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学？——英国教育决策者的两难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决策者论文,教育学论文,新经济论文,需要什么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知识驱动的经济
全球化和新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两个发展。经济全球化同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和竞争的水平相关，它引起了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给福利国家的支出带来了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几乎是瞬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从专利到产品的时间差缩短，这就是“快速资本主义”。而且，提供的消费产品和服务的范围也在扩大。新经济是以高科技、信息、网络、知识为其重要构成部分和主要增长动力的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经济一直呈现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特点，因而经济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新经济现象”[1]。新经济不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全球化，前者是后者的一个范畴。新经济并没有取代“旧’经济：许多私立、公共部门团体在结构上是旧经济的，然而在观念上倾向于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不平衡的。根据各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可粗略分为全球化者、被全球化者以及那些被忽略者[2]。国家、团体和个体，每一方都在努力把全球纳入到自己的现代化实践之中。
应该说，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教育学具有深刻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公共开支的影响
国家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如何给自己定位，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想法。例如，美英偏好的解除管制的方法，同欧洲其他国家偏好的解决方法相比已具有不同的结果。美国相对较低的政府福利开支，使其劳动力比欧洲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欧洲劳动力的“非适应性”产生了高水平的失业，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过去对商业起作用的福利国家现在可能不大管用，因为对公司来说，有时候在另一个民族国家组织生产资源更为廉价。国家政府可能不希望通过征收高额的企业所得税来限制投资，也不希望扰乱高收入者。在英国，居于纳税人顶端的10%的人，所付税收占总税收的50%，然而这些人不愿利用国家资助的医院和学校，这将会增加公共开支的压力[3]。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达，公司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开办，但仍然可同全球的生产网络和市场相联系，这就伴随着社会成本竞争的连续下降。在资本、商品和服务的核心市场日益被纳入全球范围的经济中，对福利国家来说，由于其相对类似水平的劳动生产性和生产质量，很少有降低其社会成本的空间。在英国，政府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自1976年以来下降到了40%，但下降的大部分可归因于较低的国防和资本开支[3]。那些寻求福利开支保持不变的政府部门可能要冒双重危险，即高福利的公益事业可以吸引无家可归者和继承权被剥夺者（由此提高了福利支出），但它也会妨碍业界商人留在这个国家，因为在这个国家他们将要面对高额的企业所得税。
对教育来说，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结构性的结果是：为使教育系统更具生产性且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教育系统变得市场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一定要采取一个强有力的市场驱动或政府驱动的方法。虽然有新加坡这样的政府资助的发展方法，但是像世界银行这样的超国家机构对国家制度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大。简单地说，全球化骑着意识形态之马进入教育部门，它对教育和知识生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财政驱动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产品，而没有明确表示要改进教育概念。
（二）后福特主义的管理体制与社会资本问题
新经济中工人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从福特主义转向了后福特主义的管理体制[4]。但是后福特主义的灵活性产生了焦虑和令人担心的动机危机，雇佣者对工作的态度将变得更加短期、工具性和玩世不恭。在美国，工资下降的压力也日益增大。所有这些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确保那些长时间集中于同一工作但具有比以往更大的辞退风险的工人的责任感？而且它也突出了考尔曼(Coleman)所提出的“社会资本”问题[5]：社会资本不似物质资本，它是不可触知的；不似人力资本，它不存在于个体之中。社会资本存在于值得信任的人际关系中。可以说，公司已开始达到作为控制工人的策略的理性极限，产生权力差别的官僚结构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依赖团结、尊敬、或互相信任的独立作业。在一个公平价值规范得到支持的值得信赖的社会中，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上可用的资源。总之，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顺从的管理文化不可能允许劳动者创造性的得到发挥。
（三）新经济与教育学
关于新经济需要怎样的劳动者以及如何培养这类劳动者的观点日益增多。卡斯特尔(Castells)对两类劳动者作了区分：普通劳动者和可自我设计（或编程）的劳动者(generic and self-programmable)。普通劳动者是19世纪工厂地面上的传统手工工人：“这些‘人力终端’根据业务决策，可以被机器代替，或被全市、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任何其他机体代替。虽然就全体来说他们对于生产过程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每一个体来说他们是消耗品，是仓库存货。”然而，对于可自我设计的工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他们有“持续不断地针对既定的任务重新界定所需技能的能力，且能获取学习这些技能的资源。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在适当的组织环境中，能够给自己重新设计编程以适应生产过程的不断变化的任务”[6]。
不同的经济需要不同的学习方式。克兰格(Clegg)认为，“开发性学习”(exploitative learning)同传统的制作经济相关，它要求任务明确、任务周期缩短、形成常规。这一模式通过明确规则就可很好地完成学习，它是自F.W.泰勒以来许多组织理论的核心；而我们所需要的是“探究性学习”(exploratory learning)，这种学习同复杂的搜寻、基础研究、创新、变化和冒险相联系，采取的是一种更加松懈的控制[7]。
英国政府在白皮书《我们竞争性的未来：建立知识驱动的经济》中表明了自己的需要：“在全球市场中，知识、技能和创造性比其他一切技能更加需要，可以给英国经济带来竞争优势，它们是知识驱动经济的与众不同的资产，是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改进业务过程的根本，无论在传统的工程业和服务业还是在高技术产业中都至关重要。”[8]
其中值得讨论的是“创造性”及其他被认为与新经济相关的能力和素质。如果把创造力看作是产生问题而不是被动接受问题、在不同的背景中应用知识的能力，那么这一创造性只有在存在信任的、有自由行动的、面对许多不同挑战情景的地方才能得到促进。这对于初等教育的意义，已在斯盖斯(Scase)的《走向2010年的英国：正在变化的产业环境》中有所暗示。他认为托儿所和初等教育需要培养有效的人际技能和个人创造性以发展企业的创造性和创新[9]。
二、英国：旧教育学怎能适应新经济？
英国最近的教学研究表明学生发挥创造性的机会很少。有研究表明，教师中心的教育学在1976年和1996年增长了。在自然科学课中，超过一半的互动发生在全班背景，学生很少有机会提问或探究新的思想。即使发生师生交流，也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仅与作业监督有关。标准办在其《英国小学评论：1994～1998》中以赞成的口气评论更加传统的面向全班的、主题明确的、全然集中的教学方法的复兴。2000年辞职的办公室首席督学伍德赫德(Woodhead)承认，他的目的就是向课堂中进步主义的正统“儿童中心”挑战；恢复使用心算和阅读中的看字读音教学法这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10]。但趋势正在扭转，同标准办驱动的学科基础的、面向全班的教学正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相反，一些高性能的亚洲经济正在开始降低其对这种教学的重要性。例如，新加坡政府的《思维学校，学习国家》的动议就更多地强调创造性的问题解决和设计作业[11]。标准办的设想和导向还引起了其他一些担忧。媒体文化体育部指出了国家课程的一些缺点，创造和文化教育国家咨询委员会(NACCCE)在其报告《我们全部的未来：创造性、文化和教育》中也声明：“评价和检查在提高学校成绩标准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评价和检查必须支持而不是抑制创造和文化教育。需要在国家课程的不同达成目标之间取得新的平衡，在评价和检查的不同形式和标准之间取得新的平衡。提高标准不应当意味着标准化，否则创造性的和文化的教育目标将归于失败……许多行业正在为推进创新能力，教授现在对经济成功来说关键的、但我们的教育系统还没有计划推进的技能和态度。”NACCCE的报告进一步把英国的学生课程和教师课程联系起来：“教师教育的提供者也像中小学教师一样，日益被要求为测验而教，很少有和学生对话、争辩以及与学生一起进行创造性作业的空间。如果实习教师的创造性潜力被忽视，期望他们将来能推进学生的创造性的和文化的发展是不可能的。”[12]
政府对NACCCE的报告也作出了反应，认为“报告对教育中创造性和文化的作用作了极好的分析，这对培养年轻人在未来的知识经济中发挥其潜能所需要的技能很有意义，是发展未来几代人的能力的关键所在”。然而，政府的反应并没有否定标准办对更加集中、面向全班的教学的强调，认为“创造性的和掌握基础是不冲突的。创造性思维把想象转化为实践，而利用一套事实的能力是发展这一创造性思维的基石……我们强调读写算并不说明我们不重视课程中的其他主题或没有认识到创造性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认为它们是相互促进的”[13]。教育技能部试图在掌握基础和发展创造性思维之间取得平衡，指出二者不存在冲突而是相互促进，但没有详细说明如何达到这一平衡。
创造性是创业的必要条件，创造性的工具价值正得到强调。教育与就业部的绿皮书《学校：建立在成功之上》(2001)在要求变革教育的建议中指出：“较高的学术标准的重要性正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我们学校改革的核心推动力量……另外，每个学校都要确立有特点的教育，学生除了达到较高的标准以外，应该有机会发展为多彩多姿的、创造性的、自我信赖的个体。他们应懂得是非观念，具有合作精神，尊重同伴，能管理自己的学习，能认识到今天努力学习对于将来获得成功的价值，准备冒险，在逆境面前有坚定的意志，有信心为其学校、家庭和社区的成功作出贡献。”[14]白皮书《在变化的世界中为所有人提供机会》(2001)指出：“能产生闪光的思想，而且具有把这一思想转化成成功的产品和服务的实际能力的人不仅对创造性的工业，而且对于每一个产业部门都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们的早期学习阶段如何学习和学习什么的全部方法都要调整和改变。学术成就仍是基本的，但它必须通过一个培养创造性、创业和革新的全面教育来达到。”[15]
对创造性的这一追求将会促进小学儿童中心教育学的苏醒吗？NACCCE认为不会，标准办也不希望如此，因为它怀疑儿童中心教育学太多了，“要承认好的直接全班教学的价值，但检查和国际比较表明，在英国小学存在或已经存在不愿教整个班级的现象，而偏好于个体作业或小组活动，试图迎合认识到的学生学习速率的差别”[16]。标准办对于儿童中心教育流行的怀疑过于夸张。20世纪80年代的相关研究就已得出结论：不存在实质性使用进步主义的儿童中心方法的证据，相反，却存在明显的对基础的强调，存在“实质性的班级教学（每周达到70%），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低效率的小组作业”。伦敦的大规模的研究也发现很少有名副其实的合作作业。新近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也同这些早期研究一致[10]。
儿童中心教育是一个弹性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它作为官方教育学出现，主要迎合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和对儿童的一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共同要求。然而在80年代，这一概念看来适合于工具性目的，特别是继续教育。继续教育的“新”教育学强调自尊、自我管理和社会技能，许多要求同肋年代的儿童中心教育的话语产生共鸣。在80年代这一“新”教育学反映了新兴的服务经济的要求，而且它更多地指向那些学术造诣不会达到很高的年轻人。如今，进步主义看来正相机而动，这一次它不仅对低技能服务经济起作用，而且也为高附加值的知识经济作准备。但是，正如现在失宠的皮亚杰的遗传认识论曾为60年代的儿童中心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样，进步主义的实行和合法化也需要一个智力基础。
理论上的教育学需要与之相一致的社会文化条件以便得到官方认可，而且作为实践中的教育学应得到教师的承认。不同的社会文化需要不同的学习观：前现代时期的宗教教条和学说要求重复或掌握学习；现代时期的科学承认发现和探究性学习；现代晚期的学习则定向为一种批判、一种解放；后现代时期，知识成为偶然的、情境性的，碎片叙述流行。可见，掌握学习与文化适应主题相连；而发现和探究性学习同有启发意义的主题相关。学习者从被动接受开始转为积极的“行动者”，并由此转向“生产者”，即批判同解放了的行动者相关联，碎片叙述同社会多样性的拥护者和生产者相关联。可是当代英国的情况表明，标准办的立场是把学习者作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作为一个“行动者”或“生产者”。
总之，标准办的教育学立场同提高“基础”相联系，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直接的全班教学——使成批学生就既定的科目达到类似的成绩。但是变化正在发生，教育技能部希望学校建立在“标准”之上，而另一些政府部门，特别是媒体文化体育部和贸易工业部认为全班教学不太适合于新出现的知识经济。
三、政府对有利于新经济的新教育学持谨慎态度
全球竞争产生的影响难以确定。卡诺伊(Carnoy)在其经济全球化的分析中提出三种对策：1)“竞争驱动”的方法。分权、基于场地或以学校为基础的管理，相对于国家标准，这种方法将使教师、教师教育者和学生都受到检验，并把结果公之于众；2)“经济驱动”的方法，它受到世界银行的鼓励，致力于降低学校和高等教育的公共开支，在这些机构内，扩大班级规模，采用廉价的讲授教学法；3)“公平驱动”法。通过转移资源到迄今为止在教育成就水平方面还不高的社会团体，使入学最大化。卡诺伊认为，公平驱动的改革在全球化条件下将不会流行[17]。
英国工党以“标准到而非结构”的口号进入政坛，它保留了保守党政府的读写算策略的提议，继续支持标准办，保留具有争议的首席督学。标准办监督标准的改进事宜，通过要求明确的、直接的全班教学达到此目的。标准办（以及教师训练机构）对教师和教师教育者施加的控制是正式的官僚控制，而且也有让教师以同样的方法“对待”其学生的迹象。
标准办的方法符合卡诺伊的经济全球化的第一种对策。提升标准成为号角，比赛名次表大量出现，成绩及其测量成为标语口号。教育学正向回归基础、面向全班的直接教学漂移，测量的成绩标准提高了，而标准的提高又同教育的手段和目的的标准化联合起来。即使一些教师仍然倾向于个别化作业，但他们不敢冒险。这种限制多样化、限制争论和差别的明确的管理方式可证明是比较廉价的（虽然它的管制成本很大，不仅在财政方面，而且还导致了信任或社会资本的减少）。
但到2000年，贸工部以及媒体文化体育部对此表示担忧，认为教师管理中的过度的统制经济论的方法以及过度明了的课堂教育学对于释放知识基础经济所需要的创造性的和革新精神无所助益。政府虽然在寻求给人以基础和创造性是一回事的印象，然而它没有提出明确的教育学建议，因为这些建议有可能同标准办的方法相背离。实际上，不断增长的学术文献表明，新维果茨基理论可为之提供一个智力基础”[10]。
可以理解，政府在改变其教育学政策方面持谨慎态度。首先，这种新的教育学比较难以计划，可能比全班教学花费更大，要求较低的生师比，还有教师的专业发展等问题。如果政府决定公共开支最小化，由于对投资下降的担心和成本的原因，新教育学就得不到落实。其次，政府要为它迄今为止不愿相信的两个团体——大学教育学老师（其理论见解和研究能够为新教育学提供学术合理性）和中小学教师而伤脑筋，要在其间作更多的识别判断。第三，新教育学对政府来说可能具有冒险的性质。虽然新教育学能很好地服务于知识基础经济，然而它在政治上是激进的，学生将潜在地成为社会的参与者、行动者，而不是处于被动地位。第四，左右派双方都为看似儿童中心的教育产生过疑虑，而新教育学肯定会把那些人士招引出来。20世纪70年代《黑皮书》的起因是众所周知的，其作者担心进步主义的持续可能产生道德衰落。虽然研究者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但也未能减少他们的担心。如果说70年代他们的担忧得以流传，那么今天，在没有规范确立的情况下，他们的呼声自然会更为响亮。左派也有不同的考虑，吉(Gee)认为，“当社会奖赏的‘游戏规则’和语言形式处于隐含的状态，要求学生在其在活动中自己推断的时候，我们只是简单地给特权于一部分儿童，因为这些儿童所在的家庭早已把这些规则和形式作为其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了……对于明确的教学的争论最终是对有关入学的争论”[18]。这种观点同波恩斯坦(Bernstein,B.)的“阶级与教育学”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即新兴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理解婴幼儿学校的无形教育学的能力方面会走在低技能工人家孩子的前面。
在英国，政府决策者现在看来是在两种政策之间进退，一方面为即将出现的全球知识经济培育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寻求效率和节约成本。两者都与经济成就有关：前者受到人力资本理论的启发，认为教育和经济必须在功能上整合；后者认为应该降低公共开支，把较低的企业所得税和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相联系。到今天为止，工党政府已在寻求教育手段和目的的标准化。读写算的标准提高了，这被认为有利于经济。结果是，它为国民经济将变得更具竞争性找到了理由。而且，这种教育学更为廉价，比儿童中心的方法更有效率，对国家财源需求很少。
虽然政府的传统教育学偏好可能对“旧”的福特主义制造经济来说具有竞争性，但在全球化知识经济中是否具有竞争性值得怀疑。传统教育学仍会为那些需要卡斯特尔所称的“普通工人”的部门发挥作用。然而，在热心追求提高标准的过程中，政府没有积极地去发现和投资(finding and funding)于一种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将更好地服务于知识经济的新教育学。如果政府仍然保持对面向全班的传统教育学的偏好，那么可降低成本，可以使教师变得顺从，可以提高测验分数，可以使程序标准化，但从长久来看将无益于经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