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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9)03-0005-08
以二战为界，可以把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二战以前研究型大学处于美国科学研究体系的边缘，大学的科学研究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联邦政府的资助，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当时就连这样的想法都被认为是荒谬的。然而二战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二战期间大学的科学研究为战争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促使V·布什(Vannevar Bush)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题为《科学无疆界》的报告。这份报告说明了联邦资助大学研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勾画了美国战后的科学体系，从此以后，研究型大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75年以前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主要由联邦政府资助。冷战结束后军事研究地位下降，联邦政府投入也开始下降。然而1980年代以来的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竞争使得美国产业界把大学研究看成为美国经济赢得全球竞争胜利的利器，于是大学开始和产业界结合，来自产业界的资助变成越来越重要。然而，强调研究和与产业结合也给美国研究型大学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当代美国研究型大学所面临的挑战。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挑战，决定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未来。本文分三部分总结了这段历史。
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早期发展
研究是研究型大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此而论，研究型大学本身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创新。最早的欧洲大学出现在公元11至13世纪，如波隆那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它们几乎都是知识传授机构。学生到大学主要是听权威学者演讲。这些学者起初主要是传教士，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以教书为业的教师。一些优秀学者也不时出版他们的讲演稿和研究成果，但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教学。当时大学教师最主要的任务是吸引学生。当时一些欧洲顶尖的大学是学术中心，它们为所在城市带来荣誉而因此获得王室或市政当局的资助，但大学本身仍致力于知识传授而非知识生产。
尽管当时大学变得越来越组织化，开设的课程也越来越多，但它们仍然是教学机构。大学并不是当时唯一的学术中心。16至17世纪科学革命中诞生了一批自然哲学家，他们代表着一类新的学术知识中心。当时的科学家们都有其他正式身份，科学研究不过是他们的“业余活动”。例如，哥白尼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遥远的波兰教堂里当教士；开普勒是为神圣罗马皇帝占星卜卦的钦定天文学家；伽利略是帕多瓦大学的教师，他是在教书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批研究成果；牛顿先是剑桥大学数学教授，后来成了造币厂厂长，他以业余爱好者身份进行研究。
第一批科研机构诞生于17世纪，其中最著名的要数1635年成立的法兰西学院和1640年成立的伦敦皇家学会。这些机构的出现显示了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当时建立这些学术机构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因此这些机构成了各自国家里大学的有益补充。
欧洲的学院模式和科学院模式被英国殖民者带到了北美洲。标志性事件是1636年建立的哈佛学院和1743年建立的美国哲学学会。大革命时期最显赫的科学家是富兰克林，他的收入全部来自他的印刷生意。1743年他按伦敦皇家学会模式在费城组建了美国哲学学会。今天人们常常把富兰克林看成政治家，但他的同时代人却首先把他看作是科学家。1776年富兰克林被任命为驻法大使，这是因为他有科学家背景，可以进入巴黎科学界，然后再通过这个途径打入法国政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西部扩张运动中，人们在新扩张地区创办了很多为本地区年轻人传授实用知识的学院，同时还按照美国哲学学会和美国艺术科学学会(1790)模式，在各地建立了地方科学院。但是，那时科学研究还不被认为是一个正式职业，研究也主要是应用研究。最早的应用研究主要是在军事领域，如勘察与测量。地质调查从军队分离出来后，在民间得到了应用。当时的大学教授有时也为政府提供咨询并获得一些收入，但大学本身并没有从政府得到研究资助。有些大学教授也从事基础研究，最著名的要数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教授亨利(Joseph Henry)。他对电磁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是著名的史密森学会的首任秘书，并参与创立了国家科学院(1863)。
19世纪的普鲁士对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大学进行了改革，主要表现为大学也开始从事研究，即大学既要传授知识也要生产知识。这首先发生在19世纪早期，特别是在古典文学领域，当时欧洲大学中的古典文学教授大量翻译古希腊罗马文献。1820年德国的一些大学中的古典文学老师联合起来，专心致力于原始文献的语文学和语言学研究，研究风气由此形成。
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想法，只要能有一种宽松自由的环境，可以像教学生那样教育公民，就可以使国家和社会得到发展。亚历山大·冯·洪堡把这些理念融入了他的大学规划，并于1809年创办了一所新大学——柏林大学。
德国化学家李比希于1826年在吉森大学建立第一个同时用于教学和研究的实验室。19世纪60年代德国各邦国开始发展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1870年德国统一加速了这个进程，从事科学研究的大学教师被看成国家工业化的宝贵财富。
美国的第一批半研究型大学是赠地学院。赠地学院是1862年根据莫雷尔法案创办的。联邦政府把土地交给州，规定用卖地收入来创办学院。学院教授实用科学，主要是农业和机械方面的实用技术。这些学院后来进一步演变为大学。
1863年国会通过决议建立美国国家科学院，这表明官方正式承认了科学的重要性。当时建立国家科学院的目的是让科学院成为一个咨询机构。不过直到一战前，美国政府都很少向国家科学院咨询。直到1950以后，国家科学院以及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院才为国会和政府各部门就广泛的科学问题提交了很多权威性的报告。
莫雷尔法案规定大学教师可以教书也可以从事研究，但这到内战后才成为事实。内战后一些赠地学院开始按德国大学模式建设大学，一些早期学院也开始这种转变。内战后新成立的大学多采用研究型大学模式，并迅速超过东岸的老牌学院。1876年建立的霍普金斯大学是第一个以研究型大学模式建立起来的美国大学。其前二十年培养的博士超过哈佛耶鲁两校的总和。克拉克大学(1889)、斯坦福大学(1891)和芝加哥大学(1892)学习和借鉴了霍普金斯大学。一些州立大学如加州大学、密西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等也开始在校内建立独立的研究机构。
一战时研究型大学开始参与联邦政府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这些实验室里出现了专门化的科学研究。一战一结束，美国企业界开始建立致力于工业研究的工业实验室。到1930年代，工业实验室已经主导了美国的科学研究，其大部分成果都获得了应用。相比之下，学校和一些非盈利研究机构如卡内基实验室和贝尔实验室等则承担了美国几乎所有的基础研究。大学也做了一些应用研究，通常是与企业和政府的合同研究。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学校、产业、政府三方面研究工作大幅下滑，直到1940后情况才逐渐好转。
二、二战以来的美国研究型大学
1940年美国用于研究开发的资金总量估计已经达到3.45亿美元。其中企业投入为2.34亿美元，联邦政府投入6700万美元，大学投入3100万美元，分别占总经费的67.8%、19.4%和9.0%。其余的1300万美元是州政府和非盈利机构投入。2004年美国科研经费投入为2884亿美元，其中企业投入1839亿美元，联邦政府投入863亿美元，大学投入103亿美元，分别占总经费的63.8%、30%和3.6%。
二战显著地改变了美国科学技术事业，最明显的是学术研究部分。1940年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必将卷入欧战，因此命令国防研究委员会探讨了如何整合美国的科学研究资源以满足战争需要。随后又在总统办公室下设立了科研发展局，负责审批与军事有关的研究合同。布什被任命为局长。布什原是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院院长和位于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所所长。国防研究委员会是科研发展局的下属机构之一，由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任主席，成员还有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康普顿和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朱。
科研发展局最重要的成功是在战争期间让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他们熟悉的大学和企业实验室里从事研究工作。在二战期间科研发展局最负盛名的项目是曼哈顿工程，研制了世界上第一批核武器。科研发展局只负责监督不负责管理。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政府合同授权下负责管理位于新墨西哥的拉莫斯实验基地的研究工作，而由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负责管理相关设施。科研发展局还建设了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三文那核工厂、汉佛德核工厂等，这些设施由相关企业负责管理。麻省理工学院的雷达实验室也受益于科研发展局，顶尖科学家被集中到这个高度保密的实验室，在这里生产和调试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雷达系统。
1944年战争即将结束，罗斯福、布什以及一批在战争期间从事军事研究的科学家们开始思考战后美国科研体系的问题。1944年11月17日罗斯福总统给布什写了一封信，提出四个关于如何把从战争中学到的经验用于战后科研体系建设的问题。布什随即组织了四个委员会，让每个委员会回答一个问题，自己负责综述与总论，这就是著名的布什报告——“科学无疆界”。报告于1945年7月5日提交给杜鲁门总统。
布什报告最重要的观点是，政府有权利也有义务为大学的科研活动提供支持，特别是基础研究。二战前欧洲的基础研究是为应用研究和发展服务的，但欧洲的科研系统在战争中遭到毁坏，美国不得不依靠自己来为工业发展提供基础研究。布什打比方说，大学基础研究要像一个知识之池，能让工业不断地从中吸取知识。布什认为，美国工业需要基础研究，但是它们不适于做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的成果是通过科学出版物和专业科学会议来公开传播的，不具有垄断性。任何在基础研究中投入大量财力的公司都不太可能收回它们的投资。这样一来，联邦政府就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把基础研究当作一项公益事业，积极支持和推动基础研究。布什报告对战后美国科学政策的形成做出了四点贡献：
1、美国的科学政策应当是资助科学发展而不是科学应用；
2、联邦政府原则上主要支持基础研究（国防除外）；
3、联邦政府资助方式应当与成果受益者的实践标准一致；
4、大学应当成为基础研究和培养研究人才的专门场所。
这些建议确定了美国战后应当建立怎样一个科学研究体系。二战前研究型大学位于美国科学研究体系的边缘，但布什报告提出，研究型大学要成为这个体系的核心。布什还主张建立一个新机构来协调所有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这个新机构就是国家科学基金会。
但是布什报告中建议资助的是自然科学，不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布什报告把人文社会科学列入了“其他”类，放在数学、物理、生物、工程等学科之后。事实上，政治保守的布什对社会科学从内心里不信任，这可能与20世纪30年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左翼人士推动社会政治运动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有关。直到1960年国会修改国家科学基金法，才明确把社会科学列入资助范围。
1947年国会通过了建立国家科学基金的法案。按照这个法案，国家科学基金会有24个成员，主席由总统任命，任期六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式建立前，一些联邦机构已经注意到了布什报告。海军研究所和原子能委员会率先支持大学研究。由此开始，国防部其他部门也要求大学进行相关基础研究。激光、计算机、因特网等都是这类研究的衍生产品。
科学基金会成立后一直在资助大学基础研究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随后两年里，科学基金会的研究预算增加了大约2.5倍。至此，联邦政府应当支持大学基础研究的观点才被普遍接受。
科学基金会在项目审查上采用同行审查方法。国家医学研究院、原子能委员会、太空总署等联邦机构也如法炮制。从此形成一个模式：大学教师提出计划，基金会组织同行审查，然后根据审查结果拨给相应研究经费。
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还要求对数学、科学和工程学等方面的教育提供经费支持。1952年首次为博士和博士后提供助研金，然后扩大到其他教育领域。前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使美国担心其在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方面已经落后，于是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扩大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科学教育的资助。1959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资助各学科专业协会，并通过它们推动高中课本改进，举办中学教师培训班等活动。1968年国会进一步授权基金会支持所有层次的科学教育。1984年授权基金会资助各种公共机构举办的以改进数学与科学教育为目标的活动。
1950年后研究型大学在美国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作用，以1975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50年至1975年的这20多年里，不仅联邦政府用于研发的经费快速增加，整个国家的研究经费也快速增加。1963年联邦政府开支占全国总开支的68%，工业界约占30%，其他仅为2%。此后联邦政府经费比例开始下降。到1979年，联邦政府和工业界在全国研发开支中大约各占48%。后来联邦政府研发经费比例继续下降，而工业界的投入则持续上升。
这一时期大学的科研经费也持续上升。1953年为2.73亿美元，占国家总研发经费51.8亿美元的5.3%，1960年略超过5%，1965年为7.9%，1975年为10.0%。
联邦政府对大学研究的资助也迅速增加。1953年在整个美国大学获得的研究经费中，联邦政府投入为54.6%，工业界为7.7%，剩余部分来自学校自筹或私人基金会。1970年联邦政府投入上升到69.7%，工业界下降到2.7%。1975年联邦投入为67.2%，而工业界为3.3%。
这段时间人们见证了研究型大学的蓬勃发展，并开始把美国研究型大学看成是美国科学技术系统的核心，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地位也与日俱增。1960年后大学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研究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联邦机构的资助。后来建立了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专门资助人文学科研究。但是，人文学科的研究仍然主要依赖私人基金会资助。由于人文学研究获得的资助较少，有人认为人文科学在陷入危机，把它们比作自然科学的穷亲戚。
从二战结束到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的五年间，美国政府一直讨论布什报告关于联邦政府应该把大学基础研究看成公益事业的观点。随后25年里，美国工业和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经济分析证明，科学研究是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到1970年时布什报告的核心思想已被广泛接受，即研究型大学对美国工业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在这25年里，每个总统都建议政府应该支持大学的科学研究。到1970年时，所有议员都达成一致意见，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支持美国大学的科学研究。
在这25年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成果已经可以测量了。例如，1950年到1975年间每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不是被美国人囊括了就是被分享了；化学、生理学和医学奖则分别是占了26次中18次及全部26次；1969年起设经济学奖，此后8届中6届有美国人获奖。这些诺贝尔奖证明了美国大学的研究能力。再如，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发展出来的独特的教学与研究结合的方式，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科学训练。大量外国学生希望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发展。
很多大学教师的研究是在国家实验室进行的。国家实验室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工业界、大学或非盈利性机构管理，如位于芝加哥的费米实验室，位于伯克利的劳伦斯实验室、位于夏威夷和智利的双子天文台等，这些设施完全向大学开放。能源部和科学基金还为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提供竞争性的研究经费。
显示二战后美国科技体系重要性的标志之一是设立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和总统科学顾问。这个提议1950年就得到官方认可，但是直到1957年才得以完善。因受到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天的威胁，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定麻省理工大学校长詹姆斯·克林为他的科学顾问，几星期后正式任命了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1962年肯尼迪总统在白宫设立了总统科技办公室，扩大了总统科学顾问的权力。总统科技办公室的职责是协调持续增长的科学技术体系。自此以后，总统科学顾问就一直承担咨询者和协调者这两种职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威尔的两个科学顾问都来自于研究型大学。除此之外，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最早的17个成员中，有14个来自研究型大学。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对国防、空间研究、科学教育提出过很多重要建议。在委托其完成的研究报告中，有好几个是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
尽管美国研究型大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到了1960年代末，美国研究型大学和科学技术机构开始面临新的压力。1960年代以前美国工业在国际上几乎没有竞争者，但随着欧洲和日本工业的复苏，情况开始发生转变。面对竞争，人们开始怀疑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是否还正确。
1960年代中期环保运动和越战不断恶化的局势，使得二战结束后美国普遍流行的积极乐观心态开始消失。一方面，由于技术不成熟导致的环境破坏，使得科学技术不再总是被认为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了；另一方面，反战运动中还有人认为，美国军队仰仗着科学技术的支持，对越南进行了残酷践踏，因此科学家负有间接责任。
于是一些激进学生开始与科学家们发生冲突，其中还有少数反战的科学家。他们以帮凶罪名审判科学和科学家，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原来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大学生们开始转向。很多科学家认为，只有少数年轻人还会把科学当作未来的职业来追求。
尽管按现值计算，自1953年以来联邦的研究预算以及投给研究型大学的研究预算都在稳步增长，但按不变价格计算，这些预算在1968年达到高点之后就开始下降，直到1974年后再次回升。这次下降无疑是因为越战占用了联邦政府和美国经济中的大量资源，但美国总统的态度似乎也起了作用。约翰逊总统似乎看到多数大学教授都在反战，所以故意减少科研经费来惩罚他们。他的继任者尼克松总统更是经常表现出对大学教授的厌恶之情，因此更加会报复性地削减给大学的研究经费。
约翰逊总统开始执政的头几个月里，总统科学咨询系统的影响力就开始下降了。总统科学顾问霍尼格曾说，“总统不太关心科学咨询系统”。约翰逊总统曾和霍尼格紧密配合，促成了几个国际科技合作协议，但由于学术团体参与反战，总统只好与学术界划清界限。约翰逊总统最重要的国内项目是他倡导的“伟大社会计划”，他还曾就规划和实施这个计划咨询过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然而由于此事涉及社会科学，该委员会不可能提出什么有效的建议，因为其成员几乎都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尼克松政府甚至公开对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表示敌意。据尼克松政府的一个内阁官员透露，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在白宫里早就形同虚设了。1973年尼克松总统第二任期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免除了爱德华·大卫总统科学顾问的职务。
1975年，美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结束了。1973年越战结束，1974年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辞职。新总统福特宣称：“我们国家的噩梦终于结束了！”他马上着手修复政府与科学界的关系。1975年联邦政府给大学的研究经费重新增长。他还要求副总统洛克菲勒负责探讨大学、工业界和政府研究部门之间合作的问题。1976年福特总统签署了《科技政策、组织及优先项目法案》，其中包括重建总统科技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兼总统科学顾问。
1975年到1985年这10年间的重要变化之一是研究型大学重新获得私人企业资助。二战之前企业对大学研究的资助是重要的，但1950年代联邦政府对大学研究资助很大，因此大学不太注意企业资助，企业也不愿意主动提供资助。1975年企业对大学的资助只占美国科研经费总额的3.3%，联邦政府资助为67.2%。1975年后企业对大学的资助开始上升，1990年达到约7%的水平，以后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上。
更重要的发展是联邦政府开始资助校企合作研究。197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出了一个鼓励校企合作研究的试行计划。根据法律，国家科学基金会不能为营利性组织提供研究资助，但可以资助校企合作中的学校部分。这个试行计划取得巨大成功后，其他计划也随之启动，包括对大学两类研究组织（工程研究中心和科技研究中心）的长期资助，资助期长达11年。校企合作研究使合作双方受益。
促成企业与大学积极参与合作研究的重要保证是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在这个法案之前，联邦政府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只能由联邦政府处理，包括从联邦实验室研发出来的成果。然而政府很少试图利用这些成果或授权他人使用这些成果，因此从来没人关心这些成果的进一步开发。拜杜法案改变了这一切。它规定，联邦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属于从事该项研究的组织，主要指大学。这样一来私立公司就会就研究成果分享问题与合作大学谈判，这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励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型大学学会了如何与企业进行合作研究，看到了这种关系的种种好处，于是大学开始建立新机制来开发教师们研究出来的有市场潜力的成果。许多大学教师开始自己开公司，把自己的成果市场化。1988年到2003年间美国大学教师获得的专利数量从800个增长到3200个。大学成立了技术专利许可机构，专门从事教师研究成果转让给私人企业的工作。由于拜杜法案把联邦资助研究的成果的知识产权授予大学而不是研究者个人，因此大学可以建立了一套方法在学校与从事研究的教师之间分配研究成果所获得的利润。不是所有的技术专利许可机构都能赚钱，只有少数可以得到丰厚回报。但是，技术专利许可机构成了帮助大学把闲置的研究成果转变成产品和商品的一个途径。
从最初大学与企业合作研究到研究型大学直接的商业化，都引起了一些担心。最主要的担心是大学与企业的这种关系会破坏大学创造与传播知识的基本功能。更有人担心研究型大学可能沦为企业的“劳务市场”。如果真是如此，研究大学的基本使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基础研究成果——就会受到严重扭曲。在一些由企业资助大学进行的专利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整体而言，大学及其企业伙伴似乎都清楚认识到，虽然学界和企业的目标不同，但它们可以通过协商找到进行合作研究的共同基础。欧洲国家和日本也在尝试鼓励大学与企业的研究合作，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它们对维持大学研究道德完整性也有同样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还没有显现出这种担忧。
美国对研发资助的情况从1975年起就发生了改变。1975年联邦政府投入的比例占总投入的45%，而工业界只占42%。1979年联邦政府和工业界的百分比已经相等。2000年联邦政府投入下降到22%，而工业界的投入接近70%。
三、当代美国研究型大学
很多数据显示，美国的学术研究系统是世界上最好的。从1975年开始，美国研究型大学获诺贝尔奖的教师人数持续增长，比其他所有国家的获奖总和还要多。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将研究成果商品化方面也做得更为出色。美国的研究生院把教育和科研完美结合，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宽阔的知识基础，还为他们提供了在世界名师指导下学做研究的机会。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对世界前500名大学进行了排名，前20名中有17所大学是美国大学，其余3所是剑桥、牛津和东京大学；前50名中有37所是美国大学。
其他国家的一些大学试图复制美国大学模式，但大多失败了。美国系统的独特之处是多样性，包括私立大学、州立大学、文理学校、技术学院，以及两年制社区学院等。这些学校都在为教师、学生、研究经费相互竞争。美国顶尖大学通常用自己的经费支持新老师前两三年的研究，但更多的研究经费是通过竞争机制从联邦政府或企业得到的。在美国这个系统中政府资助远高于学校资助，这个机制是促使美国科研质量提高的重要原因。很多国家不明白，这个竞争机制是促使美国大学达到一流的关键。此外，由于文化差异的原因，就是知道，它们也不可能复制这种竞争机制。
与美国相比，其他国家的很多大学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所以它们理所当然地从政府部门获得研究经费。一些巨大研究项目的资金看起来好像是通过竞争获得的，但实际上更像是开会决定的。韩国的科学与工程基金会，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都是以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些国家基金会的成员是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因此单个大学很难脱颖而出，有效地参与竞争。
大学的研究经费在逐年增长。2004年，在研究发展投入方面，企业的投入约占全国总量的62%，相对2000年的68%有所减少；联邦政府的投入为28%，相对于2000年的22%有所增长。这主要是由于企业投入下降所致，目前还很难说这是个长期趋势还是个短期变动。大学研究投入的百分比稳步上升，从1953年的5.3%到1975年的10.0%，再到2000年的11%和2004年的13.6%。2004年美国大学投入总量为420亿美元，其中61.5%来自联邦政府，学校自筹为19.3%，非营利组织投入9.0%，企业和州政府投入各占大约5%。
根据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统计，2006年美国大约有4387所高等教育机构，包括职业学院、商学院和圣经学院，还有1811所社区学院。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根据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和获得联邦研究基金数量来确定研究型大学。它把研究型大学分为两类：Ⅰ类研究型大学（密集地从事研究活动）和Ⅱ类研究型大学（较多地从事研究活动）。在199所研究型大学中有Ⅰ类大学96所，Ⅱ类大学103所。由此可见，美国高校中只有4.3%的大学从事顶级科学研究。这些大学中有三分之一是私立大学，三分之二是公立大学。
根据2003年科研经费开支情况，前100所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经费占全国高校研究经费的79.6%；前20所大学占29.6%；前10所占16.9%。在前20所大学中有12所公立大学，8所私立大学。
上述数字显示的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好的一面，但它们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有些问题还是非常棘手的。例如，研究资金已经严重向某些领域倾斜了。1973年至2003年间医学研究经费从约30亿美元上升到120亿美元，生物科学研究经费从接近30亿美元增加到70亿美元，工程研究经费从10亿美元增加到56亿美元。但是，其他学科领域如物理、地理、大气与海洋学、社会科学等，它们的研究经费从约10亿美元增长到约20亿美元。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说服国会议员支持与健康有关的研究要比说服他们支持其他方面的研究容易得多。
所有党派代表或地区议员都在国会力争给他们所在地区的大学拨款，这也加速了联邦研究基金的倾斜。国会每年给科学研究的拨款已经很少了，但这类专项拨款破坏了同行审查原则，而同行审查原则是研究型大学的基石。没有证据显示，给某校新建一个建筑或增添一套设施会使这所大学得到更多重视。进入顶级研究型大学行列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国会专项拨款不会缩短这个过程。
研究型大学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教师要花大量时间准备经费申请。研究型大学通常会为新教师提供一笔启动经费用于购买设备，进行预研究，然后期望他们从政府机构、企业或非营利组织那里获得经费资助自己的研究。这些年来数学、物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经费增长很慢，因此联邦基金竞争变得十分惨烈。例如，申请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功率约为30%，而刚毕业的博士的成功率还不到20%。
除非青年教师能在前三年获得研究经费，证明他们可以从事被认可的研究，否则就只能到差一些的学校去，或放弃学术到工业界工作。尽管这种人才流动是对研究人员和对增强美国科技事业都有好处，但这也可以被看成是对优秀青年教师才华的一种浪费。从积极方面看，其他社会组织一直欢迎优秀博士加入，不仅包括传统制造业，还有投资业、银行业，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对博士学位获得者来说，在这些组织里工作有机会从事“真正的工作”。
为了竞争到稀有的研究经费，教师们通常会选择提交所谓“安全”的课题申请，而不是提交可能导致重大突破的风险较高的课题申请。结果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的很多文章都是中不溜的，除了增加作者的出版数量之外没多大用处。
读博士花的时间过长也是一个问题。目前，攻读理工科博士至少要花5年时间，一般是7年。然后为了在研究型大学得到一份固定工作先得花上1到3年时间读博士后。这样一来，当他们开始独立从事研究时，最年轻的也得约35岁了。而这时他们的大部分大学同学已经在其他经济部门获得了稳定工作，拿令人羡慕的薪水。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吸引到有才华的优秀美国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结果美国大学不得不依靠国外研究生来维持大学在科学与工程方面的研究。1983年至2003年间，美国研究型大学注册的外国研究生从7万人上升到13万人，外国留学生比例从19%上升到27%。
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工程、计算机科学、物理学领域中外国研究生的比例超过41%。1999年的外国留学生中，有中国学生3.3万人，印度学生2.3万人。他们中很多人在求学期间就做出了杰出的成绩。美国能够把这些外国留学生纳入自己的研究系统，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也是美国引以为荣的地方。一些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继续从事教师工作，另一些则到美国产业界工作。毋庸置疑，这些宝贵的外国学生数量还将继续增长。
1998年亚洲的高等教育机构授予了2万个博士学位，此间美国授予在美亚洲留学生的博士学位数量也是2万个，但亚洲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数还在增长。许多例子表明，亚洲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增长与亚洲顶级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有关。1995年以来愈来愈多的中国、韩国、台湾地区学生留在本地攻读博士学位，而再不到美国、法国、英国、澳洲这些曾经受欢迎的地方读书。由于亚洲经济发展迅速，亚洲大学也立志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若此，美国研究型大学仍然依赖不确定的留学生来充实自己的研究生项目和教师队伍的做法就可能变得不明智了。
美国研究型大学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专业分化。随着研究的进展，研究变得越来越专门化。大学分化为更多的独立学系，每个学系都致力于一个更加专门的领域。大学创立之初都是以一个文理学院为核心，再加上几个专业学院如法律、医学等。现在出现了更多的学系和学院，研究型大学组织被进一步分化。
忽视本科生教学也是一个问题。尽管研究型大学的角色包括研究、教学和公共服务，但教师晋升主要靠研究。教师通常对研究生很好，部分原因是需要研究生做研究，但本科生教育经常被教师忽视。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课程通常是一周2-3节讲课。讲课通常在一个坐满学生的大教室进行，由一名高级教授主持，然后是由研究生或没有多少教学经验的博士后主持讨论课。这些助教中有很多外国留学生，他们中很多人英语都还不好，对美国大学中的师生互动也没有多少认识。确实，从高质量本科学院毕业的学生进入研究生院或专业学院深造的比例，要比位居全国前列的研究型大学毕业的学生多。近年来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教育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教学质量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过去二十年里国家科学基金会、其他联邦机构、科学与工程专业协会等已经设立了一系列重要项目来鼓励更多的女性和少数族裔人士投身科学和工程研究事业，但结果却令人沮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女性工程师数量明显增加，攻读物理科学博士的女性数量也有小幅增加，但有明显证据表明，很多有天赋的女性博士在保守且变化缓慢的学术阶梯上向前奋斗时，碰到了臭名昭著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州立研究型大学面临的独特问题是，它们的预算依赖于变化无常的州政府和议会。虽然排名靠前的州立大学的研究经费部分来源于联邦经费，但州政府的经费是他们研究项目的基石。一任州长和州议会可能会认识到为本州大学的研究和教育提供资助的重要性，而他们的继任者在面对财政赤字时，可能会认为短期内大幅削减大学预算危害不大，但他们并不知道要恢复已被削弱的教育机构需要花很多年。
美国研究型大学基本上属于保守派，它们寻求改变时总是行动谨慎而缓慢。美国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是从内战后逐渐开始的，经过了60年才达到繁荣，成为美国科学技术体系的核心。美国研究型大学既不能满足已有的成就，也不应假定民众会了解并欣赏它们在促成社会基本目标实现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过去十几年里，东亚大学的研究和教育质量都快速提高了。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东亚的大学，特别是中国的大学，渴望成为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学，特别是和美国大学相比。其中很多大学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然而60年的历史表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世界知识市场上仍然能够成功竞争，并继续取得成功，但前提是，大学和广大美国民众都了解所面对的挑战，并为适应这些变化而做好准备。
收稿日期：2009-04-13
校对：赵炬明，1951年生，男，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