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国际论文,近代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动态与综述
由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10月18-21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学者，和来自日本、韩国、越南、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学者共90余人出席了这次学术会议。会议收到论文58篇。现将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内容及讨论交流等情况，作一简要地评介综述。
一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紧紧围绕“孙中山与近代中国”这一广阔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来阐述问题，涉及的学术层面较广。按文章具体论及的内容来分类，大致可以归纳为孙中山与中西方文化、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策略及其对中国近代政局的影响、孙中山与日俄等国及与同时代中外人物的关系、其他四大类。下面拟对各类文章的主要学术观点作些评介：
（一）论述孙中山与中西方文化若干问题的文章，占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总数的1/3。若按文章各自论述的侧重点来细分，它们大约可分为以下三组。一组论文着重论述了孙中山的文化观及其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有的论文指出孙中山的文化观既带来鲜明的开放色彩，又充满着爱国精神；有的论文认为他的文化观是“因袭”中国传统文化、“规抚”西方先进文化、并勇于“独见”创新的文化观；有的论文强调孙中山不主张“中本西末”，而是提倡中西文化会通融贯，互相取长补短，他力图取中外文化之精华，弃其糟粕，在近化文化的转轨中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建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中国新文化框架；有的论文考察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特征及其产生的文化因素，指出他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其产生形成不仅与当时亚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有密切关系，而且还是中西方文化经过复杂的化合作用的产物，具有兼容性与多元性之特点，他坚持在认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传统，又在批判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旨在改建民族文化的单一结构；有的论文结合近代中西方文化磨合的历史进程分三个阶段分析了孙中山为磨合中西方文化所作的努力，指出孙中山一生坚持学习、优选西方文化，将之移植于近代中国，同时他又不断对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反思，努力探求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尽管孙中山一生没有找到适合中国文化改造的西方文化，也没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走向现代化的强大更新力量，但他在镕铸其革命学说过程中努力磨合中西方文化的实践仍具有时代价值，是他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之一；有的论文从孙中山晚年《三民主义》演讲的文化取向来考察他与中西方文化的关系，指出这一演讲总的来说是反映出他在融贯中西方文化时既顾及民族性，又顾及时代性，力求走出一条综合创新的路，这是他学习西方文化程度深化，与强烈认知民族文化两者相结合的表现和结果。
另一组论文着重论述了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及传统文化对其思想实践的影响。有几篇文章较全面地探讨了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其中有的论文指出在考察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应首先把握孙是一位革命家，他因袭、规抚中西方文化，并加以创新，完全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主要的是从西方文化中吸取了养料，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生始终热爱传统民族文化；有的论文考察了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吸纳与取法情况，认为孙中山一生未离开传统的道德氛围，他在多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许多内涵，都可与中国固有文化挂上钩，他对传统的道德，下过一番学习、思考、批判、扬弃、继承、发扬的工夫；有的论文从孙中山接触传统文化的工具、接受传统文化的具体层面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等方面来考察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指出孙中山用汉语及英语两套文字来接受和表述传统文化，他对汉语古籍中的史地等书兴趣较大，对经书诸子则用功较少，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一是不笼统地反传统，二是对传统文化信而不泥，他一生对待传统文化既有一以贯之的坚信，又有因时而变的权通，既不墨守陈规，也不轻易割弃；有的论文从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方面考察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不是欧美革命三大主义的中国化或复制品，而是孙先生几经精细思考，从悠久的中华文化中发掘出来，复施以切磋琢磨工夫创制而成的，是民族文化孕育了三民主义的问世，而三民主义又提高了中华文化的品质；有的论文探讨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对孔孟思想的融贯，指出孔孟思想中的中道思想，是中山学说尤其是其民族主义的本源，他的民族主义是根据孔子的夷夏思想和春秋大义而来的，他参证孟子的民本思想，再配合欧美的民主制度而创造了民权主义，孔孟养民厚生的思想，对他的民生主义有极大影响，孙中山在孔孟之道的根本原则与现代革命需要之间，找到了一个“活”的综合。有几篇文章集中地论述了传统文化的各个部分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其中有的论文指出儒家的改革思想、中庸思想、大同思想、经济思想及伦理道德观念等，都对孙中山的思想有过巨大影响，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对儒家的知行学说及传统道德的“八德”，则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了推陈出新的改造，他力图将儒家学说融合中外各种学说来形成自己的革命思想体系，用于指导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实践；有的论文论述了儒家民本主义对孙中山思想的影响，指出作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民本主义，对孙中山立志从事反清革命及对其群众观点、民权主义与民生思想的形成，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民本主义提供的思想、观念等资料，或影响到孙中山上述某一思想的萌发产生，或成为其某些思想的构建材料与内涵之一，或为其某些思想烙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印记，具体言之即是：儒家的“重民”、“保民”思想，对他救国救民思想的萌发和革命民众观的形成有过一定的影响，儒家的“尊民”思想，曾给他的民权主义以一定影响，儒家的“养民”、“恤民”思想，对他民生观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孙中山思想上虽然受到过民本主义的较大影响，但他不是民本主义者，他将民本主义的思想素材赋予民主主义的解释而融入到其思想体系之中；有的论文考察了孙中山对儒家大同思想的阐发，指出大同思想曾给孙中山以一定影响，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几年间对大同思想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世界和平、人类大同的观点上，他晚年对大同思想的论述，则主要集中在美好社会生活方面，而与其民生主义相联系。
还有一组文章主要论述了孙中山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学习西方的问题。有的论文指出孙中山向西方学习的杰出之处，在于他较早地实现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三个飞跃，即从学习西方器物到学习政制的飞跃，从传统的民本主义到近代民主主义的飞跃，从单纯学习西方文明到有所批判、借鉴与创新的飞跃，他学习西方文化的原则是取法乎上，取善避恶，合我所用；有的论文依据上海孙中山故居所藏的图书资料，具体探讨了孙中山巨著《孙文学说》中人文主义的新构建，指出孙既充分重视西方人文主义哲学的成果，又努力将之确立在对西方自然科学高度重视的基础上，使二者交相为用和相得益彰，他对人文主义的这种新构建，显然是吸收了叔本华、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关于人文主义的见解，并有所超越；有的论文以《建国方略》及《三民主义》演讲为依据，探测了孙中山晚年的识量，指出他在撰写这两著作时参证了数百种西文图书，从中汲取养料，这反映出他以欧美先进文化为主要研究资料，辅以本国传统文化之优秀部分，力图创获符合时代潮流与中国历史特点的革命主义以推进中国民主革命的思想。
从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关于孙中山与中西方文化的几十篇论文来看，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今后还必须花力气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若能具体地弄清楚孙中山一生到底读过那些中西文著作，这对进一步研究他与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关系将大有帮助。
（二）第二类论文着重论述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政纲与策略及其对近代中国政局的影响。
有几篇文章论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及凝聚力等问题。其中有的指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切合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实际，反映了人们爱国救国的要求，它是三民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主义，是当时中华民族凝聚力中作用最大的核心动力；有的认为在近代民族意识复兴时代形成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并与振兴中华和实现民主共和制相联系，且主张民族平等，这些对近代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有巨大的推动促进作用；有的强调孙中山的文化素质是其创立三民主义理论的关键因素，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理想，突出了中华民族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时代要求，是团结凝聚中华民族的巨大力量。
有些文章探讨了孙中山的兴学育才思想与建设精神文明的思想。其中有的指出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属人本教育思想，他十分重视育才救国的教育事业，主张以民族民主思想及科学技术为教育内容，以造就救国专门人才；有的分阶段考察了孙中山的人才思想及其发展情况，指出他一生注重大力罗致、培养与造就有三民主义理想、有道德、有奉献精神的革命人才；有的认为孙中山是近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首倡者，他一生有关建设精神文明和改造国民性等方面的论述，优长者可为今日之借鉴，不足之处则不可苛求于先贤；有的考察了孙中山与近代社会风俗改良之关系，指出中国近代史上许多社会陋习的改良，都与孙的名字分不开，他用新的价值观念来审视社会旧风俗，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发动了禁卖人口、禁止体罚、解放贱民、严禁烟赌、管制娼妓、改革历法、革新礼仪、限期剪辫、劝禁缠足等一系列社会陋习的改良运动，大力倡导建设现代精神文明；有的文章还叙及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与筹建广东大学实践的关系问题。
有些文章专门论述了孙中山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思想。其中有的论文将孙中山与邓小平的开放建设思想进行了比较，指出由于国情大体相同，因此孙中山与邓小平的改革思路颇有相似之处，从历史的脉络来说，孙中山继承与发展了从林则徐到康有为的积极思想，而邓小平则把孙中山的经济革命思想继承和发展到了未曾有过的高峰；有的论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政纲，肯定它是一个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有的分析了孙中山的改革开放思想原则与广州建设成国际现代化大都市的关系，认为孙对外开放的目标是高层次高速度地振兴与发展国家经济，其原则是中西融贯、平等互利、主权在我、为我合用，这些对广州大都市的建设有一定借鉴作用。
有些文章考察了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对于近代中国政制发展的擘划。其中有的指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内容丰富，旨在弥补西方政治三权分立之不足，它作为一种国家政制的框架，不是十全十美的，其权能区分的设想固然美妙，但难于在实际运作中实现，不过其民主精神仍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制有借鉴作用；有的认为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审时度势，兼采中西之长，对中国民主政治体制发展的目标、内容、道路及政治文化重构等方面所作的、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擘划，曾对近代中国政局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有些论文还分别介绍了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制定过程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所由完成的某些资料。
以上关于孙中山革命思想及策略方面研究的文章，纯理论性研究的角度较少，大都侧重于对其思想策略的实用及深远影响等方面的研究，突出其社会功能性。
（三）第三类论文主要论述了孙中山与日俄等国的关系及其与同时代中外人物的关系。
有些文章着重考察了孙中山晚年与苏俄及日本两国的关系。其中有的指出孙中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外交战略是主张中日俄三方联合以扼欧美列强，关于这方面他有大量的论述，1924年他在日本所作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其精髓就是主张以日中俄合作为核心的东方联盟来对抗英美等西方强国，这是他迫使日本赞同和选择对抗英美战略的一次尝试；有的论文分阶段论述了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思想实践，指出十月革命后，孙中山逐步产生与发展了与苏俄合作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实现了其与苏俄的政治联盟和主义方面的部分合作，这反映出他以俄为师，学习苏俄革命经验、方法及争取苏俄支持的强烈愿望，同时也反映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孙的密切关系及对他的重大影响。
有几篇论文考察了孙中山与中外各方人物的关系。其中有的探讨了在1900年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及港英当局策动的两广独立活动中，孙中山与李鸿章的关系及其结局对晚清政局的影响；有的分三个阶段论析了孙中山与许雪秋的关系，及其对民初汕头地区政局的影响，认为孙对许由信任到不信任，是导致许脱离同盟会而转入光复会，并在民初被杀的重要原因；有的从分析蔡元培的近代化思想入手，兼论及蔡与孙中山的关系，指出蔡是孙革命阵营中的一位政治家，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仰与实践者，孙对蔡也一向了解与信赖；有的论文剖析了护法时期孙中山与唐继尧的关系，认为孙中山的护法与唐继尧的“靖川”虽有交叉，但两者的内容与目标则相异，这是唐拒绝与孙合作、甚至进行拆台活动的主要原因；有的文章考察了孙中山与知识分子及留学生的关系，指出在1900年前孙对知识分子及留学生的认识处感性阶段，关系浅，同盟会成立前后，他重视联络留学生，主动团结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斗争，此为辛亥革命能成功的重要因素；有的论文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认为两人关于社会革命是否必要与可行的争论，属于应付理想与现实的分歧之争；有些论文还分别简要地介绍了孙中山与朝鲜流亡者朴泳孝的交往、他与日本军人日野雄藏等的合作和他与香港基督徒关景良及其父母的交往与关系。
上述关于孙中山与中外各方人物关系的论文，既有对旧课题的重新研究，又在拓展新的人物研究方面作了努力。这是值得提倡的。
（四）还有数篇文章虽未直接研究孙中山，但亦未完全离开孙中山与近代中国这一课题。如有的论文从中华革命党几位党员抨击黄兴的传单出发，探讨了当时革命派的内部分歧及孙、黄关系的侧面；有的文章考察了1912-1913年间的广东纸币问题及革命党人的纸币政策，从一个方面探讨了辛亥革命在广东失败的原因；有的文章介绍了新加坡《南洋总汇报》在辛亥革命时期对民主共和制认识的进步转变，说明民初民主共和的历史趋势；有些论文考察了民初广东同盟会及国民党人的参政活动，或介绍了近70年来国内对国民革命问题的研究概况；有的文章还对孙中山活动的若干历史图片进行了考辨。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全部论文给人总的印象是进一步拓宽与深化了孙中山的研究，部分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二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孙中山与中西方文化。这一中心议题成为与会的专家学者进行讨论与展开争论的热点，同时，大家还就其他的一些学术问题交流了各自的见解。现将研讨会有争议的问题简要述评如下：
（一）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与思想体系到底主要来源于何种文化？与会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既有某些共识，更有截然的分歧。在共识方面，与会的学者皆认为不管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如何庞杂，就其思想渊源而论，不外乎是继承传统文化与汲取西方文化，孙中山一生对中西方文化皆有所继承、批判、改造与创新，从而独创出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在论及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何种文化时，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大陆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主体是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有的指出：孙中山之谋中国革命，主要效法美国和法国；所持的三民主义，主要吸收西方文化，传统文化虽是他思想的组成部分，但不是基本来源。有的认为，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低于同辈人，对西方文化认识之广度和深度却超出同代人，他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努力学习并向中国移植西方文化，他优选西方文化而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纲领，成为当时社会改革的主潮流。
台湾的一些学者则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源于传统孔孟儒学的观点。有的认为，“中山思想本源于孔孟学说”，“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结晶”，“三民主义是中华文化的发扬和延续”，中山先生是继孔孟之后中国文化道德方面的“大圣”，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吸取了西方科学新知，另凭其个人真知卓见，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有的指出，“中山先生继承孔孟思想，发明了博大精深、救国救世的三民主义”，他虽然“受到西洋文化的洗礼，欧美学术之薰陶”，但其“思想是继承孔孟遗教而来”的，“三民主义即为中华文化的结晶，孔子、孟子、中山先生，在中国道德文化中，薪火相传”。
如何看待上述争论？笔者认为，在考察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来源时，不应过分夸大孙中山对孔孟儒学的承袭与光大。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孙中山的政治学说与孔孟儒学，是不同阶级与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两种思想有本质的差别；从实际情况来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体系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不构成其主体，充其量只是作为它的注足或补充。孙中山不是传统儒学的传人。如果硬要不顾事实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成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则会损害甚至否认它所具有的划时代的革命性与进步性。
（二）孙中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经历了由离异到回归的过程？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离异”传统文化，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其晚年又“回归”传统文化。对于这种学术见解，与会学者大都表示不能赞同，认为由离异到回归的这一过程在孙中山身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有的文章指出，孙中山“从来没有离开或抛弃传统文化”，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制定的三民主义“所阐发的思想，无不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既然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没有离异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那么辛亥革命后也就谈不上他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即就辛亥革命后的实际情况而言，也不能说孙中山回归于传统文化”，他“直到逝世，也没有回归于传统。”有些文章在考察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演讲等晚年著述的基础上，指出他晚年愈来愈多的批判西方文化和赞美传统文化，不能误认为是“回归”传统，因为他赞扬传统文化时“并不主张对传统文化作无批判的全盘继承”，他贬抑西方文化时并“不反对学习和吸收西方之所长”；《三民主义》演讲“总的思想倾向，是孙中山对时代步伐的追踪，而不是向中国旧传统的回归”；或认为“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向传统文化的回归，倒不如说是孙中山努力寻求合乎中国国情的道路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孙中山早年和晚年“引用儒家言论”的目的和方式，“是前后一贯的”。看来，上述学者的这些观点是合乎孙中山思想实际的见解。
此外，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孙中山是否经历了由民本主义到近代民主主义的转变？怎样看待孙中山所受岭南文化及湖湘文化之影响程度？及如何慎重使用报刊史料及上海故居藏书资料等问题，也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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