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文化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方向论文,视角论文,出路论文,困境论文,农村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教育在我国现代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纲要》)全文累计出现“农村”达40次，足以说明农村教育的重要意义。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定位是关系农村教育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尽管近年来学者已基于不同视角和立场提出各自的见解，但是该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甚至已逐渐成为农村教育研究难点。长此以往，我们或许很难达到《纲要》提出的在2020年之前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农村教育得到加强”等目标，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农村教育要走向何方。本文尝试从文化的视角，在对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路向进行历时分析的基础上，共时地聚焦于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自觉道路。
一、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路向
对于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走向的文化选择，不少研究者和实践者已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在寻求农村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无论秉承何种观点、基于何种立场，都已构成我国农村教育史上重要的“文化资本”。笔者认为关于我国农村教育发展走向的观点主要有两种：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
1.农村教育发展乡土化
所谓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是指农村教育的发展务必凸显农村文化特色，发扬农村文化传统，在教育的课程设置、学校管理、教学组织等各方面要依据农村特有的文化来安排，从而使农村教育保持农村化，使农村教育更像农村教育。
我国近代农村教育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等研究者在进行乡村教育理论探索时，认为要通过农民教育来改造农民的各种愚昧贫穷的缺点，革新农村落后衰败的面貌，从而走出一条解救当代中国的道路。其中梁漱溟的思想尤其具有明显的农村教育乡土化倾向。他立足整个中国文化来思考农村教育，在求解“中国问题症结”时断定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而是文化失调。①基于此，他认为乡村学校的学习内容应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校共有的课程；另一类是各学校根据自身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的课程，如匪患严重的乡村，可成立农民自卫武装组织，进行自卫训练，以维护地方安全；产棉地区，可组织农民学习植棉技术，建立运销合作社，等等。总之，乡农学校的所有教育内容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密切适合农村生产、生活需要。②这说明乡村学校的教育内容应该来自于乡村，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源才是乡村教育的生存土壤和精神食粮。原因何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道德和理性的根在乡村，要保存中国文化的传统就必须从乡村入手，而理性的胚芽可以、也只能在乡村慢慢培养起来。③由此可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具有明显的“乡土化”倾向。与其同时代的陶行知也有着相似看法，如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④他指出农村教育不应该学习城市中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应该教化农民应有的农村文化素养，形成具有农村特色的淳朴民风，否则对农村的发展有害无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城镇化建设，乡土和乡土文化逐渐远离了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乡村多了一些“城市”的标志，却少了一些“乡土”的痕迹。有研究者对此颇为痛心，因为乡土地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就存在着的许多合理的文化因素，有着对于乡村生活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⑤所以，农村文化应该成为农村教育的重要资源，这些“合理的”优良传统文化是值得学习和推崇的。尤其是目睹到现在农村遭受“自然生态衰败”、“人际生态塌陷”和“文化生态更是破陋不堪”之殇，更让人殷切期盼乡土文化的“回归”，而这种期盼的实现能够引领处于“重灾区”的乡村教育走出沙漠。
农村教育要基于农村特有的乡土文化环境，遵循农村发展的需要和特点，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当前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和必要，农村教育是否能够或者有无必要做到“守身如玉”？正如一位教育研究者所言，对于那些猛烈批评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生活的人，实际上他们预设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前提：即农村可以脱离城市而独立存在和发展。⑥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换言之，农村教育要走纯粹的乡土化道路略显勉强，更像农村的农村教育也并不一定是农村教育发展的未来。那么农村教育是否应该走向城市化？
2.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
所谓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是指农村教育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应顺应现代化发展的潮流，遮蔽农村教育的文化熏陶，以先进的城市文化作为农村教育发展的向导，以先进的城市教育作为农村教育追逐的榜样，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组织等各方面要以城市教育为标准，从而使得农村教育逐步城市化，以至最终实现农村教育城市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是基本上可以用愚、贫、弱、私四个字来概括。⑦并且，根据这四个问题，他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从具体措施来看，虽然大多也是根据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农村生产着手进行，但是它在“乡村教育制度”、“卫生保健制度”以及“公民教育”等很多方面，多是来自或者借鉴城市教育中的经验和成果，具有比较明显地城乡居民的比较性和基于此的追赶心理。因此，晏阳初的农村教育思想已经逐渐凸显了城市教育文化的“指导”意义，具有了较为隐蔽的农村教育城市化倾向。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中城市主义价值取向的出现，在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中实际上坚持一种“以城市为中心，先城市后农村”的城本主义价值取向。⑧如果说晏阳初的教育思想还代表着农村教育城市化的“萌芽”，那么此时农村教育城市化倾向已经“茁壮成长”。在城本主义价值取向背景下，出现了诸多“理所应当”的现象，如城市中的学校尤其是城市中的“重点”学校和“示范”学校，无论在学校硬件设施还是在学校管理理念和方式、教育质量等方面较之于农村学校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基于落后学习先进的思想，就逐步形成了农村教育向城市教育努力靠拢的潮流，城市教育自然成了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导航”。例如，在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方面，乡土文化就基本处于课程设计和选择的边缘地带。新课改在全面推广之前虽在38个国家级课改实验区进行试验，但其中只有6个设在县市，而且大多在县市的城镇学校，真正在农村学校试验的几乎没有；同时新教材的编写者也主要来自大学和中心城市的专家及特级教师，他们缺乏农村教育体验。⑨这种明显的城本主义课程编制的后果就是农村教育越来越远离乡土文化，城市化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唯一可能性。
然而，农村文化的强制割裂会让我们面对更加严肃的问题：农村教育的特色何在？农村优良的传统文化何以传承？农村教育发展的未来路向何方？在众多嗫嚅的回答中，或许已经证明了农村教育城市化道路也并非康庄大道。
二、农村教育发展陷入文化“内卷化”
事实上，城市化或乡土化两种文化取向在我国农村教育实践中均客观存在。然而，关于农村教育路在何方的问题至今没有让人满意的答案。问题没有答案并不表明人们没有思考，而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仍然没有答案就容易愈加困惑，以至最终深陷于文化选择的“内卷化”之中。尽管内卷化的含义不断发展和变化，到如今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甚至由此产生出了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⑩然而，它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在历史学、文化学领域，仍然有着内在的契合性。(11)所谓“内卷化”是指某种意识、制度或者现象保持原有方式无休止的内旋，并且一直没有实质的发展和进步。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选择困境就体现了“内卷化”的特征。教育研究者和决策者处在城市化和乡土化的交叉路口，不知哪一种才是“应然”的农村教育发展道路，哪一种更能促使农村教育得到健康发展，此时“内卷化”所引起的痛苦和焦虑油然而生。
在农村教育中最大限度的减轻痛苦，甚至还有可能完全消除痛苦，我们应对此保持乐观态度，(12)其中沿着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来寻找答案或许是一种“柳暗花明”的思维方式。在文化模式的评价上一般存在着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两种倾向，其中文化中心主义是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常有一种倾向，常易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是优于其他人的，他将本民族、本群体的文化模式当作中心和标准，以此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常常敌视和怀疑为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化模式。(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选择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乡土文化中心主义和城市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它的主要特点是文化认同比较单一，非此即彼，典型的笛卡尔式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不可否认，城市地区在经济发展、政治环境、公共交通以及生活设施上与农村相比有着天然的优越性，城市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现代化发展的方向，甚至有人认为农村的现代化必然依赖于城市的现代化。然而，农村所特有的乡土风情、传统民俗、善良淳朴以及睦邻友好也是现代都市所“遗忘”的，现代城市市民在生活间隙也渴望站在乡间的田野上，去感受空气中弥漫的泥土气息。因此，所谓的城市化和乡土化都略显武断，这种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是自我的、割裂的、独断的。分析至此，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摆脱“内卷化”的曙光。
三、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出路
在思考农村教育发展的选择中，本研究认为应该运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即把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来对待，它们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并非彼此排斥甚至相互敌对。系统化的思维方式要求农村教育的发展应该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由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提出之后，在国内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化自觉的大讨论。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4)由此可见，自主、自知之明是文化自觉的关键词。虽然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源于宏观的“东西文化”、“民族文化”的比较，较少涉及“群体文化”和“城乡文化”，但是当研究者处于城乡教育两种具有明显差异文化的情景中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时，文化自觉理论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首先，文化自觉要求全面认识城乡文化差异。做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分别体现了城乡地区独特的人文风情和传统习惯，但是它们之间没有优良中差的等级之别、也无贫富贵贱之分，不同文化的交融是促使社会变迁和进步的重要方式。对农村地区而言，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它的贫穷落后、小农意识、功利主义等缺憾，也要看到从中体现出的善良淳朴、乐于助人、为人敦厚、生活节俭等优良传统习惯。同样，在城市浮华的表象背后，我们也能窥探到些许尖酸刻薄、冷漠无情、拜金主义。于此，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在农村教育中不仅要熟悉乡土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而且还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城市文化全貌；不仅要了解乡土文化的传统优势，而且还要正视和暴露存在于其内部的局限性，即充分认识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以及农村文化内部的文化差异，这是文化自觉理应迈出的第一步。此外，在全球化的格局下，维持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这世界如果最后被一种文化同质化了，有什么意思呢？何况中国是一个有能力维持这种多样性的国家。(15)不仅我国有能力维持这种多样性，我国的农村也有能力和责任来维护“文化多样性”，杜绝各种不同形式的“化”，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气魄、精神和胸怀。
其次，文化自觉凸显文化自主选择。在当下农村教育发展中，关注城乡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是农村教育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以世纪初的教育课程改革为例，农村学校的课程教学在新课程的理念指导下，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其一，看似取得“巨大改观”，但是这极有可能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当评课专家离开校园之后，课堂往往还是回位到了之前的“正常”教学模式状态，他们并不接受城市文化的这番“美意”；其二，完全照搬城市教育改革的模式，各方面以向城市教育靠拢为目的，然城市与农村毕竟有别，最终遗憾地留下邯郸学步的下场。以上哪一种结果都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但是它们均客观存在。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在全面认识城乡文化的基础上，在城乡文化中选择符合学校教育发展规律的合理性因素，摒弃落后的障碍性因素，并积极地进行文化创新，选择一条“综合性”的文化道路。然而，文化自觉也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需要深刻认识“我者”的文化，理解周遭的“他者”的文化，并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最终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6)能够认识“我者”文化和“他者”文化本就不易，再在其基础上进行文化的抉择，择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更难上加难了，但是只有如此农村教育才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才能真正走向文化自觉的道路。
第三，文化自觉体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价值诉求。近几年我国为解决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进行着不断的努力，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正式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的发展目标。基于此，《纲要》明确提出了“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的教育发展目标。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有研究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制度研究和体系建构探索。(17)至此，城乡教育一体化不仅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基本诉求，而且也寄托着社会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共同希望。然而，教育制度建设也许能够使政府为城市和乡村提供同等质量的教育服务，却不能消除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文化鸿沟，不能破解深刻积淀在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心理壁垒。(18)如果城乡之间没有一种动态性的文化互动和互惠，没有形成一种良性的文化沟通机制，没有对文化自觉的“觉解”，城乡教育一体化极有可能会逐渐演变为一个没有精神内核的制度空壳。
当再次立于农村教育的边上，重新整理之前的思路：农村文化从哪里来？城市文化会为农村带来什么结果？它们对于农村有哪些意义？它们将把农村带到哪里去？……或许当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了“文化自觉”之旅，在这个充满哲学思考和教育关怀的旅途中，农村教育的发展也就会逐渐走向美好未来。
注释：
①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4页。
②③⑦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1、454页。
④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陶行知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5页。
⑤刘铁芳：《乡土的逃离与回归》，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⑥张济洲：《“离农”？“为农”？——农村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出路》，《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⑧邬志辉、马青：《中国农村教育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⑨马建生、王勇：《新课程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教育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⑩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1)范志海：《论中国制度创新中的“内卷化”问题》，《社会》2004年第4期。
(12)陈坚：《延续的痛苦——身体社会学境遇中的农村教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50页。
(13)郑航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14)(16)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第3期。
(15)张春田：《王汎森教授访谈录》，《书屋》2009年第2期。
(17)褚宏启：《城乡教育一体化：体系重构与制度创新——中国教育二元结构及其破解》，《教育研究》2009年第11期。
(18)魏峰：《城乡教育一体化：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复旦教育论坛》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