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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lice Rivlin从事公共事业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她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保持预算平衡上，其中包括美国政府的预算平衡。1994年，当她加入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局(OMB)时，她面对的是超过200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需要立即处理。到1998年，即Rivlin离开OMB仅仅两年之后，巨额预算赤字已经被转变为可观的盈余。Rivlin把这一成就归功于美国两大政党的共同努力和经济的超凡表现。
Rivlin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曾担任美国联邦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计划与评估助理秘书。在这一职位上，她积累起在医疗保健、福利与社会保障领域的工作经验。在这些领域中，当需要实现预算平衡时通常采取的办法是紧缩开支。当今许多工业国都一直在财政政策问题上奋争，其中当然包括美国与欧盟成员国，Rivlin的经历使她成为对财政政策问题发表评论的理想人选。
1971年，Rivlin在布鲁金斯学会供职，那时她完成了《社会行动的系统思考》一书。这本书的主题是通过政策分析来提高社会计划的效率。今天她这样评价这本著作：“我原以为此书的寿命会很短，因为我们将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并继续前进。”但是，她笑了，并说：“一些教师仍在他们的课上要求学生阅读此书。”直到1992年Rivlin创作《复兴美国梦》时，书中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美国经济曾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表现不佳，美国人担心他们的经济前景。而且，她写到：“政治体系似乎无法采取能给经济前景带来希望的果断措施，例如削减联邦赤字并改善教育水平等。”但是，她并不认为美国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将会找到解决之道，”她写道。
更多的变化在发生……
21世纪初，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与Rivlin十年前的描述惊人地相似，而且有些问题在今天甚至更加严重了：预算赤字、收入分配不均、医疗费用攀升以及教育、培训不足等。她断言：“在竞争性的全球经济中，这些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它们无法被根除，但是情况可以得到改善。”这些问题也不是美国所独有的。尤其是，“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不断攀升的医疗费用，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如何通过过去没有采用过的新方法来加以妥善处理。”Rivlin认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有能力为所有的公民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以及更好的培训学校。
Rivlin在20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建议的背后蕴藏着这样的观点，即摈弃联邦主义是个很好的主意，“这样人们将会更加清楚地知道哪级政府应该做哪些事情。”她表示，在最近几年中，联邦政府就所发生的事情已经给予各州更多的发言权。但是美国政府之间的分工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况。Rivlin认为，教育、住房、社区服务以及犯罪问题最好由州和地方一级政府来处理，而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其他跨越州界的重要领域的问题（例如污染）最好由联邦政府来处理。但是这种分工并没有出现，Rivlin认为原因在于选民最关心那些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因此，总统候选人常会迫于压力表示他们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即使联邦政府并不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否则他们将偏离选民所关心的问题。
1992年以前，缓慢增长的生产力是美国经济面临的顽疾，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当生产力的增长突然加速时，没有人确切知道是什么铸成这一点，”Rivlin说。人们想知道这种现象是否是暂时的，它是否与经济的增长有关（此时经济也开始起飞），抑或与某种网络技术有关。与布鲁金斯学会的同事Robert E.Litan一起，Rivlin写了一本关于互联网对生产力的影响的书。她说：“现在我们知道了生产力的加速增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这种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她持续了整个经济衰退期及随之而至的停滞期。”她和Litan写道，这场革命刚刚开始，我们在以后的若干年中都会感受到它的冲击。如果他们是正确的，生产力的加速增长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很快停顿下来。
对预算的成功控制
在Rivlin所担任过的所有职务中，她最引以为豪的是其作为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首位主任时所取得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具有开创性的。”她这样评论在1975-1983年期间她所领导的这个组织。“我们不得不开创一个新的组织，但是该组织的目标并不明确。”这是因为国会只知道希望该办公室能提供与总统从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那里得到的相媲美的数据及分析，除此之外一头雾水。从实际情况来看，Rivlin解释说：“白宫与国会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白宫更倾向于要求快速进行大量的数据处理，而国会则对分析更感兴趣。她说：“我想我们把两个目标都达到了。在浓厚的政治氛围中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国会预算办公室由两党共同领导，按照Rivlin的说法，该办公室做到了工作出色、严肃认真和不偏不倚，并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Rivlin本人也赢得了同样的赞誉。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Roger W.Ferguson对《金融与发展》表示，在Rivlin接近或位于制定美国经济政策的金字塔塔尖将近40年时间里，她“一直享有着共和党和民主党、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以及形形色色人的信任和信心。”除了具有人际关系技巧之外，他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Rivlin行事只以确凿的分析结果为依据。
当1996年Rivlin成为美联储副主席的时候，她引入了一些改革的思想。当问及她是否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时，Rivlin说：“我在美联储工作只有三年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变化缓慢的机构。”那时，人们疑虑美联储是否应该尽快将它的支付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正如大家都知道的，美国大量使用纸制［银行］支票，而联储对这些支票进行处理。”她笑着说，“欧洲人惊讶于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里人们还用一张张小纸片来付款，而接着又不得不用卡车和飞机来运送这些小纸片。”她说支票的数量在她的任内明显地下降了，尽管她并没有将这种成就归于自己名下。
Edward M.Gramlich是美联储当前的一位工作人员，据他所说，Rivlin在该委员会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她对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帮助，而且，作为委员会主席，她对检查美联储在零售付款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亦有所作为。“Alice常跳出事物之外进行思考，”他对《金融与发展》说。“她会加入一个组织并说‘我们应该换个工作方式’，然后制定出一个新的程序。”Ferguson也同意这一评论。在零售支付系统中美联储所发挥的作用曾是“她任职期间最有争议的非货币、非经济政策问题中的一个。”该委员会最后决定美联储保留零售支付职能。虽然这一结果的意义最为重大，但是Ferguson说：“Alice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也很重要。”这种方法是透明、公开并且征求过广泛意见的，使其具有合法性。最终，这一结果也取得了合法性。
税收问题
这位平衡预算的权威是如何看待美国当前应该解决的财政难题的？对于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建议通过削减社会保障福利而不是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消除赤字，她作何反应？Rivlin说，当年计划降低税收时，曾经为联邦预算预留出相当大的结余，但是由于9.11恐怖袭击、经济衰退以及伊拉克战争，据她观察“在未来10年美国将面临着巨额赤字——大约是GDP的3.5%。除此之外，由于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的退休，赤字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但是她指出，很早以前就已经预计到了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人的退休在渐渐逼近，因此这个问题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值得惊讶。
Rivlin赞同艾伦·格林斯潘提出的消除巨额赤字的主张。虽然美国经济仍在强劲增长，但是“持续的巨额赤字对增长有害；它会使利息率升高，使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增强，并把政府的负担转移到后代身上去。”而且为了使美国和外国投资人继续将美国视为投资的好去处，控制赤字也同样非常重要。
至于应该采取的措施，她认为应该实行增加税收收入和严格控制支出的双管齐下的方针，其中有些可以通过津贴计划来实现。但是她说，不必大规模削减福利也可以实现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平衡，例如，把社会保障指数与更好的生活成本衡量指标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提高退休年龄。她补充解释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她认为联邦医疗保险（美国政府为65岁及其以上人口制定的健康保险计划）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因为支出将大规模超过税收收入。Rivlin认为增加某些税收的想法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税收比例已经下降到低于GDP的16%，已低于历史上GDP18%-19%的水平。
大体来说，Rivlin并不认为美国在公共事业上花费太多。相反，她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改造——它将为生产力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并为低收入劳动者增加工资。她解释到，后一个问题意味着没有上过大学或没有接受过良好技术教育的人们将会不断落后。除了更多的教育和培训之外，她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确保收入水平处于最低一端的人们能够获得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可以使用更好的基本卫生诊所以及低收入地区其他形式的医院急诊病房。
但是美国并不是惟一面临预算难题的工业国。欧盟也正在与它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斗争（参见欧洲有关此问题的文章）。当这个问题发生时，Rivlin正在撰写有关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大学本科优秀论文，那时候使用单一货币还只是一个遥远的设想。她说，很明显，在1952年我选择的题目是有预见性的。Rivlin把欧盟视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实验，觉得观察起来很有意思，因为虽然在它的创始成员国也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但是它正迅速地扩张。仔细考虑欧盟当前遇到的一些问题，她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政治性的。“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我认为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更加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很可能会在欧洲实现，但是速度会比较慢。”
至于欧盟的财政困境，Rivlin视《稳定与增长公约》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尝试，它在不使用公共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实施公共货币政策。她说，虽然该条约中将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的要求给各国施加的限制并不太大，但是把赤字控制在这一限度内对一个处于萧条期的国家来说并不总是一个好的财政政策。并且她补充道，实施附加条款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但是，她仍然认为《稳定与增长公约》起到了进步的作用，并且是试图将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协调起来的起点。
理想主义者成为公共政策领域的杰出人才
1958年，当Rivlin从Radcliffe学院获得她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时候，还很少有女性选择进入这一领域（因为在1958年的时候，20岁以上的女性中只有不到35%的人在工作。）Rivlin开始主修历史，最终皈依经济学，她希望获得一套更为明确的工具从而可以改变自己。她解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我们是非常理想化的一代。我们认为我们将会拯救世界，这里将不再有战争。”虽然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她仍然持乐观态度。
Rivlin确实改变了自己。对于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以及提高女性获得平等地位所做贡献让人们认识了她。她还获得了政府优秀雇员委员会、妇女研究与教育协会以及美国经济学协会经济学领域女性地位委员会的表彰，等等，不胜枚举。虽然从事经济学专业的女性少于男性，但是Rivlin为这项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73岁高龄，她仍然不愿把自己视为退休人员，因为她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有意思。1999年她重返布鲁金斯学会成为资深高级研究员，而且重操旧业研究预算赤字。事实上，她与别人合编了《保持财政稳健：如何平衡预算》一书，并在2004年初由布鲁金斯出版。该书描述了在未来十年中消除赤字的三套方案。第一套方案主要依靠削减支出；第二套方案依靠增加税收；而第三套方案将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在保持政府规模不变的同时对支出进行重新分配。该书语言平实，清晰地勾划出美国政府所面临的痛苦的而且在政治上非常困难的政策选择。
但是这并非Rivlin的全部生活。有两年时间，她在纽约大学新校任教，直到来回奔波让她疲倦为止。从那以后，她接受了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的聘请，到那里担任访问教授并讲授经济政策。她坦白地表示：“我爱这所学校。”而且这是毫无疑问的。根据GPPI主任、公共政策教授Judy Feder所说，Rivlin是一位非凡的教师。她告诉《金融与发展》：“她的学生为她的每一堂课所陶醉，而这使得我们其他人非常羡慕。”
虽然Rivlin听起来像是一个一心工作，无暇娱乐的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她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并表示“我喜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俱乐部成员读各种各样的小说，无论经典还是现代的。俱乐部有一条准则，成员所读的书都是那些不再受炒作和吹捧的作品。很可能是这条规则吸引了Rivlin财政公正的感觉。在研究平衡预算及与她的经济学家丈夫Sidney Winter一起抚养三个孩子之余，她还喜欢远足和其他户外活动。但是当她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她有好长时间中断了户外活动，一心放在孩子身上。当孩子长大并可以加入其中以后，她又重拾旧爱。提及几年之内她去过阿拉斯加、科罗拉多、秘鲁和喜马拉雅山进行其探险之旅时，她也补充说，“我走入崇山峻岭的时间晚了一点”。
坐在她在布鲁金斯朴素的办公室里，她显得非常好动，即使在她优雅巧妙地回答问题时也是如此。她的双臂时而交叉时而打开，摆弄着一个橡皮绳，时而身体前倾，时而靠在椅背上。就气质而言，她是那种非常渴望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