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体操教育转型研究
□ 张姗（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100）
摘要： 近代以来，体操作为西式体育项目一直依据中国国情变化不断改革转型。本文依时间演进轨迹，以重大教育相关历史文化事件为节点，从4个阶段：清末体操的独尚，民国对体操的理性认识、国民党时期普通体操体育教育化、抗战时期体操曲线救国展开探讨。揭示了不同阶段近代中国体操教育在思想、内容、功能等方面变迁的原因，认为体操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制度保障、科学的教育技术和理念。
关键词： 体操 教育 转型
清王朝被列强侵入，龚自珍提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资产阶级 “维新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折射出国人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思想流变。体操强势进入中国，从此便在中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中不断变革，其阶段特征有迹可寻。本研究以1840年为始，依循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迁和体操发展的大致轨迹而截取历史时段阐述。主要侧重于学校体操教育，旨在丰富体操历史文化体系，并为当下体操教育提供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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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军旅武术教育的“没落”与学堂兵操的“独尚”
1.1、教会学校对新式体育的导入与“武举制”的废黜
中国近代体育教育之肇始，始于教会学校。基督教趁中国大门被列强打开而成立的教会学校一开始并没有正式的体育课，但积极提倡体育运动。清政府在军事上接连失利，以张之洞为代表认为：“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御侮”，1897年，张之洞引进德国兵式体操并将军事教育学制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学习西洋兵操来编练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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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均需设体操科，内容有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受德、日军国主义教育思潮影响，《章程》的学务纲要规定：“习体操以肆武事”，对体育课的要求是大、中、小学的“体操”均“宜以兵式体操为主”。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定为教育宗旨，对于“尚武”的解释是“东西各国、全国皆兵，全国学校隐寓军律……今朝廷锐意武备，以练兵为第一要务……凡中小学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以“体操”育尚武精神，以“军国民主义”陈压迫侵略之实，武术一夜之间从上层社会倒台，当然以义和团为首的“乱拳”而导致的“禁武枷锁”也占了非常大一部分原因。
1.2、由“尚武御侮”到“习体操以肆武事”
19世纪40至90年代中期，是西方兵操在中国的传入、发展时期，并无体操的基本概念，说明时人对体操的认识并不完善，这也是一开始虽军队引入兵操，配置洋枪洋炮，但传统的武艺活动仍作为练兵习武的手段而起着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甲午战争后，以武术为主要武装手段的大刀长矛难敌西洋火器的坚船利炮，“举国上下，莫不知其无用”，洋务派便学习日本引进体操。清王朝于1901年的“新政”中实行编练新军，淘汰绿营 ，废科举，兴学校，选派留学生，设立学部（教育部）管理教育，颁布学堂章程等。淘汰绿营意味着通过练习传统武术以求升迁的路被堵塞，武术传统的教育功能不复存在，延续了近1200年的武举制废除，“新政”参照西法，以体操代替武术实现尚武教育。
2、兵操的“由兴到废”与武术教育“兴始”
2.1、军国民体育思潮下体操的繁盛与诟病
虽民国成立后的学校体育内容仍以兵操为主，但民初政令宽松，1916年《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附着的补充说明：其一，视地方情形，得在体操以外授以适宜之户外运动；其二，教授各科时应注意本国固有特色，从此使得学校课外设立体育活动和组织运动竞赛，田径、球类等运动在课内外有了合法的地位，在学校中迅速发展起来。
2.2、多项体育运动学校教育的融合与武术进学校
蔡元培在1912年发表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指出“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僢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如此看来，将体操=体育=军国民，实现尚武教育，实是当时需要之使然。旋即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通饬各种学堂，体操一律列为主课，体操虽被引进大肆充斥课堂，但社会地位并不高，主要原因是浓厚的军事准备性质和教师的缺乏令课堂枯燥无味。当时虽有设师范学堂培养教师，如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特设“师范院”以培养上、中两院的教员，1906年清廷学部通令全国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五个月毕业的体操专修科，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等，以养成小学体操练习”。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多数采用一年半载速成，质量不高，数量有限，学校不得不用一些不懂体操、不知教授的兵弁来当体操教员，使上课呆板无味，给学生身心发展及学校教育带来不良影响。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战败，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潮得到压制，代表军国民教育的兵式体操更加受排挤，虽与兵操内容枯燥、师资紧缺等息息相关，但以武术为素材以体操为范式的“马氏体操”，又称“中华新武术”才是最大的冲击。“中华新武术”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国粹派”教育家们赏识，将其列入中等以上学校的“体操课程”，在北洋政府的国会上还将其定为全国学界必学之“中国式体操”，这是顶着体操之名行武术之实。
2.3、体操的委顿与武术的推崇
文化的自信与觉醒使部分国人开始关注中国武术，1914年中国体操创始人徐一冰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中提出“学校体育必须革除兵操”、“高小、中学应添本国技击课”1915年天津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 “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议案获教育部批准，开课目的为“振奋国民永往直前之气”自此武术也成为学校体育教育的一部分。这使得体操在学校教育中的位置开始受到冲击。
虽练习“中华新武术”从体质健康上来讲是有一定益处的，但以北洋军阀为首的统治者们最终的目的是以 “中华新武术”为幌子，提倡“读经”、“尊孔”、“国粹体育”，大造反对科学与新民主思想的舆论，直接为封建买办势力服务。以至民国初年的进步受挫，军阀统治与历史潮流悖逆，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鲁迅、陈独秀等新青年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把武术作为军事练习的重要内容，试图强国强种，在义和团之时早有失败的先例，而中国人还依旧故步自封，毫不反思”。在新旧文化冲突、东西文化交锋的时代，武术难登大雅之堂的原因，除了西式体育的直接影响外，自身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促使其中途流产。
3、兵操被废：体操“平民化”与国术“教育化”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陈独秀就说，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新文化运动者们积极反对军阀封建复古统治，而当时美国教育家杜威和孟禄的实用主义、自然主义思想正是与军阀较量的利器。孟禄反对中国的兵式体操，认为它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个性，还在参与修改《壬戌学制》时公开讲到“为国家着想，注重军训不可于体操中求之，当于团体的竞争，比赛的游戏中求之”。1923年，教育部颁布《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删除学校兵士体操，教育目标也开始从服务于“军国民”转向造就“合格公民”。从此体操和西式体育项目都融入为系统化的学校体育教育的一部分。
4、体操继续为战时服务及体操项目的衍生
1937年，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体育思想抬头，体操继续为战时服务。在中央苏区的列宁小学《列宁初级小学校组织大纲》中，规定各年级每周上三小时体操课,其目的是“使学生身体平均发育，强健体质、活泼精神，并养成其受只需尚协同之习惯”。《列宁高级小学校组织大纲》中规定：“体操注重兵式”。国统区的体操早在1931年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下，与游戏、团体运动、竞技运动一起作为基本手段，通过童子军和军事训练，实现“三民主义”目标。30年代还从日本引进了广播体操，有音乐伴奏的徒手操让人心情愉悦身体舒适，风靡一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体操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专业，广播体操更是走进就千家万户。为国民体质增强、促进祖国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5、结语
体操是中国被列强侵略时引进的西洋体育项目，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中经历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逐渐自成体系并服务于社会。其表现特征从功能上看，体操是被清王朝为维护其稳固而引进的，并代替武术行强国强种之责，最后融入学校基础体育教学，衍生出多种形式行强身健体之责；从历程上看，由唯体操是瞻，到学校顶体操之名行武术之实；从思想上看，由最开始代表军国民主义到被理性看待，最后服务于民族思想；内容上由兵操到体操再到多项目衍生等等，这是近代以来体操教育嬗变的主要轨迹。在现阶段学生体质下降的中国，体操应借鉴近现代发展经验，思考自身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和模式，重视体操教育形式、内容、功能等与中国社会变迁的良性互动，积极创新和引进，使体操和体操教育能够自信的迈向时代前沿。
甘肃省金昌市是全国最大的镍钴生产基地、铂族贵金属提炼中心和全国资源综合利用三大基地之一，素有“中国镍都”的美誉。半个多世纪以来，为祖国镍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近年来这个因矿而设的西部城市，和许多资源型城市一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难题，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源不可再生的约束，加快发展接续产业，是金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特别是在资源约束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能否尽快构筑起新的接续产业，是金昌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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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902-（2019）-03-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