变量的变化经过一阶导后固定成本没起到实质性作用，为了方便也不影响最后分析结果，暂且将其设为0。假设供应商为高类型(

)和低类型(

)，概率分别为ρ和1-ρ。

       (二)均衡劳工标准的比较——基于风险偏好不同的供应商的分析

       考虑到风险偏好不同的供应商的影响，所以在此节引入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u(·)，其定义在货币支付(P-C)上。则供应商规划问题转变为：

      

       式(2)和式(3)表示的是采购商购买不同能力的供应商产品时激励相容约束，而式(4)和式(5)则代表采购商的参与约束。由于这里更多关注的是高能力供应商存在的条件，所以式(4)在此不用考虑；低能力供应商可以以次充好，通过伪装获得高收益，而高能力供应商以好充次的式(3)情形在此就不考虑，所以对应的采购商的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就关注式(2)和式(5)，事实上这两式相比也是较强的约束条件。式(2)表示的是低能力供应商以次充好时，采购商必须要求其真实的收益要大于以次充好时的收益，这既是采购商的激励条件，同时也是供应商提高劳工标准的激励约束。如式(2)不成立，则供应商就没有发送高劳工标准信号的动力。由于供应商可以利用市场势力获取更多的剩余，所以一直到采购商对应获得零净剩余时达到稳定均衡，由委托代理理论可知上面的式(2)和式(5)两个约束是紧的。

       可以解出最优的劳工标准为：

      

       由式(6)可看出低能力供应商资源不存在扭曲，即

；由式(8)连续不等式第一项代表的是风险中性供应商的边际价值，第二项表示的是风险规避供应商的边际价值。可以看出，无论供应商是风险中性还是风险规避，高类型供应商均衡劳工标准都会在小于其边际成本位置，出现过度投资，偏离帕累托最优。这也是信号模型一个重要的思想：基于信息不对称时信息摩擦成本使然。由于不等式第一项小于第二项，可认为是风险中性类型供应商均衡劳工标准要大于风险规避供应商过度投资均衡劳工标准。出现这类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外加具有风险规避特征的供应商的存在，使得采购商较之风险中性时必须额外再支付代理成本以满足供应商的效用无差异，所以最后会使得供应商均衡劳工标准要较低。

       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一开始为了获得国外市场入场券较为被动进行劳工认证，但这样的外部命令式劳工标准移植总体上效率较为有限：一方面认证成本较高，理性经济人会出于成本—收益分析酌情进行认证工作；另一方面很多认证企业本身在此方面的能力不高。当更多类型企业表现为风险规避型偏好时，最后均衡劳工标准会较为有限地提高。而对比国外类似像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发达国家，一开始劳工标准水平也较低，但这些国家以劳工标准移植为契机，更多地把工人的劳工条件和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主动植根于企业整体规划中，更多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较少看重投入的风险成本所带来的效用损失，即风险中性对待劳工标准认证。所以最后的均衡劳工标准较风险规避时要高，从长远来看会获得比任何其他信号均衡时都多的期望收益。当然这样的缺乏提高标准动力的风险规避的供应商，也会提醒市场的买方需要通过一定激励来促进卖方尽可能向风险中性靠近，从而劳工标准会逐渐提高。以此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提高，工人生活生产条件的改善；反过来企业声誉及产品品牌竞争力提高，对长远的竞争和产品市场占有率有良性促进作用。

       四、劳工标准移植进一步研究——基于外部性视角

       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移植来讲，除了类似前面提及到风险中性对待劳工标准认证，承担更多的风险和沉没成本，劳工标准会有一定的提高，这是第一步，也是较为重要的一步，否则一直落到“低标准”陷阱，始终无法摆脱“血汗工厂”这一较为难堪的信号标签，在对外贸易中处于较为劣势地位。事实上，劳工标准作用除了内在通过企业员工的积极性等提高增加产品的价值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外部性。即企业在劳工认证中获得较好的成绩，社会舆论反过来对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及员工待遇等方面评价较高，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正向的外部性，好的声誉机制也会促使采购商给予同等情况下更合适的价格及更多的订单，这就意味着产品的价值线及成本线都会有一定的移动，最后会产生新的均衡劳工标准及更高的收益，本节将从高劳工标准的外部性视角研究劳工标准移植的正向作用。

      

       图1 劳工标准的外部性分析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决定均衡劳工标准高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企业的能力，但企业的能力本身是内生的，所以如果本着风险中性对待劳工标准认证，劳工标准会有所提高。但是如果劳工标准提高不能在合适的时间里获得较多的收益，本着经济人完全理性的原则，劳工标准还可能在低水平范围内徘徊。如何在劳工标准提高基础上能稳定上升，同时还会给供应商带来更多的收益?再回顾现实，很多企业除了基于获得必要的“入场券”原因认证外，同时也会努力提高工人的工作条件，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从道德层面来看，道德制高点会约束供应商更在意此方面要求；从经济学视角去分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考虑到劳工标准的外部性。较低的产品劳工标准会影响采购商与供应商的合作及价格的直接谈判权，而采购商较愿意给予高劳工标准的认证商更合适的价格，同时供应商“强信号”的发送也会使得消费者更能认可某企业品牌及对应产品。这样类似声誉机制的正外部性会反哺供应商，使其产品在同等情形下可以获得更高的价值。如图1所示，劳工标准的正外部性使得原先的产品价值线会提高至S(n，y)'，在原先成本C(n，y)不变化情形下，最后均衡劳工标准提高至y'，同时供应商收益也会从a提高到b，这种劳工标准提高产生的正外部性可称作效率型正外部性。由于高劳工标准信号产生的类似声誉机制等正外部性，使得消费者愿意给出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因而供应商在收益提高的同时，其均衡劳工标准也对应提高。

       劳工标准的正外部性第二种类型称作规模型正外部性。产品高劳工标准信号发送会使得消费者更能认可该产品品牌及其价值，从而会增加对此类产品的需求，自然也会倒逼采购商更多采购相关企业的此类产品。在合理的时间和程序范围内，供应商会获得更多的价格较为实惠的订单。当生产更多同类型、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流水线”产品时，会产生规模效应，即同等情况下成本会较低。如图1所示，产品成本线因为规模型外部性会向下移动到C(n，y)'，最后新的均衡劳工标准会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供应商的收益也提高至c。如果两种类型外部性都发生时，在新的产品价值线S(n，y)'和新产品成本线C(n，y)'共同作用下，最后供应商的收益会提高至d，均衡劳工标准也稳定提高至y〃。

       运用前面提及的产品价值和产品成本函数进行数理分析：

      

      

       由上面数理分析可以看出，当考虑劳工标准认证的外部性时，其效率型和规模型正外部性会对供应商最后均衡劳工标准及收益产生正向影响。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劳工标准认证信号可以了解到，较好做到相关认证会通过一定的社会机制及微观个体的作用正反馈于供应商。就一定时期而言，这种正外部性两个方面会较稳定，即上面提及的A(y)和B(y)为常数时的情形。这也较符合现实，消费者高度认可认证企业，也愿意多付出一定货币用以补偿企业的社会支出，且在一定时期额外支付较为稳定；而从长远来看，消费者为了“激励”认证企业，用以补偿企业的社会支出而支付的额外货币通常较为不固定，也就是理论分析中的A'(y)和B'(y)不为零时的情形。就这一点来看，相比规模外部性，效率外部性体现更为明显、直接。

       总体而言，无论是既定时期外部性稳定效应，还是长期的随着劳工标准逐渐提高的激励性变动，都会对供应商最后均衡劳工标准及收益带来较多正向影响。理性的认证商要认识到劳工认证的最初入场券作用及相关正外部性影响，首先要做好企业劳工认证工作，实实在在提高企业员工的待遇及工作条件；同时更要承担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利他性”也会通过员工的内在工作积极性和舆论的声誉机制反哺认证商。政府和相关检验机构更要严格把控检验的各个环节，平时不定期检查监督，避免生产商“明认证”、“暗分包”于二级供应商(“血汗工厂”)的机会主义行为。让更多企业参与提高标准，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及时升级产品技术，目的是让产品的信号被更多采购商和消费者所接受。

       五、结论

       劳工标准借助于贸易平台移植到中国，这种近乎“外部命令式”劳工认证对中国一些认证企业的劳工条件改善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就细节而言，其影响目前还较为有限。本文从微观视角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移植的不同特征及原因，同时考虑到劳工标准的外部性对最后均衡劳工标准及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更多风险规避的认证企业为提高净剩余尽可能向低标准靠近，当供应商从风险规避转为风险中性时，较之风险规避时会支付较少的代理成本，最后均衡劳工标准也较高。当考虑到劳工标准的外部性时，劳工标准又会通过其效率和规模途径反哺认证企业，从而更进一步提高供应商均衡劳工标准及其收益。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以劳工标准移植为契机，风险中性对待劳工标准认证，在原始资本累积的同时，更多地把工人的劳工条件和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主动植根于企业整体规划中。更多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工人积极性提高，社会认可度提高，无论是对产品质量和同行业竞争都会产生正效应。同时通过劳工标准的效率型和规模型外部性作用，促使产品的品牌为更多消费者和采购商接受，对长远的竞争和市场的发展有良性促进作用。总而言之，分离均衡的高劳工标准无论是作为信号还是作为反哺认证企业的声誉都会从正反两方面给认证企业带来更多更长远的收益。

       注释：

       ①数据来源网址：http：//www.saasaccreditation.org/certfacilitie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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