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产业革命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产业革命论文,民国初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01)03-0010-07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即在1912年元旦成立了中华民国，很快兴起了一场“产业革命热”。那么为什么会在民国初年兴起这场“产业革命热”的呢？其与辛亥革命有何关系？其结果如何？其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见解，以作引玉之砖，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和一贯的夙愿。早在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就提出了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初步纲领，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就是要兴办新式学堂，发展教育，使广大知识分子学有所用，任使得法，各尽其能；兴办新式农业，改进耕作技术，发展农业科学，使“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兴办新式工业，改进工业技术，有机器制造百货，使“穷理日精，机器日巧”，制造精细，日用百货日趋丰富；同时兴办新式交通运输，建设铁路公路，废除一切关卡厘金，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孙中山指出：“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只有做到人尽其才，就能“百事兴”，地尽其利，就“民食足”，物尽其用，就能“材力丰”，货畅其流，“则财源裕”[1](P.8-16)。然而，清朝这些“僵化了的、腐朽了的、毫无用处的官僚们，只知道怎样向满州人谄媚行贿，藉以保全其地位去进行敲诈搜刮”，[2](P.59)对孙中山这一片拳拳的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强国方略根本不理，致使他的这篇上书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而且，辛亥革命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自强救亡”运动。自1895年日本割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后，打破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侵略势力的均衡，其他各国便接踵而起，纷纷在中国租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狂潮，使中国的民族危机频临崩溃的边缘。面对西方列强的加强侵略，清朝政府不但不思振作，顺应广大爱国士绅变法自强的请示，实行变法维新，反而固步自封，胡说什么“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推翻新政，“把那些维新的志士杀的杀，逐的逐”，[3](P.113)使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深化。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便奋起革命，以武力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
而“振兴中华”“自强救亡”，就必须发展经济实业，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空喊口号，那就只能是纸上谈兵，空言无补。在近代历次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中，中国之所以屡屡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贫穷落后，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欲求富强，就必须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所以，当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就把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其革命的历史使命，奋斗的宏伟目标，在四处奔走，组织发动革命的同时，也积极宣传革命以后的经济实业建设，不断向人们展示未来国家富强、繁荣兴盛的美好前景，指出将来革命成功以后，必将革除清朝的一切弊政，“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4](P.297)“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5](P.63)
虽然孙中山和广大革命派志士们把他们未来的经济建设冠之以“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称谓，但实际上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部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就说：“夫吾人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6](P.338-339)接着，他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的一次欢迎会上也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把三民主义以民生主义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后来他还说：“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7](P.802)孙中山之所以把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称为“民生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发展以后，资本高度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上，垄断广大民众的生计，致使社会贫富差距太大，“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8](P.228)，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产生新的社会危机。而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目标则是始终如一的。1911年11月下旬，当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以后独立各省代表在上海集会，准备筹建中央政府，统一指挥全国的革命运动时，立即从法国巴黎致电民国军政府，表示赞同，希望早日夺取全国的胜利，“巩固国基”，然后把重心转移到实业建设方面来，说“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9](P.547)
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尽管各政府机构制度很不健全，南北还处于对峙之中，大局未定，他仍然积极筹备实业建设，在短短的二三个月中，即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保护华侨、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废除清代的各种苛捐杂税等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来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攫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便将一切政治交给袁世凯，自己则“专心致志，办理实业”，[10](P.441)奔走南北，宣传实业建设。1912年4月初，他在南京与同盟会员的饯别宴会上即动员广大的革命党人积极投入实业建设，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11](P.322)正是大展宏途，积极开展实业建设的大好时机。随后他又在安徽都督府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针对当时全国到处是一片饥馑哀鸿，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时说：“诸位同胞要知革了命，不能就算事业完了，大家就可享幸福”，指出革命不是为了自己当官享福，是为了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要使“全国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这就要发展实业，“办理铁路、开矿、工商、农林诸伟大事业。”[12](P.532-533)不久他被袁世凯委以“督办全国铁路”，从此他便以铁路建设为依藉，宣布“脱离政界关系”，全身心地投入铁路等建设事业，深入各地考察铁路建设事宜，以建造10万英里的铁路为己任。
于是，在孙中山的积极鼓动号召下，广大革命党人除柳亚子、戴天仇、河海鸣等激烈派人士继续在宣传鼓动反袁斗争外，其他大都深信“破坏已终，建设方始”，[13](P.978-979)把建设看成和革命一样，都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天职”，纷纷投入实业建设。黄兴发起成立了拓殖协会，编纂书报，拟定计划，准备开发西北边疆。他还担任了“督办川粤汉铁路”，投身于铁路建设事业。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建设之道，不可无学”，[14](P.979)便出国留学，学习科学技术，以备将来回国更好地从事实业建设。他们一个个都胸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政治革命，丕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首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坚信“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而且他们认为：“欲事建设，须萃人才，抑不有团体，亦无以厚其势力”，[15](P.861-862)纷纷成立各实业团体。于是，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国实业团、西北实业协会、安徽实业协会、黑龙江实业协会、中华民国矿业联合会，等等，各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有的如全国同仁民生实业会，得到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竞相报名入会，会员竟多达20余万人，在许多省份设立了支部或分会。各实业团体还纷纷举行集会，组织演说，发表宣言，号召兴办实业。于是在广大革命党人的组织发动和参与下，全国很快兴起了一场“产业革命热”。
二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仅直接发起了这场“产业革命”，而且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把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上了政治舞台，也为这场“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
首先是推翻了清潮，结束了统治中国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一定的障碍。虽然清初也采取了一些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措施，而且也出现过“康、乾盛世”，那也只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恢复，很难说资本主义萌芽获得了多大的发展。尤其是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限制对外通商，只能加强其自然经济的经济结构，很难推动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了近代，虽然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开放了一些通商口岸，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仍然深闭固拒，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把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说成是“以夷变夏”，在新的世界局势面前，“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严厉地镇压了戊戌维新运动，“把那些维新志士杀的杀，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满人的势力”。[16](P.113)辛亥革命推翻了反动腐朽的清政府，虽然没有引起农村的大变动，农村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但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也使农村的封建地主土地制度失去了封建上层建筑的保护。
辛亥革命最后被袁世凯攫取了胜利成果，建立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但是当时革命党人在南方仍然拥有相当的势力，有七八个省的地盘，十几万军队。全国的革命形势仍十分高涨，人们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昂。面对全国如此日益高涨的革命新形势，袁世凯也不敢冒然建立清一色的北洋军阀官僚统治，而是吸收了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点缀。当时袁世凯为了控制政权，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对于权力要害部门如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从不放手，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而对于农林、工商、司法、教育等非权力要害部门则留给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以民国初年这四部一直由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张謇、梁启超、刘揆一、范源廉等人担任。而这些部门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其工作也正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的长外，他们便利用自己直接主管这些部门工作的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努力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法制法规。如蔡元培、范源廉任教育总长时，就先后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小学、中学、专门学校、师范教育和大学令，废除了封建的“尊孔”、“忠君”的教育方针，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确立了新的德、智、体、美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7](P.22)颁布了“壬子（1912年）癸丑（1913年）学制”，基本奠定了中国近现代的教育体制。张謇在其任农商总长的短短三年（1913年10月至1915年9月）之中，先后颁布了20多个关于农、林、工、渔、牧、副等方面的法制法规，如《商会法》、《权度法》、《森林法》、《狩猎法》、《证券交易所法》、《公司条例》、《矿业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国有荒地承垦条例》，等等，以及这些法规条例的施行细则，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不仅使实业家们经营各企业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照章则行事，也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实施了种种保护鼓励政策。
在保护政策方面：一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免受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势力的破坏和打击。如《矿业条例》规定：凡金、银、铜、铁、煤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一类矿产，无论是否拥有地面的土地所有权，“应以呈请矿业权在先者，有优先取得矿业权之权”，只有那些经济价值较低的三类矿产如青石、石灰石、花岗石等，才“应由地面业主自行探采，或租与他人探采”。同时为了防止外国资本侵占中国矿权和民族资本，该条例还规定只有“与中华民国有约之外国人民”，并“证明其愿遵守本条例及其他关系诸律”，才能参与中国公司合资开采矿山，且“外国人民所占股份不得逾全股份十分之五”，其法人代表“须以中华民国人民充之”，而且“所有工人概用中华民国人民”。[18](P.40、41、42、54)
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企业，民国初年还多次发布文告，提倡国货，号召人们购用国货，抵制洋货，特别是规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尤应“以公家力量，限定购用，以重国货”。为了更好地开展保护国货，抵制洋货，民国初年农商部每年都将全国各种商品按国产、进口两类，“列表汇登，按年编制”，以便人们对于国货与洋货对比的严峻形势一目了解，以鼓励人们抵制洋货，保护国货的爱国热情，规定对于仿制洋货的工厂“尤应特别保护”。[19](P.273、274)同时，北洋政府还在1915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国货展览会，全国有20个省区选送了10万件国货产品参展，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1910年清朝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其“浏览人数，平均每日不下万人”，以至“参观约卖，恐后争先”，旬日之间出售陈列品逾1/3。[20]
其次是激奖政策。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民国初年还颁布了一系列奖励民族工商企业的规章制度，发《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海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植棉制糖牧羊条例》，等等，规定对新发明新创造和首先仿制外国产品的各工矿企业和个人给予种种专利权，对于振兴民族经济卓有贡献的各工商企业和个人则给予种种的荣誉和物质奖励。如规定扩充植棉者每亩奖励2角，改良每亩奖3角，种植甘蔗每亩补助蔗苗款2角，肥料款6角，牧场改良羊种每次百头30元，等等。[21](P.514)
同时，民国政府还大力奖励出口，努力减缓对外贸易中的逆差，维护民族经济，为了帮助中国商品走出国门，扩大出口，1914年农商部曾两次组团分别参加日本东京的大正博览会和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其中大正博览会参展商品达8000余种，展厅面积达85坪（近300平方米），70余人获纪念奖章，“于我国实业前途，良多裨益”[22](P.958)为了鼓励出口，当时民国政府在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还减免了一些出口商品的税厘，以降低其成本，加强国际竞争力。1914年分别对土布、茶叶实行了免征税厘和降低出口税率。1915年又对出口草帽辫和地席实行减半征税，对于通花边抽、通花绸中抽、通花夏布、发织髻网、蜜汗果品等五项土产品，“无论运往何处，所有出口及复进口各税，一律暂行免税”。[23](P.179)虽然民国初年的这些鼓励措施还很不得力，有的只是具文，根本没有得到认真执行，但多少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创了一些有利条件，至少起到了一定的舆论作用。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这时也正是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期。北洋军阀的军阀官僚们为了加强其军政实力，开始与资本结合在一起。民国初年这种结合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袁世凯在启新洋灰公司等多家工矿业中拥有股权，冯国璋也拥有“直隶夹山、遵化和兴隆沟三处金矿”，[24](P.117)并为开源实业公司的发起人，北洋淑兴渔业公司监察人，保定电灯公司、裕大纺织公司、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的董事，并在大陆银行、中华汇业银行、中华懋业银行等多家企业公司有投资。其他如段祺瑞、曹锟、张作霖等等，也无不拥有大量资本。[25]所以他们对民国初年兴起的这场“产业革命热”，和资产阶级代表们所实施的这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并不表示反对，而是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而且，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发动广大民众积极参加，也没有引起农村的大变动，但清朝的灭亡，民国的建立，这本身就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在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饱受了二千多年封建统治和清朝二百多年民族歧视之苦的广大民众，莫不欢欣鼓舞额手称快，真所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无不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当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产业革命”的号召以后，广大民众和实业界人士纷纷参加，踊跃投资。民国初年这一系列的保护、鼓励的政策也更坚定了投资信心，一改以往视投资实业为“畏途”的社会风尚，而形成了一股“投资热”。1912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电车公司时，“一日之间，集股多数，公司遂成立”。[26](P.979)辛亥革命以后，湖南长沙“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27](P.849)其他“各埠公司呈请保护、注册、立案、给事等事，纷至沓来”，据统计，1912年全国开办的各大小公司达998家，工厂达2001家之多。[28]使革命党人掀起的这场“产业革命热”很快转化为投资热潮。即使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党人由于受到袁世凯的镇压，纷纷流亡海外，有的则转入地下，但是由此而兴起的这股“投资热”，并没有停止，而是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自发行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乘西方列强大都卷入战争无暇东顾的有利契机，获得了新的发展，直到1921年。
三
民国初年的这场“产业革命热”，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就是直接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最早产生于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虽然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呱呱坠地的时候，西方列强已成功地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并正在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发展转化，为世界许多国家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经验。然而当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结合一起，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以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以后，总是得不到健康的哺育和成长，先天发育不良，十分孱弱。在1894年前的30年之中，全国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才72家，资本总额2090.7万多元，其中主要是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洋务工业。19家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洋务工矿企业，资本只有1620.3万多元，53家商办企业，其资本总额才470.4万多元。[29](P.93)1895年以后，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即已迈开了发展步伐，但是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百般阻挠，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止，全国新办的工矿企业也才422家，资本总额约1.3亿多元，平均每年开设工矿企业不到25家，资本总额约768万多元。[30](P.93)而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初年，仅在农商部注册登记了的，1912-1914年7月的二年半中，新开设的工矿企业即达99家，资本总额约2455万元，平均每年开设新式企业近40家，资本总额近1000万元。1914年以后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得以迅速发展。在1914年8月到1918年的近四年半中，新设工矿企业即377家，资本总额约11832万元，平均每年开设工矿企业达84家，资本总额超过2692万元。欧战结束以后的二年半中（1919年—1921年6月），西方列强仍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恢复之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仍获得迅速发展，新设工矿企业318家，总额达17896万多元，平均每年开设127家之多，资本总额达7158万多元。在1912年至1921年6月，总共新开设民族资本企业794家，资本总额32182.7万元。[31](P.6-11)此外还有不少企业没有在农商部登记注册，如果加上这些没有注册的企业，在1914-1920年间，中国近代工厂已有1759家，资本达50062万元。[32](P.56)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本集中的过程也逐步形成，先后涌现了以南通张謇为核心的大生资本集团，以上海、无锡为据点的荣家企业集团，以简明南、简玉阶兄弟为首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孙多森的通阜丰资本集团。周学熙的华新企业集团，东北的双合盛企业集团，等等。其中张謇的大生企业集团在辛亥革命以前即以有900万元资本，至1921年又增资达2480余万两，纱锭总数已达16万枚，布机1300多台。[33](P.109)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于1905年，因经营不善而破产，1909年以9万元物料作价和4万元债务而重新开办。辛亥革命以后乘“产业革命”的东风迅速发展，1915年在农商部注册时已增资达100万元，1918年扩大改组为有限公司时，又增资达500万元，1919年再次扩大改组，增资达1500万元，10年间，资本增加了114倍以上。[34](P.4、7、10、140)随着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在这些资本集团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了华北、江浙和华南三大财团。
其次，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工作。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的两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队伍也在日益发展壮大，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仅产业工人全国即已增至200万人左右。随着这两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其组织力量也大大加强。1914年3月15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宣告成立，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商会组织，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继续发展，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同时，1912年也成立了中华民国工党，这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工会组织，而是有工人、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起参加的工团组织，却表现了工人阶级开始觉醒，要求参与政治活动的强烈愿望，并具备了参与或组织社团的组织力量。这说明工人和资本家不总是处在矛盾对立和斗争的地位，他们之间虽然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他们又是对立统一体，谁也离不开谁，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斗争中，他们有一些共同利益，能够走到一起。这也说明：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继续发展壮大，已经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必须联合工人阶级一起共同奋斗。从此，不仅一些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逐步转而向工人阶级靠拢，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也使整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跳出辛亥革命时期脱离广大工农群众，孤军奋战的怪圈，向工农大众靠拢，将同盟会时期的旧三民主义，逐步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从而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
自然，民国初年的这场“产业革命热”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放松了政治斗争的警惕。自“产业革命”兴起以后，特别是在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许多革命党人都一心埋头于实业，而将政权和盘托出，拱手交给了袁世凯，天真地认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35](P.318)殊不知袁世凯的“为人以善藏假面具著称，机诈百出，于专制君主一席思尝鼎一脔者久矣”。[36]其“专制锢毒，根于天性，与共和政体无相容之理”，[37]一旦政权到手，便利用其政治权力，不断加强其专制独裁统治，迫走总理唐绍仪，利用军警强制参议院通过陆征祥内阁，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擅借“善后大借款”，直至动用武力镇压“二次革命”，残酷迫害革命党人，以致刚刚兴起的“产业革命”很快失去了革命党人的核心领导，此后便转为实业界人士的自发的投资活动。
再次，在“产业革命”及其以后经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广大实业界人士虽然积极响应“产业革命”的号召，以后又在“产业革命”的影响下，积极投资工矿企业，但中国实业界人士究属资金有限，其所办各厂矿企业大都规模很小，设备简陋，缺乏一定的竞争力。所以在1921年以后，当西方发达国家医治了战争创伤，卷土重来时，中国的民族工业便立即处于停顿和衰落之中了。
最后，在“产业革命”的号召下，虽然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民族资本的机器工业仍然是一朵孱弱的小花。整个国民经济仍然是小农业和手工业的王国。民国初年各地所投资开办的有许多都是不使用原动力的手工工场。可见民国初年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收稿日期]200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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