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凯蒂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不仅上了亚马逊的畅销书榜单，而且在“买了又没有看”的书单中也高居榜首。亚马逊或当当网上对这本书的评价极其分化：说它好的认为它非常好，说它差的认为它非常差。学术界对此书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支持皮凯蒂的学者，如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认为，这本书可以成为最近十年最重要的一本经济学著作。反对皮凯蒂的学者也很多，有趣的是，反对他的声音不仅来自右翼，而且来自左翼，比如专门研究《资本论》的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这是一本“以资本论为题却没有在真正谈论资本”的书，他说：“皮凯蒂从未真正读过《资本论》。”① 皮凯蒂所谈论的话题极具敏感性。单单是提起“收入分配”四个字就会让很多人坐卧不安，而带上《资本论》更会让很多人浮想联翩。尽管思想的交锋能够带来学术的进步，但由于这场讨论涉及贫富分化与收入分配、政府干预与市场秩序等敏感话题，亦有可能变成一场混战。如果只是偏见之间的互相批斗，不会对学术研究的深入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本文作者之一曾经撰文对皮凯蒂新作中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介绍，以期对参与争鸣的各方能有所参考。②此文将进一步介绍皮凯蒂的主要思想，汇总并整理学术界关于皮凯蒂的主要评论意见，并简要谈谈皮凯蒂这本书对经济学研究以及中国意味着什么。 不平等的历史演进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描述经济不平等在长期内的变化。由于统计数据的局限，皮凯蒂重点关注的是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皮凯蒂对经济不平等的历史演进的考察可概括为宏观和微观两种视野。从宏观视野来看，他主要研究了资本/GDP比和资本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从微观视野来看，他主要是将人们的收入水平、财富水平划分为不同的组，并着重分析收入或财富占最高的10%或1%的人口是如何构成的。 资本/GDP比是皮凯蒂考察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按照这一指标，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趋势呈现出前高、中低、后升的U型曲线。在1700年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国、法国、德国的资本都高达GDP的6～7倍，直到世界大战爆发后开始下降，最低达到GDP的2～3倍。但随后该比重持续上升，2010年英、法两国资本占GDP的比重为5～6倍，德国为4倍。长期来看，美国的资本/GDP比较欧洲稳定，但其总体变化趋势也是在战争时期下降，随后又开始回升到4倍左右。资本/GDP比高所带来的问题是，从历史数据来看资本的收益率往往大于经济增长率，富人不仅拥有绝大部分资本，而且比穷人的储蓄率高，这样将导致富人从资本得到的收入比穷人靠劳动得到的收入增长快，贫富差距拉大，资本/GDP比越高，这种差距越明显。 资本收入占比是皮凯蒂考察收入分配的另一个主要指标。资本收入占比即资本带来的收入占总产出的比。资本收入占比在长期内也呈U型曲线的趋势。发达国家资本收入占比在19世纪之前较高，战争时期降低，随后又开始回升。 资本/GDP比和资本收入占比的U型变化说明，资本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正在向19世纪回归。今后资本的发展趋势会是怎样呢？皮凯蒂预测，如果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从3%下降到1.5%，而储蓄率稳定在10%，2090年之后资本/GDP比将回到1700年的水平，即GDP的7倍。资本收入占比虽然从1770年的35%～40%下降到2010年的25%～30%，但皮凯蒂认为目前并不能对长期内资本收入占比的趋势做出准确判断，因为数据显示近40年资本收入占比正在升高，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由于资本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收入占比会不断提高。 为了进一步刻画不平等的演化过程，皮凯蒂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不平等，并从分组数据来看财富和收入的微观构成。总体而论，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要逊于资本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贫富差距的主要来源，不是来自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而是来自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结构和财富结构相差悬殊。 在社会的最底层，是一群净财富为负的穷人。再往上走，是大多数工薪阶层，严格地讲，他们也没有财富。按照国民收入核算，家电、家具、汽车都不算财富，但这些其实是大部分工薪阶层仅有的“财产”。皮凯蒂讲道：“财富是如此地集中，以至于社会中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见识过财富。”再往上走，到收入最高的10%，在发达国家，他们拥有全社会财富的60%。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房产，而且也开始注意投资股票、债券。但在这10%中，收入最高的1%占有全社会财富的35%。收入最高10%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的财富是整个社会平均水平的25倍。收入水平越高，房产在个人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就越低。他们的财富主要是股票和股权等金融资产，来自股票的收入又主要来自于股票的分红，而非股票增值后的收入(即炒股票的收入)。 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要关注收入不平等？因为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到了严重的程度，就可能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因此，收入不平等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并非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是值得担忧的。以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而言，导致劳动者收入不同的因素中，有些是正常的，甚至是积极的。比如，勤奋的工人理应比懒惰的工人收入更高，聪明人比笨人挣得更多一般来讲也不会有异议。影响资本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也有合理的部分。比如，我们预见到未来可能会有收入或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会增加储蓄，这是一种明智而审慎的行为。 并非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会引起社会冲突。如果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比如种姓制度或奴隶制度，人分三六九等，贱民自出生之时，就永无出头之日，那么人们就很可能会听天由命，接受贵贱之间判若云泥的现实。同样，如果每个人都相信艾茵·兰德(Ayn Rand)的哲学，认为贫穷是自己作孽，那么即使没有暴君镇压，人们也照样会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怡然自得。要想让人们接受极端的收入不平等，要么靠镇压，要么靠洗脑，很可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③ 收入不平等之所以令人担忧，是因为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贫富悬殊的经济现实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皮凯蒂不反对市场经济，也不同意谴责富人为富不仁。他陈述的只是一个古老的事实：钱就是要生钱的。不管资本的来源是什么，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还是自己创业挣来的，是做出了重大的科技创新得到的回报，还是贩卖毒品赚来的暴利，都无所谓，到最终，万物归宗，只要资本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不断地自我繁殖。金钱不眠，你只需要侧耳倾听，就能听到箱子里金币不停掉落的声音。只要你允许市场经济，就不能阻止资本获得回报。只要你允许资本自由地得到回报，就不能避免收入不平等。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在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和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之间，如果不得不做出取舍，那该如何选择？如果你想要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那么19世纪可能会是前车之鉴。19世纪也是经济全球化，也有重大的科技进步：电报、电话、电灯、电影、轮船、汽车，等等，19世纪也有一段长期的和平，但19世纪却是一个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革命爆发的时代。如果想要民主，就必须让民主学会控制资本主义。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为了消灭收入不平等而放弃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确会带来收入不平等，但它还有更重要的功能——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能够鼓励各种创新活动。它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亿万人的生产和生活。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最佳办法，不是放弃市场经济，而是更好地管理市场经济。 皮凯蒂并非观点激进的革命派，他其实是“以极端的态度捍卫中庸”。在他看来，解决贫富差距，不能靠彻底的国有化，或是直接干预经济，而是应该选择征收累进税。传统的累进税主要针对收入，而皮凯蒂认为，应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征收资本税，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多收三五斗”，而是通过征税改变规则，提高金融数据的透明度，防范金融危机、巩固民主社会。 如果要征收资本税，各国政府必须掌握及时、准确的关于资本的数据。税收有助于改善统计质量。如果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收入数据，就无法客观、公正地讨论收入分配问题。资方可以辩解，说自己并没有把钱装进口袋，而是都分给工人了。工人同样可以申辩，说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全都被资本家拿走了，要求把自己“应得”的部分要回来，甚至分掉资本家的家产。消除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数据和事实本身说话。 征收资本税还有助于防范潜在的金融危机。为了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央行手中要有更及时、准确的金融信息，才能确保在平时更好地监督金融机构，在危机时刻更好地制定救助方案。此外，防范金融危机，仅仅靠央行是不够的。央行必须和金融监管机构，比如银行、证券的监管机构通力合作，财政也应该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和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实施的速度更慢，一项财政政策的出台，需要经过议会的批准，需要向全社会公布。但其劣势也是其优势，财政政策不是靠专家治国，而是靠民主政治治国。经济学中的“丁伯根问题”指出，政府能够采用的政策工具必须比其面对的政策目标更多。为了应对未来的潜在风险，政府工具箱中的政策工具必须多多益善。 对皮凯蒂的赞扬和批评 支持皮凯蒂的学者认为，这本书能够为他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这本书的影响，收入分配将会成为经济学最热门的研究课题。反对皮凯蒂的学者则认为，这本书并没有提出什么严密的推理和证明，数据的处理也有纰漏，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激情而非经济学的逻辑。围绕着皮凯蒂的这本新作，一场思想的风暴将会袭来。④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自称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自由主义的含义是主张进步的社会政策，和“保守主义”相对。不太严格地讲，“自由主义”类似美国的左翼，而“保守主义”接近美国的右翼。不难理解，克鲁格曼之所以连发三篇评论力挺皮凯蒂⑤，主要是因为皮凯蒂的理论契合了克鲁格曼的自由主义倾向，克鲁格曼更像是在为自己的战友撑腰。 克鲁格曼长期关注税收政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他认为战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自由市场的必然产物，而是罗斯福新政的结果：一方面，工会的力量得到发挥，另一方面，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他一直抨击小布什总统的减税和削减穷人社会福利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使得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急剧上升。他进一步指出，这是由于美国的政策受到了富人左右：“竞选献金体制导致巨大的财富可以买得巨大的政治影响。” 相比起克鲁格曼的激情，其他一些支持皮凯蒂的经济学家要更加客观、中肯。尽管皮凯蒂对诺贝尔奖得主、二战之后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索洛的增长模型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但老经济学家自有老经济学家的气度，索洛撰文指出：总体来看，皮凯蒂是对的。他认为，皮凯蒂的“富者越富的动态学”(rich-get-richer dynamic)填补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空白。⑥传统理论中，经济学家喜欢用最低工资被侵蚀、全球化导致的低工资工人竞争恶化、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等来解释收入不平等，但索洛认为，这些理论都无法解释1%和99%的收入差距为何如此之大，而且过于依赖一些偶然的外部因素。马克思最早尝试着从制度层面找寻收入不平等的内部基因，而皮凯蒂则进一步把这种探寻转化为“严肃认真”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萨默斯对皮凯蒂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同时盛赞他提出的问题极其重要。萨默斯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在学界和政界均是显赫人物。萨默斯指出，皮凯蒂对资本主义得出的悲观结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资本回报率下降缓慢和资本回报全部用于再投资。但是，皮凯蒂把资本的毛回报(gross return)和净回报(net return)混为一谈，而只有排除资本贬值之后的净回报才跟资本积累有关。因此，仅靠资本毛回报率下降缓慢是无法解释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逐年增加的现象的，而萨默斯则是把这一现象归因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两个因素。⑦ 萨默斯对皮凯蒂的批评是非常犀利的。皮凯蒂反复讲，他对未来收入不平等的悲观预言是建立在资本收益率会大于经济增长率(r＞g)这一结论上的。为什么从长时期来看，资本收益率会大于经济增长率？皮凯蒂也承认，这不是从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由观测历史数据得出来的。数据显示，平均资本回报率在4%～5%之间，或者3%～6%之间，而经济增长率往往维持在1%～2%之间，从目前掌握的历史数据来看(除了战争带来影响的一段时期内)，该规律都是存在的。不过作为该书中判断资本集中和不平等发展趋势最重要的理论依据，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皮凯蒂没有说明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一现象的产生，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重大遗憾。 不喜欢皮凯蒂的大有人在。当皮凯蒂的新书引起了极大轰动之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论呼吁“应公开监督皮凯蒂的数据”。《金融时报》编辑克里斯·贾尔斯连发多篇文章质疑皮凯蒂的数据处理。⑧他认为皮凯蒂的工作中存在种种数据问题和错误，主要表现在：第一，皮凯蒂的数据与英国国家统计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发布的数据所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在书中，2010年英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所占的财富比例是71%，而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44%。第二，皮凯蒂如果不采用“消费者财务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估计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财富比例，就没有财富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趋势出现。该数据来源于一项自愿的横断面调查，最新一期的数据仅包含6500个样本，并且对富人数据的截尾问题没有做出很好的修正。第三，在对英国的研究中，顶层1%的人的财富数据来源于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和英国税务局(Inland Revenue)。然而，皮凯蒂的分析结果却与阿特金森的结论大相径庭，前者认为1923年以来，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占的财富比例在最近九个十年中的最后四个十年间均上升，而后者认为只在1990年代上升，其余时间都是下降的。第四，皮凯蒂的书中数据还存在与原引用数据不一致、构造缺失数据、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年份采用不同方法计算财富的问题。贾尔斯重新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1810-1910年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而且缓慢上升，1910-1970年收入不平等下降，且1960年后欧洲的不平等程度低于美国，最近的50年间，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富比重则十分稳定，没有上升的趋势。 皮凯蒂对上述质疑的回应是，他在书中试图对数据源和数据调整进行最合理的选择和斟酌，而且毫不怀疑，这些历史数据仍有改进空间。但是他并不认为数据改善会对有关财富分配长期演化的实质性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皮凯蒂指出，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图库曼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佐证了他的结论。这项研究表明，最近几十年中，美国最富有的人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正不断扩大。⑨他们使用的数据比皮凯蒂书中使用的数据更具有系统性，而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数据来源，是利用资本收益流和损益表的方法构建的。克鲁格曼也指出，无论是对收入还是对财富，都有两种证据的来源：一是调查问卷，人们会填报自己的财务和税收数据。但是这一方法会明显低估顶级富豪的收入和财富。因此，对上层阶级和顶层阶级的研究，主要得依赖税收数据。但是，《金融时报》的批评文章把以前的基于税收数据的估计，和新的基于调查问卷的估计进行了对比，两者之间自然形成了一个偏差，抵消了财富集中程度加剧的趋势。 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中的翘楚，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西莫格罗教授长期以来关注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围绕皮凯蒂的争论中，阿西莫格罗姗姗来迟，但一出手就是长达40多页的学术论文(由阿西莫格罗和他的老搭档哈佛大学的詹姆斯·罗伯逊教授合著)，被认为是目前学界对该书最有力的批评。⑩ 阿西莫格罗强调，收入不平等问题会受到具体的制度、政治、科技等因素的影响，试图寻找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很可能会产生误导。阿西莫格罗用南非与瑞典的例子来说明：一是不平等长期变化的背后动力与r-g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制度在起作用；二是用1%阶层的收入状况作为不平等的指标有失偏颇，反映不出贫富差距的实质与全貌。以南非为例，在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期间，其收入最高的1%人口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反而是不断下降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南非的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公正了。阿西莫格罗教授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28个国家143年的数据，统计上显著的结果表明收入最高的1%与r-g之间的关系居然为负！也就是说，如果r-g越大，反而对1%的阶层越不利，这恰恰与皮凯蒂的规律相悖。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阿西莫格罗表示，这很可能意味着，不平等背后有其他更多更重要的机制，而这些因素被忽略了。 当然，阿西莫格罗还指出，1%的问题仍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这关乎政治体制健康的问题，财富的集中很可能会对权力的制衡与分立造成威胁。以中世纪的威尼斯为例，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利用他们的经济优势阻挠其他人接近政治，而一旦垄断了政治权力，这些人反过来又会改变经济制度，垄断高利润行业，禁止竞争对手进入，如此压榨型的制度最终导致了威尼斯的衰落。“这就是1%背后的政治含义，任何现实中的政策都应该加强制度的制衡，谨防这样的权力攫取。”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是因为书名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有相似之处，这就已经牵动了很多敏感的神经。的确，皮凯蒂在书中多次向马克思遥致敬意，而且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著作。但在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看来，皮凯蒂对不平等深层原因的解释存在着重大缺陷，忽视了问题的本质和根源。 哈维认为皮凯蒂把资本的定义搞错了。那些闲置的钱、土地、不动产、房产等都不能算作是资本，因为它们没有进入流通领域生利。这也正是资本家能够长期保持高额回报的秘诀：通过限制一部分的资本供给来保证那些仍在流通领域中资本的回报，就像那些石油公司制造短缺的假象一样。在哈维看来，导致贫富分化的真正原因不是皮凯蒂所说的市场经济的自发结果，而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进一步的质疑 如前所述，经济学界围绕着皮凯蒂已经形成了热烈的争论。本文作者在研读《21世纪资本论》一书时，一方面深为作者丰富的数据、广阔的视野和独具一格的思想所折服，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疑问和不解。以下仅就自己的一些困惑，求教于各位方家。 按照皮凯蒂的逻辑，如果r＞g，就会带来资本的集中和不平等的加剧。皮凯蒂的逻辑是，当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资本的增长速度会高于产出速度，从而导致资本占GDP的比值上升。然而，这里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储蓄率。下一期的资本等于上一期资本加上投资减去折旧，而投资是储蓄和收入的函数，如果储蓄率很低，虽然资本拥有者在本期得到了高额的资本报酬，但是仅将一小部分用于下一期投资，那么会导致新增资本/新增产出的值小于上一期的资本/GDP的比值，从而拉低资本/GDP比，资本集中的过程不会发生，不平等也不会加剧，可以用公式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首先，为符合皮凯蒂的分析逻辑，将经济简化为资本全部由富人持有，富人得到全部资本收益，并进行储蓄，储蓄率为s。劳动者得到所有劳动收入，但是不储蓄。设t期的资本/GDP为K/Y，t+1期资本收益为rK，产出增加为gY，则t+1期的资本/GDP变为
。当储蓄率等于100%时，r＞g必然带来t+1期的资本/GDP比值大于第t期的结论，但是如果储蓄率s和资本收益率r的乘积小于g时，即使r＞g，t+1期的资本/GDP比值也会小于第t期的比值。因此，仅仅由r＞g并不必然带来资本集中、不平等加剧的结论。 如果以资本平均收益为4%～5%、经济增长率为1%～2%计算，资本的平均储蓄率要达到20%～50%才能得出r＞g导致资本集中、不平等加剧的结论，且经济增长率越高，平均储蓄率也需要越高。皮凯蒂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储蓄率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书中指出，如果经济增长率为1%，资本回报率为5%，那么将资本收益中的20%用于储蓄就可以保证资本和产出以相同的速度增长。事实情况如何呢？书中估计出，1820-1910年间，储蓄率稳定在10%左右，这明显低于r＞g导致资本集中、不平等加剧的门槛值20%。这似乎与皮凯蒂的结论相互矛盾。笔者的理解是，或许皮凯蒂r＞g导致资本集中的结论更适用于富裕阶层的情况。正如皮凯蒂提到的，虽然平均资本收益为4%～5%，但是个体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富裕阶层的财富规模很大，由于规模效应，其资本收益远高于平均规模的财富，而且由于他们的收入很高，消费相对收入有限，导致储蓄率也很高，因此r＞g会使得富人的财富比总产出水平增长更快，比平均财富的增长速度也更快，资本不断向上层阶级集中，总体收入差距扩大。 那么如何解释经济中整体的资本/GDP比值上升呢？回到刚才简单的模型，我们可以放松劳动者不储蓄的假设，设社会平均储蓄率为s′，劳动者平均工资为w，劳动人口为L，则t+1期的资本/GDP比值为
那么整体的资本/GDP上升。事实上，在解释整体资本/GDP比值上升时，皮凯蒂不应该放弃劳动者收入的储蓄，因为从长期数据来看，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达60%以上，虽然劳动者的储蓄率低于上层阶级，但是在数量上仍应该十分可观，这些储蓄也都转化成为了资本。此外，中产阶级的出现也应该与劳动者的储蓄行为有关。 此外，皮凯蒂在书中将资本和财富视为同一种定义。书中的资本包括个人或者团体可以拥有而且可以转移或者交易的所有财富，包括了人类制造的资本和自然资本，还包括房地产、金融资本、非金融资本、专利等，这一定义和传统意义上的生产性资本有很大差别。混淆资本和财富的概念会导致资本收入占比被高估。资本收入占比是资本总收入占总产出的比值，计算公式也同皮凯蒂给出的一致：α=r·β，其中α是资本收入占比，r为资本收益率，β为资本/GDP。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式中的资本一定是生产性资本，不能包括非生产性资本。这是因为，GDP计算的是一国在特定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皮凯蒂书中提到的房地产产生的租金收入虽然可以计算到其中，但是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的价值增加是不能计入GDP的。很显然，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占GDP的比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利用皮凯蒂给出的资本/GDP和资本平均收益率计算资本收入占比会高估资本在收入中的份额。 资本和财富混淆还会带来一个派生的问题。皮凯蒂在解释资本/GDP比值上升但资本收入占比不会下降时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这一命题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该命题是在严格的宏观经济理论生产函数中推导出来的。这意味着，首先，在生产函数中，资本必定是以生产性资本的形式存在的，不可能包含非生产性资本。其次，该命题中的资本收益率也是生产性资本的收益率，它等于生产性资本的边际产出，而不是包含了非生产性资本的财富收益率。皮凯蒂的资本概念实际上是财富，以上命题在财富的定义下是否仍然成立呢？金融资本、房地产、名画等非生产性资本的边际产出是什么？财富的边际产出会随财富/GDP发生怎样的变化？财富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又是多少？这些问题，皮凯蒂都没有考证。因此，由于资本和财富的概念混淆，我们对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会随资本/GDP比重的提高而提高的推断存有疑虑。 对经济学研究的启发 从马尔萨斯、李嘉图到马克思，无不关注贫富分化及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这一问题却渐渐地淡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1954年，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宣读了一篇论文，提出了流传甚广的“库兹涅茨曲线”。(11)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1913-1948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上层10%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45%～50%下降到了30%～35%。库兹涅茨据此提出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随着经济增长，一开始收入分配会恶化，但渐渐地就会改善。所以，不必担心收入分配，经济增长自己就会解决这一问题：河水会把所有的船都抬高。许多经济学者也认同，如果市场是完善的，经济增长的滴注效应(trick down)就会渗透到每一个阶层，收入分配会逐渐改善，贫困会减轻，这一过程不需要政府的干预。这些理论的出现使得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们更关注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公平与分配。芝加哥大学的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也曾放言：“在那些有害于正统经济学的倾向中，最具有迷惑性的，在我看来，也是最有害的倾向，就是把重点放在分配问题上。”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收入不平等问题重回人们的视野中，甚至引发了一些政治问题，许多人开始相信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不再平等地把果实分给社会各阶层。现实中的收入不平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否如库兹涅茨的预测最终会走向平等？皮凯蒂利用系统的、长期的经济数据向人们展示了收入分配并没有像库兹涅茨预测的那样是倒U型的，相反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的收入分配在长期中都是类似的U型曲线，资本日益集中，财富越来越多被最富有的人拥有，社会正倒退回到“拼爹资本主义”的年代，而且未来这一趋势可能更加明显。皮凯蒂还认为，收入不平等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收入的不平等使得金融体系稳定性降低，因为不平等加剧使中低阶级的购买力停止增长，导致他们过高地依赖于债务。如果不平等持续扩大，将引起尖锐的社会矛盾，危害社会的民主和经济的稳定，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 虽然皮凯蒂的书中存在很多疏漏和错误，但其对收入不平等的研究无论是数据、方法还是结论都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书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对长期历史数据的整理。皮凯蒂创造性地使用各国的个人纳税记录、遗产税记录、消费者财务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托尼·阿特金森的时间序列数据、英国税务局的数据，得到了个人的财产和收入数据。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个人财富和收入，涵盖范围包括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瑞典、日本和少量的发展中国家。他的工作对收入分配研究有相当大的贡献。传统的收入分配数据基本上来源于家庭入户调查，这种方法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富裕家庭对收入和财产的瞒报和漏报，导致对收入分配度量的偏误，然而使用纳税数据则不会出现该问题。皮凯蒂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上层阶级收入和财富数据的缺失问题，向我们完整呈现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收入分布状况。同时，由于长期历史数据和跨国数据的匮乏，经济学家们往往把研究焦点集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从而得到符合观察期内收入分配特点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结果，但这些结论在不平等演进的长期历史中仍然成立吗？例如，皮凯蒂指出，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的确与1913-1948年间美国的收入分配数据相符合，但是放到长期历史数据中考察，大多数发达国家在1914-1945年间出现不平等程度减轻的现象都是战争和税收政策的结果，这些外生冲击的影响消失后，收入不平等又开始加剧。 第二，大部分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都是将重点放在劳动收入上，而且关注的大多是技术进步、贸易、教育程度、性别、种族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皮凯蒂则十分关注资本和资本收入在不平等中所起到的作用，资本/GDP比值、资本收入占比是他研究的重点对象。他认为，1980年代之后，主要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重新抬头与资本的回归关系密切(美国还与超级经理人的出现有关)。历史经验显示出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在绝大部分时期都是成立的，导致资本的增长速度大于产出，资本向富人集中，资本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会不断扩大，劳动收入的比重逐渐被吞噬。不仅如此，皮凯蒂还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市场和自然力量可以改变这一趋势，除非各国政府合作，对高收入和资本征收高额税赋，使得资本的税后收益降低，才能避免极端不平等的出现。 第三，皮凯蒂关于不平等的研究与以往研究很大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采用经济学家惯用的基尼系数，而是非常关注社会顶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的差距。他认为基尼系数将所有的不平等都笼统地归在一起，掩盖了很多事实，他最关注的是极度富裕的阶层(最富有的10%和1%)和底层阶级(最贫困的50%)之间的不平等。他的研究显示，1980年代后，法国上层阶级(10%的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0%～35%，顶层阶级(1%的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8%～10%，美国上层阶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70年代的30%～35%上升到21世纪初的45%～50%，特别是顶层阶级的收入从10%上升到20%。这说明，发达国家日趋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实际上是来源于社会中最富有的这部分人收入正迅速增加。而且上层阶级中还有非常明显的差距，顶层阶级(1%的人口)资本收入大于劳动收入，而余下9%的人劳动收入高于资本收入。 第四，皮凯蒂关注税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减轻收入不平等的政策研究中，经济学家们往往更关注财政支出和收入再分配，皮凯蒂则十分重视税收的影响。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不平等程度的分析，他认为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上的投入虽然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缩小劳动收入差距，但是在扭转资本集中、不平等加剧的趋势上远没有税收的意义重大和有效。无论是市场力量还是像战争这样的自然冲击都无法使得长期中经济增长率大于资本收益率，但是如果对资本征税，却可能改变这一现象。皮凯蒂仔细考察了历史上的高额收入累进税。通过对美国的观察以及同欧洲大陆和日本的比较，他认为一旦实施高额累进税，超级经理人现象即可得到抑制，而且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会影响效率和技术创新。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皮凯蒂“提供了对当前之事的价值无法衡量的文献，而且还给不平等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一个将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个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融合进一个统一框架的理论”。看到这句话，读者可能会以为皮凯蒂在书中用了大量的数学模型、推导和数据模拟、校准。然而，他并没有采用任何复杂的数学公式或者计量模型，仅用了几个非常简单的不等式和会计恒等式来描述不平等加剧的原因。这一方法尽管显得非常粗糙，但对未来的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仍然会有较大启发。 其一，过去的宏观经济学过分强调寻找微观基础，这条路可能是走不通的。比如当学者们研究国际金融、产业结构，甚至研究货币的时候，都觉得主流的宏观模型无处下手，因为如果一旦假设厂商和家庭都是同质的，就无法处理这些问题。皮凯蒂的研究方法则是从数据中直接寻找宏观变量的变化和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寻找理论支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只有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对危机的判断较为准确，而他们主要使用的工具大多是资产负债表、资金流量表等，而不是随机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从数据入手、从宏观变量的关系入手，或许会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开出一条新的道路。 其二，皮凯蒂非常重视跨学科的研究，他认为经济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普通的学科，并非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皇冠上的明珠”。他强调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必须综合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而且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学者的讨论，这一问题说到底是个政治问题，必须将学者的研究公之于众，让大众参与讨论。这一思路有助于扭转经济学界存在的闭门造车、妄自尊大的弊端，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加开放。 对中国的启发 皮凯蒂这本书更多地是一本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反思，他并没有很深入地讨论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在皮凯蒂的这本书里，也有些部分讲到了中国，但从这些片段，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很多观点似是而非、隔靴搔痒。比如，他讲到，资本的规模越大，收益率可能越高，他不仅讲了超级富豪们的收益率，还拿美国的大学基金作为参照，像哈佛、耶鲁这样规模最大的大学基金，收益率明显高于小学校的基金，接着，他讲到主权财富基金。如果单以资本的规模来看，中国完全可以建立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但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能得到最高的收益率，最后把全世界都买下来？遗憾的是，资本归私人所有，还是归政府所有，结果会相差很大。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安全性为第一考虑，收益率其实非常低。皮凯蒂还讲到中国的资本管制，他认为资本管制也是遏制贫富分化的一个手段。这个观点也很难令人苟同。资本管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宏观稳定，中国之所以存在资本管制，是因为国内金融体系尚不发达、汇率又没有充分浮动，不得已而为之，就算资本管制帮助中国逃掉了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肆虐，但指望这一政策遏制贫富分化，恐怕有些缘木求鱼。 皮凯蒂的长项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收入分配的变化。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足够长远，皮凯蒂的故事在中国也大致成立。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的贫富分化程度也很严重。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长时期的动荡。二战之后，中国实行了较长时期的计划体制。在计划体制下，收入不公现象得到了极大的遏制，但问题在于，经济活动也变得万马齐喑，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教训。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同志才会鼓励大家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带来了“鲶鱼效应”，带动了整个经济的活跃。总体来看，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随之扩大。这使得“共同富裕”再度成为全社会的期望。 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并非由于皮凯蒂所说的r＞g。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过去30多年能达到9%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在中国，g很可能会大于r。不要忘了，皮凯蒂在分析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的时候，格外强调代际继承。这一因素在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并非一件值得担忧的事情，家长最多帮孩子买套房、买辆车，富二代还没有到完全继承衣钵的时候。皮凯蒂讲到，极端富裕的家庭，主要是靠金融资产，而从金融资产获益，更多地是靠企业分红。这其中有强大的复利效应，也就是说，你拿到分红之后并不花掉，而是继续让这些钱为你增值，利滚利，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中国现在的所谓有产阶级，主要还是靠房产投资。投资股票并未成为富有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和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缺陷有关。在中国投资股票，唯一赚钱的办法是靠股票价格上涨，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是一个赌性极强、投机氛围浓厚的市场。巴菲特所说的价值投资，在中国得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不值得担心，恰恰相反，如果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都没有办法填平贫富鸿沟，那么，一定是在其他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已经到了亮红灯的时候，要想理解何以会有贫富差距，必须在中国自己的制度和国情中寻找原因。 腐败和官商勾结是最不能令人容忍的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官员手中的权力，本来是为了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但却被用来谋取私利。官员腐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贪污，而往往是整个家族在掠夺财富。这极大地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甚至让公众对执政党的信誉产生了动摇。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雷厉风行的反腐败政策，正是直指收入不公的命门。 除了一些不法官员的腐败，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但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有很多行业成了垄断行业，或是被政府过度管制，这就带来了巨大的寻租机会。这种不平等也是对市场自由竞争原则的直接践踏。 过去几年，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也明显地拉大了贫富差距。房地产价格失控，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房地产行业自身的问题。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沆瀣一气，土地市场被人为地割裂，货币增发导致大量资金流入楼市，政府的调控政策顾此失彼，缺乏全局考虑，最后酿成了畸形的房地产市场。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过去20多年，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如此大规模的移民，一定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大幅度缩小，但为何到现在为止，城乡差距仍然如此悬殊？迟迟未能改革的农村土地制度、类似计划体制的粮食安全政策、户口制度带来的城乡福利差异，是导致中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反差鲜明的社会的重要原因。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反感的不是作为结果的收入不平等，更令人痛恨的是作为起点的机会不平等。有人说，生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是最幸运的，大体来说，这一代人完全可以靠个人的努力，获得理想的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但80后和90后已经开始感到巨大的压力。从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不平等。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差，这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 过去，当我们遇到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减少贫困，经济增长能提供就业，经济增长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能赢得人心。未来，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不断放缓。低增长会成为新的常态。令人遗憾的是，老龄化的到来又太早，这不仅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还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富裕家庭的孩子轻轻松松，就可以继承到数倍、甚至几十倍于普通家庭孩子能够得到的财产。 中国的贫富分化或许并未达到极端的程度，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产生的机制也不同于皮凯蒂的判断。皮凯蒂只是在讲发生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事情。台上的演员，演的是别人的生活。台下的观众，不妨在欢笑之余，想想自己的生活，因为不幸的家庭才总是相似的，收入不平等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正视的挑战。 本文部分段落引用了第一作者在《澎湃》发表的“九评皮克迪”系列文章(何帆：“‘九评皮克迪’系列文章”，《澎湃》，2014年)。 ①Harvey,David,"Taking on Capital without Marx:What Thomas Piketty Misses in Hi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In These Times,May 20,2014. ②何帆：“21世纪会更不平等吗——评皮克迪新著《21世纪的资本》”，《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5月18日；何帆：“‘九评皮克迪’系列文章”，《澎湃》，2014年。 ③斯蒂格利茨就专门讲到权贵阶层是如何通过操作舆论工具对普通大众进行“洗脑的”，见Stiglitz,Joseph,The Price of Inequality,W.W.Norton & Company,2012。 ④朱振鑫、朱鹤和韦茜分别就克鲁格曼、索洛、英国《金融时报》、萨默斯、曼昆、阿西莫格罗、哈维等人对皮凯蒂的评论做了译介，可参考《何帆研究札记》个人公共微信号(2014年)：朱振鑫：“这个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克鲁格曼谈皮克迪”；朱振鑫：“皮克迪是对的：索洛谈皮克迪”；朱振鑫：“肮脏而隐蔽的秘密？英国《金融时报》围绕皮克迪数据问题的争论”；朱鹤：“r不一定大于g：萨默斯评皮克迪”；韦茜：“那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起起落落：阿西莫格罗评皮克迪”；韦茜：“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大卫·哈维评皮克迪”。 ⑤Krugman,Paul," Wealth over Work",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3,2014; Krugman,Paul,"Why We' re in a New Gilded Ag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May 8,2014；Krugman,Paul,"The Piketty Panic",The New York Times,Apirl 24,2014. ⑥Solow,Robert,"Thomas Piketty Is Right",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7429/capital-twenty-first-century-thomas-piketty-reviewed,2014. ⑦Summers,Larry,"The Inequality Puzzle",2014,http://larrysummers.com/2014/05/14/piketty-book-review-the-inequality-puzzle/#more-2680. ⑧Giles,Chris,"Thomas Piketty's Exhaustive Inequality Data Turn out to Be Flawed ",Financial Times,May 23,2014. ⑨Saez and Zucman,"The Distribution of US Wealth,Capital Income and Returns since 1913",CEPR Discussion Paper,2014. ⑩Acemoglu,Daron and James Robinson,"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eneral Laws of Capitalism",Working Papers,2014. (11)Kuznets,Simon,"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5,No.1:1-28,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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