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际关系论文,社会责任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24/SP.J.1041.2016.00578 分类号B849：C91 1 前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个体的核心品质，是实现社会进步和民族兴盛的关键因素。从心理学角度上看，社会责任感是指个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或帮助他人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心理品质，具有重要的进化意义和现实意义。已有研究表明，责任感是工作绩效(冯明，袁泉，焦静，2012；钟建安，段锦云，2004)，学业成就(Singg & Ader，2001)，人格健全发展(刘海涛，郑雪，2010)，积极自我评价(刘海涛，郑雪，聂衍刚，2011；Singg & Ader，2001)，面对挫折与失败(刘海涛等，2011)和利他行为(宋琳婷，2012；Such & Walker，2004)等一系列积极心理与行为的有效预测指标。这说明，社会责任感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幸福生活和成就事业的核心素养。因此，社会责任感始终是社会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以往对社会责任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责任感的概念、心理结构、影响因素和培养方式等4个方面。首先，社会责任感是一个多学科关注的主题，不同学科依照各自的逻辑和范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系统阐释，积淀了大量成果。但是也导致学界对责任感的概念仍然存在争议，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与责任相关的概念。例如，“责任”、“责任心”、“责任感”、“责任观”、“责任意识”等术语经常混用(李明，叶浩生，2009；Schlenker，Britt，Pennington，Murphy，& Doherty，1994；Wray-Lake & Syvertsen，2011)。其次，虽然多数研究者认为社会责任感是个体内化了的行为规范或自我规定性，具有特定的心理结构(冯明等，2012；Schlenker et al.，1994)，但是就心理结构的具体内容却存在着明显分歧，从两个到九个维度，并且每种维度的具体结论也不尽相同(李明，叶浩生，2009；Schlenker et al.，1994)。再次，关于社会责任感影响因素的问题一直是该领域关注的重点，已有研究考察了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家庭背景的差异(刘海涛等，2011；Kennemer，2002；Nakamura & Watanabe-Muraoka，2006)，人格特征(刘海涛等，2010)，和社会文化与情境等(任亚辉，2008；朱秋飞，何贵兵，2011)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最后，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一些研究开展了社会责任感培养的理论探讨(赵兴奎，张大均，2006)和教学实验(Prasertsang，Nuangchalerm，& Pumipuntu，2013)。由此可见，围绕社会责任感的一系列研究为深入认识和掌握此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然而，在已有研究中，有关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产生机制的探讨明显缺乏。目前，已有研究更多集中在探讨性别、家庭环境和人格等一般变量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并且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其结果仍然局限于相关关系的范围之内。这既无法确定影响社会责任感的具体因素，又难以揭示影响社会责任感的内在机制。 在影响社会责任感的诸多因素中，人际关系逐渐成为一个重要预测指标(李明，耿进昂，2010；Wray-Lake & Syvertsen，2011)。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直接交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目前，已有研究结果显示，同伴关系、同事关系或亲子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刘海涛等，2011；McDonough，Ullrich-French，Anderson-Butcher，Amorose，& Riley，2013；Schmid，2012)。更为重要的是，人际关系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社会责任感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社会责任感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在不同社会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内涵与表现(Thornton & Jaeger，2008；Nakamura & Watanabe-Muraoka，2006；Wray-Lake & Syvertsen，2011；朱秋飞，何贵兵，2011；李明等，2010)。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如何研究社会责任感成为一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本土化课题。强调人际关系的合理性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性之一(黄光国，胡先缙，2010)，并且人际关系的价值取向与格局正是东西文化差异的重要体现(杨宜音，1995)。于是，考察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感的关系成为该领域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根据费孝通的中国人际关系差序格局，李明等(2010)提出了中国人的差序责任意识。具体而言，中国人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之间存在明显的亲疏远近，从而构成了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并且据此形成了责任承担的主要判断标准，即中国人责任感的高低取决于人们在责任事件中相互关系的亲近远疏。这一观点明确地指出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感之间内在的联系，但是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此外，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主要是从“缘”或情感的角度来刻画的，而黄光国和胡先缙(2010)从亲密度与效用角度将中国人际关系划分为情感性、工具性和混合性三种人际关系类型。情感性人际关系是指可以满足个人在关爱、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需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工具性人际关系是指个体与他人建立关系是为了获得和实现某种需要或目的。前者反映了人际关系的“情”，即亲密度，而后者反映了的是“利”，即效用。混合型人际关系是指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是又不像情感性类型，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需要礼尚往来维持关系。因此，为确定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实验法分别操纵人际关系的效用与亲密度，揭示人际关系的“情”与“利”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共同作用效应。 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对他人情感的感受或想象，并部分体验到他人感受的心理过程(Gladstein，1983；Singer & Lamm，2009)。众多研究结果显示，共情可能是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感的中介变量。首先，人际关系与共情之间存在密切正相关(陈珝，张晓文，2012；翟慎娟，郑淑杰，王玲玉，权子雯，2011)，并且赵靓(2014)采用实验法研究发现，人际关系的差序性对共情具有显著影响，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共情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明显地正向预测作用(宋琳婷，2012；Wray-Lake & Syvertsen，2011)。同时，共情是预测利他行为的重要变量，个体的共情水平越高，就会表现出更多利他行为(Balconi & Canavesio，2013；Morishima，Schunk，Bruhin，Ruff，& Fehr，2012)，而社会责任感也是一种积极的、利他的心理品质(Thornton & Jaeger，2008；Nakamura & Watanabe-Muraoka，2006；Wray-Lake & Syvertsen，2011)。由此推测，共情在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总之，为揭示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及其机制，本研究通过3个子研究来进行：(1)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感的相关关系，并探讨共情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2)研究2采用实验法操纵人际关系效用，揭示人际关系效用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3)研究3采用实验法操纵人际关系亲密度，考察亲密度与效用对社会责任感的共同影响。 2 研究1 2.1 研究目的 探讨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感的关系，以及共情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以来自北京、安徽和江苏的3所高校共335名大学生为被试，其中男生109名，女生226名，平均年龄为20.59±1.19岁。 2.2.2 研究工具 (1)人际关系 采用Canevello和Crocker(2010)编制的，张敏、张林和Corcke(2012)修订的一般人际交往目标量表测量人际关系。该量表共18个项目，采用5点等级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人际关系越好。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张敏等，2012)，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77。 (2)共情 采用Davis(1983)编制的，张凤凤等(张凤凤，董毅，汪凯，詹志禹，谢伦芳，2010)修订的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C，IRI-C)测量共情水平。该量表包括观点采择、想象力、共情性关心和个人痛苦4个维度共2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共情水平越高。该量表在以往研究中已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赵靓，2014；宋琳婷，2012)，在本研究中α系数为0.68。 (3)社会责任感 采用John等(John，Donahue，& Kentle，1991)编制大五人格问卷(Big Five Inventory，BFI)中的“尽责性”分量表测量社会责任感。该分量表共1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说明社会责任感越高。该量表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普遍的量表，是测量责任感的常用工具(谭小宏，秦启文，2005)，在大五人格中是工作绩效最为有效的预测因子(钟建安，段锦云，2004)，并且具有良好的信度(黎红艳，徐建平，陈基越，范业鑫，2015；李启明，陈志霞，2015)，本研究中α系数为0.60。 2.3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由于人际关系、共情和社会责任感三个重要测量变量均是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这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周浩，龙立荣，2004)。该研究重点采用程序方法进行控制，具体包括：(1)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测查。问卷调查完全采用匿名方式，让被试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据实填写。(2)选择信效度较高的量表或问卷作为测量工具。该研究选择的量表在国内外均已使用，并且具有较高信效度，从而减少或避免测量上的系统误差。(3)问卷中使用反向计分题。(4)使用两套问卷以平衡变量在施测过程中的呈现顺序。此外，数据收集完成后，进一步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诊断，结果发现，共有16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并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1.19%，小于40%的临界标准。这表明该研究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明显。 2.4 研究结果 2.4.1 人际关系、共情与社会责任感的相关分析 在该研究情况下，人际关系、共情和社会责任感的平均值与标准差见表1。进一步采用相关分析考察这3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三者之间均存在两两显著的正相关。 2.4.2 共情在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影响中的中介效应 为考察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影响的机制，该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共情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首先对3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按照Zhao，Lynch和Chen(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Preacher和Hayes(2004)和Hayes(2013)提出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样本量选择5000，在95%置信区间下，中介效应的结果没有包含0(LLCI=0.0052，ULCI=0.0862)，表明共情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0415。此外，控制了中介变量共情之后，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仍然显著，区间(LLCI=0.1133，ULCI=0.3342)不包括0，如图1所示。由此可见，共情在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图1 共情的中介效应 2.5 讨论 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发现，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并且共情在二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共情可以有效地帮助个体理解和预测他人的情绪和行为，在人际交往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可以促进利他与合作行为(Balconi & Canavesio，2013；De Vignemont & Singer，2006；Morishima et al.，2012)。这反映出共情在人际关系与利他行为之间发挥着密切联系的作用。此结论与本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因为社会责任感不仅是利他行为的有效预测变量(宋琳婷，2012；Such & Walker，2004)，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利他的心理品质(刘海涛等，2011；Wray-Lake & Syvertsen，2011)。这可以说明本研究结果中共情的中介效应，因为人际关系越好的人，有利提高自身对他人的理解与共情，从而加强了对他人承担责任的意识与行为。 该研究发现，人际关系不仅通过中介桥梁共情而且还通过直接路径影响社会责任感。这表明，人际关系越好，其社会责任感水平也就相应的越高。由此可见，社会责任感的水平明显地受到人际关系影响，不仅验证了该研究的假设，也与已有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是，该研究采用的是相关研究法，其结果仍然局限于相关关系，无法准确获得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此，研究2采用实验法操纵人际关系，观察社会责任感的变化，试图获得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影响的因果关系。 3 研究2 3.1 研究目的 采用实验法操纵人际关系的效用，探讨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 选取北京两所高校的234名大学生为被试，其中男生74名，女生160名，平均年龄为19.05±1.13岁。 3.2.2 研究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人际关系效用，包括3个水平：高效用、低效用和控制组，因变量为社会责任感。将被试随机分为3组，高效用组83名，低效用组79名，控制组72名，各组被试在性别上进行了大致平衡。 3.2.3 研究材料 (1)人际关系效用的启动 根据Nelissen(2014)所提出的影响关系效用的3个因素(个体目标的重要性、关系对个体达成目标的有用程度、个体的独立程度)，该研究编制了3种情境材料(高效用、低效用、控制情境)对人际关系效用进行了启动。3种情境材料均描述的是“你与小王是同班同学”，但是情境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个人实现目标的有用性存在明显差异，高效用材料明确表明小王对实现个人目标具有明显支持与帮助，低效用材料表明无任何帮助，控制情境仅仅说明二者是同学关系，然后主要描述所在学校的一般情况。3组材料字数均在300字左右。 (2)社会责任感 根据Singg和Ader(2001)的学生责任感问卷(Studen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Scale-10)，编制了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问卷，问卷共包括6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从1(绝对不可能)到5(非常有可能)，得分越高说明社会责任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α系数为0.62。 3.2.4 研究程序 在正式实验中采用个体施测的方式，首先将被试随机分为3组，要求每组阅读一种情境材料，然后再完成社会责任感问卷和有关人口学变量的问题。 3.3 研究结果 3.3.1 检验人际关系效用启动有效性的预实验 为检验人际关系效用启动的有效性，本研究在正式实验前选取了44名大学生被试进行了预实验。采用两个问题对情境材料进行了测试：“小王对你有多大的帮助？”和“你与小王的关系对你的有用性是多少？”采用9点等级计分，从1到9数字越大表示关系效用程度越高。预试结果表明，关系效用3组启动的主效应显著，F(2，41)=21.08，p＜0.001，偏
=0.51。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高效用组得分(M=6.53，SD=1.37，n=15)显著高于低效用组(M=4.04，SD=0.95，n=14)和控制组(M=5.00，SD=0.71，n=15)，ps＜0.001，同时低效用组显著低于控制组，p=0.017。这表明，人际关系效用启动是有效的。 3.3.2 人际关系效用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对正式实验的结果分析，以社会责任感为因变量，以人际关系效用启动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被试间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关系效用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显著的影响，F(2，231)=76.68，p＜0.001，偏
=0.39。具体而言，高效用组的社会责任感显著高于低效用组和控制组，ps＜0.001。同时，低效用组显著低于控制组，p＜0.001。该结果表明，人际关系效用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显著的影响，由高效用、控制组到低效用3种人际关系下社会责任感得分依次明显下降，如图2所示。 3.4 讨论 根据Nelissen(2014)所提出的影响人际关系效用的3个因素，研究2编制了人际关系效用启动材料，并且通过预试检验发现关系效用启动是有效的，可以用于正式实验。正式实验结果表明，不同效用的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明显的影响，具体来说，人际关系效用越高，其社会责任感也就越高。该研究进一步确定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往研究者发现，人际关系分为工具性和情感性两种类型。研究2的人际关系效用更倾向于工具性，那么偏向于情感性的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是否也会存在同样的影响作用呢？人际关系的工具性和情感性如何共同影响其社会责任感呢？在研究2的基础上，研究3试图通过操纵人际关系亲密度来考察二者对社会责任感的共同影响。 4 研究3 4.1 研究目的 采用实验法启动人际关系的亲密度，探讨人际关系的亲密度与效用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4.2 研究方法 4.2.1 被试 被试来自北京与河北3所高校的本科生共191名，其中男生77名，女生114名。被试平均年龄为20.69±1.32岁。 4.2.2 研究设计 采用2(关系效用：高/低)×2(关系亲密度：高/低)的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社会责任感。 4.2.3 研究材料 (1)人际关系亲密度的启动 根据已有研究(邱俊杰，闵昌运，周艳艳，张锋，2012)的实验范式，该研究设置了高、低两种关系亲密度的启动情境，即要求被试回忆不同的生活情境。具体来说，要求高亲密度组被试回忆“最要好的一位朋友”，并回忆与这位好朋友认识的过程。要求低亲密组被试回忆“在公选课上认识的一位同学”，并回忆与该同学的认识过程。
图2 人际关系效用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2)人际关系的亲密度 采用Aron，Aron和Smollan(1992)编制的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测量被试感知到的与目标人物关系的亲密度。该量表的描述是“下面有两个圆圈，一个圆圈代表你自己，另一个代表你的朋友。两个圆圈重叠的部分代表你与你朋友关系的亲密程度，重叠部分越大，代表你们的关系越密切。现在你判断你们两人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并在相应的数字上画圈。”此量表对人际亲密度采用1到7的等级评定，被试选择的数越大，说明二者之间的亲密程度越深。该量表在以往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Aron et al.，1992；邱俊杰等，2012)。 (3)人际关系的效用 Ohtsubo和Yagi(2015)编制了测量人际关系效用的量表，要求被试从6个方面(学习、社团活动、就业、社会关系、业余生活、其他)来评价朋友对自己效用的高低，共包括6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从1(绝对不可能)到5(非常有可能)，得分越高表示与此人的人际关系效用就越高。本研究根据人际关系亲密度启动情境，对该量表的情境进行修改，其他内容与评价方式是一致的。在本研究中，该两量表的α系数是0.87。 (4)社会责任感问卷 同研究2，根据该研究的具体情境对社会责任感问卷进行了情境的修改，其余内容一致。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是0.91。 4.2.4 研究程序 首先，实施预实验来检查人际关系亲密度启动的有效性，以87名大学本科生为被试，随机分成两组，分别让其参与人际关系亲密度的两种情境，然后完成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在预实验结果显示人际关系亲密度操纵有效之后，进行正式实验。在正式实验中，让随机分配的两组被试参与人亲密度启动的两种情境，然后完成人际关系效用量表和社会责任感量表，以及填写有关人口学变量问题。 4.3 研究结果 4.3.1 检验人际关系亲密度启动有效性的预实验 为确定人际关系亲密度启动的有效性，该研究采用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对两种情境启动进行了预实验。以亲密度高、低为分组变量，以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上得分为因变量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高亲密度组得分(M=5.78，SD=0.64，n=45)显著高于低亲密度组(M=2.48，SD=0.80，n=42)，t(85)=21.16，p＜0.001。这表明，对人际关系亲密度的操纵是有效的。 4.3.2 人际关系的亲密度与效用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首先，以被试在人际关系效用量表上的得分均值(M=2.92)为标准将被试分为关系效用高、低两组。人际关系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感的描述性统计，如图3所示。然后，以人际关系亲密度和效用为自变量，以社会责任感为因变量进行两因素被试间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高亲密度组的社会责任感显著高于低亲密度组，F(1，187)=515.88，p＜0.001，偏
=0.73。同样，高效用组的社会责任感显著高于低效用组，F(1，187)=21.48，p＜0.001，偏
=0.10。更为重要的是，人际关系的效用与亲密度共同作用于社会责任感，F(1，187)=7.17，p=0.008，偏
=0.37。具体而言，在低亲密度情况下，高效用组的社会责任感显著高于低效用组的，MD=0.49，p＜0.001(LB=0.304，UB=0.674)，但是在高亲密度情况下，二者之间的社会责任感无明显差异，并维持较高水平，MD=0.13，p=0.095(LB=-0.057，UB=0.319)。这表明，人际关系亲密度对效用与社会责任感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4.4 讨论 研究3预实验结果显示，人际关系亲密度的操纵是有效的，可以用于正式研究。正式研究结果发现，高亲密度组的社会责任感明显高于低亲密度组，这表明人际关系的情感性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人际关系效用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显著的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研究2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该研究发现人际关系亲密度对效用与社会责任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在低亲密度条件下，社会责任感在人际关系效用高低组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在高亲密度条件下，二者无显著差异。由此说明，社会责任感是以人们关系的情感为重要条件或准则，情感越亲密，情谊越深厚，其责任感就越强，在情感较弱的关系中，人际关系的效用才是决定责任感高低的重要因素。
图3 亲密度对效用与社会责任感关系的调节作用 5 综合讨论 5.1 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尽管已有研究结果显示，人际关系是影响社会责任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李明等，2010；McDonough et al.，2013；Schmid，2012)，但是并没有研究直接考察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为此，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研究1采用问卷法发现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2和研究3分别采用实验法操纵了人际关系的效用与亲密度，结果一致发现，与低效用或亲密度相比，高效用或亲密度的社会责任感明显更高。这表明，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正向作用。该研究结果与已有结论是一致的(李明等，2010；刘海涛等，2011；McDonough et al.，2013；Schmid，2012)。 无论是从效用还是从亲密度来说，本研究结果均发现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明显影响。这说明，人们不仅根据与他人的亲疏远近关系，而且还会根据这种关系对自己是否有用来衡量与判断所应承担的责任。从亲密度的角度来说，本研究的结果与李明等人(2010)的观点是一致的，支持了中国人的差序责任意识的观点，并且验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际关系是研究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此外，从效用的角度来说，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围，揭示了人际关系的“利”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刻画了人际关系的“情”与“利”是如何共同影响社会责任感的，从而诠释了中国文化下责任关系的权衡与维系。研究3的结果显示，人际关系的亲密度和效用共同影响着社会责任感，并且亲密度对效用与社会责任感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只有在高亲密度条件，高、低效用之间的社会责任感无显著差异，但是在低亲密度条件，高效用的社会责任感明显高于低效用的。这说明，人际关系亲密度是人们判断自身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依据。换而言之，中国人社会责任感的高低取决于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亲疏远近，但是在这种“情”的范畴之下，人际关系效用的高低又进一步成为人们衡量与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依据。这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尤为重视情感关系建立与巩固的现象。一方面人们总是通过各种“缘”拉上关系，建立情感基础，然后再进一步发挥各种关系的“利”。另一方面即使不能马上获利也要维持情感关系，中国人俗语说“生意不成情意在”，反映出中国人在“情”与“利”得失之间，对前者的重视程度，因为它是建立彼此之间责任关系的前提与纽带。 5.2 共情在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感不仅对他人、社会和国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而且也是预测个体自身发展和幸福生活的有效指标。研究者们虽然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仍未就影响社会责任感的机制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以人际关系为切入点，验证了共情的中介作用，揭示了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机制。 虽然已有研究显示，人际关系与共情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陈珝，张晓文，2012；翟慎娟等，2011；赵靓，2014)，并且共情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宋琳婷，2012；Wray-Lake & Syvertsen，2011)，但是没有研究直接考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共情在人际关系与社会责任感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用。这一结果不仅揭示了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机制，而且很好地解释了已有研究关于共情分别与人际关系、社会责任感之间关系的结果。 共情包括情感共情与认知共情，前者是对他人情感状态的情绪反应，后者则是对他人目的、企图、信仰的的理解，主要与推测他人观点有关(De Vignemont & Singer，2006；Gladstein，1983)。本研究分别操纵的人际关系亲密度与效用，其中，亲密度更多的偏重于人际情感，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各种“缘”上的情义，这对人们的情绪共情水平具有一定的提升。效用则是偏向于人际利益，强调与他人关系对自己实现某种需要与愿望的重要性，这可能会促进人们的认知共情能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际关系的亲密度与效用可能分别是通过情绪共情与认知共情来影响社会责任感的。当然，该推测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与验证。 该研究结果显示，在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中共情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同时仍然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更加认同在中介变量被正确操纵与准确检验的情况下，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是部分中介，因为部分中介并不代表数据结果不完美，它可能意味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是只有唯一的一个中介路径，还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值得未来研究探索(Preacher & Hayes，2004；Zhao et al.，2010)。这表明在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影响路径中，除了共情作为部分中介以外，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如社会认同、社会公正等变量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6 结论 本研究获得结论：(1)人际关系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明显的正向预测作用，共情在二者之间发挥着中间桥梁作用；(2)人际关系效用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显著的影响，人际效用越高，社会责任感就越强；(3)人际关系亲密度对效用与社会责任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在低亲密度情况下，人际效用越高其社会责任感就越强，但是在高亲密度情况下，社会责任感均维持较高水平。因此，人际关系通过提高共情而正向影响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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