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孔子语言观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老子论文,观之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1]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1)04-0056-06
老子和孔子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们开创的道家学派和儒家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同时他们又是伟大的语言学家，他们的著作《老子》和《论语》是我国语言宝库中的瑰宝，他们著作中的许多语言，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此，研究他们的语言，特别是他们的语言理论就显得特别重要。由于老子和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观点和伦理观念都有所不同，因此，他们的语言观也就有着较大的差异。本文拟对这些差异以及此差异形成的原因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老子的“希言”与孔子的“慎言”
老子提出“希言”，即人们要尽量少说话；孔子提出“慎言”，即人们说话要慎重。这两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接近，其实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老子的“希言”的根据是来源于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宇宙的本体是先天地而生的“道”。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的观点。他认为“希言自然”，即少说话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而孔子的“慎言”却是来源于他的伦理原则，“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明确地把“慎言”纳入了“仁”的范畴。
老子提出：“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老子·第二十四章》）正因为希言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人们又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那么希言就应该是上自君主下至一般的老百姓都应该遵循的。所以，他进一步指出：“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知者弗言，言者弗知”（《老子·第五十六章》）。
老子为什么认为希言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呢？这是由于他的哲学观点决定的。老子提出了阴阳合一（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观点，并认为在阴（柔）阳（刚）对立统一中，阴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阴柔必然会战胜刚强。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水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老子·第八十章》）沉默少语是柔弱，多言善辩是刚强，所以老子主张“希言”。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关于“仁”，他有很多的解释。他认为“仁”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说话要慎重，即“慎言”。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并进一步指出“巧言令色，鲜仁矣！”（《论语·学而》）孔子为什么把“慎言”当作“仁”的一种表现呢？他说过“仁者爱人”，即仁的核心就是要有爱心。但是要实现“仁”这种政治理想，是要付出代价的，必要时要“舍身取义，杀身成仁”，因此要求仁者要有稳定的心理素质，故刚、毅、木、讷，就成了支撑“仁”的四种良好的心理品质。他曾经将仁者与智者的性格特点作了形象的说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
其次，老子的“希言”观是他的“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的体现，而孔子是把“慎言”当作君子立身处世的准则来看待的。
老子从柔弱能够战胜刚强的哲学观点出发，在政治上主张“无为”。他的“无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老百姓要“无为”，即无所求，无所作为。“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老子·第三章》）他要求老百姓只要填饱肚皮，身体健康，不要有理想，不要有追求，不要有聪明才智。语言是交流思想、传达感情的工具。人们在交流思想、传达感情的过程中，必然会互相启迪，从而增加人的智慧，同时也会增加人的欲望。而人的智慧和欲望在老子看来，对人类并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引起社会的动乱。所以，老子要提出“希言”。
孔子是根据他的伦理学原则把“慎言”当作君子立身处世的准则来看待的。他认为君子应当“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做事要小心谨慎，说话也就要慎重。所以他明确指出：君子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慎于言”最重要的就是要使语言符合当时伦理道德的规范“礼”，作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再次，老子的“希言”观是消极的，而孔子的“慎言”观是积极的。
老子从他的柔能胜强的哲学思想以及清静无为的政治观点出发，要使社会回复到“小邦寡民，……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六十七章》）的原始社会。既然老百姓无知无欲、浑浑噩噩，老死不相往来，语言这种交际工具的作用大大削弱，这样必然会限制语言的发展。
孔子的政治观点是积极向上的。他继承了周易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易传·乾卦》）的思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一辈子都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甚至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因此，他的语言观也是积极的。他不但正确地认识了语言的交际功能，并清醒地看到了语言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于己于人有利，使用不当，于己于人有害，所以，他提出了“慎言”。
二、老子的“言善信”与孔子的“言而有信”
老子与孔子都强调“信”。此“信”有三层意思：一是说话要诚实，不说假话；二是要讲信用，重承诺；三是只有自己言而有信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老子的言善信和孔子的言而有信，有很多相通之处。首先，他们都把言而有信当做一种重要的道德原则加以肯定。老子说：“言善信，正善治”（《老子·第八章》），孔子及他的学生提到“信”的地方就更多了，如他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孔子更是把使人们彼此信任，当作自己的志向。当他的弟子子路问他的志向时，他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其次，他们都认识到了“信”的作用是以自己的言而有信去赢得别人的信任。老子说：“信不足，案有不信。猷呵，其贵言也。”（《老子·第十七章》）孔子也说过：“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但是，老子与孔子的言而有信观点，还是有很多区别的。第一，两人的观点的逻辑起点不同。老子的观点来源于他的哲学思想，而孔子的观点来源于他的伦理学观点。老子认为人的一切思想、活动都应该效法自然，自然是诚实的讲信用的，所以人也应该诚实讲信用。他说：“上言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言善信，……。”（《老子·第八章》）水的涨落是随季节运行的，老子认为这是信的表现，人应该效法。而孔子却把信当作人际交往中的一种道德原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第二，老子和孔子提出信的目的不同。老子提出“言善信”是为了实现他“无为”的政治主张。老百姓要“言而有信”，是因为他认为老百姓应该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无知无欲，“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老子·第三章》）他要老百姓返朴归真，回复到无知无欲、浑浑噩噩的状态，当然要求“言而有信”，因为“言而无信”是“智”，是“巧”，是“有知有欲”，会导致天下大乱。君主“言而有信”是要君主“贵言”，少发号司令，少扰民，以求“无为而治”。孔子提出“言而有信”是因为他把它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人际交往的原则。他带领学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周游列国，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当然深知“信”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因此，他对信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老子，他甚至把“信”当作他弟子的一门必修课。“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三、老子的“正言若反”与孔子的“文质彬彬”
“正言若反”是老子的语言观中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一点。在《老子》一书中有三处提到了这种观点。“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四十五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老子·第八十一章》）老子所说的“正言若反”的意思是，从内容上来说是说真理看起来好象违反了常理，从形式来说是说正话看起来好象反话一样。这是老子最可贵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正确地认识到了事物总是有互相矛盾（即正反）的两个方面，一切事物都会向其反面转化。从语言上来说，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是矛盾的两方面，因此，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是用一般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辩证内容时，就会出现“正言若反”的现象，“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就是如此。在这一方面老子确实有很大的贡献。他留下的这些闪烁着辩证法光辉的矛盾命题形式也成为了我国语言中的宝贵财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老子的辩证法并非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也并非全面完整的辩证法。他在提出事物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时，没有提到转化需要条件，没有认识到事物在处于量变的阶段而没有起质变时，该事物仍然是该事物，从而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坑。因此，他在语言上，也将“信”（真实的内容）与“美”（完美的表现形式）绝对地对立起来，提出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错误命题。这一命题，只有作为特称命题“有的信言不美，有的美言不信”时，才是正确的；如果将其作为全称命题，认为“所有的信言都不美，所有的美言都不信”那就是错误的，就必然会阻碍语言的发展。因为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我们所追求的是将真实的内容和正确的思想与完美的表现形式结合起来。
孔子认为语言的内容与形式是相辅相成的，内容要借助形式来表达，形式也要表达一定的内容。《论语》中谈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地方很多，此内容与形式包括的面很广，我们可以认为，其中当然也包含了语言在内。例如，“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这句话很形象地说明了内容必须借助形式来表现，虽然是他的学生说的，但也反映了孔子的观点。孔子还进一步说明，内容和形式应该完美地统一，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正因为这样，他鼓励学生积极学习语言，把语言当成了必修课。从上述事实看来，孔子的这种追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观点是符合语言事实也符合语言的发展方向的。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老子与孔子的语言观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二者的逻辑起点不同。老子的语言观来源于他的哲学观点。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该效法自然，即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符合自然规律，语言活动也应该符合自然规律。这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老子在把自然看成是一个阴阳合一的统一体时，过分强调了阴柔的作用，认为阴柔在任何时候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阴柔必然会战胜刚强，片面地提倡柔而否定刚，因此他的人生观就缺乏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从而使他的语言观也就显得消极。
孔子的语言观主要来源于他的伦理学观点。他是从君子在言语交际中如何实现其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他把语言看作人的内在品德的表现，把“慎言”、“言必信”、“文质彬彬”当作君子立身处世的准则来看待。
第二，老子与孔子对语言功用的评价不同。
老子是有意限制语言的功用的，他的“希言”就是明证。但孔子却对语言的功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有一次，鲁定公问他，“一言可以兴邦，有诸？”“一言可以丧邦，有诸？”他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说“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论语·子路》）他对语言的功用可以概括成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美是心灵美的一种外在表现，美的语言可以塑造美的形象，因而他特别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伦语·雍也》），这里的文指文化教养，当然包括语言修养。二是语言在交际中是一把双刃剑，甚至可以起到兴邦或丧邦的作用。因此，他积极鼓励学生学习语言，把语言当作必修课，并用古代历史事实来说明调整和修饰语言的重要性，“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野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在他的教育和培养下，他的学生大都善于辞令，宰我、子贡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孔子还是推广雅言（以周王朝京都地区的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的先行者，他平时说话用鲁国的方言，读《诗》、《书》和赞礼时则用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第三，老子和孔子对语言应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同。
老子尽管是一个杰出的语言大师，但由于他的世界观的影响，他不但不重视语言的运用，反而要限制语言的运用，因此他对语言的交际功能、言语交际的原则等研究都很不深入。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正言若反”这个充满了辩证法的命题，指出了如果我们用一般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辩证的内容时，就会出现正言若反的现象，“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稀声”等就是如此。他留下的这些闪烁着辩证法光辉的矛盾命题形式，也就成了我国语言中的宝贵财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修辞中的警句，很多就是用了这种矛盾命题形式。但他把内容和形式对立起来，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命题，对语言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孔子非常重视语言的应用，他对语言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老子。他最大的贡献是充分肯定了语言的功用并提出了言语交际中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原则。他提出的这些言语交际原则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而广为流传，并成为现代言语交际学的基石。当然，《论语》并不是研究言语交际的专著，孔子在书中也没有提出言语交际等术语，但是我们通过《论语》中涉及言语交际的一些谈话，不难归纳总结出一些原则来。我们认为，孔子提出的言语交际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条：慎言原则、言而有信原则、内容与形式统一原则、灵活原则。前三条原则在前面都有介绍，就不必赘述，这里重点介绍灵活原则。他的灵活原则表现为他认为在言语交际中并没有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教条，言语的运用应该随交际的对象、时间、目的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孔子多次提到了“慎言”，但他并没有认为任何时候都要少说话，而是认为说话时应该慎重考虑使说话的内容和形式要适应语境，适应交际目的。他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孔子的语言实践，也可以看出他使用语言的灵活性。“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耳。”（《论语·乡党》）“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这说明孔子说话很注意场合、对象。
又如，孔子非常强调言而有信，甚至说过“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样的话，但他并不赞成“言必信，行必果”。他认为要对信约进行分析，信约是合理的，才可以实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如果信约是不合理的，就不能实行，对那些不分是非黑白坚持实行的人，孔子斥责他们为小人。“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
总之，老子和孔子都对我国的语言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老子的语言观有很多消极的因素，但他的语言实践却否定了他的语言观点。他的著作《老子》，思想深邃，想象奇特，语言精炼，形式匀称，一直为后人称道。孔子从语言理论到语言实践都对我国的语言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论语》一书，含意深刻，简洁明快，通俗流畅，其影响的巨大，在中国古代无与伦比。他提出的言语交际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一直为人们所遵循，并成为现代言语交际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