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的有机农业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巴论文,有机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机农业在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得到重视，如今它已经被视为一项强大的国际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去替代传统的“绿色革命”农业模式。刚开始时这种“绿色革命”模式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业产出，但是不久它就暴露出它在环境、人类健康和农业生态系统方面的脆弱性和冒险性，而且没能给最贫闲的农民群体提供社会经济安全。如今的环境问题已经而且继续会带来全球性的影响，而且后果不可估量。世界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集中在了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全球现在对由工业化的农业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这些环境问题包括在我们很大部分的农业耕地上出现了土壤侵蚀、土地盐碱化和贫瘠化的现象，生物多样性大大丧失，森林被大面积砍伐，农村地区出现了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中包括出现了大量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
警钟已经被敲响，很多的国际性科学组织纷纷回应这些问题。其中《寂静的春天》(Carson,1962)、《我们被偷走的未来》(Colborn etal.,1996)和《世界性饥饿：12大迷思》(Lappe et al.,1998)三本书道出了过去两代人对这些环境问题的关心。这些书研究了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并用实例向我们说明了这种主导的农业模式给环境带来的后果。他们还介绍了另一条能够重新引导农业向更加生态的方向发展的道路。
古巴历史上有过很多对今天的有机农业运动起到重要作用的先驱者。他们当中有伟大的农业方面的思想家，如阿尔瓦罗·雷诺索(Alvaro Reynoso)、弗朗西斯科·弗里亚斯(Francisco de Frias)、弗朗西斯科·贾维尔·巴尔马赛达(Francisco Javier Balmaseda)、安托尼奥·莫拉雷斯(Antonio Bachiller y Morales)等，而且还包括了这份研究当中所提到的现代分析家。这些先驱者们是以自然主义者的身份写作的，他们建立了一套生态的农业传统模式，并通过他们宝贵的作品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了很重要的知识、概念和想法。
一、1990年前的古巴农业
（一）革命前
如果要了解古巴的有机农业运动和可持续农业的话，我们必须先要了解古巴农业的历史。在前哥伦比亚时代，原住民印第安人所采用的是早期的农业耕作模式，那就是在耕作的同时也进行狩猎和打鱼，以保证食物供应。古巴本土农业的开端通常被认为是在1511年，那是在西班牙殖民时期迭戈·委拉斯贵支(Diego Velazquez)发起第一次分地运动的时候。
皇族于1536年在名叫圣斯皮里图斯的小镇开始了占地运动，土地被国家收回并用作建设用地和国有耕地。而在16、17和18世纪的土地分配过程中则诞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农村土地所有者，同时导致古巴农民这一群体的产生。那时候大量非洲奴隶的输入则带来了甘蔗种植工业的兴起和扩展，这一工业的发展成为了古巴农业发展当中的一个关键点(Moreno-Fraginals,1978; Bergard et al.,1995)。这些非洲奴隶开始输入到古巴是在18世纪末，据估计数量超过了65万。原住民印第安人则在短时间内被残杀殆尽了，致使他们的耕作方法无迹可寻，但是他们的耕作方法融合了非洲奴隶的耕作方式和西班牙人从欧洲和美洲其他地方带来的技术。这些混合的耕作技术能因地制宜，创造出可持续的农业。这些技术的主要特征很多时候体现在对土壤的精心选择和正确使用，能根据当地气候安排播种日期、轮作和间作的应用，以及土壤天然的改良功能和有机肥料的使用等。
迄今为止，占用中小型土地的趋势持续了超过4个世纪，这一趋势特别是体现在农作物生产上。畜牧生产在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的时候是以大幅度占地为特点的，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分地运动的进行渐渐让位给中小型的多样种植的农场(Nova,1997)。
1862年，伯爵弗朗西斯科·弗里亚斯(Francisco de Frias y Jacob)曾说过：“古巴的交叉种植和作物轮作将会转变古巴土地退化的严峻局面，而这一局面是因为人们疏忽和贪心所造成的。”他的这番话透露了早期的农业生态思想。而像古巴的拉米罗·格拉(Ramiro Guerra)和费兰度·奥迪兹(Femando Ortiz)这些历史学家则精辟地回顾了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
在对抗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初期(1895～1898)，古巴有90700个运营的农场，而在战争末期则变成了60711个，平均面积为58公顷。面积小于13公顷的农场占了主要部分，约为全国农耕地面积的50%。超过135公顷的大农场则主要生产甘蔗和进行农畜业生产。甚至在种植甘蔗的农场，一些土地还被用作养牛以及林木、食品、水果和其他作物的生产(Nova,1997)。
在20世纪初，美国的干涉和大量资本涌入的同时，甘蔗业迈开了发展的步伐。这一发展特别是建立在大农场(Latifundios)的基础上，有时还会同时经营养牛业。结果，相比之下更加小型的、经营方式更多样的农场的面积和数量减少了。到1934年，古巴只剩下38130个中小型农场。伴随着大农场甘蔗种植的脚步，大规模的水稻种植也开始了。然而这些大农场大多数是由美国公司经营的，依照的都是所谓的“传统”或称为“现代”农业的原则。
1958年古巴仍有56%的人居住在农村地区，而且面临着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农村地区，仅仅9.4%的地主占据了73.3%的土地，而85%的农民则是在租用他们的土地。在大农场里有超过400万公顷的土地是无人耕种的，而20万农民则没有土地。农村地区的文盲率和婴儿死亡率都很高，卫生条件更是恶劣。在古巴稍稍超过600万人口的总人口中，失业人员达到60万；超过50万人当兼职的农业工人，一年仅能工作四个月。更大的问题是最好的耕地中有超过一半落入了外国农场主手里(Castro,1975)。
（二）革命时期的古巴农业
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全国土地依据1959和1963年的农业改革法被分配到了超过20万农民家庭中，70%的大农场则归为国有。同时古巴开始下努力发展教育、文化、健康和经济事业，建设城镇、高速公路和道路，并普及农村用电，另外在全国范围内开办健康服务、大专院校和科学中心。
古巴农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有：满足人口的粮食需求、创造出口收入、为工业提供原材料、消除贫困和改善农村地区的卫生环境。在改革前期提倡的是农业的多样性，强调的是一种与大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但随着时代的需求和发展趋势，这些农业的主张逐渐转向传统农业。这一转变的“蓝图”其实来源于一些工业国家的全球型战略，其中包括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虽然运用这一现代农业模式后的确对比之前来说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但是最后在经济、生态和社会方面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过度的专门化和密集化，以及种植模式单一；过分依赖于外部投入（肥料、杀虫剂、浓缩动物饲料、农机和灌溉设备）；森林大面积被砍伐；土地盐碱化和土壤被侵蚀，以及紧密度和肥沃性的丧失；不可持续的密集型工厂化农业系统，例如牛、猪、鸡的养殖生产；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1956年有56%的农村人口，1989年有28%，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却不足20%）。虽然如此，与其他的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不同，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上千的古巴农民没有因为破产而陷入到贫困中去，即使当时过分依赖外部投入的传统农业几乎都破产了。
这一时期有80%的国有土地和20%的私有土地，平均每年使用130万吨化肥，60万吨的浓缩饲料和价值8000万美元的杀虫剂。在古巴农业中使用的拖拉机的数量上升到了9万台，而耕牛的数目则消减到了不足10万头。在这一时期的前三十年里，古巴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手里获得了有利的贸易条件，这让古巴在农业上进行如此大量的投资成为可能(Funes et al.,1999)。
这一时期，小农们在各自土地上维持作物多样性和进行综合耕种，全国的小农组织成立了小农国家协会(ANAP)，很多小农还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CPAs)以及信贷和服务合作社(CCS)。由于小农们继续使用动物拉力和自觉实践生态农业科学，很多珍贵的农业耕作传统得以保存下来。他们的这种做法让他们能在可持续的前提下管理和经营他们的农场，并很少甚至不需要外部投入。
二、古巴农业近年来的变化
古巴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意识到了当时主导的农业模式带来的问题，于是开始做出一些改变。他们想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合理的农业系统，使用更少的输入，并能和当时的现状相适应。当时出台了政策要替代依赖进口的投入和原材料，旨在刺激各行业节约金融和材料，还把重点重新放在了增加收入和国内自足上面来。
另外，研究中心纷纷改变目标和战略，把焦点放在了更加合理、更具持续性的项目上面。这一时期有很多因素给古巴的农业经济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其中包括世界能源危机，进口燃料、肥料、浓缩饲料、杀虫剂以及其他产品的价格上升等。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如何代替依赖进口的农业投入方面的研究不断发展，这些方法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和推广(Funes,1997)。当时农业部(MINAG)拥有17个研究中心和38个实验站，其中有在各个领域方面的795名专家和168名博士；高等教育部(MES)有一个由各研究中心和高校联合而成的网络。通过农业部、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MINED)以及其他机构的不断研究努力，这一建立在20世纪60年代稳固的研究体系再次得到了加强。
三、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危机：古巴的“特殊时期”
1989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倒台和苏联的解体使古巴遭到了突如其来的严重危机。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上天并没有赐予古巴丰富的资本或是自足的能源。在1989年之前，古巴有超过85%的贸易都是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略多于10%是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古巴有三分之二的粮食、几乎全部的能源、80%的机器和零部件都依赖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这一次的危机使古巴的购买力下跌到原来的40%，能源进口减少到了三分之一、肥料进口减少到了25%、杀虫剂到了40%、动物浓缩饲料到了30%。所有的农业活动均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仅一年内价值80亿的贸易收入不翼而飞。1989～1993年，古巴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3美元下降到了10美元。进口也减少了75%，其中包括大部分的粮食、零部件、农业化学品和工业设备的进口。很多工厂被迫关闭，公共交通和电厂也只能维持最低的工作能力(Espinosa,1997)。当时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所谓的“现代的”工业化农业系统居然面临着一大挑战，那就是要在维持出口生产的情况下提高农业生产，然而当时外部投入的进口能力下降了超过50%。
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古巴政府实施了经济紧缩政策并做出了紧急的调整，如颁布了新的国家经济政策、开放外国投资、放宽了古巴人民持有美元的规定和允许颁发不同工业中的私人牌照，此外还进行了结构重组。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农业技术第一次得到了广泛性地实践。当时采取的各种措施包括：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结构进行国营农场部门的权力下放；分配土地以鼓励在全国不同地区种植生产不同的作物；减少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进行生物害虫控制剂和生物肥料的生产；动物拉力的重新使用；城市、家庭和社区耕作运动的宣传；在供求关系基础上成立农贸市场。
在这一特殊时期出台的农业政策旨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走向一种低外部投入的农业模式。但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更高层次的研究组织和农业发展结构，更好的信息流入以及少强调使用需要大量资本和能源的技术。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1992年美国通过了托里切利法案，禁止美国子公司向古巴输入粮食和进行药物补给。后来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又限制了在古巴的外国投资。这些法案在很多次的修订中得到了强调，大大加重了经济封锁的程度，愈显残酷和极端。
尽管如此，古巴还是在很多的社会指标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古巴的识字率依然高于95%；古巴人16岁前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平均受教育程度为9年级；在1100万居民当中，超过50万是大学毕业生；婴儿死亡率为6.4/1000；每一万人配给将近60名医生；平均寿命仍然超过75年；每100名经济独立的古巴人就有96人得以就业(Francisco,2000)。妇女占据了43%的劳动力，她们主要工作在教育、健康保健和科学技术部门。古巴只有拉丁美洲总人口的2%，但它拥有了整个拉丁美洲12%的科学人员(Ellwood,1998)。
很多部门的农业生产，特别是根茎作物和块茎作物以及新鲜蔬菜的生产（1999年达到了历史生产水平）和森林覆盖率（覆盖面积近来超过了全国土地面积的21%）近年来逐渐得到了恢复(Pelaez,2000)。都市农业在保证食品安全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小规模水稻和药用作物种植生产的项目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动物拉力重新被使用，农贸市场也发展迅速。而农业部以及其他的国家实体也建立了有固定价格上限的市场，提供的都是买得起的市场价格。
四、古巴农业的行政结构
农业部是以最高效率统筹调节农业和林业生产以满足人民的粮食需求、工业的原材料需求、旅游业需求、取代进口和鼓励出口的全国性组织。要实现这些目标，就有赖于合理利用农地、水源和技术的供给，努力保持土壤和维持本土以及野生动物的基因储备，在非甘蔗种植农业和林业生产中保存抵抗型作物的多样性和种子。农业部还在动植物健康、环境保护和工作环境安全方面提供服务并进行检查(MINAG,1999)。它主要聘用了1153000名工作人员，其中26352名是高学历专家人才，62200名是技术人员(MINAG,1999)。农业部国有企业系统由487家企业，222个独立的农场，以及来自农业(69%)、造林(10%)、工业(9%)、建设(2%)、交通运输(1%)和商业部门(9%)的40万名工人组成(MINAG,1999)。
在古巴经济中，甘蔗和制糖工业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制糖部(MINAZ)负责管理将近150万公顷的土地，其职能类似于农业部在农业和农工业中的职能。其他和农业紧密联系的组织还包括：1.全国小农协会(ANAP)，提供组织上和生产上的支持、培训、宣传、销售和国际合作方面的服务给小农，并不介意他们是属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或是信贷和服务合作社的，又或者是农民个体。它帮助成员保留了很多古巴耕作的传统、经验和文化，这些已经并继续会在向可持续和生态农业的转变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2.教育部(MINED)，通过农业中专技术学校这一网络，承担起了在乡村的技术教育任务。这些中专学校有自身的生产领域，由他们自己的学生管理，以此提供理论和实践教育，同时耕作也可以供给学生和教授们食物。3.高等教育部(MES)，负责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给农业部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它包括了所有的农业大学以及一些研究机构和实验站，其中一些还在全国甚至国际上享有盛名。4.科技环境部(CITMA)，成立于1994年（特殊时期），负责制定和实施有关科学、技术和环境问题方面的国家政策，其中农业政策占有优先地位。其他包括粮食部(MINAL)，外国投资和经济合作部(MINVEC)，以及全国水利资源研究所(1NRH)等和农业有着密切关系的机构。
五、古巴生产结构上的变化
1993年9月，古巴政府在以前的国有农场的所有权结构上作了调整，将很大部分的国有土地变成了“合作生产的基本单位”(UBPC)。之前在这些国有农场工作过的农民购买相关形式的产品（农机、农畜、房屋等）将可以免付租金经营农场。“合作生产的基本单位”比农业生产合作社覆盖的面积还要大，而且是自主经营，经济上也是独立的。
今天的农业生产中私有部分占了中心的地位，它包括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信贷和服务合作社（创建于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小农协会下运营）、转为“合作生产的基本单位”之前的国有农场以及其他的私有生产者。在一些不宜成立“合作生产的基本单位”或是对比之前的国有农场来说更具有管理自主权的地区成立了新型国有农场(GENTs)。农业部419号规文的修订案划给新农民80748公顷的土地，让他们发展咖啡种植，划给53948公顷土地发展烟草种植，还有17004公顷作为这一国有农场(MINAG,1999)。
六、古巴的有机农业运动
通过有机农业运动先锋的努力和其后代与上千的农民一道传播他们的知识、想法以及经验，今天古巴的有机农业运动以及它的基本原则才得以形成。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很多的古巴科学家开始寻求一种能替代高投入农业的途径。一些研究中心也开始了类似的研究。古巴人民逐渐意识到了他们减少进口的农业投入，从经济和环境的角度看能使农业系统更加可持续。
在历史大背景和古巴政府发起的现代改革的前提下，1992年主要来自于高教部的专家学者意识到了替代传统农业模式的必要。他们聚集在哈瓦那农业大学(UNAH)商讨生态农业的理念。他们还于1993年3月在国家农业科学研究所(INCA)组织了首次全国有机农业大会，与会人员包括超过100个古巴代表团和40个国外代表团。大会还成立了古巴有机农业协会的形成小组(ACAO)，其主要目标是：1.建立一种全国性的意识，在经济可行的条件下生产充足的、价格适中的健康食品，同时保持农业系统和人类自然的和谐是必须的。2.发展本土生态农业计划，推进在农村发展中涉及的人们的教育和培训工作。3.鼓励生态农业的研究和教育，并刺激传统生产体系所依据的原则的恢复。4.协调农民的技术辅助和推进建立有机、自然的农业生产体系。5.鼓励和国外组织、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的专家进行经验交流。6.宣传推广市场有机产品的重要性。
古巴有机农业协会的形成小组的建立带来了很大的反响。在各大学和研究中心纷纷举办工作坊、田野调查和讨论，举行各种会议、项目和农民见面会，此外还成立了便携式的农业图书馆，流通在不同的生产、研究和教育中心以及农业合作组织和其他感兴趣的机构当中。
与此同时，古巴农民发展了“生态农业灯塔”计划，那是指建立应用生态农业理念的，并在全国不同地区推广可持续性生产体系的农场。灯塔计划在哈瓦那省内两市的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首先展开，这两个地区影响着约150个家庭和将近400个农民。联合国发展计划(UNDP)中的可持续农业网络和扩建项目(SANE)也同样支持这一灯塔计划，同时哈瓦那农业大学和农业中专技术学校也提供培训支持。近年来在比那尔德里奥、哈瓦那、哈瓦那城、西恩富戈斯、圣斯皮里图斯、比亚克拉拉、拉斯图纳斯七省由“合作生产的基本单位”、信贷和服务合作社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建立了七个新的灯塔工程。
类似于灯塔计划的项目得到了德国“世界有面包”机构(Bread for the world)、荷兰促进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人道基金会(HIVOS)、美国乐施会(Oxfam America)等组织的经济支援。为全国小农协会的农民开办的国立大学也围绕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课题举办了各种大型会议、参与性会议和讨论。同时在全国不同的省份也开办了有关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很多课程和工作坊。
古巴有机农业协会的形成小组近几年来和农业部、制糖部、高等教育部和科技环境部等不同组织合作，并和全国小农协会与古巴教会理事会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合作的目的在于通过可持续性农业方面的教育、研究和发展项目中的合作和互动，促进有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在1995年和1997年，第二届和第三届有机农业全国会议分别在哈瓦那省的动物科学研究所和比亚克拉拉中央大学举行。在第二届会议上，与会的各组织共同举办了各种的活动，其中包括与来自不同国家，特别是来自拉丁美洲的有机农业积极分子和专家到不同地区进行调研，开办了两个专业工作坊（有关生物害虫控制和利用动物拉力耕种）和两个小小的课程（交替种植和生态农业的设计）、召开了一个为期三天的会议，以及有关有机农业的第二次国际课程。第三届会议上有超过400个代表团参与，会前举办了有关山地、都市农业和生态害虫管理的工作坊；同时召开了可持续农业网络和扩建项目的国际会议。紧随其后的是农业行动网会议和第三次有机农业国际课程的召开。在第三届会议之后举行了第一届有机认证机构的拉丁美洲会议。会议提出了认证的倡议，同时建立了共同工作计划以寻求解决该地区最具关联性的一些问题的方法。
在教育领域，哈瓦那农业大学可持续农业研究中心(CEAS)成立了农业生态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学习项目，并在1997年起全年提供有关农业生态学的相应课程，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很高的参与度。此外，在古巴也开展了有关有机产品、有机咖啡的生产和认证方面的课程，同时也为农民召开了很多的会议和举办了各种的工作坊。意大利有机农业协会(AIAB)也帮忙在意大利培训了两名国际有机督察专家，他们都被欧盟所认可。
杂志《有机农业》于1995年开始发行，每年3期。它的目标在于分析、讨论和传播有机农业的不同方面和优势，以及发布有关低外部投入和生态农业技术的新闻，着眼于可持续性。杂志讨论了关于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各种话题，特别是有关在世界不同地区由传统农业激发的问题。这本杂志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颇受欢迎，表明了这本杂志得到了很高的认可(Monzote and Funes,1997)。
当时还广泛开展了国家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事实上古巴有机农业协会的形成小组成员都是来自于或者说都是工作在一定的研究中心和机构里的。在这些机构里他们或是开展了有关有机农业的项目，或是和这一农业模式密切相连。而且他们之间经常在一些项目、课程、出版和会议组织方面共同工作。除了国际层面上的合作，由于古巴积极参与国际会议以及到各地调研，古巴在有机农业和可持续性农业方面的经验更广为人知。古巴的专家和农民代表团在调研的同时与上千的当地居民广泛交流了古巴的有机农业实践，他们到过的地方包括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墨西哥、海地、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老挝、马来西亚、尼泊尔、美国、斯里兰卡、荷兰等。
在1996年，古巴有机农业协会的形成小组因为它在推广有机农业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沙阿·马林克洛德”奖。1999年4月它加入并成为古巴农林技术人员协会(ACTAF)的一部分，改名为“有机农业工作组”(GAO)，在古巴的威望很高。工作组如今一如既往地继续为推广和发展生态农业而努力着。
有机农业组在1999年12月在瑞典国会被授予了诺贝尔替代奖(Ahemative Nobel Prize)或是说“正确生活方式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以此表彰它在传播和推广有机农业方面的努力。虽然有机农业工作组的出色表现是上千古巴人每天贯彻有机农业实践的证据，但它更被认可为另一种对古巴长达40多年的经济封锁的反抗方式。
七、古巴有机农业发展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基础和重要成果
从特殊时期开始，古巴全国各地都能感受到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但是古巴能立刻做出回应。在农业活动中经过不同的研究中心多年实验得到的研究成果非常关键；另外重拾自耕自足的农民经验也是很关键的，这些经验知识都是他们父辈流传下来的，但这些传统的农业模式早被忘却或替代了。而古巴人民在革命时期开始建立的文化、政治和技术上的准备，都在古巴面临着突然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因此很快地，农业部就开始将最初的研究结果大规模应用到实际中去，以此来减少或是抵消这场危机给农业带来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前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应用。此外其他的国家实体也纷纷采取了法律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措施以应对新情况。
很快这些替代方式都成为了现实，而且在很多农民、技术员、专家、学者和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信念：他们可以创建另一种农业模式。人们开始有信心在保护环境和自然，不污染土壤、水、空气的基础上仍能在生产中获得收益；在不过分使用能源或是减少了资本投入的情况下也能生产健康的食品。这导致了在特殊时期的开始阶段，研究、教育和生产方向上都出现了普遍的转变。而之后的阶段，这些“新技术”被证实在解决很多严重的农业问题上是有效的。这些科技活动和农民积累的经验都带来了喜人的结果(Funes et al.,1999)。
这些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技术只是“投入的替代品”或是“横向转换”，这是必须认识到的。狭隘地一味重视技术只会导致不能利用协同机制，这一机制如果在更完整的农业发展的生态农业理念中将是可能的。尽管如此，这第一阶段的努力已经而且会继续在今天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为有机农业的大规模推广奠定基础。在此我将简要地重点介绍最近几年取得重要成果的一些领域。
（一）有机肥料和土壤保持
使用粪肥、甘蔗过滤饼泥、有机肥料、混合肥料、生物土、蠕虫腐殖质、甘蔗收购中心的蔗渣、废水、覆盖作物、护根、生物肥料和其他物质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一般来说，有机肥料和生物肥料能提高收成，并能改善土壤地表，提高干物质含量和提升土壤性质，同时它还能替代化学肥料，用有机的方法满足之前靠外部投入所达到的作物营养成分要求。使用了这些有机肥料后，作物需水量在很多时候还减少了。
很多的机构开始了这些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国家热带农业基础研究所(INIFAT)、莉莉亚娜迪米特罗娃园艺研究所(IIHLD)、国家热带根块茎植物研究所(INIVIT)、农业科学研究所(INCA)、土壤研究所(IIS)、牧草研究所(IIPF)、动物科学研究所(ICA)、生态和分类研究所(IES)、拉斯维亚斯中央大学和其他大学、农业中专技术学校以及其他研究中心。
（二）害虫、疾病和杂草的生态管理
在向有机农业过渡期间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减少杀虫剂的使用。针对这一任务，农业部的国家植物保护研究所(INISAV)将各个食虫动物和病原微生物的生产中心(CREEs)连成一个网络，通过这些中心技术性、分散性地生产生物防治剂。这些都表明了依靠本土的生态去和害虫和疾病抗争是可能的。这些实践在有机农业替代高投入农业的过程中是很关键的，古巴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国际上的模范，因此也引起了国外科学家和有机农的关注。生物防治剂得到了大量的使用，包括利用捕食者、昆虫病原体、疾病拮抗物剂来防治农业害虫和疾病。此外带有杀虫、杀霉菌和细菌、除草特性的植物，寄生线虫类等也同样属于生物防治剂的行列。
古巴当时建立了276个食虫动物和昆虫病原微生物的生产中心，其中农业部和制糖部分管222个和54个；同时三家具有工业规模的生产工厂投入运行，还有另一家则由农业部负责在兴建当中，他们都为农民提供服务(Perez,1997)。现今全国500万的农业用地都种植了各种作物，应用这些生物控制剂保护了其中100万公顷土地(INISAV,2000)。
（三）作物和畜禽的管理
1.作物轮作和混合培养
这两种方法在有机农业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并在土地使用和收成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不同作物间的混合培养和间作还能更好地改善地表和提高土壤质量，使土地当量(LERs)比从1.01上升至超过3.0。两者还在控制害虫和疾病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Hernandez et al.,1998; Serrano,1998)，近年来在保证人们粮食供应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说很多的研究中心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但是不要忘了其实是农民们从不放弃这些有机农业实践，是他们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2.豆科植物为基础的畜牧业系统，林牧复合生态系统以及作物和畜牧的综合系统
近几十年来，虽然牛、鸡、猪的养殖是高收益的，但是这些产业都要基于专业养殖，而且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输入的浓缩饲料的密集型系统上的。在这种条件下的动物在喂养和管理方面是极容易受到影响的，特别是危机带来急剧变化更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产业的生产和生殖指标下降了，这特别能在牛奶生产中反映出来。下降最严重的发生在古巴“最发达”的地区，而系统没有那么密集的地区反而下降得少些。
恢复畜牧业比恢复作物生产更花时间。因此古巴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包括在选种的时候选用适应当地条件的品种，放养鸡禽，利用天然的、本地资源喂养家猪，在林木复合生态系统和养牛业中利用大豆来填补蛋白质的空白，其次还注意保持畜禽的多样性和将畜禽和农业活动结合起来(Munoz,1997; Monzote and Funes-Monzote,1997)。由牧草研究所、动物科学研究所和印度阿图埃伊牧草实验站共同完成的研究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四）生态土壤管理
国家农业用地使用和管理服务中心所作的土壤方面的研究，小到绘画详细的地图，大到作物的需求和营养要求方面的研究。农业部的研究所和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还有哈瓦那农业大学的农业机械化中心已经研究出各种办法去管理，保护和恢复压实、盐碱化、侵蚀和退化的土壤。如今古巴的技术人员已经充分掌握了有关土壤保护和恢复的知识。虽然还需做进一步努力，但是一些有机的技术，如利用生物障碍、选用适应本土条件的牧草品种作为地表植被、使用等高耕作等，在土壤严重退化的时候都能被应用上(Duran,1998; Riverol,1998)。依靠国内的科学研究和积累的经验以及古巴农民传统的智慧，如今古巴终于有了自己的保护性耕作体系。
八、有机农业的成功经验
（一）都市农业
20世纪90年代诞生了强大的都市农业，上千的农民以有机的方式耕作，生产出足以满足城市居民粮食需求的食品。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耕作模式，包括古巴式有机农场、密集型蔬果园、菜圃和后院、郊区农场等，并通过大型企业、研究所、办公室和家庭耕作进行自我供给(Companioni et al.,1997)。使用有机技术进行都市农耕是高效的，而且可以看到，在城市里更有可能建立一种理想的综合生态农业系统，那是因为城市密集的人口限制了农业中化学药品的使用。全国都市农业计划由热带农业研究所负责，它涵括了全国所有的研究中心，然而实际上它的主力军依然是农民。是农民和他们的家人每天的努力推动了有机农业运动的前进。这一计划在全国新鲜农产品生产和古巴人口消费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二）小型水稻生产的普及
经济危机致使小型水稻（巴西人的主食）种植迅速得到广泛传播。在有机农业运动中，农业部代替了水稻研究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进行组织并向可持续性的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如今他们进行了“流行水稻”生产计划，计划内容是通过推行在小菜圃内种植这一作物，以满足家庭内的粮食消费，同时很多家庭通过销售剩余粮食来获取重要的经济来源。在农贸市场中大米是不可缺的产品，而这种小规模生产方式维持着合理的销售价格，成为了农贸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Socorro et al.,1997)。
（三）药用作物
1992年古巴开始组织生产药用作物，在那之前对于这一作物的种植和使用有着传统的认识。如今人们更趋向于重新利用这些“绿色药物”来防治各种疾病以及在特殊时期填补药物短缺空白。当时国防部牵头开启了这一计划，但如今已经得到了公共卫生部和农业部的共同参与。农业部负责大批药用作物的生产和管制，还有前期的加工、包装和通过药店和医院进行分配。目前古巴有13个省级和136个市级的农场共700公顷土地都在有机地进行药用作物的生产。药用作物和作为染料用的草药植物年均能生产1000吨，而且计划今后每年都会上升。
九、初期的有机农业发展计划
（一）有机甘蔗生产
最近首批的有机甘蔗生产实验已经完成，其中最先进的是在拉斯维拉斯中央大学属下的一个小型制糖厂里进行的。这一制糖厂作为一个试点，和德国的埃尔福特公司合资，并由意大利有机农业组织提供技术支持，特别是有关认证方面的技术支持。一开始的工作放在了农工业综合体(CAI)的有机蔗糖生产上。第一家工厂将会在比亚克拉拉的卡洛斯·巴林罗塞，计划将以商业规模生产接近3000吨的有机或是生态蔗糖。最近计划在今后的几年，在每个省都将会有至少一个制糖厂生产有机甘蔗(Varela-perez,2000)。这些甘蔗计划使用的有机或生态种植方法包括豆类间作和轮作、使用生物害虫控制剂和生物肥料，使用混合肥料、甘蔗滤饼泥和有机肥料等。
（二）有机水果生产
在20世纪90年代，古巴总数约为32000公顷的水果种植园中，很多都没有使用农业化学剂。如今这些地区实施了新的计划，希望能选择出一些坚持有机实践的同时，也有足够条件保持生产潜力的种植园，向有机农业发展的势头开始出现了。在柑橘类水果方面，1997年一项有机水果和果汁的生产项目开始选择和转化商业用地。如今在很多省份，许多的柑橘企业正转向有机经营，这些省份有哈瓦那、西恩富戈斯、谢戈德阿维拉、格拉玛、关塔那摩和青年岛(ACTAF,2000)。这些省份中有很多和外国组织合作的项目开始实施，并得到了国际财政研究所的参与，其中柑橘水果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持。随着古巴旅游业的逐渐繁荣，很多的热带水果都在以有机的方式进行生产，而旅游公司希望把生态农场宣传为这些热带水果的直接消费地区。类似于这样的计划约超过5个，由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以及各个非政府组织提供支持。与此同时，有机的椰子出口市场也取得了进展，在有机农业的过渡期就达到了300公顷。有机菠萝和芒果的种植生产也在计划中，到时候将使用由从柑橘加工厂产生的废水提取的混合肥料，那些肥料当中富含甘蔗滤饼泥和生物肥料(IICF,2000)。
（三）有机咖啡和可可
国际市场对咖啡和可可的需求在逐渐上升，于是古巴实施了将这些作物的种植园有机化的计划。关塔那摩和圣地亚哥两省西部山区3000公顷的咖啡种植园已经被选定，到时候预计能出口150吨的产品到欧洲。在关塔那摩省，1500公顷的可可正处于向有机过渡的时期，其产量将有可能在过渡后几年就接近200吨。现在全国咖啡和可可研究中心(ENCC)正在为培养技术人才和贯彻实施这一有机实践做着大量的工作(ENCC,2000)。
十、出版、教育、培训和研究
以哈瓦那农业大学为先锋，古巴的很多大学加速了有机化运动的向前发展。这些大学开展了很多的课程和活动，旨在培养和提升生态农业方法方面的人才，重点放在如何用知识和管理密集型的方法替代依靠技术高投入的农业模式上。哈瓦那农业大学的可持续农业研究中心开展了综合的课程，包括短期课程，实践培训，还提供了相应的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学历证明，另外还开展了生态农业的硕博士课程(Garcia et al.,1999)。
近千数的农民在全国小农协会的尼塞托·佩雷斯国家培训中心表现得非常突出，不久将在他们各自的合作社和组织内大展拳脚。全国小农协会所采取的“一对一”参与方式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在古巴教堂理事会的项目协调援助部门的支持和共同参与下，全国小农协会在都市农业中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Sanchez and Chirino,1999)。
很多的研究中心、农业中专技术学校、古巴畜产协会、生态农业灯塔在生态农业培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参与培训的有来自各个层次的专家学者，农民也日渐深入到这一运动当中，积极宣传和传播着这一农业形式。除了受到正规课程培训的上千农民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接受农业部、制糖部和全国小农协会参与性和技术性的培训(Monzote,1999)。
科技环境部批准了有关作物多样化、农业生态、作物和畜牧的综合生产、有机和可持续性农业等方面的研究项目，把可持续性研究放在了优先的地位。很多时候这些项目通过国际性融资得到了额外的支持帮助。几乎所有农业部、制糖部和高教部的研究中心、各所大学、农业中专技术学校和有关农业方面的其他联系机构一起，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了这些研究项目当中，使这些研究项目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
近年来，期刊、书籍、宣传册子、传单、新闻稿、电台电视节目和其他的活动也非常支持古巴的有机农业，其中包括出版了杂志《有机农业》，有关人与自然永久联盟工作组的《时事报》，并由农业部和古巴电视电台中心编制电视节目“De Sol a Sol”，还有其他向人们传达生态农业信息的电视秀节目等。电视秀“Hoy Mismo”很多年来都是很好的有机农业领域的教育节目，这一节目是因最近去世的古巴有机农业的积极分子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平托(Manuel Alvarez Pinto)教授而出名(Funes et al.,1999)的。
在生态农业教育、研究、宣传的最初阶段获得的合作和国际性的支援来自于很多不同的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发展计划(FAO)、世界粮农组织(UNDP)、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拉丁美洲生态农业发展协会(CLADES)、“世界有面包”组织、乐施会、国际农村农业研究中心(CERAI)，与发展中国家人文合作协会(HIVOS)等，而古巴的专家学者和农民也在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地区，和当地分享他们在这一领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十一、现今和将来面临的挑战
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不仅代表了一种技术模式上的变化，更是代表了人们看待农业方式的转变。这一过程很自然地反映了社会意识的变化，并与社会现实相一致。在古巴社会经济的大背景下，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是很有意义的，那是因为这一农业模式坚持了革命性的世界观。它使用的原则与新自由主义鼓吹下的恶毒的全球化是区分开来的，它更具社会正义，是能更体现人性化的全球化。它致力于自足，不依赖于跨国合作。生态农业不会破坏环境，它能减少中介的作用，提高农民意识，还能很好地应用知识而不是那些粗糙的技术“处方”。它是一个大自然的同盟，在其中农民不仅仅是生产的单位，更是文化的单位。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古巴是在充分推广有机农业和真正实现可持续农业体系方面的理想例子(Monzote and Funes,1997)。现今古巴的优势条件有：农业产品的巨大需求；与农业活动相关的大量高素质人才；整个民族劳作经验丰富的人民；建立了支持粮食自给的行政和社会结构；官方大众媒体为了人民的利益热心支持公共宣传；这一新的农业模式取得了研究成果；近年来回流农村的人数增多；很多组织致力于建立生态农业文化。
古巴要走向有机农业一般要经历循序渐进的转变模式才能得以实现，而不是经历骤然的变化或是突然与原有的生产体系隔断关系。在危机当中，古巴综合了各地区、作物、生产目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等各方面具体情况，仍具备条件继续以更少的投入完善生态农业的生产。一些商品化作物还加快了向有机的转化，如咖啡、柑橘和其他新鲜的或是加工水果、甘蔗和蜂蜜。虽然如此，因为战略性和实践性的原因，在有机和生态农业体系全面推进的同时，还将保留一些传统的农业体系。
如果考虑到传统农业的高成本的话，那么最近外汇稀缺的经济条件将有利于有机农业的实践和市场营销。但除非有关有机农产品认证的相关规定被切实遵循，不然的话农产品将难以被认证和被销售。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必须出台这方面的政策，当然相关工作也在进行当中。关注将放在以下的方面：如有机产品的合法标准、全国性的认证体系、挖掘国内外重点和可能性的市场调查，以及作物的诊断过程。对于有机生产的认证体系，必须把重点放在培养全国性的意识上面，要消费有机食品，和健康的环境长期共存，这样才能在跨国合作中保持独立的地位。
第一阶段——替代依赖于投入的农业模式——已经成功达到目标了，在未来要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建立更加复杂的生态农业体系。这样的体系将充分利用协调机制，以有机和持续的办法更加紧密而连贯地把作物、畜牧生产、森林管理和其他的子系统结合起来，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喜人的实验性成果。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自己农场上一贯实践有机生产的农民们把动物、作物、水果和林木等充分地结合起来了，同时循环使用废弃物和动物拉力，并利用风能(SANE,1999)。
研究和发展计划将要能够继续体现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巨大潜力；构思更有效推广的方法；提高出版物数量；改善和支持培训；寻找途径提高国际合作机会。
最后，很多人都能认识到古巴的有机农业转变堪称典范，但我们必须不能失去这些人的承诺，而且要保持他们的工作动力，特别是考虑到这一有机转变将面临的威胁——广泛使用进口的化学农业投入将再次成为可能，要知道很多农民选择这一有机农业模式仍然是出于必须的考虑，而不是自己的信念。
*本文译自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esistance:Transforming Food Production in Cuba,Food First Book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