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韬光养晦论文,互动论文,两面论文,过程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被概括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①自此以来，“韬光养晦”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指导思想。②“韬光养晦”是一种谦逊谨慎、自我克制的低调战略，它在稳定中美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但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仍然经历了较多跌宕起伏。④特别是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数次起落，既使政策研究人员感到意外，⑤也影响到政策界对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认识。⑥
由此容易产生的问题是，同样是韬光养晦的战略与政策，为什么在改善和稳定与他国关系方面，有时颇为有效，有时不是那么有效？在同样的战略指导下，中美关系为何会在两年的时间内数次起伏？更进一步说，“韬光养晦”政策在什么情况下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其效果相对较差？
对这个问题，最容易产生的回答是，由于中国实力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导致“韬光养晦”政策的效用下降，并引起中美关系的不稳定。这一思路从大的方向上符合现实主义的思路，特别是符合权力转移理论的思路。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的、对现状不满的挑战国发动战争，其目的在于加速权力转移，使自己在国际层面上能够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安排，以便从这种与其军事实力相称的体系中获益。⑦
根据这一理论的解释，就可以把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归结到中国的身上。但这一解释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现有秩序的意图。⑧相反，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许多作为显得更像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⑨中国的“韬光养晦”战略本身说明中国执行的是一种不试图挑战现有秩序的战略，而且，以当前中国所具有的实力地位，中国也不可能对美国发起强力的挑战。⑩
本文认为，实力对比的变化在中美关系变化中的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这样的解释没有回答的问题是：实力对比的变化如何在战略与政策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对于中美关系的起落变化及其背后的不稳定性，需要有更为具体的原因和解释。以实力对比的变化来解释中美关系有些过于抽象和间接，仿佛解释了一切，又仿佛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解释。特别是在中美实力对比虽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在现实主义的观点看来，这种变化尚不是真正具有实质性的变化时，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变化的，这需要有更清晰的解释。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不仅有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以及在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因素在起作用；同时，这也是中美之间的一种战略互动过程，它涉及到中美采取的不同战略在不同背景下相互作用时，更为具体的作用机制以及与此相应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详细解释其中的机制和原因，寻找中国外交更为有效的应对方式，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下，笔者首先对中国外交主导性的“韬光养晦”战略和美国自9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的“两面下注”的对华战略进行一个初步分析，然后对两者的相互作用过程、特别是其在中美关系的演化过程中的体现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进行展望。本文的基本思路是，用比较直接的策略互动、战略互动来对中美关系进行解释。
韬光养晦与中国崛起战略的选择
“韬光养晦”字面的意思是“隐藏才能，不使外露”。“韬光养晦”以往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概念，是相对弱小的一方为求得生存和发展而采取的一种隐忍待机的战略性策略。它的主要逻辑是：“以牺牲暂时的、局部的利益来隐藏实力、隐蔽企图，避免过早地引起对手或潜在对手的注意……以获得发展必须的时间和空间。”(11)
从策略上说，它常常包含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收敛锋芒，使自身的实力显得比实际上弱小，从而使自己在对方眼中不成为威胁，至少不是主要的威胁。这可以在自身实力不够强大的情况下，避免过早引起强敌的关注，从而危及自身的生存与发展。(12)另一方面是，当发生利益冲突时，通过一定程度的退让，缓和矛盾，远离斗争的焦点，避免激烈的对抗，从而减少谋求发展的外部阻力。(13)
这两种做法都是为了减小发展自身实力的外部阻力，但减小外部阻力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更为有利的、特别是发展代价相对较低的外部环境，从而可以集中精力于内部的建设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韬光养晦”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放弃发展，而是采取了另一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是一种“以退为进”式的发展。它基于一国对于其发展所面临的并非特别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一种理解，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执行一种利益最大化式的发展政策，可能会“欲速则不达”，甚至会成为他国打击和阻遏的对象，从而会事实上不利于长期发展。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国际环境下，“韬光养晦”是一种明智的发展战略和实力建设战略，谋求发展也不能操之过急。(14)
在这里，一方面是忍耐和利益上的自我克制，另一方面是发展，这两者构成了“韬光养晦”政策的主要矛盾。对于实力相对弱小的一方来说，没有隐忍，过早地引起强敌的注意，可能危及自身的生存，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同样地，如果没有最终的发展，隐忍也就失去了意义。暂时的忍耐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但从根本上说，忍耐本身不能妨碍发展，因此，忍耐和利益自我克制不是无限度的，特别是不应在任何时候都把忍耐上升为一项原则，并不分场合地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忍耐在很多场合下，特别是在具体的事情和过程中常常会带来实际的成本，这种成本可能是巨大的，其代价之沉重甚至会达到让人不堪重负的程度，但为了全局的利益和长远的发展，有时付出这种代价又是必须的。如果忍耐不能达到缓解外部压力的效果，同时又要承受巨大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作为一种策略的忍耐进行评估。在有些场合下，我们需要评估是隐忍有利于发展，还是采取其他方式更有利于发展。(15)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避免为了忍耐而忍耐、为了“韬光养晦”而“韬光养晦”，不使忍耐成为一种外交文化。韬光养晦不同于苟且偷生，也不是要忍气吞声。在韬光养晦“无为”的表象后面潜藏的是积极向上的“有为”的实质。(16)通过韬光养晦赢得的相对缓和的环境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需要获得更高程度的发展速度，这一战略才能令人满意。
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说，中国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与他国关系的积极的政策举措，自90年代初以来，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这些政策举措大致包括以下方面：(1)积极解决领土边界问题，减少中国周边的结构性矛盾。(17)对于不能解决的划界问题，则采取“搁置争议”的做法。(2)扩大经贸合作，以合作共赢、功能性合作等方式，推动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18)为了推进经贸合作的发展，有时采取在合作中适度让利的做法。(19)(3)广泛参与国际制度，以这种方式约束中国自身的政策选择范围，传递出中国不试图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信号。(20)(4)全面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实行睦邻外交政策，并建立一系列伙伴关系。跟尽可能多的国家寻找利益交汇点，增大合作的吸引力。(5)不挑战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大国(美国)，避免成为美国的主要打击目标，同时在诸多领域寻求与美国的合作。(21)(6)对方给中国找麻烦时，不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针锋相对式的反应策略，不使矛盾扩大化，而是态度上稍微多忍耐一点，耐心地做对方的工作，寻找转圜之机，减小问题和麻烦对双边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作用。(7)安全上，不给周边邻国以很大的压力，避免用强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从总体上说，中国过去执行的韬光养晦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从策略上说，韬光养晦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给这一战略的长期持续带来一定的内在困难。
韬光养晦有一个内在矛盾：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上说，隐藏实力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实力，这意味着，韬光养晦政策的成功本身会增加下一阶段相同政策实施的难度。韬光养晦战略上的成功，意味着为中国壮大自身的实力争取到了良好的机遇，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实力得到了迅速而有效的壮大，但这也使此后的韬光养晦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韬光养晦的战略并没有解决如何做到韬光养晦的战术问题。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上升，从技术上说，韬光养晦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不是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意味着，在韬光养晦的执行过程中，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匹配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从策略上说，韬光养晦的做法试图在利益冲突的场合，通过做出一定程度的退让来缓解矛盾，维持一个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这种做法，有些时候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也有一定的弊端。虽然利益上的退让有助于某些矛盾的解决或搁置，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国际关系中有些矛盾会因为一方的退让而产生，即有些矛盾可能正是由于退让政策造成的。当利益上的退让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行为模式的时候，别人会逐渐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利益冲突的场合你就应该退让，你不退让是不对的，你不退让说明你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22)如果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形成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的国际环境显然会因此而恶化。
此外，韬光养晦政策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进行的战略布局，有时不是特别有利于中国守住在崛起过程中已经取得的某些成果，这仍然体现在忍耐与谋求发展之间的矛盾中。
接触加遏制与美国的战略选择
美国有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这两者有相互作用的关系。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多种选择，(23)但比较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主要集中在全球霸主战略、选择性干预战略和离岸平衡战略上。(24)到目前为止，离岸平衡并没有成为美国实际的战略选择。美国的对华战略服从于其全球战略。无论是全球霸主战略还是选择性干预战略，都有一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就是要阻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有可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阻止其他大国在欧洲或东亚地区获得主导地位。不管美国的全球战略如何变化，阻止或者迟滞中国实力的上升，特别是防止中国在东亚地区获得主导地位，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不变目标。(25)
一方面，中国的实力虽然在上升，但这是在一个相当低水平基础上的上升，另一方面，中国执行了一种“韬光养晦”、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外交战略。因此，虽然中国的崛起令美国感到不舒服，但它并未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也未形成很大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执行了一种成本较低的战略，即“接触加遏制”的两面下注战略。美国对华战略虽然有时往这个方向偏一点，有时往另一个方向偏一点，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接触加遏制”的两手政策的大框架并未发生大的变化。(26)
美国对华执行力度不大的遏制政策和相对比较积极的接触政策有一个前提，即中国实力的成长还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不会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形成冲击，或者至少还没有能力在东亚地区形成主导性的地区地位。
以下对“接触加遏制”政策的基本逻辑进行一个简单探讨。
1.遏制政策的基本逻辑
遏制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战略，遏制战略追求的不是打败对手，而是阻止对手实力的扩展。(27)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对苏政策中，它意味着通过一系列的努力，阻止苏联运用自身所获得的权势和地位来重塑战后国际秩序。(28)其目标是阻止苏联权势的进一步扩张，进而引发苏联控制和影响力的收缩，改变苏联的行为方式，“使之符合普遍接受的国际准则”。(29)
遏制战略可以针对追求全球霸权的国家，也可以针对追求地区霸权的国家。但阿特认为，基于国际体系中现有的实力对比，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领导的任何遏制政策就其重点而言都将是地区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并且，美国必须有所侧重地推行地区性遏制战略。(30)
遏制又分为简单遏制和复合遏制。简单遏制是使用各种必要的政治军事手段遏制扩张，防止对方扩张领土和政治权力。复合遏制不但涉及军事对峙，还涉及经济手段，以防止对方获得提高抵制遏制能力的必要资源。(31)
就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支持者而言，其基本逻辑是，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壮大，中国会力图向外扩展自身的影响力，这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弱化并最终把美国的影响力从东亚地区排挤出去，从而实现其成为地区霸权的战略目标。(32)
陆伯彬认为，与遏制政策相比，还有一种理论上更为强硬的政策选择，即阻止中国实力的成长。但这种政策选择没有现实可行性，因为美国无法把中国从世界经济中隔离出来，无法阻止中国与其他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从长期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人口规模、国内的大市场、人力资本的积累等美国控制不了的内生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要强行阻止中国实力的增长，只能通过发动预防性战争这一方式，但这是美国领导人和公众都无法接受的选择。(33)这样，遏制政策就成为阻止中国实力成长的一种替代性的政策。
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遏制政策具有“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性质，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如果你把中国当成一个敌人，那么你就将有一个敌人。”(34)遏制政策实施的力度越大，这一效应就越明显。遏制政策的支持者希望限制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安全机制的机会，认为这会给中国创造经济机会，让中国的实力进一步壮大。这一遏制政策的内在要求，埋下了它与接触政策冲突的种子。
2.接触政策的基本逻辑
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总体上遵循的是霸主国针对崛起大国的接触政策的逻辑。施韦勒认为，接触政策的含义是用非强制的方式缓解崛起大国行为中的非现状因素，其目标是确保崛起国以与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的和平变迁相一致的方式来使用其增长中的权力。从总体上说，它是一种安抚政策，但它超越绥靖政策的地方在于，接触政策包含了社会化方面的内容，即希望通过社会化的方式，使崛起国发生改变，从而使其接受现有的秩序安排。(35)格里科和伊肯伯里指出，西方各国政府希望通过接触政策促成“与其他国家间贸易和投资联系的扩大将鼓励中国领导人对内实行经济、政治改革；从而使中国有更强烈的意愿，成为世界政治中持合作态度的伙伴”。他们“希望通过参与多边制度，完成中国精英阶层的社会化过程”。(36)
从方式上说，接触政策更多地依靠对回报的许诺，而不是通过威胁加以惩罚的方式来改变对象国的行为。(37)如果获得成功，接触是一种最有效率的政策手段。“接触战略所带来的风险是微小的，因为美国实力的优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不可能对美国构成重大的挑战。”(38)这意味着，接触战略的微小风险是以巨大的实力优势为条件的。接触战略的成功依赖于以下几个条件：(1)崛起国只有有限的修正现有体系的目标和动机；(2)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没有关于生死攸关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此外，当霸权国足够强大时，接触政策更容易奏效，因为此时霸权国可以一手挥舞着大棒，一手拿着胡萝卜，而且，霸权国的让步不易被崛起国视为是软弱的表现。(39)陆伯彬也强调，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以及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势，使美国鼓励中国采取合作政策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的强化。(40)因此，基于实力地位的接触政策(engage from strength)是一种比较可取的政策选择。
接触政策不是一种双方之间完全对等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接触或许可以看作是处于强势的“大轮”带动处于相对弱势的“小轮”转动的非对称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平等对话、相互沟通、增进了解、消除误解”，而且有着试图通过引导、教育等方式和途径，对对方进行改造的潜在目的。(41)
美国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基于如下预设之上：(1)中国的实力处于上升的通道之中，并且还有很大的上升潜力。否则的话，美国可以对中国的变化置之不理。(2)中国的意图还不固定，美国希望通过自身的政策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使中国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中的支持者和维护者。(3)中国的实力虽然上升得很快，但由于其实力增长的起点较低，因此，中国的实力还没有大到即将威胁美国的霸主地位和国家安全的程度，还没有达到美国需要采取强有力手段(其极端形式是预防性战争)加以强行阻止的程度。
遏制政策有“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性质，同样，接触政策的支持者也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通过视对方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使对方真的成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但由于其内在逻辑的影响，接触政策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要比遏制政策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小得多。
3.接触加遏制政策及其利弊分析
接触加遏制这样一种混合性质的政策组合，反映了中美关系中利益的复杂性。中美关系涉及利益的复杂性，导致在看待中美关系时容易出现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认为中美关系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另一种视角则认为，中美关系主要不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一种可以实现双赢结果的正和博弈。(42)
零和博弈的视角认为，中美双边关系中，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中国实力的上升意味着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威胁和伤害。正和博弈的视角则认为，一方之所得不一定是另一方之所失，可以通过合作同时改善双方的利益，在这样的视角下，增强中美之间的互信和经济联系，也是一项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的事情。(43)
问题在于，在中美双边关系中，既有零和博弈性质的利益领域，又有正和博弈性质的利益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在利益具有零和博弈性质的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在利益具有正和博弈性质的领域对中国实行接触，似乎成为一种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政策组合。同时，由于中国执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对美国的遏制没有进行强硬有力的抵制，对美国的接触政策进行积极配合，这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政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得到了较好的运转。而且，就其现实性而言，美国对华采取单一的遏制政策或单一的接触政策都不太可行。其结果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在美国接触加遏制政策的影响下，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相向发展的特性，但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一种可长期持续的大国关系特征。
接触加遏制政策的优点在于其灵活性和手段的多样性，如果美国处于一种巨大的实力优势地位，它或许是一种可能奏效的政策组合。此外，它体现了一种如意的盘算：一方面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政策阻止中国某些能力的成长，另一方面，如果阻止中国成长的努力不是很成功，则在中国成长的过程中通过执行接触政策分享到比较大的利益。美国还是有一种盼望：盼望中国自己出问题，导致中国成长不起来。(44)
但这种两面下注的政策存在着重要的内在矛盾，限制了其作为一种平衡的政策选择的实际效果。接触加遏制政策的内在矛盾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意图的内在冲突
不论是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还是遏制政策，都是建立在中国的实力会上升的预设之上，但两者基于对中国国家意图的相反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中国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意图，因此，需要对中国的能力加以遏制。另一种理解则认为，中国并不试图从根本上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即使中国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和改变现有秩序，其要求也是部分合理的，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特别是，中国的意图具有可塑性，如果把遏制视为强制手段，接触视为一种奖励或者鼓励的政策，那么，通过将二者加以结合，就有可能通过塑造中国的外部环境，改变中国做不同选择时的成本收益，从而把中国的行为引导到美国所希望的方向上去。由于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接触中国和遏制中国都是美国需要使用的政策选项。
把对于中国意图的两种相互对立的判断置于同一个战略选择中，会无可避免地带来内在的矛盾，并由此带来接触加遏制政策的下一个缺陷。
2.政策手段相互不匹配
由于接触加遏制政策把两套不同的逻辑混合到一项政策组合中，其结果是，两项相互矛盾的政策，会产生相互抑制的效果。由于接触和遏制政策的相互抑制效应，其结果是接触和遏制政策的力度都有很大的局限，从而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一方面，遏制和围堵的政策会破坏接触政策的效果。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的一些做法，包括强化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同盟，售台武器，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的军事关系，阻止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加大在中国周边地区军事演习的频率与力度，以及时不时地对中国发出一些不友善的甚至是威胁性的言论等等，有碍于美国传递出的欢迎中国崛起、无意阻扰中国崛起的信号。接触政策要取得成功，需体现出对对象国应有的尊重。遏制政策的实施，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对这种尊重的感觉，恶化了接触政策的实施环境，使中国对美国产生出应有的较深刻的防范心理。
在对中国加以防范的背景下，接触政策的实施难以起到对中国的价值观、行为模式进行社会化的效果，但又为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条件。不管怎么说，自90年代初以来，在美国对华执行两面下注政策的过程中，中国的实力取得了巨大的成长，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也获得了很大增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接触政策的实施便利了中国的壮大，使得对中国的遏制越来越困难。接触政策的客观效果，实际上是破坏了遏制政策的根基，挖了遏制政策的墙角。
接触与遏制相互破坏的结果，导致遏制政策达不到阻止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上升的效果，而接触政策也难以达到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对中国进行社会化的目的。(45)从某种意义上说，接触加遏制政策是一项自我失败的政策，特别是在把它用于针对像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的时候。
在接触加遏制的政策组合中，根据接触和遏制政策力度的不同，实际上可以形成多种不同的政策组合，包括低水平接触加低度遏制、低水平接触加高度遏制、高水平接触加低度遏制(见图1)。由于接触和遏制具有相互抵触的效果，高水平接触加高度遏制基本上是不具有现实性的政策选择。
图1 接触加遏制的政策组合
由于接触与遏制的相互破坏，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接触和遏制都只能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仅是接触加遏制，而且是低水平接触加低水平遏制，接触政策和遏制政策的力度都不是很大。两面下注政策的内在本质，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其在每一面下的注都是有限的，都是有所保留的。
3.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分裂，破坏了中美关系的稳定性
从实施的层面来说，遏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安全层面，接触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从经济关系上入手。(46)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安全领域的接触和经济领域的遏制相对来说力度很小，不是政策重点。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中美关系中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不能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这造成中美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内在分裂，而且这个裂痕有固定化的趋势，使中美关系总是处于两种力量的撕扯之中，无法保持稳定的状态，并进而带有某种“精神分裂”的性质。其结果是，中美虽然没有成为明面上的敌人，但也没有成为关系稳定的合作伙伴，中美关系总是呈现一种起起伏伏的特征，即使在每一个年度内，都会表现出若干起伏。(47)中美关系的这种情况，客观上也使接触政策的社会化内涵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近乎消失，使其更多地具有经济含义，更像是一种商业上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接触政策。
由于中美各自的规模和在亚太地区所具有的重要性，中美关系中安全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分裂，进而体现到东亚地区的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中，加剧了东亚地区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特征，影响了东亚秩序的稳定性。
中美实力变迁背景下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政策的互动
战略并不是一种凝固不变的东西，它会随着国家间实力对比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韬光养晦”与“接触加遏制”的两面下注战略的优劣得失，需要放在中美战略互动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比较有效的评估。以下对中国的韬光养晦与美国的两面下注政策的互动的特点进行一个简单的考察。
从策略互动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具有如下特点：
1.美国不相信中国韬光养晦的动机，不放心中国实力的增长，其结果是，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欢迎更多地停留在口头上。
虽然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表明自己的意图，但美国依然无法对中国崛起后的意图感到放心，这种状况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所决定的。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正在崛起的国家会尽量做出一种和平的姿态，以减少霸权国发动预防性打击的可能性。无论正在崛起的国家是怀有扩张性的意图还是仅仅具有寻求安全的动机，都会发出和解的信号，以便为本国的壮大争取时间。(48)
由于即使不满意现状的崛起国也会试图隐瞒挑战现有秩序的动机，由此出现了一个信号博弈中的混同均衡问题，这使处于衰退过程中的霸主很难从崛起国释放的信号中辨别出其所属的真实类型。这形成了一个信号单向性的问题：崛起国的忍耐行为，并不足以使霸权国放心；而崛起国的强硬行为却很容易被霸权国解读为是崛起国真实偏好的体现。这种信号单向性的特点，使得崛起国试图让霸权国放心成为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此外，国家的意图是可变的。当一个国家拥有绝对优势地位后，或许由于政府或领导层的更替，或许仅仅是因为其强势地位，其意图都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安全问题的关键是处于上升期国家的未来意图，而不是其当下的意图。从长期来看，意图具有更高的可变性，从而也更难以获得保证。
2.中国并不相信美国接触的动机，但欢迎美国接触中国的行为，因为这使韬光养晦执行起来更为顺利，更容易获得成果。
在两面下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接触可以被理解为是美国向中国发出了试图和解和对中国进行安抚的信号，表明美国无意威胁中国，以避免由于对能力和意图的错误认知产生的不安全状态的恶性循环。但与此同时，美国采取的某些遏制中国实力增长的政策，则发出了另一个总体来说是相反的信号，即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感到不放心，并试图使用强制的方式加以约束。
从中国对美国发出的信号进行接收的角度来看，遏制政策传递的信号往往更为明确和清晰无误，因为对于这样的信号很难产生误读。而接触政策所发出的信号则不是那么清晰和有力，毕竟，接触也是符合美国经济利益的行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遏制的信号会压倒接触的信号，使中国对美国的意图产生合理的怀疑。(49)正如江忆恩和陆伯彬所指出的：“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国政府有时会觉得接触不过是一种软遏制。”(50)
对中国来说，美国接触政策的重点在于“改变”，遏制政策的重点在于“防范”，不管是“接触”还是“遏制”，背后都不是基于对中国的支持和善意，都不是对中国的善意政策(只是接触政策在客观上让中国更易接受一些而已)，这也使中美难以形成以现状为基础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3.从这种意义上说，韬光养晦和“接触加遏制”是中美双方对对方意图都不太放心的情况下执行的政策。不过，这种意图上的不信任还只是不信任而已，并没有发展到认为对方现在就是直接针对自己，认为存在着双方关系走向敌对的迫在眉睫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都采取了一种低水平合作加低水平对立的政策。这样一种竞争加合作的格局，使得中美双方的政策中都带有一些反向操作的内容。其具体表现是：中国不放心美国，却采取一些措施让美国对中国放心；美国不放心中国，但也采取一些让中国放心的说法来对中国加以安抚。这既可以理解为是双方拖延时间的策略，也可以理解为是双方的利益关系过于复杂的客观后果。
4.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的战略选择具有一定的不对称性。韬光养晦是一种整体上确定性很强的战略，它在运用上的特点是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变化余地较小，长期坚持这一战略的结果，将使外界对中国的行为方式形成比较明确的预期。相反，接触加遏制则是一种十分灵活的战略，它可以在接触和遏制两个极端之间十分宽广的政策空间中移动，具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和操作空间，可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迁、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美国的现实需求加以调整。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战略，美国坚持接触加遏制战略，两者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中国的行为会长期保持某种一致性，使美国对中国的行为方式形成比较明确的预期，并对于中国与这一预期看起来稍有不一致的做法很容易变得十分敏感。另一方面，中国则难以对美国的行为方式形成很稳定的预期，对于美国下一步会做什么有时可能会感到心里没底。
5.虽然韬光养晦并不是一项十分理想的战略，但它是过去二十年中行之有效的战略。在坚持这个战略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如果可能，中国希望一直坚持这一战略。但由于该战略存在如前所述的内在困难，加上接触加遏制政策会随着中国实力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使韬光养晦战略的继续执行在现实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和挑战。对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不会无动于衷。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上升，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或戒备心理、以及与此相应的行为上的防范措施，会往力度加强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韬光养晦”容易变得越来越有名无实。这不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是与这样的政策互动过程相伴随的中美实力的不同走势造成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战略界的总体看法是，美国是无可比拟的强大，中国的力量并不足道。(51)此时，执行接触加遏制政策，虽然效力有所不足，但对美国来说无关紧要。何况，这一战略还具有灵活、成本较低、不容易受到国内政治攻击等方面的优点。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下，美国甚至不担心其他国家联合反美，因为自身太强大了。美国也不担心他国对美国力量的错误认知和错误计算，因为如此大的实力优势，即使有一定的错误计算，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也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52)由于美国的实力越过了权力门槛，很多国家会主动追随美国，而很少有国家会主动挑战或制衡美国。中国的实力增长并不被视为是一个大问题，加上当时还比较普遍存在着的对中国实力增长可持续性的看似合理的怀疑，美国对中国虽有戒心，但戒心并不是特别重，根本的原因在于，在那样的实力对比下，没有必要有特别大的戒心和防范心理。但当中国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后，美国对于中国的能力建设的问题比意图问题更为关注。实力相对衰落的态势，使美国的政策趋于强硬。(53)
以上这些因素的累积，使中美关系在演变过程中以一种曲线的方式，渐渐往不那么友好的方向发展。以上逻辑可以总结在图2中。
图2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策略互动
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体现了中国外交谦虚谨慎、低调务实、在利益上适度克制，并且不试图挑战现有秩序，愿意积极与其他国家寻求合作的行为特点。它对于改善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融入与克制的政策也促进了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54)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防范力度。这在客观上造成的效果是，即使中国试图继续执行“韬光养晦”的政策，其在执行上也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这一政策的效果也相对有所降低。从博弈论的观点看，没有唯一最优的国际战略，每一个战略的优劣一方面取决于国际环境特别是主要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其他行为体所采取的战略。从这种意义上说，对于韬光养晦的政策，不是简单地坚持与放弃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发挥其长处，避免其客观存在的某些缺陷，从而更好地为中国外交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美关系中的某些紧张因素会有所发展，但与此同时，中美稳定双边关系的利益和需求也在增大。总体上维持一个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双边关系符合中美双方的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因此，面对中美关系的新态势，需要思考中美合作的新思路。可以预期，谨慎务实、在利益上适度克制、愿意在不破坏现有秩序总体稳定性的情况下积极与其他国家寻求合作，依然是中国外交的态度与行为模式，但中美关系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韬光养晦”对“接触加遏制”这样的战略组合，至少应对其某些内涵加以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变化，使中美关系能够在一个更为稳定与可持续的基础上，向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本文的初稿曾于2011年5月2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的崛起战略：理论与历史”学术研讨会上宣读。高程、孙学峰、杨原对本文的初稿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当代亚太》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不过，本文代表的是作者个人的观点，文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概由作者负责。
注释：
①在《邓小平文选》中并没有“韬光养晦”这一表述，不过“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说法还是慢慢流传开来。1995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总结邓小平外交策略思想的公开讲话中指出，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戴秉国在2010年底撰文指出，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讲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其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参见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载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774662.htm
②国外战略界对中国的对外战略采取了不同的说法，但对中国战略的描述中普遍具有“克制自身利益并在此过程中发展自身实力”这一内核性质的要素。如斯温和特利斯认为，中国推行的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这一深思熟虑战略的原理无非是“尽可能不用挑衅的方式来增强其在各个领域的实力，以避免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引起不良反应”，而这些不良反应会妨碍中国增强实力。金骏远提出，中国的外交路线一方面是努力发展国际实力以及培育国际伙伴，另一方面则“力图避免采取明显的霸权战略或制衡战略所带来的挑衅性后果”。这与韬光养晦的含义都颇为契合。参见Michael D.Swaine and Ashley J.Tellis,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Past,Present,and Future? Rand Publishing,2000,p.113；金骏远：《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③20世纪90年代初期，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中美关系16字方针，其出发点无疑是出于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考虑，但“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提法，显然在精神气质和实际政策上都十分符合“韬光养晦”的战略要求，反映了中国外交的某种特殊气质。在大国关系的历史上，似乎很少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提出类似的方针。
④对此，可以参考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对中美关系定量分析的数据，亦可参见Yan Xuetong,"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3,2010,pp.263-292.
⑤中美关系中的这一变化引起了国内学界比较广泛的关注。具体体现在：阎学通通过列举事实指出，自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数次起落，并进一步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就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世界知识》2011第1期的封面话题则是“2010，‘多事’的一年”；王缉思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西方自身面临诸多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人们反倒感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压力在增加”？参见Yan Xuetong,"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pp.263-292；《世界知识》，2011年第1期，第14～25页；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第4～9页。
⑥例如，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指出，“中国外交面临的难题和挑战越来越多”，日渐进入“深水区”。参见乐玉成：《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一些看法与思考》，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第1～10页。
⑦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Chatham House Publishers,2000,p.7.
⑧参见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第1～24页；冯惠云：《中国是现状改变国吗？》，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36～58页；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56.
⑨参见斯蒂芬·M·沃尔特：《驯服美国权力：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应》，中译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Steve Chan,China,the U.S.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A Critique,Routledge,2008.施韦勒和蒲晓宇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单极性质，所以美国不可能是现状修正国家，这只是在概念游戏的层次为美国的性质作辩护，并不能改变美国的很多改变现状的做法的事实。参见Randall L.Schweller and Xiaoyu Pu,"After Unipolarity: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Declin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6,No.1,2011,pp.41-72,especially pp.45-46.
⑩中国对美国的制衡是十分温和的。参见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戴颖、邢悦：《中国未在联合国对美国软制衡》，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第19～51页；G.John Ikenberry,"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ts Discontents",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No.38,Vol.3,2010；等等。关于崛起大国无意挑战衰退中的霸主，更大的危险反而可能来自既有霸主发动的预防性战争的论述，参见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Steve Chan,China,the U.S.,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A Critique.
(11)李德义、于汝波主编：《中国古典联盟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12)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起到缓解国家间安全困境的作用，从而有助于避免国际环境的恶化。
(13)当然，韬光养晦不仅具有策略的层面，它可能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行为风格。例如，陈忠经认为，韬光养晦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谨慎谦虚、不事张扬的精神风貌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韬光养晦就超出了功利的性质，其背后可能还有一种习惯的逻辑或者适当性逻辑在起作用。参见陈忠经：《冷眼向洋看世界——研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14)同时，由于韬光养晦的策略是在一种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实施的，在此环境下，实力是一国自保的根本性因素，因此，在实力的发展方面又不能不有些着急。这是一个速度方面的平衡问题。
(15)即使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忍耐也并不总是有利的，长期的忍耐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有时是难以扭转的作用和效果。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避免的是，让外部把中国和平合作的诚意当作软弱可欺，或者是在中国实行自我克制的政策时，对方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在合作的要价上层层加码。
(16)李德义、于汝波主编：《中国古典联盟战略》，第138页。
(17)中国解决了除中印边界外的所有其他陆地边界的划分问题。参见M.Taylor Fravel,"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2,2005,pp.46-83；李彬、聂弘毅：《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政策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第1～34页。
(18)参见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1～11页；David Shamba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Winter 2004/05,pp.64-99.
(19)比较典型的是中国与东盟自贸区谈判过程中的“早期收获”计划。“早期收获”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东盟国家经济利益的照顾，缓解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忧，使其开始确信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东南亚的机遇。但“早期收获”计划的效果经历了一个衰减的过程。参见陈琪、周舟、唐棠：《东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顾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第51～81页。
(20)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21)其表现在于中国没有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对美国进行“软制衡”，没有利用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力量过度伸展的机会给美国制造麻烦，在金融危机中也没有对美国落井下石，甚至还有一些中国学者提出要帮助美国走出金融危机困境。
(22)正如清朝官员出于不惹事端的考虑而产生的对洋人的息事宁人的态度，结果引起在华洋人进一步的飞扬跋扈，这典型地体现在国人都很熟悉的《制台见洋人》中。显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那些洋人有多么了不起，或者他们是多么卑鄙无耻，而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方式助长了对方的骄气。这是一种行为逻辑造成的自然结果。关于怀柔政策有一个效果越变越差过程的论证，参见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29～58页。
(23)参见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关于离岸平衡战略，参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中译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24)关于在何种情形下美国更倾向于选择何种战略，参见Kai He,"The Hegemon's Choice between Power and Security:Explaining US Policy toward Asia after the Cold Wa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0,Vol.36,Issue 4,2010,pp.1121-1143.
(25)即使是目标相对有所节制的离岸平衡战略，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取得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更不用说另外两种战略选择了。
(26)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有中国学者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接触加遏制”，在2011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举行的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认为，2011年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是两面下注。另外，有一些中国学者不太使用遏制这个说法，而是把美国的政策说成是“接触加防范”，这种说法更为温和。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基本上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共识。例如，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楚树龙2001年时撰文认为：“冷战后和21世纪相当长时期内，中美关系将长期保持既接触合作、又矛盾对立的关系，这是由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防范’的双重性决定的。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持续增长，美国主张防范、遏制中国的意识将会增强。”十年后的2011年，楚树龙又撰文指出，美国“对中国仍然采取冷战后延续至今的‘接触和防范’的两面政策”。在他的观点中体现出极强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参见楚树龙：《美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走向》，载《和平与发展》2001年第2期，第39～41页；楚树龙、徐海娜：《美国外交战略动向及中美关系发展趋势》，载《当代世界》2011年第4期，第13～16页。
(27)Randall L.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History and Theor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Riytkedgem,1999,p.10.
(28)参见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29)《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1950年4月14日，FR：1950，I，252-253；转引自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第104页。
(30)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第144～146页。
(31)同上，第146页。
(32)Robert S.Ross,"Engagement in US-China Polic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pp.183-184.
(33)Ibid.,p.181
(34)See The Statement b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Joseph Nye before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Asia and Pacific Subcommittee,June 27,1995.
(35)Randall L.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History and Theory",p.14.
(36)约瑟夫·M·格里科、G·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294页。
(37)当然，惩罚或者制裁性质的手段也常常在接触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使用或者威胁使用。
(38)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Vol.81,No.4,July/August 2002,pp.20-33.
(39)Randall L.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History and Theory",p.14.
(40)Robert S.Ross,"Engagement in US-China Policy",p.184
(41)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一章。
(42)See Thomas J.Christensen,"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Policy toward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1,2006,pp.81-126.
(43)中美经济领域问题的安全化，实际上是一个把正和博弈塑造为人们认知中的零和博弈的过程。参见潘亚玲：《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逻辑与手段——兼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3期，第6～21页。
(44)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崩溃论”的数次热闹宣传，反映了很多美国人的这种主观期望。
(45)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多改变，但这些改变很大程度上不是美国政策的效果，而是中国自己主动做出的。参见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p.288; Wang Hongying,"Multilater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Limits of Socialization",Asian Survey,Vol.40,No.3,2000,pp.475-491.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社会化，亦可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46)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总体实力的快速增长，美国的遏制政策有从军事安全领域向经济领域发展之势。除中美在经济领域的摩擦增多外，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在经济领域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抵消中国以往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很多努力的效果。关于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战略，以及区域大国在经济制度领域的竞争，参见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5～21页；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
(47)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解释中美关系中的“假朋友”现象为何会出现且如此根深蒂固。关于中美关系是“假朋友”的观点可参见Yan Xuetong,"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pp.263-292；对阎学通观点的评论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Sino-US Relations:A Response to Yan Xuetong's Superficial Friendship Theory",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4,No.1,2011,pp.5-29.
(48)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第31、51页。
(49)中美关系的每一次起伏，其结果都会加剧这种状况。不过，孙学峰认为，从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情况看，只要中国在军事领域有所动作，来自美国的反弹和压力都是巨大的，如针对1996年的台海演习，美国迅速强化了日美安保同盟，针对近几年的中国军事现代化，美国马上高调宣布“重返亚洲”，这意味着，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遏制政策是非常真实的。感谢孙学峰指出这一点。
(50)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p.280.
(51)参见约翰·伊肯伯里：《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本书的标题所表达的就是美国无比强大这样一个事实。在世纪之交，西格尔认为中国的实力和重要性实际上是被极大地高估了。参见Gerald Segal,"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Vol.78,No.5,1999,pp.24-36.沃尔福斯认为由于美国的强大，国际体系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单极。参见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1999,pp.5-41.阿特认为美国实力无可匹敌，似乎有意无意地奉行了一种“六强标准”或“九强标准”，参见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第14～18页。
(52)Aaron L.Friedberg,"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2,2005,pp.7-45,esp.at p.26.
(53)这显然非常符合科普兰的预防性战争的逻辑，参见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
(54)冷战结束初期，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东亚将进入一个充满紧张和冲突的时期，但这种悲观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比较典型的观点可以参见Aaron 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3,1993-1994,pp.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