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次论文,冷战论文,新中国论文,时期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之时，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已经全面展开。从此一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退出历史舞台这40多年的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最主要方面和内容，就是处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在此期间，新中国所采取的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对外战略经历着一个不断调整、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从而使得新中国的外交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中国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巨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以及作为仅次于苏联的世界上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地位等等，使其成为战后国际政治棋盘中一枚颇有分量的棋子，其对外战略抉择是影响东西方冷战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就新中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分析新中国从建国到苏联解体期间对外战略的变化及其原因，以期认识新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在冷战时期处理对外关系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
一边倒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末，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是中苏结成同盟，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一道，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进行斗争。这个战略可以简单概括为“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战略，奠定了大约十年中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确定了这个时期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边倒”是新中国领导人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等出发，经过慎重考虑而提出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从理论上说，“一边倒”并不是必然的对外战略选择，新中国至少可以选择三种对外战略来处理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即：同美国友好、与苏联疏远；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保持中立；同苏联结盟，联苏抗美。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之下，新中国难以选择前两种战略。
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内战，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之承认、拒绝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以及阻挠新中国取代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考虑到美国对新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因此，不管是从国家安全还是意识形态，美国均被视为新中国的主要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同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是不太可能的。
新中国建国前后，在党外民主人士中也有一些人提出，新中国应当采取中间路线，既不同美国过于亲密，也不倒向苏联。例如张治中将军就曾经向毛泽东建议，新中国在联合苏联的同时，也应当努力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改善与保持良好的关系。他认为，这种政策最符合中国的利益。〔1〕这个主张类似于尼赫鲁等人所倡导的和平、中立与不结盟的政策。但是，一些因素使得新中国难以在紧张对抗的两大阵营面前采取中立的政策选择：
第一，新中国建国前夕，东西方冷战已经开始，美苏各自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全面展开。在战后初期那种紧张的冷战对抗中，新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余地实际上是很小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具有极大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大国，东西方两大阵营都不会允许中国在冷战中保持中立态度，而是极力将之拉入自己的营垒。因此，中国是很难采取中立立场的。
第二，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又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多年的内战，这使得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国力很弱，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增加国力都有赖于外部大国的支持和帮助，换句话说，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没有实现彻底的中立和不结盟的条件，因为自立的前提是自强。
第三，在领导人的主观认识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认识同苏联是一致的，即认为存在着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世界上的国家只能在两者之中作出选择，中立或“骑墙”是不行的。这是40年代末中共领导人所形成的基本认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此论述得很清楚。这同苏联领导人所表述的“两个阵营”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很长时期中成了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依据。两个阵营的思想是否认在东西方冷战中可以采取中立和不结盟立场的。与此同时，在50年代初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谴责中立是不道德行为。这可以说是美国特色的两个阵营思想。也就是说，在战后初期，两大阵营的思想左右着世界上主要国家包括中国领导人对对外关系事务的处理，真正的中立和不结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国家只能在两个营垒中选择其一。
向苏联“一边倒”，或者说联苏抗美，则被新中国领导人视为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信仰相一致的战略选择。首先，由于中共领导视美国为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新中国在成立之后联合苏联对抗美国就自然成了其对外战略选择。其次，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纽带，中国共产党一直把自己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战后初期，由于苏联的特殊地位以及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对抗，承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普遍适用性和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包括执政的共产党所奉行的政治路线。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正是这种政策的自然结果和表现。最后，“一边倒”也是新中国领导人所采取的消除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和不信任、从而建立和发展新中国和苏联友好合作关系的战略方针。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其中之一就是过低估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过高估计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的力量，认为中共太弱，无力统一中国。所以在中国抗战结束后，一再敦促中共领导人同蒋介石和谈，交出军队，在国民党领导下和平统一中国。〔2〕中国革命胜利后，他又十分担心毛泽东及其他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建立新中国政权之后，会同铁托一样，与苏联分道扬镳，这不仅会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起着很大的瓦解作用，而且损害苏联在远东的利益。〔3〕因此，毛泽东在新中国前夕明确提出“一边倒”的方针，无疑也是为了消除斯大林对中共所怀有的很深的疑虑，以求苏联对新中国的积极支持。
但是，“一边倒”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追随苏联，亦步亦趋，丧失独立性。实际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如前所述，“一边倒”战略方针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最大限度地维护新中国国家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而不是别国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在建立和维护中苏友谊、中苏同盟的同时，新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同苏联关系事宜上，始终坚持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感情的原则。这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4〕因此，“一边倒”战略的提出，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冷战中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充分认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矛盾、分歧乃至最后分裂。同样地，在建国前后一段时间，新中国领导人也考虑过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当然其前提条件是美国放弃对台湾蒋介石政权的支持。美国杜鲁门政府也有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意图。也就是说在建国初期，中美关系一定程度上的缓和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得中美两国长期处于相互敌视、隔绝的状态。
两条线
在整个60年代，中国所推行的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基本战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条线”。该战略提出和实施的基本背景是：中苏分裂和中美对立，但是，该战略的提出也同中国领导人的主观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两个国家逐步从盟友演变为敌人，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还有所恶化。促使中苏分裂，一直是从杜鲁门以来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因为中苏同盟破裂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会极大地削弱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和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这个结果正是战后美国所推行的“遏制”战略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5〕然而，中苏分裂并没有导致美国政府重新审查其对华政策，改变孤立、包围和封锁中国的政策。相反，从60年代初开始，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致使两国间的对立不断加深。其基本原因在于肯尼迪政府对所谓“中国威胁”的估计。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思想是，中国比苏联“好战”，威胁更大。
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及谋士看来，中国目前处于类似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发展阶段，侵略性很强。〔6〕而且在他们眼里，中国努力拥有自己的核力量，它一旦加入核俱乐部，可能对世界构成威胁。由于中国的“好战”和在核战争问题上与苏联持不同的态度，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很危险的。〔7〕另外，大约在1959—1960年间，越南劳动党中央逐渐改变斗争策略，放弃以政治斗争实现统一的温和路线，转而认可、支持和领导南方的武装斗争，越南民主共和国也不断向南方游击队运送武器和人员。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也因此不断升级。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在干涉越南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把越南当作实施“特种战争”的场所。美国领导人倾向于把越南的武装斗争同中国联系起来，以为中国是幕后策划者。〔8〕肯尼迪政府相信，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胜利将扩大中国的影响，而且认为北京对河内的决策起着极大的影响作用。〔9〕
总之，在肯尼迪政府看来，相对于苏联来说，中国更冒险、更具危险性，随着中苏裂痕的扩大，中国的威胁可能会更大。〔10〕基于这一认识，肯尼迪政府不仅不把中苏分裂视为改善美中关系的一个契机，而且主张美国要继续对中国进行“遏制”。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总是服务于其对苏政策的，当认为苏联的行为已经变得温和时，美国无疑会把缓和同苏联的关系，放在其对外政策的首位，而中国的“好战”行为不仅“威胁”着美国，而且影响美苏关系的改善。
面对上述中美、中苏关系的基本现状，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在60年代初已经势在必行，中国需要在新的国际环境之下，在东西方冷战中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意味着中国实行“一边倒”战略方针的国际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在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和在中美关系没有任何改善的情况下，中国对外战略逐步从“一边倒”转向“反帝、反修”或“两条线”战略。1960年底、1961年初，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反帝、反修的“两条战线”和“两条统一战线”的思想。〔11〕
毛泽东提出“两条线”的对外战略，无疑是对中苏分裂、中美对立加剧的政策反应。然而，这个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头脑中的“左”倾思潮影响的产物。这种思想偏向构成了中苏大论战中中国方面的基本观点，它对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这在60年代后半期表现得尤为突出，60年代下半期，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这个时期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仅有一个，即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1968年1月同中国建交〕。虽然不能说“反帝、反修”的战略导致了60年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但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的确是造成中国在这个时期树敌过多、在国际舞台上处境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推行“两条线”战略的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处于两面受夹击的困难局面。本来，中苏同盟破裂，中国便脱离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可以像南斯拉夫一样超脱于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之外。但是，由于美国对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认识，美国政府没有因为中苏分裂而改变对华政策，而是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因此，中苏分裂之后，美国的冷战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的，即对苏联及其盟友的冷战以及同中国的冷战。这样一来，中国尽管脱离了东方集团，但是未能超脱于冷战之外。不仅如此，在60年代，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间的冷战采取了相当温和的方式，而中苏、中美关系都在恶化，在中国问题上两个超级大国形成了某些共识，在一些领域导致了美苏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
一条线
70年代初，中国确定了以联美抗苏为基本特征的“一条线”战略，取代了60年代的“两条线”战略方针。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联美抗苏一直是中国所坚持的基本对外战略方针。虽然联美抗苏并不意味着中国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但是这个战略的实施，客观上造成了在美苏冷战中中国站在美国一边反对苏联的局面。这种现象充分说明，战后东西方冷战的性质不完全是指两个社会制度、两种价值观念的较量，它更是两个地缘政治大国之间的力量角逐，或者说是权力之争。
中国领导人是根据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局势的变化，通过审时度势，作出上述战略选择的。中国在60年代推行“反帝、反修”的战略方针，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固然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依附他人的鲜明形象，但却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必须进行两线作战，同时承受着来自东西方的双重压力，不仅在世界上十分孤立，而且国内的建设和发展也缺乏应有的国际环境。从6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说明，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来自其北方邻国的极大威胁。到6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认为，同美国相比，苏联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12〕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以防中苏战争的爆发。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如果不尽快摆脱在国际上孤立无援、两线作战的境地，落后挨打的悲剧必定在中国重演。而中国摆脱孤立局面的突破口只有一个，这就是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抵制苏联的威胁，虽然在6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依然存在，但是相比之下，美国当时对中国的威胁还不像苏联那样迫在眉睫。而且，尼克松在总统竞选期间和当政之后，不断表示同中国和解的愿望，企图利用中苏矛盾，拉住中国压制苏联，这也给中国利用两霸之间的矛盾、联美抗苏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时机和条件。毛泽东明确提出，“两霸中我们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13〕毛泽东的这番话，一针见血地解释了中国必须调整对外战略方针的理由，并且道出了新战略的要旨。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这个共同利益基础上，于70年代初走向和解。中国也就最后确定了其新的对外战略方针，即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概念，把联美抗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的时候，表述了“一条线”的思想。他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说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14〕这个概念的主旨就是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美国在内，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美国无疑是统一战线中最重要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条线”也就是联美抗苏的一种表述。
“一条线”的战略，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世的时候制定的基本对外战略方针。毛泽东去世之后到80年代初，这一方针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基本指导思想。在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报刊文章都把苏联霸权主义视为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1月1日的一个讲话中所说的：“……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泽东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我们实现了他们遗愿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又如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时指出：要遏制苏联〔15〕的扩张，必须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苏联扩张和霸权主义战略不改变，中苏关系改变不了；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这是全球战略要求的。〔16〕
“一条线”是中国在70年代初作出的战略选择。中国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时间前后大约为10年。中国确立和贯彻联美抗苏的战略方针，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即为了抵制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个目标无疑得到实现。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苏关系虽然十分紧张，但是两国间没有发生大战，也没有出现60年代末那样的流血冲突，中国在国内十分困难、动荡的时期赢得了和平。除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外，联美抗苏战略的实施，导致了中美两国从敌对走向和解，两国关系得到了全面、飞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相互接触和关系正常化，大大推动了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因此摆脱了在国际上孤立的地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国际舞台。但是，联美抗苏毕竟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这个战略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结果是使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纷争之中，也限制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自由。中国对苏联威胁的估计过于严重，把苏联视为“社会帝国主义”、“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导致中国在一段时间里总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备战上面，影响国内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最后，中国在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上，存在着“以苏划线”的现象，这也影响了中国广交朋友。因此，从80年代初开始，联美抗苏的战略日益显得同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又势在必行。
独立自主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战略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7〕1982年12月中国五届人大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独立自主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或者说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特点”。〔18〕这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延续性。但是，中国在1982年确立的“独立自主”对外战略方针，有其特殊含义，同中国以前的对外战略方针相比，有着崭新的内容，“独立自主”对外战略方针的核心内容是，中国“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19〕简言之，中国在处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时严格遵循“不结盟”的原则。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
独立自主对外战略方针的确立，既是新中国国力增强、在国际舞台上自信心提高以及外交日益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领导人根据新时期国内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新发展而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结果。坚持不同超级大国结盟的独立自主政策，比“一条线”战略更有助于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与良好的国际环境。“一条线”战略的实施，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大大改善了中国同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中国抵制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但是它也限制中国发展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使中国同苏联及其亚洲盟友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致使中国面对着十分险恶的周边安全环境，从长远来说，它显然不利于中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周边安全环境的关键是改善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要实现这个目的，中国调整对外政策、以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取代“一条线”的对外战略就势在必行。另外，80年代初，美苏进入了新冷战的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进行紧张对抗，如果中国继续执行“一条线”对外战略、同美国建立针对苏联的战略关系，将使中国深深地卷入美苏冷战之中，加剧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从而使世界大战的危险增加。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采取不结盟的态度，不仅使中国在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时显得主动、灵活，也使得中国可以作为一支和平的力量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一道，为消除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从而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981年1月里根上台之后，中美两国在台湾、人权、纺织品贸易等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摩擦。里根政府执政前期的对华态度，不能不促使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对美政策作了一些调整，改变过去强调联美抗苏的做法，而同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批评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同时以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为标志，中苏两国也开始采取改善关系的具体步骤，逐步改变两国间的敌对状态。〔21〕可以说，苏联领导人对华新态度，也促使了中国努力缓和同苏联的关系，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并且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采取一种较为平衡的政策，摆脱过去那种联合一方反对另一方的被动局面。
独立自主外交战略方针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时采取等距离或不偏不倚的立场。中国从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同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现实，处理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中国在80年代初确立的独立自主对外战略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舞台上的风风雨雨，这个战略方针实际上在冷战结束之后仍然指导着中国政府处理新时期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处理中国同世界上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
结论
综上所述，从1949年建国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退出历史舞台这40多年间，新中国曾经先后确立并实施过四个不同的对外战略，用以处理与美国及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冷战时期新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大约每十年一次，使得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呈现为十分明显的四个阶段。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那样多次调整处理同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对外战略，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结过盟，也都敌对过，包括发生过战争或边境武装冲突，最后还坚持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不结盟的政策。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冷战时期中美苏三方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是学者们所热衷于探讨的重要课题。新中国在冷战时期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无疑都是对变化了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国同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现实之反应。当然，它们和不同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国内政治、决策者的主观认识等等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
冷战时期新中国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尽管有很大区别，它们也有一个基本共同点或共同目的，即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首先是维护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上述四种对外战略中，何者最有利于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说，任何一种对外战略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是既有利也有弊。而且一国的对外战略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家本身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对外战略不可避免地要符合这种变化。四次对外战略抉择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论述其得与失、是与非、功与过。依笔者之见，在今天看来，第四次战略抉择即“独立自主”原则的确立，似乎最有利于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维护和促进自己的国家利益。因为它使中国摆脱了东西方冷战的纠葛以及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和平与良好的关系，为国内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独立自主”也使中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环境险恶和冷战走向终结的形势下，顶住巨大的压力，继续进行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这绝不是否认其他三种对外战略选择的合理性，也不是说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应当推行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中立、不结盟的政策。最后一种对外战略的最后确立，至少需要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1）领导人观念的变化。即从否定在东西方斗争中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到承认与美苏保持不结盟、同时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做法更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2）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在国际舞台上自信心的增强。（3）国际环境的允许。对新中国来说，只是到了80年代上半期才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
从冷战时期新中国四次战略抉择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和教训。第一，在制定对外战略时，国家利益理应高于一切。对外关系应当尽量排除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的干扰，以追求国家利益为其基本的行为动机。同时，也要比较清楚地界定国家利益的内涵，除了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与进步以及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等等，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在冷战时期，新中国只有当自己的综合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增强了在世界舞台上的自信心后，才可能提出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保持中立、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从而使自己超脱于冷战之外，为国内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增强综合国力，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应当是中国提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之根本途径。第三，“非敌即友”的观念限制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灵活性。这种思想观念在冷战时期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使得新中国或联合一个超级大国反对另外一个超级大国，或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为敌，深陷于东西方冷战之中。“非敌即友”的观念为“非敌非友”的认识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新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中立、不结盟的立场，为自己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更有利于中国的内部发展。
注释：
〔1〕Chen Jian,The sino-Soviet alien an China' s entry into the Korea War,Working Paper No.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Center for Scholars,(June,1992),P.3
〔2〕参见曲星：《苏联在新中国建国前后的对华政策》，《国际共运》1986年第6期，第1—9页；余湛、张光佑：《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江的探讨》，《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第56—58页。
〔3〕JvanKovalev，TheStalin-MaoDialogueFarEasternAffairs，No.1-2，1992.
〔4〕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如：《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师哲回忆录》；〔俄〕费德林：《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符浩、李同成主编：《开启国门－外交官的风采》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5〕GeorgeKennan，PolycentrismandWesternPolicy，ForeignAffairs（January1964），PP.171－183.
〔6〕参见〔美〕肯尼迪：《和平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62页；GordonH.Chang FriendsandEnemie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0），P.223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63一64页。
〔7〕RogerHilsman，ToMoveANation（GardenCity，NewYork：Doubleday，1967），P.1291；GordonH.Chang，FriendsandEnemies，P.229.
〔8〕参见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9〕ThomasG.Paterson，Kennedy′sQuestforVictory（NewYork，1989）P.182；ThePentagon Papers（Boston：1971），PP.693—694.
〔10〕ThomasG.Paterson，Kennedy＇sQuestforVictory，PP.182—183.
〔11〕参见迟爱萍：《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
〔12〕参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7—24页；《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80页。
〔13〕参见《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第181—192页。
〔14〕同上书，第172—180页。
〔15〕《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页。
〔16〕参见刘连弟、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8〕《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
〔19〕《当代中国外交》，第340页。
〔20〕《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21〕参见沈学明：《中苏关系正常化始末》，《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俄〕贾丕才：《苏中关系的破裂与修复》，《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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