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文学新生代追求：从生活层面或理想层面走近士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层面论文,军旅论文,新生代论文,士兵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初，《昆仑》接连推出了几篇新人新作：涛涛的《寻找驳壳枪》、吴勇的《承受与回避》、温民的《夏日喜雨》、王寿龙的《满斗》等。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年龄层次上看，他们是绝对的“新生代”。同“知青族”等其它代人相比，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都还没有完整的“代”的意义，但无论从价值追求还是表现形态上看，他们都有了迥异于以往几代人的“新”的品格特征，特别在军事生活以及军事文学中，这些年轻军旅文学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就更具有“新生代”的意味。这些年轻作者生活在现实军营，对军旅生活有着真切的理解和感受，他们作品中的艺术表现手法比较直观单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内容层次的覆盖，使作品所表现的军营生活和士兵形象非常接近现实，从而也容易产生真实可信的阅读效果。从艺术水平上看，这些作品尽管还不成熟，但却凭着年轻作者特有的时代和青春锐气，凭着对现实军旅生活和当代军人理想最直言无讳、最淋漓尽致的描写，给正在徘徊的军事文学探索之路，注入了新的启迪。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昆仑》才不失时机而又有艺术胆识地把他们推行上了前台，让这些新生代军旅小说对军事文学创作的冲击变成可能。有这么一些年轻人写这么一些风格的军旅小说，可能不是今年才开始的，但在国内大型文学刊物中隆重刊出（每篇小说发表都配有评论），而且又专门召开了作品研讨会，足以看出这一新的文学现象已经开始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一定意义上，这些小说对于一种成熟的文学风格样式有探索，仅仅是个开始，没有形成独擎旗帜的规模，但从已发表的几篇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不同于以往军旅文学的、散发着现代军营生活气息的鲜明特色。
新生代军旅小说的内容取向：毫不掩饰地再现现实军营
文学创作之于再现生活，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件不容易的事。在军事文学创作领域中，之所以出现作品与生活的脱节现象，主要原因是因为作家和军营生活的错位。以前的军事文学作家几乎终日战斗生活在军营和战友中间，他们无论从情感脉搏和文学视野，都与他们眼前的生活和身边的战友息息相关。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初始，不是自己主动去感受生活，而是火热沸腾的生活在感化他们，在逼迫他们拿起笔，把身边的人和事写出来。但现在的情况是，真正生活在基层的作家日趋减少，一些作家只是凭着以前的生活经历，写他们比较熟悉的军营。但现实的军营是怎么回事，新一代的士兵是什么样子，他们知之甚微。没有原始的感情基础和生活经历，通过深入生活多少可以改变些他们对新生活的陌生，但要真正读懂现实军营生活、真正读懂新一代士兵，就相当困难。于是，一些军旅文学作品，即使是评论界叫好的作品，也难以经得住战士的检验，战士对一些可以称得上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的评价往往是，写得挺动人，但就是离我们太远，仅仅像听一个故事，无法兴奋和激动。这些来自部队基层的声音，对一些痴心不改、埋头致志于军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可能不啻是个打击，但不从生活出发的创作，结果只能是这样严酷无情。从道理上讲，军队的作家应该出身于普通的士兵，过去的许多作家都有过普通一兵的经历。现在生活在军营的官兵之所以拿起笔来写自己的日趋减少，是因为有文学爱好的人在日趋减少。文学发展到今天让许多人看起来比较玄，技术操作离自己远不说，就是内容也似天方夜谭，自己在现实中难有幸遇到。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文学与自己无关的思想在今日军营的士兵中比较盛行，这无疑使军事文学的创作丧失了必要的群众基础。而一小部分津津乐道于军事文学创作的人，一则没有基础，写作功力不够；二则受现在社会价值选择的影响，近功利求实惠，对默默无闻埋头爬格子，有兴趣没恒心。在军营搞新闻，就比搞文学实惠，不仅立功受奖有份，而且容易搞出名堂，容易提干、转志愿兵。在部队，大部分想搞文学的人必须兼搞新闻，以新闻中的成绩来争取搞文学的条件，因此，在军事文学创作领域中，就形成了写这部分生活的人没有这段生活的经历，而有这段生活经历的人却没有去写的局面，由此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因为缺少新军旅生活的代言人，而使现实生活这部分暗淡起来。因为创作比较活跃的作家多是五十年代出生甚至更早，而使战争历史题材和农家军歌的内容凸现出来。
不仅如此，军事文学创作观念对题材局面的形成也有影响。长期以来，只要一提及军事文学，首先想到的是战争，即使不去直接表现战争，也是那些特殊年代或特殊事件中有战争意味的内容比较吸引作者，而军事生活中那些平平常常的生活琐事则被拒之门外，因为写了这些，弄不好就会有影响部队战斗力之嫌。在这种理论旗帜下，一些比较了解现实军营生活的作家也只好忍痛割爱。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一些评论家焦虑呼吁：军事文学不能长期埋头于历史之中，因为新一代军人也要从文学领地中听到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和平持续一定时间后，军人在社会环境的变革中所表现出来的心态和品格的改换，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命期冀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等，都意味着军队正在面临着新的重大历史转型，如果这些内容在军事文学创作中得不到表现，岂不憾哉！
而新生代军旅小说所写及的人物和内容，与以往的军事文学则有明显不同。
《寻找驳壳枪》描写少尉排长林春和痴迷习武，因为没有合适的条件，他壮志难酬，但仍痴心无悔，甚至到精神错乱的地步。这个故事虽有所夸张，但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军人职业无限忠诚的可贵精神以及社会环境对于军人敬业追求的耗磨，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承受与回避》描写军校学员戈扬在非军人角色向军人角色转变过程中所迈出的坚定而悲壮的心灵脚步，特别通过对忠诚军人职业就必须割舍爱情等生命自然韵味的描写，更凸现出军人牺牲奉献的可贵。
《夏日喜雨》描写非作战部队战士文庭轩对军营日常内容麻木不仁，对生活享受层面的青春诱惑则不甘寂寞，表现了今日从军之路对于本体意识的容易丧失，对于非军人的艰难，又说明当今军营缺乏真正的“兵营”味道。
《满斗》描写了个人功利目的极强的战士满斗为实现个人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奋斗”经历。满斗的努力在现在社会的其它行业中可能比较容易达到个人目的，但在军营这样做，却会与军人的职业品格越来越遥远，不管他个人目的达到与否，他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士兵。
这些小说的内容，都是毫不掩饰的、“兵”味十足的军营生活，凡是有过现在军旅经历的人，都会对作品再现军营生活的真切而叫好。而在一些人看来不值得一写的东西，在涛涛等新生代军旅作者的笔下却有了比较吸引和感动读者的表达效果，一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学观念（更多的是潜意识中的而不是理论意义上的）的自信，他们的创作可以说大胆无畏，甚至可能不顾及理论提倡写什么，或实际中已经写了什么，而是就写自己想写的，写自己绝对熟悉的。二是他们对这些生活了如指掌，甚至有些就是他们自己的经历，生活本身就很感人，根本用不着加工。三是他们还没有清醒或条理到应该怎样写的地步，完全没有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的约束，这倒是少了条条框框，可能不那么受看，但却绝对的“原汁原味”。由于这些取材方法（更多的不是理论上的想法而是行动上的自觉），使他们的小说自然而然地接近了现实的军营和士兵。
非常可贵的是，这些年轻作者的创作中追求对生活的逼近，但并不钟情于对平庸琐细的生活内容的罗列，也不青睐于以阴郁灰暗的眼光评判生活，而是有着积极的理想和追求。在新生代军旅文学作者的笔下，新一代军人与以往的军人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们身上表现出多样化的个性色彩，而缺少过去的军人由历史痕迹雕琢出来的群体意识，能够集中到一起的，就是他们对崇高的理想和实惠的现实的双重追求。
人物形象的时代特质：对生活或理想的非功利追求
表面上看，现在的青年走进军营，远不像他们的祖辈和父辈们那样有着明显的目的，但通过近几年到部队和士兵的接触与交谈，仍然可以从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的回答中，看到绝大多数士兵从军的真正目的：寻找驳壳枪。许多士兵在回忆当兵之路时，都会讲述出他们小时候的绿色梦想，或者讲述因为羡慕自己所接触过的士兵而走入军人方阵。由此可见，不管表现出来的成份有多少，男孩子那种尚武的情结是与生俱在的，只不过有的士兵的尚武之火是到部队之后才被激燃起来的。军营是升腾尚武理想的地方，只要穿上绿军装，与军营为伍，就难以拒绝这种与军人生命不可分割的尚武情结的生长。
但事实上，这种尚武情结的宣泄，在军营的某些阶段并不一定十分顺畅，不管入伍前的尚武理想多么虔诚，战士在走入军营之后，都将经受新的考验。如果对军营的幻想少，现实就容易让他们接受，如果过分编织军营的花环，那现实对理想的打击则会让他们痛苦不堪。他们的理想通道，在远离战争之后并不通畅。战争时期有尚武的环境，士兵的尚武情结也比较容易释放，没有了战争，一切便复杂起来，甚至连拥有一杆枪的最起码要求也难以实现。在当今中国军队里，当兵没摸过枪的是极少数，但不能终日与枪为伴的却是多数，这对于梦寐以求奔着它来的士兵来说，无疑是理想道路上的晴天霹雳，能够接受军人没有枪的事实，毕竟比较痛苦。
在上述四篇小说的主人公里，《夏日喜雨》中的文庭轩可以说是对军营本体生活看得较轻的，但他对没有枪的军人生活还是耿耿于怀。文中有这么两段：
“文庭轩喜欢同这些来自空军所属各兵种的病号打交道，因为他喜欢听他们讲一些他从未经历过的真正的军营生活的趣闻轶事，哪怕是些很普通的事情。”
“三个老兵很可能将留一位超期服役，这话引起了三个老家伙的惶恐……文庭轩也怕被留下，这种穿着军装，一年四季摸不着枪的兵，他早当得厌倦了。”
走当兵这条路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没有枪的军人生活，却是大多数士兵特别难以忍受但又必须面对的现实。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尽义务、做奉献的服务意识宣扬得比较多，而对军之根本——尚武观念则没有从根本上重视起来，这使许多士兵大惑不解，但也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调整自己来面对没有枪的军人生活。在这种适应中，除少数士兵不顾这远离理想的环境而执迷不悟地苦苦追求外（《寻找驳壳枪》中的林春和可以算是一个，但他身上更多的意义在于军人在现在社会条件下矢志尚武的艰难和悲壮，而不完全在于树立起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实事求是地讲，像林春和这样的人物，在现实军营中是比较少见的），多数士兵曾经幻想通过考军校或直接提干，而使自己真正进入尚武的轨道，但能够最终实现这个理想的毕竟是少数。尚武理想，对于大多数士兵来说，既挥洒不去，又实现不了，所以，只能通过与尚武密切相关的名誉追求来释放心中的情结。于是，入党、立功受奖、评优秀士兵等荣誉旗帜又在士兵们的心目中高高飘扬起来，尽管这些追求，在今天的社会，并不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特别直接的意义。从表面上看，士兵要生活在军营，就不会对周围的事情哪怕是纯形式上的东西熟视无睹，而必然倾注一定的精力，以此同别人一样得到所应有的，但深层次里，他们却把荣誉的追求和向往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之所以这样，首先因为他们从军没有功利性，除了尚武是发自内心的本质追求外，其它一切由当兵可以得来的功利目的都不十分明显，虽然他们也会追求一些表面的东西，但对于成败并不特别看重。以满斗为例，他相对而言比较关注表面的事情，但当这些没有实现时，他也没有表现出过去年代军人那种政治追求（入党）和职业追求（提干）失败后的精神崩溃，他很快就从这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这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这些目的并不是决定自身命运的关键，所以，显得既茫然，又无所谓。其次因为，周围环境的使然，军营里，官兵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追求，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种精神的环境和气氛，尽管他们对荣誉的真正价值并不看得特别重，但只要有条件，他们仍要倾注一定的努力去追求，这在文庭轩身上表现比较明显。
新一代士兵之所以对理想的追求既投入又潇洒，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看，由于战争以及与战争相关的一切的久远，使之由军事生活燃烧起来的精神难现往日辉煌，尚武便失去了相当的吸引力，而现实中那些诱人的生活享受也在频频向他们招手。这使他们的尚武追求有了退路。从主观上看，新一代军人的生命追求一直是在事业和生活中左右穿梭。在老一代军人身上，事业和生活经常融合在一起，生活本身不具备特别的独立意义，常常被事业所淹没，新一代军人则在这两者之间周旋得比较多。由个体军人对两者位置的认识不同，决定了整个军营生活的丰富多彩。林春和只要事业不要生活；文庭轩对生活看得比较重，对事业看得比较轻；戈扬想兼顾两者，但一定程度上还是牺牲了生活；满斗两都都不愿丢，但到头来两者都没有得到。由对待事业和生活的态度，决定了他们为之奋斗方式的千差万别，有林春和的执迷不悟，也有文庭轩的逍遥自在，有戈扬的疲于周旋，也有满斗的误入歧途。但不管怎样，即使在和平时期，军人仍是以牺牲生活来成就事业，与老一代军人不同的是，如果事业没有着落，他们还是比较青睐生活。
军人角色转变的艰难历程：对自我品格和社会环境的双重考验
军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题材，之所以在众多的文学样式中占据重要位置，主要原因在于它通过对军事生活中人物命运的描写而帮助人们认识生命代价的宝贵，在军事生活中特别是在战争状态下，这种为了民族和集团的利益、为了军事原则和纪律的约束、为了信仰和荣誉的纯洁而牺牲生命、牺牲自我的无私与悲壮，让读者读到了人的精神之强大。一定程度上，战争可以使这激发精神的内容，变得更加悲壮有力。和平时期，虽然军事生活对于生命的直接威胁相对减少，但不可忽视的参照系却是，和平时期非军人生活选择的天地更为宽广，内容更为丰富，这使本可以享受和平生活的人，在选择从军之路后，相对的牺牲和付出更多了一些。从而，也使军人角色的转变之路倍加艰难。
军人与非军人之间的角色价值距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选择对军人职业品格的取舍。当战争远离社会，不再成为唯一凝聚人们目光的危险时，军人价值与社会选择的功利意义就变得遥远，军人与非军人之间的价值距离就会加大。如果不能够亲自走进军人方阵，用身心去感受角色转变的心灵脚步，就难以洞察出军人与非军人之间角色价值的真正距离。地方青年当兵入伍，几年后又复员退伍，似乎表面的故事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心灵的历程却走出了很远。在小说《承受与回避》中，吴勇之所以让自己的主人公遭遇爱情，是因为爱情最能集中、最有说服力地表现军人与非军人之间的角色冲突，最能表现角色转变中原始欲望与社会规范、本我与超我的顺从与反抗、承受与回避。唯有走过爱情的漩涡，才能真正咀嚼到人性受到压抑与张扬的生命体验。战士谈恋爱，可以说是当今军营最难以容忍也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战士在恋爱中所表现出的自然生命的强盛和自由享乐的陶醉，可以中断甚至毁灭他最终对于军人角色的确立。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却是生命岁月中彼此最有吸引力的季节。
面对爱情与纪律，谁也难以分出他们对战士影响力量的高低，因为战胜纪律拥抱爱情与拒绝爱情忠诚纪律，同样需要非凡的信心和勇气。戈扬也一样，当他走进军营，走进爱情的同时，也就走进了两者的夹击之下。他忠诚纪律，也向往爱情，他能够承受白天摸爬滚打的疲劳痛苦，却无力回避黑夜的肉体呼唤和生命回恨。他呼唤爱情，更崇尚纪律，在与女通信兵胡娜的相识、相思直至相爱中，纪律的观念时刻占据着戈扬的心，之所以和胡娜在相识相知里仍扮演着陌生人的角色，是因为他时刻想到纵情跳跃会面临自身毁灭的危险。戈扬不会因为自己本我的张扬、人格的完善而失落理想，他宁愿在白天的逃离、黑夜的回归中痛苦，宁愿经受本我和超我交战的摧残，而不去铤而走险。这种对于职业的忠诚、对于爱情的向往，便使他同时承受着违背纪律的职业良心上的痛苦和拒绝爱情的生命欲望上的痛苦，他的人格在分裂中重新组合，爱情生活也无法淋漓尽致，他接近爱情目标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接近目标后的危险，而不是接近目标以后的激动的快乐，甚至当他和胡娜即将达到情感高潮时，也最终无力完成。非常可贵的是，不管是多么旺盛的生命欲望被压抑，不管是多么美好的生命渴望被泯灭，戈扬身上所表现出的对于军人职业的信仰和向往都没有倒下。戈扬对职业越忠诚，对爱情越向往，就越要承受双重力量的折磨和压迫。这种关于生命欲望和职业规范激烈对峙的出色描写，不仅对军人角色确立中回归生命的压抑和忠诚职业的艰难做了深层面的揭示，同时也对军人战胜角色转变及确立过程中各种生命诱惑的牺牲奉献精神做了深层面的开拓。
军人在忠诚事业的过程中，除角色确立与生命欲望等自我品格的对峙外，职业追求与社会环境的矛盾也是必须正视的。小说《寻找驳壳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现在的年轻读者在读一些传统的军事文学作品时，常常感到那些作品中的军人形象可以使人钦佩，但很难使人激动，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环境，无论作品传达得多么逼真，都难以让人完全认同。相反，在读《寻找驳壳枪》等描写现实军营生活的作品时却容易感到兴奋和激动，因为其中的主人公和其处身的环境，距离今天更近，更易引发联想和思索，读者对今天这个社会环境以及这个社会环境对于军人的影响有着深切的认识。《寻找驳壳枪》中的主人公林春和对于军人职业的忠诚与追求，确是与传统军人形象有所不同。作品写到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军人的敬业精神、牺牲奉献精神受到冷落，写到了和平时期生活对于向往做一名真正军人的一代人的消磨。林春和的寻找、追求，既是刻骨铭心的，又是付出代价的，选择做一名军人在现代社会状况下所面临的艰难挑战，在作品中表现得真切而深刻。林春和身上所体现出的职业意识和老一代军人不同，战争年代的人之所以选择从军是在寻求自身解放，因为他们不从军，等待他们的就是生存的危机，这种选择是不由自主的。五、六十年代的人选择军人职业，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没有别的路比这更能使他们实现理想。而当今这个时代的人走这条路，却不是为了生存，因为同其它职业相比，军人并不是最好的，这种选择是出于对军人职业的真正向往，是军人本体意识的回归。说起来也怪，在战火硝烟中生死奔波、在局势紧张时张弓待命的军人缺乏应有的军人意识。而远离战争、可以从容不迫地咀嚼军人滋味的军人却有了这种意识。林春和不是农村兵，不是为饭碗、为逃离土地而寻求出路，他执著于一种纯粹的军人精神，痴迷于一种纯粹的军人情怀。这是非功利意义的军人本体意识的回归。林春和英雄无用武之地，与他身处的时代环境有很大关系，不仅没有同样命运的人不理解他，就连曾经当过兵有过将军梦的聂小星也不能理解他。这不是夸张，社会上流行过“傻大兵”的说法，人们也不是认为当兵的就真傻，而是认为这个时代当兵不合“时宜”。在初次面对《寻找驳壳枪》时，有的军队文学评论家认为林春和的形象不好理解，担心不会为读者接受，这说明他们心中也存在“时宜”观，连这些忠诚军队、忠诚军事文学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足以说明，真正选择军人职业的艰难性。
在《寻找驳壳枪》里，那段引文可以说是作者表现这个时代从深层次爱军尚武艰难的妙笔，引文的介入作为林春和精神错乱时的时空精神转换，两者同是紧张环境。进入“那边”状态，则是精神的亢奋和迸发，进入“这边”状态，则是精神的压抑和摧残，一个是淋漓尽致，一个是百般无奈。由此可见这个时代忠诚军人职业的艰难。对军人从军尚武社会因素的影响，《寻找驳壳枪》没有夸张，在小说《满斗》中，表现更是入木三分。而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报告文学《血情》对苏宁中校凝重的潇洒和悲壮的忠诚写得很有力，让每个面对他的人，让这个面对他的时代，既欢喜又沉重。苏宁中校的生命追求，符合社会主义道德水准，是人们理想价值的呼唤。但在时代生活中，苏宁中校理想化的人格却要受到严酷现实的折磨和伤害，这是发人深省的。
推出新生代军旅小说的时代意义：呼唤生活化和战斗化的重新回归
中国军事文学有过自己的辉煌，并几度成为某些时期的文学精品在文学上争得了自己的位置。但战争远离之后，军营以及以军营生活为内容的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有志军事文学创作的人们对于非战争军事文学的探索和追求，有过不同程度的闪光，但却难以成为一种类型一种可以在相当时期内立足的“准经典”被铭记下来。军事文学向哪里去，一直是文学界关注的话题，比较集中的认识是要文学尽可能离生活近些。作为文学，离生活远很难打动人，但作为军事文学，仅贴近生活还远远不够，它必须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军旅文学独立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战斗品格，是其最具生命魅力的闪耀点。军人的生存前提是战争，以描写军人生活为主要题材内容的军旅文学就更难以离开战争。一定程度上，和平时期军人的思维幅度较战争时期更为活跃和宽阔，然而，这里飞扬的非战斗意义甚至反战斗意义的韵律，却因背离军事原则，而被经常拒之于军事文学门外。因此，无论人们距离战争多远，军旅文学都难以挣脱“战场——英雄”模式的主宰，而必须拥有战斗品格。这种文学观念，一度为军旅文学带来辉煌，过去的优秀军旅文学作品无一不镌刻着这样的色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是军旅文学作者的体验领地，还是读者的情趣选择，都褪尽了硝烟战火，军旅文学在传统的号角下，想重整旗鼓，实在难现往日风采。军旅文学的境地非常尴尬，不走出孤独的战壕，读者死不认账，若丢下战斗大旗，自己也觉身心受辱。
军旅文学的战斗品格，成了两种文学观念论战的焦点，只有在这块高地上挽起手来，军旅文学才能争取到突围的出路。当我们在牢记战争又不冷落和平的信仰下，走进军旅文学神秘的题材大门时，我们发现，军旅文学的战斗品格实际上有两个层次，即内容层次的战斗性主题和效果层次的战斗性意义。传统的观念认为，军旅文学的主体内容，应该以军事生活为主，以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调，从正面反映军队的战斗生活，鼓舞官兵的革命斗志。这是军旅文学永恒的主题，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军旅文学这一内容选择几乎无可置疑地要继续发扬和光大。但关键在于，军旅文学在把观照视角投入“战场”、“英雄”的同时，不该忘记军旅生涯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简单机械的备战过程中度过，备战状态下军人的生命意义，失去了硝烟战火的残酷壮烈，多了鲜活真切的兵的呼吸，多了军人成长过程中的生命体验。对于军旅生涯来说，冲锋陷阵是战斗内容，引而不发也是战斗内容，一定意义上，军营日常生活的一招一式更能表现军人的思想深度和情感深度，所以，军旅文学在内容选择中，没有理由冷落普通平凡的军营日常生活。
从战斗意义上看，军旅文学肩负着提高士气的艰巨使命，作为一种武装集团的特殊集团利益，军旅文学理应维护军事原则的绝对尊严。但长期以来，军旅文学在禁区中作茧自缚的结果，绝不仅仅是军事原则的尊严所致，更主要的，是文学观念巧妙地扩张了这个美丽的借口，致使“左”的思潮指挥着军旅文学的方向。而每个集团成员也因特殊的集团约束，拒绝暴露自己的思想，自己划地为牢，人为地圈出了表现禁区，即使心灵的世界飞扬动荡，但现实的生活依然恬静平常。自觉地把思想行为置入军规之中，这本来是军人的职业需要，但军旅文学却夸张地迎合了这种思想，军旅文学概念化的人物描写与军人表面化的视观形象不期的吻合，给人一种认知上的错觉，以为军人就是没有思想，除了战场上冲锋陷阵，救灾中一马当先，别无可取。相反地，比较贴近军营现实生活的军旅文学，倒是让许多人大吃一惊，他们不禁要问，这是真正的军营吗？其实这何尝不是真正的军营呢？只不过军人沉默得太久，人们对他们的世界已觉变得非常陌生。
都是因为战斗品格走进了误区的战壕，军旅文学才失去了和现实军营的联系，如今，再也不能犹豫了。只要是军人曾经想过的，曾经做过的，都应该作为军人成长过程中的生命元素出现在军旅文学中。那种善意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现在的军人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军人，他们敢于跨越思想禁区，表现出很多个性色彩，那种朴真纯实的军旅文学不仅不会使他们的信念动摇，而且还能以联系紧密、可望可即的距离感，形成对他们成长道路的指导意义。军旅文学较之军人的思想空间来说，已经慢了许多拍，如果军人没有想到那么远，军旅文学超前了，可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而严酷的现实是，军旅文学落后了。
从新生代军旅小说中，我们无疑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景象，看到了另外一种士兵的形象。可以说，这些故事、这些人物都普通平常（林春和作为一种精神向往的人物除外），在过去的军事文学中，他们难以拥有自己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真实可信的人物，因为这些平常普通的故事，才使沉默已久的军事文学豁然洞开，使读者走进了真正的现实军营，结识了真正的当代士兵。
非常可贵的是，涛涛等新生代军旅作者，虽然不可避免地与同代人一样有着世纪末的青春浮躁，有着以自我作为行动的出发点的价值追求，但却没有玩世不恭或“跟着感觉走”，而是表现出了积极的人生追求。他们的作品讲究对生活的逼近，但却并不是那种无节制无逻辑的现实描摹，更不是那种无主题无意义的生活流水，而是通过讲述普通平常的、让人容易接近和理解的故事，来表现当代士兵的人生追求和尚武精神。
这种以描写纯军人情怀的小说，在涛涛之前，朱苏进已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取得较为瞩目的成绩，但两者的风格却是迥异的。
朱苏进作品的生活内容大体反映的都是文化革命期间的军旅生活，他笔下的人物以军官形象为主。这些军人对职业本身都有自己执著的追求，他们承受过不寻常年代的考验，对军营是怎么回事已经比较了解，因此也有一种更积极更成熟的尚武意识和尚武方式。他们非常痴情自己的事业，并且对成就事业可能出现的困难都有思想准备，能够做到以牺牲个人的生活来成全事业，但又能保护自己，他们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经验，虽有时踌躇徘徊，但对事业痴心不改，并且能够周旋于各种非军事因素的约束而最大可能地达到个人目的。
涛涛等新一代军旅小说作者则比较钟情于士兵形象（当然也会有下级军官，如少尉林春和），他们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戒备心地走上了战场，因而也就容易受伤，更容易转变。他们没有功利性，但也缺乏坚定性，对事业和生活都倾注一定的感情，有时会在两者之间周旋。从整体来看，这一代人没有特别突出的风格，但表现出色彩斑斓、个性多变的形态。他们有积极的人生追求，但脚下的路仍很漫长，如果没有社会条件和自身素质的保证，很难实现职业理想。涛涛笔下的这一代军人与朱苏进笔下的那一代军人相比，缺乏功利的诱引，也缺乏百折不挠的坚韧，显得不很成熟，但他们却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生活中的士兵，而朱苏进笔下的军人多少都有些理想化的色彩，他们是优秀的，但却常常是可望不可即的。
与同题材的军事文学相比，新生代军旅小说更具生活色彩，与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新写实小说相比，又多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多了这个时代更占主流的东西，因此，尽管涛涛他们这一代作者以及他们笔下的人物还不尽成熟，但他们却是一种方向，一种无论从生活上看还是文学上看，都必须经过或努力的方向。
以上的分析对新生代军旅文学肯定得多，这可能因为看到正处徘徊期的军事文学出现一丝希望后的清新和欣喜。但客观地讲，这些小说的出现，并不是说军事文学已经进入了新的成熟状态，而仅仅是有了一个好的道路的开端，值得人们关注，并可能会以此引出一个新景象来。
这一代军旅文学作者脚下的道路仍很漫长，因为他们的经历就像他们的主人公一样不成熟，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敏感和灵性，在军事文学向着社会化、心灵化、生活化和本体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并呈现出了新生代军旅文学的大模样，但还没有完全形成成熟的风格。客观地讲，如果不是《昆仑》的有识之士们帮助他们，他们可能还将被埋没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使读者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但事实上不管谁肯出多大的气力去努力帮助他们，他们脚下的路都必须自己走。
摆在他们面前的突出问题，一是他们的思想还不够成熟，他们仅仅是捕捉到军营生活中的一些原生态，至于这之中的一些深层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一代军人在忠诚职业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惑，但如何走出困惑，他们还没有思考，只是过多地把问题推到社会背景上，而没有对人本身的行为作出回答。
二是他们的文学技术还不成熟。表面上，他们的小说写法对于完成作品的主旨有相当的帮助，但他们的小说并没有太大的可读性。他们的作品，语言叙述方式并不十分流畅和通俗，由于过分注重情绪的宣泄，对情节的连贯则缺乏手段。他们不善于驾驭复杂格局，在单向情节中尚可透过雾幛看懂意思，对于复合情节则缺乏足够的把握，因此在整体布局上有时显得零乱。他们初上文学之路，大多从写诗开始，已经掌握一定的语言功夫，这本应给他们很大的帮助，但有时却因为过于考虑语言而使故事的表达变得复杂起来。他们对于小说文体的认识和掌握尚欠火候，要知道，任何事物的超越，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他们连传统的小说是怎么回事都不深知，就企图创造一个新小说的样式，那是完全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