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党内不良风气的表现、原因与解决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现阶段论文,风气论文,对策论文,不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胡锦涛同志在今年1月12日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突出强调全党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并列举和批评了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党风不良风气的表现和实质。我国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又是执政党，党内这些问题不解决，其必然影响党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影响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最终势必妨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对党内不良风气的表现，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做了归纳和概括：“主要是：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1]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把不正之风称为不良风气，又科学归纳了十个方面的表现，这是从宏观层面的高度概括。为切实解决党内作风不正的问题，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其加以概括，以便更有针对性的认识和解决。
（一）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是“躁”、“旧”、“摇”、“空”
“躁”——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急躁浮躁，不认真学习理论，不用心汲取新知识，不思考新问题。思想理论素质差，认识问题浮浅，把握不住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问题是“跟着感觉走”，缺乏领导干部应有的理论性、果断性，心理不健康，心浮气躁，说东道西，胡乱议论。“旧”——思想上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因循守旧、不求真、不务实。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固守僵化、过时、陈旧的一套，对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看不惯，责难多于分析，等待多于实干，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唯上、唯书、不创新、不开拓。“摇”——政治上摇摆，不敢坚持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真，不务发展市场经济中的实。政治立场不坚定，缺少政治敏锐性，缺少领导干部应有的主见和己见，见风使舵，“真”也不敢坚持，“实”也不敢务，今天向东明天向西，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信仰。“空”——精神空虚，信念动摇。精神世界没有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空虚、颓废，信仰危机、信念动摇、信心不足、信任丧失，甚至信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等严重。
（二）学风上的问题是“玩”、“浅”、“死”、“吞”、“沽”
“玩”——玩风、玩劲太浓、太盛，学风不浓、学劲不足。缺少理论兴趣，忙于文山会海，忙于迎来送往，沉缅于灯红酒绿之中，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不动笔。“浅”——业务知识学习不重视，懒于学习，学习也不认真，无所用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记住少数的只言片语，无法掌握其精髓。“死”——生搬硬套，死背条文，不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唯书、唯上，不唯实，不求真，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成现成的灵丹妙药，照本宣科，生吞活剥，食而不化，用条文套现实。“吞”——对理论、对文件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违背科学搞瞎指挥。学习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及综合素质，而是为了应付场面，摆架子，做样子，不在精通和掌握上下功夫，求多求快找捷径，不求甚解，食其肉而不知其味。“沽”——沽名钓誉，故作高深。在学习工作上喜欢做表面文章，常讲学习重要，多介绍体会，还多用公款购买书籍，办公室摆满书架和书，装点门面，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装做知识的富翁，实则脑内空空。
（三）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是“虚”、“浮”、“飘”、“假”
“虚”——弄虚作假，讲话虚、措施虚、工作虚、数字虚、成绩虚、为人虚、虚张声势、虚报浮夸、虚有其表。总之，就是不能求真务实，而是随心所欲，自搞一套，以假乱真。“浮”——抓工作浮光掠影，浮在机关、浮在上边，不深入基层，身子沉不下去，不了解下情，不掌握民情，甚至对主管的工作也不懂，就是浮在上层熬年头、熬资历、熬位子，浮是为了混，安安逸逸混日子，稳稳当当保官位。“飘”——工作作风漂浮，工作不实，不愿求真，也不想求真，做表面文章，干面子活，忙于文山会海，公文旅行，一个请示报告几十人，盖几十个公章，表面上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实则飘来飘去，坐着车子转一转，下了车子讲一讲，吃顿饭、喝点酒就走，离群众越来越远。“假”——造假、制假，欺上瞒下，好吹牛，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路边工程”、“献礼工程”等，搞假场面、假气氛，其结果是脱离实际，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实则是为自己搞假政绩，以骗取个人的真利益。
（四）领导作风上的问题是“官”、“霸”、“粗”、“摆”
“官”——不代表人民利益，高高在上，官气十足，官气熏天。其表现：一是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明哲保身，患得患失，浑浑噩噩，忙忙碌碌，工作不开拓，好事不干，在原则上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奉行“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处世哲学，不开展批评、不让人批评，甚至压制批评，不务实；二是老爷式官僚主义，一事当前，总算计个人得失，争权、争利，惟我独尊；三是不负责的官僚主义，敷衍塞责，办事拖拉，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四是文牍主义的官僚主义，满足用文件、讲话指导工作，讲套话，应付差事，敷衍群众；五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不学习，不深入群众，不了解改革关键阶段的客观实际，坐而论道。“霸”——作风霸道，以“老大”和“家长”自居。搞“一言堂”，视权力为私有财产，不当“班长”当“家长”，不当“班首”当“霸手”，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主观臆想，决策主观，脑袋一热就拍板。“粗”——作风粗野，缺乏法制观念，不想以人为本，也不会以人为本，缺少人文关怀，工作方法简单，工作粗心，缺乏应有的精细，定事不民主，决策不科学，协调事不讲程序，视群众为“刁民”，视自己为“老爷”，甚至欺压老百姓，指责辱骂，还美其名曰有“魄力”。“摆”——高高在上，摆官架子，摆谱，下基层前呼后拥，大车小辆，电视台、电台、报社记者一大批，吃饭一大桌山珍海鲜，不是惜民、爱民，不懂群众利益无小事，而是害民、扰民。
（五）干部生活作风存在的问题是“贪”、“阔”、“奢”、“淫”
“贪”——贪图享受，追求低级趣味，热衷个人享乐，贪玩、贪图安逸，玩什么都在行，甚至贪污、受贿、腐化等，有的玩世不恭、追求潇洒、奔波于酒店、夜总会、歌舞厅之间，打麻将、甚至去境外赌博等。在工作上无所用心，利用手中的权利去追求个人的享受，谋个人的私利，乃至走上犯罪的道路。“阔”——讲阔、摆阔，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不比工作总比阔、追求阔气。在工作上怕吃苦怕负责、怕深入实际、怕得罪人，怕失选票、怕难点等；在生活上追求享受，坐高档车、住高档房，住高级宾馆等，就是花公家钱摆阔不心疼。“奢”——追求奢侈、奢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群众冷暖不关心，对群众根本利益不代表，思想空虚，精神萎靡，追求生活上的奢侈，花天酒地，超标准装修楼堂馆所，配带高档次通讯工具，穿名牌，带名牌，引导时装新潮流，把国家和群众利益置于脑后，把个人的享受放在首位。“淫”——腐化堕落，骄奢淫逸，甚至“包二奶”，到社会上找“三陪”小姐，养情人等。目前被查处的腐败分子几乎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对党内不良风气做这样归结，并不是说这是党风主流，这是支流。如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所说：“现在，党的作风总的是好的。”[2]但由于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其问题表现很严重，对这些问题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加以解决。为此，应认真探讨党内这些不良风气产生的根源。
二
治病要找对、找准病根，然后才能开方下药。胡锦涛同志的“七一”讲话及今年在中纪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我们分析其原因指明了方向，理清了思路。
（一）现行干部制度的弊端是造成党内不正风气产生的体制原因。党的作风要通过干部行为、形象来表现，而干部的言行受干部的制度、体制所制约。因此说如不从干部制度的视角来思考党风不正的根源，不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说党内不良风气与我们干部制度的弊端紧密相连。现在干部制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上”的方面尽管这些年改革力度很大，但并没有改变“伯乐相马”式的委任制方式，既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委任制尽管不是个人委任，而是组织委任，但也会出现看人不准，任人唯熟、唯知，少数人在少数熟人、少数亲人中选人的问题。加之“伯乐”权力过大这个弊端，自然出现了买官、卖官、租官、批发官的问题。这样上来的官作风难正。其二，在“下”的方面是出口太窄，上去下不来，下的出口不畅，出口不顺、出口太窄。庸人下不来。有问题也难下，所以在干部队伍中出现了边腐败边高升的“黑色轨道”。正因为如此官位成为一种终身的职业，“下”的问题不解决，在位上的官作风也难正。其三，干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或监督不力。权力运作是动态的，出现问题都是权力主体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这些年“一把手”出问题多，“名人”、“能人”犯错误多就是证明。由于干部队伍这三个方面弊端，成为滋生不良风气的根源，甚至使党内及干部队伍中出现腐败，并成为党风不正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最为突出的表现。因此，江泽民同志说，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既然干部是上级、上边任用的，群众没有多大权利，当然没有必要对下负责，就只能对上负责了。其必然造成干部不求真务实，脱离群众，使一些干部在作风上自然不正，只要上级领导满意就行了，谁还管群众的意见呢？这样人上来后，在作风上必然高高在上，如果作风正反而怪了。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实质是一种渎职行为，是旧官场的没落之风，它是一个干部走向堕落腐败的主诱因。这些不良之风与干部制度上的弊端从产生根源上看是一种因果关系，干部制度上这种用人、选人、任人、管人的体制，就必然会滋生助长党内不良风气。
（二）党政不分及党不能依法行政是党内不良风气产生的直接原因。对此，邓小平同志论述很多，在改革之初，就要求我们党解决这个问题。最近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改变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但不能亲政、代政，必须依法行政。以党代政，一些属于政府、社会的工作或事情，本应由政府、社会、群团、社区等管理，有时确由党组织来代办了。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本是政府或社会中的问题，但由于其工作人员是党员，工作人员工作没有做好，人们就把出现问题的账记在党的身上了。二是党组织或党员个体确实存在着问题。在新的历史阶段，要求我们党要改革党的领导方式，要求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加速党政分开，推进依法行政，使我们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确立和形成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向市场经济条件转变。如行政审批的问题，其负面影响很大，极容易在党内产生各种不正之风。据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统计，把大部分的政府管制、政府行政审批取消，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会提高30%，腐败现象就会减少50%。因此，温家宝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说，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治的自身建设。目前，我国入世的过渡即将结束，才真正由“入世”变为“入市”。如许多学者所说，政府要像戒毒一样戒掉政府官制，废除随意制定法律的特权。有些人有了权、让管点事，就要利用来权力谋私、索钱等，进而滋生了党内不良风气。我们要按照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提出的要求，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实现制度上的创新。如果体制上问题解决不好，党政不分的局面得不到较好的解决，执政党不能做到依法行政，政府的职能得不到较好转变，党风不正问题就难解决。
（三）社会转型而形成的体制上的结合部或空白是党内不良风气产生的社会原因。25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的转型期，具体表现在四个层面上，即是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机制转换、政府转变。最关键的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由于转轨仍在推进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彻底转轨，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彻底破除，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最终形成，因此出现了“双轨并存”的局面。一般说来，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是矛盾的、对立的，事实上两种体制在现实中出现了交换，但交换又不是两种体制优点的交换，而是两种体制弊端的交换。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是高度集权，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是钱的泛化，结果出现了权与钱的交换，这样腐败就在体制的缝隙中产生和形成了。不论什么体制，其背后都站着某些人，而且其体制的运行还要通过人或社会阶层的活动体现出来。因此，两种体制弊端在交换过程中就出现腐败现象，就以不正的党风和干部作风表现出来，所以说“双轨制”是党内不良风气产生的极为重要的体制根源。
由于两种体制并存的双轨制，使体制上出现了众多的结合部和体制链条中的空白，权力运行在这些空白中失控，权力主体在空白中失去约束，人的精神和思想在空白中找不到归宿，这为各种不正之风的滋生，在客观上提供了诸多体制条件，这是现阶段党内产生和存在不良风气的社会土壤。
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向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计划经济是纵向的，我们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的时间较长，已适应了计划经济的运行规则，也形成了上下纵向管理的机制及领导方式。市场经济则是横向的，使得早已形成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管理方式等很不适应，进而向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领导思维、领导群众的方式等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要求与市场经济接轨并相适应。这就是要求我们党改变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根据。
（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滞后是党内不良风气产生的思想原因。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变更，其必然带来思想观念及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方面的变革。改革前是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现阶段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分配上也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活方式是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再加上对外开放使西方文化及价值观长驱直入，东西文化的交流、对接、碰撞，便打破了过去思想文化领域一元化的局面，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多元化、多变化、多样化、多维化的状况，形成了文化上“一主多元”的局面。“主”即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多”即多种性质的文化形态并存。“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对人的思想观念冲击很大。从目前领导干部的学历水平上看是高了，但理论水平并没有相应的提高。许多地方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进行测试，及格的并不多，有的连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由于领导干部学历水平高，自己不能正确对待反而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自认为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思想水平也高，其结果更加放松了政治理论的学习。学习也仅是武装嘴皮子，不解决思想和世界观的问题，这样致使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四信”上出现了问题：信心不足、信仰危机、信仰盲目、信念动摇，或者是理想缺位、道德错位、价值观移位。在做报告或讲话中都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际上在内心深处并不是这样。思想、观念是行动的指南。思想上，观念上出现了问题。必须导致党的风气下降、共产主义道德的滑坡。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李嘉廷等人的检讨都承认这是其走向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这说明对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思想理论建设滞后后果严重。总之，党内的这些不良风气是支流，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其治理也要综合与系统解决。
三
造成党内这些不良风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综合原因。为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求执政党执政规律之真，务改革和加强党的建设之实，对党内不良风气采取综合治理对策，标本兼治。
第一，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是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根本。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许多党员同时又是国家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们党的作风和风气，在一定程度上说要通过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工作方式、领导方式及形象外化和表现出来。因此说，党员领导干部的风气正其党风就正，反之亦然。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党风正否与干部制度是紧密相连的。前文已指出现行干部制度的弊端是党内不良风气产生的体制原因。所以我们要以深化干部制变改革为切入点、突破口，来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中央最近集中推出了经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五个法规性文件，即《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的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地方党委会对下一级党政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五个文件，还有早些出台的中纪委、中组部的《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称为“5+1”文件）。[3]这些文件规定都是针对现有干部制度中的弊端提出来的。
“5+1”文件的集中、密集出台体现了中央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视，同时也标明了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已由局部改革转向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阶段。这些文件的出台，也为各地结合实际大力推进干部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干部制度的改革也处在关键阶段，没有干部人事制度加以保障，是难渡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的坎，也无法克服和解决党内的不良风气。因此说“5+1”文件的集中出台和贯彻，会从根本上、基础上医治党风的不良风气。我们各地要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5+1”文件，把干部制度改革推向一个新的平台，由此来改进党风建设。
第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变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风建设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掌权的党，怎样执政，怎样掌权，怎样过权力关，地位关，党风不正就难过这些关。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型的经济模式，经过多年的改革，社会进入转型、体制进入转轨的阶段，我们党对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并已习惯的做法、执政方式等已不行了，必须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转变，由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已成为基本治国方略，共产党怎样执政，怎样运用权力，怎样在法律范围内达到执政的目的，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新问题。这内在地要执政整体的党风及党员个体的作风进行调整，与新的历史使命相适应。为此，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共产党是执政党，再不能以党代政、亲政，党要把路线、方针等变成法律规则及规章制度，让人民来执行，依法行政。要学习西方国家政党建设的一些有益的、非阶级性的规定，以改变和完善党的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以此为基础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对此邓小平、刘少奇等都讲了许多，我们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如邓小平说：“类似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4]这要求我们党必须加强法制建设，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不要人治。刘少奇同志说：“瑞典首相坐公共汽车上班、华盛顿做八年总统退为平民、艾森豪威尔曾为总司令又当大学校长等例子，作为资本主义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邓小平同志说：“这一点（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5]经济全球化，其必然导致经济的市场经济化。政治的民主化，其必然要求我们党按十六大报告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由制度的文明带来作风的文明和升华。还要学古今中外对我们党有益的东西，外国的政党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都属于人类文明成果，对党风建设有益的要吸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政党，在具有阶级性的制度规定同时，也有遵循政党活动的一般规律而具有的共性，如在治国安邦、巩固执政党地位、执政权力的活动中及党员个体的主体性要求等一些程序化的东西，我们党要向人家学习、借鉴。除此，还要顺应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及知识经济日益逼迫的要求，改变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强化执政能力建设，这都会带动、推动并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
第三，落实两个“条例”，健全从严治党的机制是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前提。从严治党必须有从严治党的机制，党风建设必须有硬的约束。从严治党仅靠说教是不行的，必须靠机制、体制来保证。西方国家执政的虽然是资本主义政党，但大都有政党法，一方面靠法律保护党的权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是把政党的活动限制在宪法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使政党活动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公开化，这些非常有利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约束执政的党员不能以权谋私，以权寻租。德国等国都有这样的政党法。我们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借鉴国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经过十三年的努力出台了《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加强党的制度和党风建设，从根本上提供了体制性的保证。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两个“条例”，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同时，要把两个“条例”与“5+1”文件的落实结合起来，发挥文件规定的轰动效应，特别是要与医治党内不良风气、反对党内腐败结合起来，具体完善在操作层面的具体法则。用完善、具体的法规强化党的作风建设乃至医治党内的腐败。如，党内腐败分子的出现，而且经济数额越来越大，这与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处罚力度不够有直接关系。目前，经济处罚尤其不够，某些腐败分子有权有钱，在狱中还受到好的待遇。有的出狱后利用过去的影响还能发大财、挣大钱。我们要制定相应的规定，加大对腐败者经济处罚，加大腐败者的“腐败成本”。使腐败者既受到政治处罚，又使其在经济上得不到一点好处，使当权者知道腐败不但有政治风险，更主要是经济上的风险。所以说，健全从严治党的机制、体制是加强党风建设的前提。
第四，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力度是加强和党风建设的保证。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新理念，这对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党是执政党，“以德治国”要求执政党必须以德治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的，都是我们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各级党组织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两个“条例”，推进以德治党、以德治政、以德治身，并以此为切入点搞好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作风建设。从操作层面看，思想理论建设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理论层面，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思想理论上是富有者，有较深的理论造诣，使党风建设有深厚的理论支持。二是道德伦理层面。孔子说：“政者，正也”。做人要有高尚的道德，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和作风。胡长清索贿受贿那么多，每月给他老妈几十元，却给情妇胡慧兰用60多万在广州买房子，其德性、品性如何，不就可想而知吗？这种德性的人，还能干社会主义的事业吗？还能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吗？这说明作为党员必须有一流的风尚。三是执政知识的层面。作为领导者，必须懂领导科学、法律、行政管理等，并具有执政、从政的知识，丰富的历史知识，还要有较高的科学素养。中国科协就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做过一次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0.3%，仅为美国人(6.9%)的1/23，欧洲人(4.4%)的1/15。当今，领导者的科学素养高低对于决策、执政具有重要的意义。四是公共知识层面。如中文知识、写作知识、讲话知识、电脑知识、科学知识等，都是作为领导者所必备的。这四个层面知识，构成执政能力所具备的知识体系。知识积淀和准备对党员作风建设是有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的。今后，我们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求真务实，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严治党，以此为基点从根本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用优良的党风保证我们党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大背景下，在知识经济挑战中，永葆党及党风的先进性、纯洁性，使执政地位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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