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基本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后俄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10-0126-07
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始终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密切相关。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普列汉诺夫、列宁、卢纳察尔斯基、托洛茨基、沃罗夫斯基、弗里契等人的文艺思想就分别被鲁迅、冯雪峰、郭沫若、胡风、蔡仪、瞿秋白等人通过日文和俄文两种文字译入,此后这些文艺思想始终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相伴相生,并逐渐在中国文论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本,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俄苏文论与中国文论以及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相结合结出的最完美的理论成果。它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是“文革”结束以后才基本消除。
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的持续影响是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紧密相关的。因此,俄苏马克思主义方论在中国的走向,就与中国与苏联两国的政治关系状况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思想、政治、经济状况等密不可分。学界习惯于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前后为第一个三十年,这一时期又以1966年为界分为“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1976年至1978年作为前后30年的过渡时期,是“拨乱反正”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发展的时期,即“新时期”。如果按照这种分期方式来审视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我们能做出的基本判断应该是:前“十七年”时期,虽然中苏关系面临了许多问题与考验,但总体上是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最受追捧的时期,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译介与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文革”十年是极“左”文艺思潮盛行泛滥的时期,包括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论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和背弃。新时期之初,伴随着学术界对反映认识论文艺观及其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文艺观的批判,对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再一次出现了高潮;然而随着之后西方文艺理论思想及新的方法论的大量引入,西方文论慢慢占据了中国文艺理论的主流地位,包括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始慢慢失去了往日的风光,逐渐丧失了其作为主流文艺理论思想一家独大的地位。今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中位于主导地位,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西方文论一起,共同成为中国文艺理论进步发展的资源与基础,仍然是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
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文学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50年代初期的“全盘苏化”、文学理论“解冻”的50年代中期以及自觉回归苏联文论的50年代后期[1]。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新中国的外交完全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这种外交政策相适应,中外文论之间的交流主要以中国译介苏联文论为主,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艺理论虽偶有介绍,但主要目的却不在于“交流”,而在于“批判”,以防范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阶层的侵蚀。当然,苏联文论译介的“一边倒”除了政治背景的原因外,其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至少可以追溯到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是《讲话》中所谈到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属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的性质、“文艺的源泉是社会生活”等文论主张,在当时就已经为新中国的文艺理论定下了基调,直接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艺理论的主要方向。
20世纪50年代初,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文艺论著及相关研究著作也被大量、完整地译介到国内。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司徒真译,新潮书店1950年出版)、《论托尔斯泰》(林华译,北京中外出版社1952年出版),以及斯大林关于民间文艺的论述、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文学艺术的“竞赛”原则、语言的非阶级性问题等的论著。①此外,列宁、斯大林同苏联文学关系的研究著作也多在这时候被翻译了过来,如《列宁、斯大林与苏维埃文学》(叶戈林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出版)、《斯大林与文学问题》(叶戈林著,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以及《斯大林与文艺》《斯大林与文化》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1954年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七辑的《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译介了大量当时苏联文坛的最新文艺动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日丹诺夫主义的译介和接受是中国文艺界的主要内容。安德烈·日丹诺夫是斯大林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和忠实信徒,他的用政治宣判的方法解决文艺问题的观点,是斯大林时期苏共文艺界的主要理论思想。日丹诺夫等人明确表示,文学家应“以政策为指针”,苏联文学就是在“反对一切敌视苏联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形态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日丹诺夫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一个新生政党对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因此这种思潮在50年代初的中国影响甚大,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起成为当时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导思想。早在1949年5月,日丹诺夫的演讲集《论文学、艺术与这些诸问题》[2]就在中国翻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苏共的一系列决议、报告、文章更是都被一一翻译过来。1949年10月25日,由毛泽东亲笔题写刊名的《人民文学》创刊。作为新中国最重要、最突出也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的社论题目即为《欢迎苏联代表团,加强中苏文化交流》;在其“发刊词”中,更是强调了《人民文学》的办刊宗旨就是“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
1951年,日丹诺夫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份杂志的报告连同1946年联共中央关于文学艺术的系列决议一起被列为文艺界整风学习的官方文件。日丹诺夫式的批判风格——政治宣判、无限上纲、人身攻击与谩骂式的“批评”被渗透和运用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思想大批判运动中。当时的文艺界,不仅领导人把日丹诺夫式的政治干预看作是加强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必要手段,而且文艺理论家与作家们也都诚惶诚恐地按照这一标准校正着自己的方向。1951年5月,周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一次讲演中强调:“我们必须向外国学习,特别是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中国人民和广大知识青年的最有益的精神食粮,我们今后还要加强翻译介绍的工作。”[3]611952年,洪吉诺夫率领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发表了社论《最难得的学习机会》,将苏联经验誉为“我们的教科书”,表达了文艺界对苏联文化的仰慕。1953年11月,周扬又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的理论家写了很多文章,数也数不清的,但最有权威的还是在1934年日丹诺夫第一次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释,也是最正确的。”[3]196
在50年代建构一体化文艺观念的过程中,苏联文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文艺报》又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4]。如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真实性问题的论争、典型问题的论争等,都是由《文艺报》发起的;而在历次重大的文艺论争中,《文艺报》都是通过译介苏联文论来引导国内文艺潮流的。客观来看,《文艺报》的译介工作强化了现实主义的地位,为真实性原则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同时也深化了对典型问题的认识。但《文艺报》的译介也存在着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对苏联文艺思想缺乏应有的批判和反思助长了对苏联文艺观的盲从倾向。
1951年11月至1952年4月,《文艺报》还组织开展了关于高校文艺学教学问题的大讨论。当时的文艺学教学没有突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脱离实际,流于教条主义,这些倾向受到了理论界批评;1951年的文艺学教材大讨论则主要批判了文艺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倾向。此后,新中国成立前从西方引进的或自编的文艺教材被要求停止使用。但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自己的文艺理论教材,因此1953年,查良铮翻译了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1954年春至1955年夏,依·萨·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文艺理论研究生讲授“文艺学引论”,②他的讲稿《文艺学引论》于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两本书给中国文学理论设定了一个基本框架,对中国以后的文艺理论教材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季摩菲耶夫是苏联文艺学的权威,毕达可夫师承季摩菲耶夫,他们的文艺教材体系和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除此之外,1956—1957年北师大请了柯尔尊,他的讲稿《文艺学概论》195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文艺理论和美学教材有10余种,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发展过程》、涅多希温的《艺术概论》、契尔柯夫斯卡雅等的《苏联文学理论简说》、叶皮诺娃的《文艺学概论》以及从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的《文学与文艺学》等。此间还翻译或编译出版了《文艺理论译丛》《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苏联美学论文集》等数种。这些论著和文集的出版标志着苏联文艺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高校文艺学教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尽管在50年代中期国内也出现了由中国学者自编的文艺学教材,但其观点和体系依然都来自苏联的文艺学教材。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批评家的理论研究都要依赖于苏联文论。正如童庆炳和陈雪虎指出的,“苏联文论体系通过两条渠道进入中国,一是翻译,几乎所有在苏联占主流地位的理论专著和论文及教材,都一一译介进来,如季莫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学原理》,涅多希温的《艺术概论》;一是请专家来华讲座,如北大请了毕达科夫,北师大请了柯尔尊,他们在中国开班设课,编写出版讲义,其授课对象是新中国第一代的青年文艺学教师,其影响是巨大的。”[5]在谈到50年代苏联文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的积极影响,曾经参加了北京大学举办的“文艺理论进修班”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张文勋先生回忆说:“当时的文艺学确实是个空白,那时主要有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要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普及与提高,更谈不上系统的、严格的体系性的理论了。苏联的文艺理论把列宁的反映论运用到文学理论中,还是比较新的。季摩菲耶夫的文学理论还是有他的体系,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基本原理都有。他也提出了一些理论,他是按照马列主义提出来的,主要是反映论。文艺反映社会生活、文艺的技巧(也就是创作方法),我们过去也有,但没有他这么系统。季摩菲耶夫的教材也涉及文艺发展史,主要讲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也是有理论性的。我们把它弄过来以后,至少是把我们过去的理论系统化了。”[6]可见,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中苏文论的“亲密接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它以对日丹诺夫主义的追随肇始,以毕达可夫来华讲学为高潮,其思想中所具有的文学的“党性”原则与“政治”要素,对50年代初期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可以看作是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影响的开端。
1953年之后,苏联文学进入“解冻时期”,开始就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命题如文学中的人性问题与人道主义问题、如何深化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问题、如何更好地处理文学的党性原则与作家的创作自由问题等进行讨论与反思,突破了一些原来设定的理论禁区,修正了许多对于文学艺术问题的错误认识,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由于当时中苏之间文化交流的信息十分通畅,苏联文艺界的理论动态与思想动态都能够很快地传播到国内,因而苏联文艺界“解冻时期”对文艺问题的论争与思考,对国内的文艺理论界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主持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不仅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还组织对过去某些案件进行复查和平反,这在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中共中央认为,苏共“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7]。因此,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国内政治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以苏联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此后,文艺界的高层领导也开始在公开场合支持对苏联文艺理论的单一化的批评,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等一批切中时弊的理论文章相继发表。与此相适应,中国高校文艺学教材的编纂也试图突破苏联毕达可夫等建立的“苏联框架”,先后出版了蒋孔阳的《文学的基本知识》,霍松林编著的《文艺学概论》,冉欲达等编著的《文艺学概论》,李树谦、李景隆编著的《文学概论》以及北大中文系1955级编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等等。尽管这些教材依然在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但却是中国学者自身努力的成果,这些成果体现了这一阶段中国学者对中国文艺理论追求的积极探索。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震动,表现为国际上掀起了反苏、反共浪潮,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肆意攻击。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国家领导人再一次紧绷了阶级斗争的神经。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开始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对意识形态层面的控制的加强,在文艺理论方面的体现则是高调提出“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③文艺斗争路线。与捍卫苏联共产党主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相一致,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组编写了《苏联文艺理论译丛》,包括《苏联作家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后的有关言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主要是关于苏联文艺界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次大规模讨论文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同时当时还翻译出版了一批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著作,如留里科夫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殷涵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奥泽洛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若干问题》(戈安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阿·杰明季耶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文学的主要方向》(曹庸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特罗斐莫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艺术的创作方法》(牛冶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等论著。1958年10月,苏联学者谢皮洛娃所著的《文艺学概论》[8]由罗叶、光祥、姚学吾、李广成翻译出版。在这本翻译的《文艺学概论》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对文艺研究的深刻影响,文学艺术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然成为解读所有文艺现象的唯一准绳。进入1959年之后,前阶段向苏联文论靠拢的路线并没有大的改变,4月苏联理论家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9]出版。
实际上,50年代末苏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等一系列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重大事件,都标志着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已经出现了冷却的征兆。尤其在文论界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该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两结合”方法的提出实际上是对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提出了挑战,是中国文艺理论自觉自主地试图走出苏联影响的一种表现。1959年夏秋,中印之间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这次事件不仅成为中印关系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中苏关系公开恶化的起点”[10]。从1960年起,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被视为一种国际性现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则被看作修正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武器。与此同时,苏联文学开始被定性为“苏修文学”。从此中国对苏联文学和文论的态度急转直下,由全面学习、全面接受转向全盘批判、全盘否定。有关苏联文学和文论中的人性论、人道主义等著述,以及苏联对现代主义的重新探讨等著述,都被列入“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在内部翻译出版,专供批修参考之用。这就是那套内部的“黄皮书”(因其封面是黄色而得名)[11]。④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1961年起创办了侧重文艺理论批评的内部刊物——《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和《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外国文学现状》和《外国文学现状》增刊。这些内部刊物重点介绍国外(特别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文艺理论及美学方面的论著和论争、文艺批评的倾向、文学史上对重大问题的评价、创作思想的演变等内容。1961年,陆梅林先生翻译了苏联科学院学者集体撰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一书,该书从美学发展史、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美学范畴、艺术种类、创作方法等多个方面展开,客观评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在美学、艺术学领域中的变革意义和巨大威力[12]。此外,相关对苏联文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类的著作也在中国出版,如1978年1月,《勃列日涅夫集团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和言论选编》出版(北师大外国问题研究所苏联文学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边境冲突不断,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显现出逐渐升级的态势。⑤而国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开展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国家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相互作用下,毛泽东将中国集中反帝的外交战略调整为反帝反修。于是,苏联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假想敌,敌友角色的质变转换彻底改变了中苏关系的发展方向。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京召开,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一项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五一六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此后中国国内对“苏修”文艺和文论的批判随之也愈演愈烈。有学者指出:“从中外文化交汇来审视,50年代中期之前(中苏关系正常时),是单向性的‘受动’阶段,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因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而破裂),由‘一边倒’的单向受动转入全盘批判、全盘否定。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文艺进入了‘解冻’时期……之后,苏联在美学和文艺学研究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成果。然而,由于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加剧和两国关系的恶化,苏联的一大批被‘解冻’的真正具有价值的艺术理论成果却无法被译介到中国来。这标志着中外文化交汇在由‘受动’转为‘主动’中走向自我封闭。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13]
俄苏文论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有学者指出,“进入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评所面对的第一个冲击,便是由它自身的尴尬处境所带来的‘回归’浪潮”,“‘回归自身’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评为挽救危机而发出的第一声呼号”[14]。由此,在中国学术界展开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哲学基础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论”争论、关于《手稿》是否马克思主义成熟思想以及“异化”与人道主义的讨论等。然而,在这些讨论中,俄苏马克思主义重新被提及的时候,几乎常常是被作为反思的对象,作为庸俗的机械反映论的理论来看待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在苏联文论界自成一派,但仍是“意识形态论”的调子,它的译出,使已厌倦了苏式文论的学者们大倒胃口[15]。欧美文论的大量译介,给中国的文艺理论界带来了更多新的观念与方法;加上进入新时期之后文学理论也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市场转型等社会发展的大语境下,伴随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大变化而发展变化,“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思想和意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便大大降低了,其不再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不再是政治家们发动政治运动的工具,逐渐地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从而从‘中心’逐渐过渡到‘边缘’。”[5]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似乎一下子就被淹没在了西方文论与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悄无声息了。
文艺理论从“中心”走向“边缘”,看似有些不正常,然而就实际情形而论,这恰恰是它正常的表现。文艺理论过去之所以享有至高的地位是被绑架在政治战车上的缘故,其实并没有多少独立和自主。而恰恰是现在的“边缘”地位,使文艺理论得以回归到学术常态之中,能够更为客观、更为科学。事实上,被“边缘”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并没有走出人们的视野,译介仍在继续,研究也仍在展开,并且还产生了不少学术价值很高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成果。例如1992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校文科教材——《俄苏文学批评史》(刘宁、程正民著),就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俄苏文学批评史的专著。该书建构了一个科学的俄苏文学批评史体系,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所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与列宁、普列汉诺夫、沃罗夫斯基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了详细的区分,从而填补了国内此方面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16]。1999年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书除了以整整一章专门论述列宁的文艺思想之外,同时也论述了普列汉诺夫、沃罗夫斯基、卢纳察尔斯基、高尔基等人的文论。新世纪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国文论曾经出现的“一边倒”现象以及极“左”倾向离我们越来越远,一些痛苦的记忆与体验也逐渐在老一代学人敏感的神经中变得模糊、不再沉重;加上新时期之后,中国当代文论经历了西方文论大量译入的众声喧哗以及90年代以来全球化思潮与消费社会的洗礼与网络、图像带给文学艺术的冲击,中国学术界已经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中西的交流、对话与同步发展,也让中国学人更为从容与自信。文化研究热引发的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越界”与“扩容”、文学研究的文化史转向,文学社会学的回归以及文学反映论思想的重提等,都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再次复兴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中国文论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重新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人们开始以一种真正客观科学的研究态度来审视它的价值与意义。
过去学界对苏联文论及其对中国文论影响的反思,大多只看到负面因素,然而一分为二地来看,苏联文论的引入对中国文论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巨大的。“正是因为有了后来苏联文论等非东方文论中‘异质性’因素的强烈而持久的刺激,才导致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逐渐萌生”[17]。而且“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论从‘古代’型的文论,转化为‘现代’型的文论,这个转型的方向就是科学化和人本化”[18]。而且,苏联文论中的“科学理性”因素、“审美—人学”因素,对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恰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看,从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的各种“科学艺术论丛书”⑥传入中国,这使得中国学者也试着用社会学的方法解释文学诸问题,开始把文学置于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去理解,从而使中国出现了众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文论思想。“到了20世纪50年代,各种苏联文论教材传入中国,更加强化了中国文论中的科学化因素。苏联的文论教材有科学严谨的体系,对中国文论教材有示范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论教材,在体系上几乎无一不受苏联的影响。”“苏联的‘解冻文学’等也对中国文论中的‘人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5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和文论‘短暂的春天’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思想解放,都不能说与之无关。”[17]美国批评理论家魏伯·司各特曾经说过:“显而易见,只要文学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永远会如此——社会批评无论具有特定的理论与否,都将是文艺批评的一支活跃力量。”[19]我们也就此相信,包括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以探讨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今后都会是中国乃至世界其他诸多国家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的思想财富。
注释:
①这类论著主要有斯大林给高尔基、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杰米扬·别德讷衣等人的信,以及1950年由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等。
②此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翻译,于1956年由北京大学印刷厂付印,后经整理于195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③1958年7月,由译文社编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1辑)出版;同年10月,该系列的第2辑出版。第1辑的“前言”在介绍本书编选背景时有这样的话:“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界,在各国兄弟党领导下,对敌人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同时也对错误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作品展开了讨论和批判。经过一、两年时间大规模的辩论和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终于在文学战线上取得了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前言”还指出:“为了帮助中国读者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这次斗争的情况,我们从两年来国外报刊上选择一部分最主要的有关这次斗争的批评文章,编辑成专集,以资参考。”(见“前言”第1-2页)
④关于“黄皮书”,可参见郑异凡《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材料”——“灰皮书”之来龙去脉》,《百年潮》2006年第7期;张惠卿《“灰皮书”的由来和发展》,《书之史·出版史料》2007年1期;王巧玲《黄皮书、灰皮书:一代人的精神食粮》,《新世纪周刊》2008年6月30日。
⑤据196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两国的领土摩擦最终导致了1969年3月2日的珍宝岛武装冲突的爆发。此数据引自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431页。
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冯雪峰主编、上海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出版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中有许多是苏联文学专著。例如:普列汉诺夫《艺术论》(鲁迅译,光华书局1930年出版);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出版);波格丹诺夫《新艺术论》(苏汶译,水沫书店1929年出版);卢那察尔斯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出版);卢那察尔斯基《文艺与批评》(鲁迅译,水沫书店1929年出版);弗里契《艺术社会学》(刘呐鸥译,水沫书店1930年出版);沃罗夫斯基《社会的作家论》(冯雪峰译,光华书局1930年出版);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译《文艺政策》(鲁迅译,水沫书店193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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