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的金属货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时期论文,金属论文,十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裂割据与战乱频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无不受其制约，与汉代相比，有很大的萎缩，且残存的相关史料也远少于秦汉与隋唐时期，严重制约了研究的开展。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上世纪中期以前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是第一篇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经济状况的论文，以较为详尽的资料论证了实物货币、实物租税与实物工资的存在情况，认为在这一时期，“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里较占优势”①。此后的论著基本上沿袭全先生的论点，并将其绝对化，将这一时期称为“自然经济”时期。但是，多数研究者忽略了全先生在定义中并未将货币经济与自然经济截然分开，而只是讲在某一时期某种经济占有相对优势，因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形式。更重要的是，全先生的研究距今已有六十多年，当时他仅根据史书记载，提出自东汉末至南北朝前期，铸钱的次数极少②，而忽视了已经流传的钱币实物及相关研究，并据此认为“钱币的铸造额既少，其流通量自然不多。这样一来，遂给实物货币以流通的机会，故自然经济遂代货币经济而起。”在此后的六十多年中曾进行过多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随着许多当年全先生所未能知晓或未予重视的钱币陆续出土，对全先生的一些观点及论据的探讨，理当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假如将魏晋南北朝视为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低谷，则十六国时期是当之无愧的谷底，可即使在这战祸连年的时期，铸币并未停止，无论新币还是旧币，都仍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着一席之地。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情况，对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制度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都至关紧要。近年来不断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成果的面世，则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可能。
1949年以后，尤其是近年来陆续有些相关论著中对十六国的货币进行了一定的叙述③，有的研究者还曾在深入研究中对自己的论述加以补充和修正④，但总体来说，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对资料的把握方面，都还有所不足。因此，对于十六国时期的货币体系及其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等问题，还需要学界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本文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当时金属货币状况进行的一个初步研究⑤，谬误之处，尚祈各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 铜钱的铸造
从现在已经发现的钱币实物中，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有四种出于这一时期的政权，只是自发现之日起，对其所属的年代与政权，就争议不止，直到近年来各地钱币的出土数量不断增加，从而促进了研究的进展，意见才逐渐趋于统一。
后赵是十六国中第一个进行铸造钱币尝试的政权，或许因为石勒幼年曾有从商的经历⑥，他对于商业的关注显然比同时期的各统治者要高得多。他在自称赵王之前就“置挈壶署，铸丰货钱”⑦。由于有着史书的明确记载，加之有实物支持，因而对于后赵政权铸钱的观点，争议最少，已成为学界共识。
“丰货”钱现在并不少见，其钱文分篆书与隶书两种，皆横读，每种又有不同的式样，钱的直径与重量也有较大的差别，直径在2.3-2.6厘米，重量也相差不少，仅上海博物馆中的藏品就从2.0克至2.7克⑧。版式、规格、重量上的差异说明其铸造的延续时间较长，想来其当时的铸造量也很可观。在南北朝时期“丰货”钱仍在流通，并被赋予一个颇为吉利的称谓——“富钱”⑨。
在西晋末期的大战乱中，张轨控制的凉州成为北方汉人统治下的惟一乐土，大量躲避战乱的人口涌入河西走廊，繁荣了当地的经济，也促进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太府参军索辅向张轨建议恢复五铢钱的使用，以减少谷、帛作为交易中介所发生的必然损耗，这一建议得到张轨的赞同，并取得良好的效果⑩。不过，在文献中虽然记载了前凉恢复使用钱币，但未明确记载其铸造钱币，关于张轨及其子孙是否铸造钱币的问题，至少已经困惑了钱币界八百多年，在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洪遵撰写的《泉志》中已将张轨五铢列为伪品(11)，到近代仍有学者认为前凉统治者曾铸造五铢钱(12)，不过同意者少，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13)，钱币界大多采取漠视态度。此问题还需将来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解决。
清嘉庆十年(1805)刘师陆在武威发现3枚钱文为“凉造新泉”的铜钱，他怀疑是前凉张轨所铸，遂请教著名钱币学家翁树培，得到翁的肯定(14)。不过，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普遍认可，也有人认为是两汉之际窦融统治河西时期铸造(15)。由于出土较少，对于钱文的识别尚存歧义，叶德辉就坚持认为是“凉造制泉”(16)。戴葆庭对于铸造时期究竟是新莽还是前凉，持存疑态度(17)。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的1958年版中也未将此收入，在论述这一时期货币时仅提到“丰货”与“汉兴”(18)；到1965年版时始增入“凉造新泉”，而且语气并不肯定⑤。20世纪中期以后，在陕西西安、甘肃武威、临洮、敦煌及新疆和阗、宁夏盐池等地陆续出土“凉造新泉”(19)，认识趋向统一，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这是前凉时期所铸。不过，近年仍有少数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新莽时期说(20)，北凉沮渠蒙逊时期说等(21)，对此问题的最后确定，仍有待于更多考古资料的出土与更深入地探讨。
成是以賨人李氏为首的流民集团建立起来的政权，所占据的益州地区虽在成政权建立前后曾经有过激烈的征战，导致不少原益州居民向荆、湘两州迁徙，但与关中等地相比，要安定得多，“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22)李寿夺取政权后，改国名为汉，建年号为汉兴(338-343)，并将年号铸在铜钱上，使之成为我国最早的年号钱。
“汉兴”钱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因此，对其认知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汉兴”钱很早就为人所注意，南朝梁顾烜《钱谱》已经予以收录，但认为是西汉初因秦钱重难用，让百姓使用的荚钱，“今世犹有小钱，重一铢半，径五分，文曰：‘汉兴’，小篆文。”(24)他的这种观点影响很大，不仅历代钱币学著作沿袭不改(25)，《史记》三家注中司马贞《索隐》也收录了顾烜的见解：“《钱谱》云：文为‘汉兴’也”(26)。杜佑《通典》亦采用其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杜佑自注：如榆荚也。钱重铢半，径五分，文曰：‘汉兴’）。”(27)直到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梁诗正等奉旨编撰的《钦定钱录》才纠正了旧说，指出“汉兴”钱是汉李寿时铸造(28)。此后，这一观点成为主流，后出的盛大士《泉史》(29)、李佐贤《古泉汇》(30)、王锡棨《泉货汇考》(31)等皆持此说，随着近年来“汉兴”钱在四川及其他地区的陆续出土，虽仍有少数不同意见(32)，但已基本成为钱币界的共识。
“汉兴”钱有直书与横书两种版式，近年出土的多为隶书，传世的仅有少量篆文(33)。目前各地出土的以直书为主，横书的较为罕见，所以方若《中国古钱歌》：“丰货汉兴赵成属，汉兴文直珍横钱”(34)。一般钱径1.6-1.7厘米，重0.71-0.8克(35)，不过也有的报道称2003年自成都出土的五枚“汉兴”钱重1-1.1克(36)，1990年在甘肃武威红星村出土的两枚“汉兴”钱重量更达到1.7克(37)。
最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大夏政权铸造的钱币。由于赫连勃勃为政酷暴，轻用民力，加之在其统治下的关中经济于战乱过后满目疮痍，无论是经济还是商业，都很难有较大的发展，文献中也未见过关于铸钱的记载，故在清代后期以前，无人会想到这一政权可能铸造钱币。
不过，清后期以来在西北地区陆续发现铸有“太夏真兴”字样的钱币，古文中“大”、“太”两个字常相互通假，因此，立刻被与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相联系，即前两个字为国名，后两个字为年号。但到底是赫连勃勃时期所铸，还是近代伪造，立即在钱币界引起不小的争议。目前所见最早著录者是刘喜海，他记录了收藏经过与钱的大致形状，但却持存疑态度(38)；李佐贤持否定态度，编撰《古泉汇》时将其列入无考别品(39)；方若对李的说法大不以为然，将此与“凉造新泉”相提并论(40)，并将其编入《中国古钱歌》(41)；罗振玉则在得到“太夏真兴”后，认定是赫连勃勃时期所铸，并因此将自己的居所称为“赫连泉舍”(42)。当时这种钱币出土很少，相当罕见，基本持肯定态度的钱币名家郑家相也只见到过两枚(43)。因此，尽管有伪造的嫌疑，但在20世纪30年代，其价格高出同时期的“凉造新泉”一倍(44)。随着20世纪中期以后各地钱币的陆续出土，学界看法逐渐趋于肯定，目前认为“太夏真兴”是夏赫连勃勃所铸的观点已成为主流。“太夏真兴”钱径2.35厘米，重3.03克。另外，近年有文章提出在那一地区发现有“承光”钱，认为赫连勃勃子赫连昌的年号为承光(425-428)，这是赫连昌时期铸造的钱币(45)，但此论点尚未引起钱币学界的重视。
以上几种钱币都是有实物传世，但仅后赵铸钱有文献记载，而前秦的情况恰恰相反，有文献记载，却无实物流传。《水经注》称前秦苻坚曾销毁秦始皇时所铸的2个铜人（原有12个，董卓曾毁9个铸造小钱）铸钱，“案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谓之金狄……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汉晋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46)《关中记》的记载稍有不同，认为董卓毁坏后铜人只剩两个，后为苻坚所销毁，只是未明确记述其用途。“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47)司马贞《史记索隐》也认为如此，“董卓坏其十为钱，余二犹在。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长安而销之。”(48)这表明自北魏至唐代的史家对于苻坚销毁铜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有的明确记载是用于铸钱，有的未提用途。但使人困惑的是，《晋书》、《十六国春秋》佚文等目前记录苻坚事迹最详的史籍缺乏这方面的记载，近年的考古发掘中也未能确认哪种钱币是前秦政权所铸造，故此问题目前只能存疑了(49)。
此外，传世的钱币中有一种“太元货泉”，洪遵《泉志》将其列入不知年代品(50)；清代梁诗正等撰《钦定钱录》根据东晋孝武帝与前凉张骏的年号皆为太元，认为可能是东晋或前凉所铸(51)；李佐贤认为“形质不甚古朴，应非晋代物”(52)；叶德辉则坚持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53)。1981年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墓出土一枚“太元货泉”，朱活《古钱新典》将之列为十六国时钱币，倾向于是前凉张骏时期(324-346)铸造(54)。但此说法目前尚缺乏确证，难于得到广泛认同。
还有一种“太清丰乐”钱，出现很早，唐代即已为钱币学家所注意，宋代李孝美读作“天清丰乐”(55)；金嘉采《泉志校误》指出应读作“太清丰乐”，并认为与道家的三清境界有关(56)。因前凉的末代统治者张天锡与南朝梁武帝的年号皆为“太清”，故一些学者考虑是这两个时期所铸，方若认为是梁武帝时期(57)，郑家相则力陈前凉张天锡时期之说(58)，罗伯昭从出土地点的角度对郑说提出不同意见(59)，朱活仍持前凉说(60)。不过，2000年9月在江苏宜兴一次出土约4000枚“太清丰乐”，说明铸造地应在江南，与前凉无关(61)。
以上共有9种钱币，涉及到5个政权，目前已经确定的是后赵的“丰货”、前凉的“凉造新泉”、汉（成）的“汉兴”和大夏的“太夏真兴”，都有实物传世，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已经确定与十六国无关的有“太清丰乐”，“承光”和“太元货泉”则有待于更多证据的出现，前凉张氏是否铸造五铢钱，目前也只能存疑。前秦政权的国力以及经济状况都支持钱币的流通，但目前有关其铸钱的文献支持力度不够，又未能发现传世的实物，因此，还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了。
二 铜钱的流通
当时使用钱币的并不局限于曾铸造钱币的四个政权，下面依次介绍，还是先从这四个政权开始。
石勒在自称赵王之前就开始铸造“丰货”钱，增加了社会上铜钱的保有量。到赵王三年(321)，曾借出土古钱之机，正式下令流通铜钱，“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钱三十，文曰：‘百当千，千当万。’鼎铭十三字，篆书不可晓，藏之于永丰仓。因此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62)为了促进铜钱的流通，还对税收政策加以改变，“乃重立禁制，官赋至皆取钱，厘肆故不行也。”(63)应该说石勒推行铜钱的力度相当大，但这种以政令方式强行推进的做法，脱离了当时商业的发展水平，因此并未能得到百姓的支持。
甚至在此之后石勒自己也未以金属货币作为基本计量单位(64)，表明在经济生活与人们的观念中，绢帛仍占据着主要位置。在对臣下的赏赐中，钱、帛、谷兼用，如石勒以参军樊坦清贫，“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65)廷尉续咸谏营造邺城宫殿，“因赐咸绢百匹，稻百斛。”“（石）勒巡行冀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赐钱至少表明在社会经济中铜钱并未退出流通领域，而一次赐予的数量达到三百万，又说明铜钱的使用量与储备量都相当可观。
到石虎统治时期再次在诏令中提到钱的应用，“季龙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66)这不仅是从政权角度再一次强化金属货币流通的做法，而且提供了相对灵活的替代方案，使得缴纳者可以有所选择。从选择方案来看，似乎表示金属货币已经超越了谷、麦，成为仅次于绢帛的流通货币。另外，则显示出谷、麦与钱、帛等都有对应的价格，并会随时发生变动。
近年来在江苏丹徒(67)、湖北长阳(68)、甘肃武威(69)、陕西西安与咸阳(70)、四川成都(71)等许多地方出土有石勒铸造的这种“丰货”钱，一般是与其他种类的钱币一同出土，表明其确实作为货币进行商业流通，而且流通范围并不限于后赵的统治区。石勒以政令方式强制百姓使用钱币的做法虽遭到失败，但从“丰货”钱的多次铸造，并结合前面的引文，似可认为石虎时期金属货币在商业流通中已经占有一个相当的比例。
前凉政权开始铸造“凉造新泉”的时间，因缺乏证据，目前尚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不过从已出土“凉造新泉”式样、大小与重量的差异来看，显然是多次铸造的。一般将其分为大、中、小三个版别，大样钱径2.05-2.20厘米，重2克；中样1.80-2.00厘米，重1.3-2.0克；小样直径1.10-1.70厘米，重1.10-1.25克。篆书，直读，正、背面均有内外郭(72)。研究者认为可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循序递进，集中表现为钱体的减重、形制的缩小，是币值由标准化向着非标准化的逆动(73)。
近年来在甘肃武威连续出土前凉时期窖藏铜钱，数量皆在1万枚以上，不过其中虽包括“凉造新泉”，但数量很少。如1989年10月在武威西营乡宏寺村发现的1万余枚古钱中，仅有8枚“凉造新泉”，其余80多个品种大部分为各式五铢钱，以及秦半两、西汉半两、新莽货泉、董卓小钱及三国货币等，还有后赵的“丰货”、成汉的“汉兴”(74)。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其中的别种五铢是前凉时期铸造的，但目前还未得到普遍承认，而且这种五铢的数量也很少。因此，前凉虽然铸造货币，但数量不大，在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汉魏以来的旧钱，品种繁多，轻重不等。还有，同时期其他政权的货币出现在前凉统治区，说明彼此间显然存在着贸易往来(75)。
文献记载中也有前凉时期使用铜钱的实例，敦煌人氾腾曾在西晋朝中担任郎中，战乱初起时还家，“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76)张茂时凉州隐士索袭去世，“（敦煌太守阴）澹素服会葬，赠钱二万。”(77)“（张）重华好与群小游戏，屡出钱帛以赐左右。”(78)张玄靖时，执政大臣张瓘专权，“日日散钱帛，树私惠。”(79)出土简牍中也有关于铜钱的记载，甘肃高台县在20世纪90年代于许三湾墓群出土写有“建兴八年”的木牍，是为死者送葬的祈福咒文，其中有“奉得铜钱，道界桥，不得禁止”(80)。甘肃武威凉州区在20世纪90年代也不断发现古墓，其中有一枚写有“升平”年号的木简，“升平十二年九月十六日辛丑，□杨□黄石□□药省，今终亡，于市买黄□官一合，贾符九万九千钱。”(81)这些文献与简牍资料都可以与出土的钱币相互映证。
成是以賨人李氏为首的流民集团建立起来的政权，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起来的政权。益州地区虽在成政权建立前后曾经有过激烈的征战，导致不少原益州居民向荆、湘两州迁徙，但与关中等地相比，要安定得多，“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82)蜀地物产丰富，被称为“天府”(83)，李雄又施行了宽和的政策，“雄乃虚己受人，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事少役稀，百姓富实，乃至闾门不闭，路无拾遗。”(84)使得巴蜀地区的经济能较好地恢复起来。这一地区原本商业发达，居民历来有使用铜钱的习惯(85)，因而铜钱在成的商业活动中应占有重要位置。李寿夺取政权后，改国名为汉，建年号为汉兴(338-343)，并将年号铸在铜钱上，使之成为我国最早的年号钱。近年来“汉兴”钱除在四川地区外，还在江苏丹徒、河南许昌、湖北长阳与鄂州、甘肃武威等地都有发现(86)，尤其是武威地区多次出土，显示其实际使用区域已远远超出成（汉）政权的统治区(87)，这表示其在扮演境内商品交换媒介的同时，还在跨境交易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太夏真兴”钱发现后引起的争议已大致尘埃落定，但关于夏政权使用铜钱的其他资料确实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前，夏的墓葬一直未曾发现，1992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发现大夏国墓群及纪年墓志(88)。1994年内蒙古博物馆与伊盟鄂尔多斯博物馆联合对乌审旗翁滚梁墓地进行发掘，共发现10余座墓葬，清理了6座，其中M7出土1枚五铢钱，这显示当时政权中除自铸的钱币外，还使用着前代的货币(89)。
除以上四个政权铸造过钱币外，还有许多政权的统治区内也有钱币在流通，下面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来依次叙述。
汉（前赵）政权统治时期，商业尚处于低谷阶段，但却有着使用大量钱币的记载，这恐怕是承袭了西晋政权公私财物的缘故。刘聪宠信中常侍王沈等，不亲政务，又穷兵黩武，“军旅无岁不兴，而将士无钱帛之赏，后宫之家赐赉及于僮仆，动至数千万。”(90)虽有大臣进谏，但刘聪反而变本加厉，“朝廷内外无复纲纪，阿谀日进，货贿公行，军旅在外，饥疫相仍，后宫赏赐动至千万。”虽然在记载中未出现钱，但以千万计的，只能是铜钱。陕西咸阳市头道塬出土的十六国墓葬中M1中除陶器、砖雕明器及少量铜饰物外，还出土有泥钱(91)，表现出人们对于钱币的重视，希望能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提供安逸的生活，同时也反映出物质的匮乏。
占据辽河流域的慕容部，虽然名义上是晋朝的藩属，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政权。从这一地区墓葬中出土的五铢钱看(92)，西晋时期的慕容部已经存在着一定的商业活动，并开始使用铜钱。从考古资料看，建立前燕政权后，也依然延续着使用铜钱的传统(93)。慕容皝在采纳封裕的建议后，为鼓励臣下进言，“赐（封裕）钱五万，明宣内外。”(94)辽宁朝阳袁台子前燕墓出土有7枚五铢钱，从形制看，属于东汉后期的五铢钱，反映出当时流行钱币的种类(95)。李廆墓是目前发现惟一有明确纪年的前燕墓葬，墓中出土有钱币33枚，绝大部分是五铢钱(96)。慕容暐统治时期，执政大臣慕容评贪婪无比，在率军抵抗前秦的进攻时，还寻机搜刮将士，“障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97)这样的统帅带兵御敌，前燕的灭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前秦政权是否铸钱，现在还是个疑案，但可以肯定的是钱币在前秦的经济生活中并未被废弃。“有司奏人有盗其母之钱而逃者，请投之四裔。太后闻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当弃之市朝，奈何投之方外乎？方外岂有无父母之乡乎？’于是
而杀之。”(98)这一事例虽未明确记载钱的使用，但盗钱而逃，显然是着眼于其经济价值。上个世纪末，在陕西咸阳北郊文林小区工地发掘了九座前秦墓葬，其中三座中出土有7枚铜钱，有6枚五铢钱，还有1枚延圜钱(99)。在咸阳师专发现的家族墓葬中，可以认定是这一时期的M5中出土铜钱22枚，其中有2枚“丰货”钱，M11中出土铜钱10枚(100)。另外，陕西华阴县城西1.5公里处据说为前秦王猛的墓葬中出土数量较大的钱币，其中以东汉五铢钱为主，夹有少量綖环五铢、剪轮五铢等(101)。这些墓葬的考古发掘以实物映证了金属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
前秦灭亡后，北方的经济与商业再次滑入低谷，后秦与后燕虽是相对强大的两个政权，但也是在连续不断的战乱中挣扎度日。目前还未见到有关后秦时期使用或赏赐铜钱的记载，2001年发现的陕西咸阳平陵十六国墓葬中出土了130多枚铜钱(102)，发掘报告认为此墓是前秦或后秦时期的墓葬，目前尚难确定具体时间。但从墓葬的规模与出土物看，笔者比较倾向于是前秦时期的墓葬。因此，后秦时期铜钱是否曾流通，目前仍难断定，还有待将来的考古发掘。
后燕崔遹墓中铜钱的出土(103)，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中铜钱的存在提供了证据，这是钱币在前燕、前秦使用的继续。
接替后燕慕容氏统治的高云因自己实力不足，“常内怀惧，故宠养壮士以为腹心，离班、桃仁等并专典禁卫，委之以爪牙之任，赏赐月至数千万。”(104)他正处于后燕向北燕政权的过渡阶段，这数以千万计的铜钱，应出于后燕时期的政权库藏，并会随着政权的易手而再度回归北燕政权的统治者手中。因此，认为钱币在北燕政权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河西走廊一带有着使用钱币的传统，前秦统治时期这种传统并未断裂。阿斯塔那305号墓出土的《缺名随葬衣物疏一》除记载各种衣饰物品外，还有“铜钱二枚”；《缺名随葬衣物疏二》还记载：“手中铜钱二枚……帛絓六匹”；在此墓中与衣物疏同时出土的有4枚铜钱，表明与实物是相互对应的(105)。后凉建立起统治后，继续沿用前代的货币政策，文献中有当时交易价格的记载，“（吕光即位后，战事不断）时谷价踊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106)后来情况愈演愈烈，吕隆时期沮渠蒙逊进攻姑臧，“姑臧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文”。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加严重，南凉尚书左丞婆衍崘向秃发利鹿孤进言：“今姑臧饥荒残弊，谷石万钱，野无青草，资食无取。”(107)尽管后凉经济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但仍以铜钱计价，显现其作为市场上主要交换媒介的地位未变。
西凉时期文献没有关于钱币的记载，不过，考古发掘补上了这一缺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85年配合基建对敦煌祁家湾墓群的一部分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117座墓葬，认为这些墓葬属于西晋十六国时期。根据纪年斗瓶和其他随葬品进行断代，将这些墓葬共分为五段，其中最后一段主要为西凉统治时期，多个墓中出土有随葬铜钱，尤其是出有西凉建初五年(409)斗瓶的M336和有建初十一年斗瓶的M369A都出有铜钱(108)，表明西凉时期仍传承着用钱的习惯。
北凉时期，钱币依然通行于市，“（沮渠）蒙逊母车氏疾笃，蒙逊升南景门，散钱以赐百姓。”(109)敦煌佛爷庙湾M1中出土写有玄始十年(421)字样的陶罐和陶钵，还有五铢钱和“货泉”各一枚，玄始是北凉沮渠蒙逊的年号，因而这就是北凉时期的货币实物(110)。阿斯塔那2号墓出土《北凉缘禾六年翟万随葬衣物疏》记载：“手中黄丝三丈，铜钱自副”(111)，表现出社会底层对于铜钱的认知，也可以作为文献的补充。
以上材料表明，在十六国时期，有十二个政权的统治区内曾程度不等地流通过铜钱，如以后确认陕西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属于后秦，则是十三个。尚未有文献与考古发现的仅有南燕、南凉和西秦，这明显超出一般人甚至专业人士的印象(112)。
从目前已经出土的钱币实物，尤其是对出土数量较大的窖藏钱币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当时流通钱币的主体是汉代以来的旧钱，当时各政权新铸的钱币所占比例很小。前面提到1989年在甘肃武威西营乡发现的古钱共计一万余枚，有80多个品种，其中汉代以来铸造的五铢钱占90%以上，而当时政权新铸的“凉造新泉”有8枚，“丰货”2枚，“汉兴”1枚(113)。其余各地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钱币窖藏，虽数量不等，品种不同，各品种所占比例也各不相似，但五铢钱皆占绝大部分，当时政权的新铸钱币所占比例都很少(114)。
三 金银与金银币
除铜钱外，在这一时期的许多地区还流行有其他金属货币，主要为金、银。在西晋最终灭亡前后，中原及边塞地区都出现过以银或金为交换媒介的情况。“建元元年(315)，（石勒统治下的）襄国大饥，谷二升值银一斤，肉一斤值银一两。”(115)“（石虎）建武元年(335)十一月不雨雪，至二年八月，谷价涌贵，金一斤直米二升。”(116)“皇魏桓帝十一年(305)，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117)
金银不仅用于购物，也用于行贿，“（石）勒尝微行，检察营卫，赍缯帛金银以赂门者求出。永昌门门候王假欲收捕之，从者至，乃止。旦召假以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118)石勒并非真正行贿，只是以此来测试部下的忠诚度，但以金银行贿的行为在当时应是较为常见的。以金行贿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氾昭，字嗣先，敦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滞。人有于夜中报昭黄金者，昭责而遣之。”(119)此外，金银还可用于买官，“（李）雄意在招致远方，国用不足，故诸将每进金银珍宝，多有以得官者。”(120)
当时各政权统治者也多以黄金赏赐臣民，汉皇帝刘聪因大鸿胪李弘为他娶太保刘殷之女提供理论依据，“（刘）聪大悦，赐（李）弘黄金六十斤。”(121)南燕慕容超派遣大臣韩范到后秦，请求姚兴将羁留在后秦的慕容超母亲与妻子放回，韩范应对得体，“姚兴大悦，赐范千金，许以（慕容）超母、妻还之。”(122)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将黄金与绢帛一起赏赐，合称为“金帛”。后赵石勒称帝后，以各种祥瑞现象纷纷出现，“赐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123)后秦姚兴喜好田猎，臣下作诗、赋加以劝谏，“（姚）兴皆览而善之，赐以金帛，然终弗能改。”(124)后凉吕光击败劲敌张大豫后，受到诸将的吹捧，“（吕）光大悦，赐金帛有差。”(125)前秦政权兵败淝水后，原前燕宗室慕容垂请求到邺城拜祭祖先陵墓，镇守邺城的苻丕派慕容垂去平定丁零叛乱，“于是大赐金帛，（慕容垂）一无所受，唯请旧田园。”(126)后燕慕容盛与群臣讨论周公、伊尹治国优劣，“因而谈宴赋诗，赐金帛各有差。”(127)也有的时候是与马匹一起赏赐，北凉沮渠蒙逊攻克姑臧（今甘肃武威），“飨文武将士于谦光殿，班赐金马有差。”(128)
有时则以此来激励军心，鼓舞斗志。后秦姚苌逼降前秦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刺史王统后，南安（治今甘肃陇西）人古成诜进言：“臣州人殷地险，隽杰如林，用武之国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贤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军，旌贤表善以副鄙州之望。”(129)这建议得到姚苌的称许，古成诜被任命为尚书郎。南燕慕容超面临东晋刘裕大军围攻时，召集群臣商议，刚从狱中被赦出而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慕容镇建议：“正当更决一战，以争天命。今散卒还者，犹有数万，可悉出金帛、宫女，饵令一战。天若相我，足以破贼。”(130)这些正表示当时黄金与绢帛都同样具有货币的功能。
由于黄金具有货币的功能，所以当时也以此作为衡量家产的指标，前秦苻坚时，政局比较稳定，逐步消除北方各割据势力，打开了阻隔商业流通的障碍，社会经济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商人阶层成为明显的受益者。“时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于王侯。”(131)有时较大的开销，也以此作为单位，前燕时尚书左丞申绍对于慕容
的奢华弊政上疏进行劝谏：“谨按后宫四千有余，僮侍厮养通兼十倍，日费之重，价盈万金。”(132)
由于黄金、白银兼具货币与装饰贵金属的功能，因此在各政权的府库中都贮存有大量的金银。夏赫连勃勃在建成统万城的宫殿后，曾使臣下撰文刻石以颂其功德，其中有：“九域贡以金银，八方献其瑰宝”(133)。而在他府库中的珍宝也确实多到不可胜计的程度，北魏攻克统万城后，“以（赫连）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134)北凉政权的府库中亦是如此，只是沮渠牧犍在投降北魏时，并未将其交给北魏，“初，官军未入之时，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闭，小民因之入盗，巨细荡尽。”(134)
需要注意的是，在河西地区除这些以数量计的金银外，还有粟特等胡商或中亚诸国使节带入的金银制造的货币。一位身在姑臧（今甘肃武威）的粟特商人向撒马尔干的主人汇报说(136)：“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去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毯），携带金钱和米酒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作难。”(137)反映出金钱在粟特商人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
20世纪以来，在丝绸之路沿线多次发现大量拜占庭、波斯等国制造的金银币，使得研究可以超脱文献的制约，向历史的真实逐步回归。目前发现制造于十六国时期及这一时期以前的金币并不多，其中又以传世品为主，如世纪之交在沈阳发现1枚古罗马独裁者凯撒（Julius Caesa，前100—前44）时期的金币(138)，21世纪初在中国钱币博物馆整理出来的格拉蒂尼安努斯(Gratianus，378-383)金币，洪诺留(Honorius，395-402)金币(139)。发现数量较多的拜占庭金币中，大部分在十六国之后，只有狄奥多西斯二世（Theodosius Ⅱ）在位的时间(408-450)与这一时期稍有重叠，已发现有3枚这一时期的金币，甘肃陇西与青海都兰出土的情况不详，无法确定其埋藏年代，惟一年代清晰的出土于东魏李希宗夫妇合葬墓(139)。李希宗入葬于东魏静帝武定二年(544)，其妻崔幼妃入葬于北齐武平七年(576)(140)，与十六国时期已相隔甚远。因此，粟特商人信札中提到的金钱，到底是何种货币，依目前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尚难推测。
波斯萨珊银币的数量要大得多，据夏鼐先生在1974年所做的统计，当时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一共三十三批，总计达1174枚(142)。而据有关学者最近的统计，至20世纪末，又发现的出土萨珊银币有700枚左右，共计约1900余枚，发现情况及银币数目都被列成表格(143)。依萨珊王朝的习俗，每个国王即位后都要制造带有自己标识的钱币，目前在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共出于12位国王的时期，在位时间自公元310年至651年，其中与十六国时期有关的是3位国王：
沙卜尔二世(Shapur Ⅱ，310-379)，已发现的银币大约58枚(144)，主要出土地点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还有少量的出土在今陕西西安与泾阳。
阿尔达希尔二世(Ardashir Ⅱ，379-383)银币，大约64枚，出土地点都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
沙卜尔三世(Shapur Ⅲ，383-388)银币，大约19枚(145)，主要出土地点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少量在广东遂溪出土，是沿海上丝绸之路而来。
这三种银币的绝大部分均出土于新疆吐鲁番，主要分为三批，1950年在高昌古城出土20枚，出土时放在一起，其中沙卜尔二世银币10枚，阿尔达希尔二世银币7枚，沙卜尔三世银币3枚；1955年在高昌古城出土10枚，同放在一枚精制的小方盒中，其中沙卜尔二世银币4枚，阿尔达希尔二世银币5枚，沙卜尔三世银币1枚；1989年在吐鲁番一处窖藏出土100余枚，其中沙卜尔二世银币40枚，阿尔达希尔二世银币50余枚，沙卜尔三世银币12枚。夏鼐先生曾对其中的前两批进行分析，认为这三种银币集中放在一起，不与其他货币掺杂，而且前两个朝代的银币占绝大多数，这种情况与1933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城东泰培·马朗查(Tepe Maranjan)遗址所发现的窖藏情况类似，推测其埋藏时间可能在沙卜尔三世初年(146)。以后的许多研究者对此推测表示认同(147)。
由于史书有明确记载(148)，而且得到吐鲁番文书的支持，因此对于北朝及其后的隋和初唐时期在河西走廊与西域地区曾使用金银币作为主要货币的观点，许多学者是持赞同态度的(149)。但对于十六国时期金银币是否在河西地区成为流通货币的问题，仍是个悬而未决的疑案(150)。不过，即使金银币并未成为社会上的流通货币，胡商的大量带入，也必然增加了河西地区金银的保有量，加大了其在大额交易中使用的机率，并为其在北朝时期的正式流通打下基础。
前秦苻坚平定凉州后，“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151)。正说明了河西地区百姓保有金银数量相当可观，金银在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金银不仅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并深入到百姓的观念之中，不仅在今世要拥有，而且还要带到另一个世界。在吐鲁番墓葬出土的随葬衣物疏中多次出现“黄金千两”、“黄金百斤”乃至“黄金千斤”的记载(152)，这些虚拟记录反射出人们对现实生活中黄金的向往。
在各政权之间也应用大量的金银，用于赎回人质、表示友好或企图达到某种目的。辽西鲜卑段氏进攻石勒，被石勒击败，其重要将领段末枉被俘，“勒质末柸，遣间使求和，（段）疾六眷遂以铠马二百五十匹，金银各一簏赎末柸，结盟而退。”(153)以后，当刘琨与鲜卑段氏合谋进攻石勒时，“（石）勒使参军王续赍金宝遗（段）末柸以间之。末柸既思有以报勒恩，又忻于厚赂，乃说（涉）辰眷等引还，（刘）琨、（段）匹磾亦退如蓟城。”(154)石勒为缓和东晋大将祖逖的攻势，下令修复祖氏的坟墓，并派人看守，“（祖）逖闻之甚悦，遣参军王愉使于（石）勒，赠以方物，修结和好。勒厚宾其使，遣左常侍董树报聘，以马五十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兖、豫乂安，人得休息矣。”(155)“沮渠蒙逊伐西凉，败西凉世子（李）歆于马庙，禽其将朱元虎而还。凉公（李）暠以银二千斤、金二千两赎元虎；蒙逊归之，遂与暠结盟而还。”(156)西秦乞伏暮末派将军王伐送沮渠成都返回北凉，“（北凉主沮渠蒙逊）遣尚书郎王杼送（王）伐还秦，并遗暮末马千匹及锦罽银缯。”(157)《十六国春秋·西秦录》的佚文还记录了银、罽的具体数量，“祖渠蒙逊尚书郎王杼送戎罽千匹、银三百斤。”(158)
对强势政权的臣服，也以金银来表示。如前凉在前赵的武力威胁下，除奉献马、牛、羊和各种珍宝外，还有“黄金三百八十斤，银七百斤”(159)，使两国间一触即发的危急形势得以缓解。吐谷浑慑于前秦强大的军事力量，奉送厚礼以表示诚意，“吐谷浑碎奚以杨纂既降，惧而遣使送马五千匹、金银五百斤。坚拜奚安远将军、漒川侯。”(160)北凉沮渠牧犍无力抗衡北魏，遂以和亲的方式以求存，“牧犍尚世祖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谢，献马五百匹，黄金五百斤。”(161)西秦乞伏炽盘企图联络北魏进攻夏，“遣其尚书郎莫胡、积射将军乞伏又寅等贡黄金二百斤，请伐（夏）赫连昌，世祖许之。”(162)
四 结语
十六国时期的货币制度相当混乱，是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并行的时期，而且金属货币也不仅限于铜钱。已知铸造铜钱的政权不多，铸造的数量也不很大，从目前出土的钱币看，在当时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还是汉代以来的旧钱。
后赵与前凉同样倡导用钱，而且后赵所采取的力度要更大一些，但结果却是一行一废，正说明钱币的流通程度与商业发展的水平是呈正比的，而不取决于政权的提倡与否。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看待当时的史书记载，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于文献的记载，何况我们与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相去已远，而且文献存少佚多，都使研究的困难程度成倍增加。在前凉“钱遂大行，人赖其利”的记载背后，我们应该看到考古资料与简帛文书中反映的实物货币在流通领域的作用不容忽视；后赵“钱终不行”只是记载当时政权推行用钱政策的受挫，并不意味着此后政权就彻底放弃这一努力，当然更不能据那段记载而认为后赵时期钱币就完全退出流通领域，因为庞大的民间钱币贮藏会随时寻求出路。
目前已知至少在其中十二个政权中曾程度不等地流通过铜钱，因此，过去一些认为这一时期的北方基本不使用钱币的观点似需要有所修正。另外，一些政权所铸造的钱币，在其他政权辖区内出现，表示其在扮演境内商品交换媒介的同时，还在跨境贸易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金银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货币功能，尤其是大额交易中，但其作用更多地反映在各政权之间的政治与经济交易中。黄金在两汉时期的功能，这一时期大部分被绢帛所替代。对于在河西地区流通的外国金银币，目前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尚难于得出肯定的结论，今后应引起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收稿日期：2009年7月14日
注释：
①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
②“自后汉初平元年(190)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改铸小钱以后，中间除却吴孙权于嘉禾五年(236)春铸当五百大钱，赤乌元年(238)春铸当千大钱，及蜀刘备于建安二十三年(218-9)左右铸宜百钱外，直到宋元嘉七年(430)十月，及北魏太和十九年(495-6)，始再有铸钱的史实。”（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依照全先生的说法，江南地区有200年未曾铸钱，而中原地区停止铸钱的时间则长达300年。这种说法与现在所了解的史实有着相当的差距。
③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吴慧《中国商业史》第二册（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年），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朱和平《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甘肃金融》2002年S2期），操晓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钱币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等。此外，还发表有不少考古发掘报告与钱币学方面的论文，限于篇幅，将在文中引用时逐一注出。
④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8年版中，对十六国时期铸造的钱币，只提到丰货与汉兴，而在1965年版，则增加了凉造新泉和大夏真兴，还提到前秦苻坚铸钱的可能性。只是从文中提法看，作者对新增的两种货币尚持存疑态度。
⑤文中未涉及实物货币，并非忽视其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而是限于篇幅，将在另文中加以论述。
⑥《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07页。
⑦《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第2725页。
⑧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⑨《通典》卷九《食货九·钱币下》：“丰货钱，径一寸，重四铢，代人谓为富钱，藏之令人富也。”（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91页）。洪遵《泉志》卷一五《厌胜品》：“《旧谱》曰：‘径寸，重四铢，文曰：丰货。世人谓之富钱，言收此钱令人丰富。’”（同治十三年(1874)隶释斋校刊本5/a）是知“代人”，原为“世人”，杜佑避讳改。洪遵虽然引用《晋书》记载，知其为石勒所铸，但仍将其归入厌胜品类，表明至少在南宋时期，是否将其视之为政权正式发行流通的货币，似仍有疑义。
⑩《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太府参军索辅言于（张）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离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第2226页。
(11)《泉志》卷四《伪品上》。
(12)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13)赵向群、张琳：《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的铸造时间》，《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4)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凉造新泉》条引翁树培《古泉汇考》记述了刘得钱及请翁鉴定的过程：“洪洞刘青园（师陆）曰：‘乙丑六月，在凉州得凉造新泉三枚，钱体小而字划多，且就磨灭，有真切者，始知为凉造新泉。《晋书·张轨传》云云，然不定果铸钱否？《载记》中若吕光、李暠、秃发、沮渠，都无铸钱之文。而钱文曰凉，制又甚古，又三钱皆于河西得之，疑即（张）轨所铸。’”翁树培在其后加按语：“今绎钱文，曰‘造’，曰‘新’，则张轨于铸五铢之后，又造此一种钱欤？抑（索）辅言复五铢而轨乃改造此新泉欤？皆未可定，然其为前凉所铸，无疑也。”（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1925页）驰按：刘师陆讲所得钱笔划模糊，看到真切的始认清钱文，因此可知当时出土者不止他所得的3枚，或许在此之前已有流传，但为钱币学家所著录，则始于此。
(15)日本钱币学家奥平昌洪《东亚钱志》就将此钱归入新莽时期，卷7，53/a、b，岩波书店，昭和十三年(1938)。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拾遗》载有其学生金品元所编《古泉目录》，即援引奥平昌洪书中的观点：“此钱形制、书体、铜质皆酷肖莽之货泉，当为新莽时凉州窦氏所铸，又此钱皆出自凉州，可证。”（系金氏译文）将“凉造新泉”列入两汉货币。在《古钱大辞典》再版时收录，反映出丁福保本人对此持认可态度（第2401页）。不过，丁福保《古钱学纲要》又将“凉造新泉”列为晋代货币（上海，上海医学书局，1940年，10/a），表明其态度转变，又倾向于前凉。
(16)《古钱杂咏》卷二：“辉按：此钱文曰‘凉造制泉’，大如五铢，余藏有此品……盖篆文漫漶，误认为‘新’，余藏者字划明朗，实‘制’字也。”11/a，1901年自刊线装本。
(17)戴葆庭：《凉造新泉》，《泉币》第1期，上海书店影印《泉币》1-32期合订本，1988年，第65页。
(1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次印刷，1958年，第127页。
(1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次印刷，1965年，第216页。
(20)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币研究》，《中国钱币》1984年第4期；黎大祥：《武威出土的一批窖藏古币及凉造新泉》，《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钟长发：《甘肃武威出土十六国窖藏凉造新泉》，《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张忠山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货币》下编《凉造新泉》（陈悟年），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21)康柳硕：《甘肃省河西地区凉造新泉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北方地区钱币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2005年，中国重要论文全文数据库。文中提到武威旱坡滩汉墓被盗，出土有凉泉（应指凉造新泉），流散后被追回10余枚，现存武威地区博物馆，但此并未被作者作为主要论据。而这一出土情况未见于正式报道，也未见其他学者引用，还有待核实。如被证实，将成为此种说法的有力证据。
(22)赵向群、张琳《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的铸造时间》认为是北凉沮渠蒙逊时期铸造。文章仅从文献角度提出一些假设，未考虑数处出土凉造新泉的窖藏已被认定为前凉时期的事实，缺乏说服力。
(23)《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第3040页。
(24)《钱谱》已佚，赖洪遵《泉志》保存部分逸文。洪遵《泉志》卷一《正用品上》“荚钱”引。洪遵在引用顾烜的话后加有按语：“班、马二史皆云荚钱，不载钱文，顾烜之说盖近之矣。金光袭、董逌皆因之。”
(25)清乾隆时人张端木所撰《钱录》中仍引用顾烜旧说，卷二“汉初钱 汉兴”，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3辑，影印嘉庆间沪城梅益征钞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3页。不过，在钞本中有眉批：“汉兴自是李寿钱，此误。”不知是抄书者还是藏书者批阅，但表现出观点的转变。
(26)《史记》卷三○《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18页。
(27)《通典》卷八《食货八·钱币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171页。不过点校者断句为“钱重铢，半径五分”，既不合当时行文习惯，也与下文相矛盾。在此句之后，“高后二年，行八铢。六年，行五分（杜佑自注：径五分，所谓荚钱）。”
(28)《钦定钱录》卷五：“洪志以为汉荚钱，盖缘顾烜、李孝美之误。按：成李寿于东晋成帝咸和十三年改国号曰汉，改元汉兴，此当是李寿铸。若云汉初钱，文实无据，且形质、篆法亦与西京全不类，今政之。谨录于此。”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第844册，第49页。并参见邹志谅《论〈顾烜钱谱〉对中国钱币学的贡献》，《中国钱币》2000年第3期。
(29)《泉史》卷四《蜀汉至南北朝钱》，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0辑，影印道光十四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66页。
(30)《古泉汇》利集卷五《晋附汉李寿》，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6辑中册，影印同治三年利津李氏石泉书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32页。
(31)《泉货汇考》卷五《晋伪品》，中国钱币文献丛书第18辑，影印中华书局1924年珂罗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5页。
(32)朱和平：《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6页注③。
(33)刘燕庭、戴熙：《泉苑菁华古泉丛话》合刻本卷二，有篆书“汉兴”拓片，并有按语：“敝藏‘汉兴’，篆书，字居左右，方铁珊同年所赠。”但在拓片旁有批语，“篆书汉兴亦可疑”，批语书写者为刘燕庭还是丁福保，不详，但对篆书体“汉兴”是持存疑态度的（上海，上海医学书局，1935年，22/b-23/a）。刘、戴两书原分别成稿并发行，但刘书有图无文，由丁福保删去戴书之图，将释文附于刘书拓片之后，使两书合而为一，并影印出版。日本守田宝丹编《明治新撰泉谱》第三集亦载有“汉兴”钱拓片，篆文，横列(14/a)，明治二十二年(1889)出版。袁克文称：“厥篆文者制作大小，悉与隶文者合，且复类宋之孝建四铢，其为晋末物无疑。可知汉兴篆文真品，别有存于天壤者焉。休宁余谷民得于海上，予以天策府宝铁泉易得。”（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2054页）说明袁克文手中亦有1枚篆文“汉兴”。但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中列有三款“汉兴”拓片，指明篆文横书的一款为伪品（第1048页）。因此，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还有待考古发现。
(34)方若：《言钱别录》卷上，1928年刊本，2/a。
(35)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36)唐德军：《四川成都出土三国两晋时期钱币》，《西安金融》1005年第7期。
(37)张忠山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货币》，第199-200页。
(38)刘喜海在整理翁树培《古泉汇考》时以按语形式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喜海案：吴门顾湘舟（沅）茂才藏有此泉，正书，径寸，重郭，字微含隶体。陈钟溪得于甘肃，以赠湘舟者，洵奇异之品也。然六朝各泉，皆有铢两遗意，而此则以泉文纪元，恐未确耳。如确是勃勃所铸，则纪元不始于孝建矣。以凉造新泉证之，六朝时已有泉文着国号者，后之大唐、大宋皆有所本也。文自上右旋读，重郭如货泉式，穿甚大。道光甲午嘉平，湘舟以墨本见寄。”（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将刘喜海整理本《古泉汇考》分别收入，第1339页）从这段文字看，“大夏真兴”似较“凉造新泉”出现稍晚，约在道光年间(1821-1850)，翁树培时已去世，故未及见。而刘喜海对此的态度也是信疑参半。有些现代论著，如朱活《古钱新典》直书翁树培《古泉汇考》，似系翁所言，则误矣（上册，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230页）。还有一些论文，未加任何说明地转引，则近乎以讹传讹（如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39)《古泉汇》贞集卷二《无考别品》，并加按语：“愚按：钱文似近代物，姑附于此。”第1619页。
(40)《言钱别录》卷下《无考钱考》：“如太夏真兴，制作悉仿新莽，同凉造新泉。谱家于凉则信，于夏则疑，知其一，不知其二，犹以铢两遗意相绳，谓钱文似近代物，得非谬甚。”36/a、b，1928年刊本。
(41)《言钱别录》卷上：“赫连勃勃真兴年，太夏真兴并着钱。”2/a。
(42)方若曾为此赋诗：“形同莽制字非同，年号并将国号崇。先我搜奇具只眼，赫连泉舍雪堂翁。”并加以注释：“《古泉汇》疑近代作，列入无考品。罗雪翁先年得之，殊珍视，遂以名舍。字略大而体同，且亦鎏银。”（《古化杂咏》，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第1339页）
(43)郑家相言：“当时纪铢两之泉渐衰，纪‘宝’字之钱未兴，而泉文之纪年号者则已渐肇其端矣……所见仅此二枚而已。”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第1340页。
(44)据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凉造新泉”约100元，“大夏真兴”约200元（第983、701页）。
(45)姚勤镇、吕达：《统万城的历史演变及其建筑特点探析》，《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作者非此方面的专家，对于钱币的来源、去向未作说明，未对钱币形制、重量等进行描述，也未附照片或拓片。
(46)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四《河水四》，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三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77-278页。
(4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第240页。
(4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0页。
(49)以注重现存实物作为立论依据的论著，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8年版）、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等都未提及前秦政权铸钱问题；朱和平《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根据《水经注》推测前秦可能铸造过钱币，操晓理《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认为此种推测不无道理。
(50)《泉志》卷六，3/a。
(51)《钦定钱录》卷五，第844册。
(52)《古泉汇》利集卷五。
(53)《古泉杂咏》卷二：“两字真书展布开，太元货泉莫疑猜。遗文尚得钟王意，不是唐临晋帖来。”11/b，1901年自刊线装本。
(54)朱活《古钱新典》，第229页。
(55)洪遵《泉志》卷一五《厌胜钱·丰乐钱》：“《旧谱》曰：‘径八分，重二铢五黍，面文有四字，皆科斗书，其可识者丰乐。肉好，背、面皆有周郭。’李孝美曰：‘此钱文曰：天清丰乐。’”洪遵未加评述，但列为厌胜钱，显然是出处不详。
(56)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第2141页。此后，这种读法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
(57)《古钱别录》卷下《无考钱考》：“按太清年号凡二，一前凉张天锡，一梁武帝。今钱制四出，亦合武帝五铢。当梁太清年间，四方多事，灾异迭见，铸此钱以祈年丰民乐之意乎。”36/b。
(58)郑家相《太清丰乐钱考》：“今得此钱，以年号而断为凉之太清，则证据确实，以气息而定为北地凉钱，则形制符合，其实为张天锡所铸，尚何疑哉？足补史氏之遗焉。”中国泉币学会编《泉币》第1期，1940年，上海书店影印《泉币》1-32期合订本，1988年。
(59)《出品门·太清丰乐》钱评语引：“本志创刊号（郑）家相以为西凉张天锡称太清时铸，罗沐园尝考之……此钱出土，多在江南，未闻来自甘肃者……归之梁武，其说亦通。”中国泉币学会编《泉币》第17期，上海书店影印《泉币》1-32期合订本，1988年。
(60)《古钱新典》上册将其列为十六国钱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230页。
(61)刘健平：《谈宜兴出土的大量太清丰乐钱》，《中国钱币》2001年第3期；刘宗汉：《太清丰乐钱为梁武帝所铸说》，《中国钱币》2002年第3期。
(62)《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2738页。中华本标点为“中有大钱三十文，曰：……”，笔者按：文应指钱上文字，而不是作为钱的单位，故属下。
(63)《太平御览》卷八三六《钱下》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32页。
(64)《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石勒言）人家有百匹资，尚欲市别宅。”
(65)《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2741页，下两条史料亦出此卷，分见第2748页、2745页。
(66)《晋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上》，第2763页。
(67)刘和惠：《江苏丹徒东晋窖藏铜钱》，《考古》1978年第2期。
(68)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69)黎大祥：《武威出土的一批窖藏古币及凉造新泉》。
(7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发掘简报》，《文博》1997年第6期。刘卫鹏：《咸阳出土后赵“丰货”钱》，《陕西金融》1996年第5期。
(71)唐德军：《四川成都出土三国两晋时期钱币》。
(72)张忠山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货币》，第199页。
(73)陈悟年：《凉造新泉版别初探》，《中国钱币》1988年第2期。
(74)钟长发：《甘肃武威窖藏出土十六国凉造新泉》。
(75)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76)《晋书》卷九四《隐逸·氾腾传》，第2438页。
(77)《晋书》卷九四《隐逸·索袭传》，第2449页。
(78)《晋书》卷八六《张轨传》，第2245页。
(79)《魏书》卷九九《私署凉州牧张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97页。另，《魏书》与《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偏霸部·张玄靖》引《十六国春秋》皆作“玄靖”，而《晋书》卷八六《张轨传》作“玄靓”（第2248页）。
(80)何双全等：《甘肃省近年来新出土三国两晋简帛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学国际论坛提交论文，2006年11月。建兴，为西晋愍帝司马邺年号，西晋灭亡后前凉继续沿用，建兴八年(320)，是前凉张茂统治时期。
(81)资料出处同上。升平，为东晋穆帝司马聃年号，升平五年(361)哀帝即位，次年改元为隆和。但前凉一直沿用升平年号，升平十二年(368)是张天锡统治时期。
(82)《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第3040页。
(83)《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75页。“天府”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基本上是指关中地区，汉魏之际其内涵发生改变，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开始用以称指益州，以后一直沿用下来。
(84)《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第668页。
(85)《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公孙述占据益州，）置铁钱官，废铜钱，百姓货卖不行。”（第475页）虽“铁钱官”的文意不甚明了，但废黜铜钱影响到百姓的商业活动是毋庸置疑的。《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作：“述废铜钱，置铁官钱”李贤注：“置铁官以铸钱。”（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37页）《通典》卷八《钱币上》将《后汉书》的文注合而为一，“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铸铁钱。”（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177页）表述的较为清楚。
(86)刘和惠：《江苏丹徒东晋窖藏铜钱》；黄留春、黄越：《观台出土窖藏汉晋时期钱币简报》，《中国钱币》2007年第2期；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熊寿昌：《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出土钱币看六朝墓葬随葬钱币的有关问题》，中国钱币学会古代钱币委员会、江苏省钱币学会编《六朝货币与铸钱工艺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
(87)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认为：“各政权铸币能够流入五凉政权统治的境内，反映出五凉在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地位和货币经济与商贸流通的发达。”
(88)王大方：《乌审旗发现大夏国墓群及纪年墓志》，《中国文物报》第6期，1993年2月16日。
(89)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鄂尔多斯博物馆：《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发掘报告中认为墓葬属于北魏时期，而张景明《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根据墓葬形制及壁画内容并结合其他考古资料，认为应属于十六国大夏时期。
(90)《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第2669页。下段引文亦出于本卷，第2673页。
(91)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市头道塬十六国墓葬》，《考古》2005年第6期。发掘报告认为这是汉或后赵时期的墓葬。报告中较为谨慎地称为“泥饼”，共4件，“皆圆形，中间有穿孔，直径2.5厘米，厚0.8厘米。”笔者认为除泥钱外，没有其他更适宜的解释。
(92)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并参见田立坤《三燕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墓中虽未出土带有纪年的物品，但从墓葬形制、器物种类及特色看，他们认为是前燕建立前的慕容部贵族墓葬。
(9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所：《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中报道，在重点整理的16座墓葬中有一座出土有3枚铜钱，发掘者认为这片墓地的下葬时间在前燕建国前后。《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94)《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第2825页。
(95)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96)辛发等：《锦州前燕李廆墓清理简报》，《文物》1995年第6期。
(97)《太平御览》卷三三四《辎重》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第1534页。
(98)《太平御览》卷六四五《》引《前秦录》，第2889页。
(99)谢高文：《咸阳前秦墓新出土的五铢、延圜钱》，《陕西金融》2000年第5期；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市文林小区前秦朱氏家族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4期。
(100)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师专西晋北朝墓清理简报》，《文博》1998年第6期；并参见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市文林小区前秦朱氏家族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4期。
(101)夏振英：《陕西华阴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据《华阴县志》记载，庸宪宗时均州刺史吕温曾来此祭祀王猛墓，并有祭文（文见《全唐文》卷六三一《华山酹王景略墓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6368页），清朝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曾在M1前立有“前苻秦清河侯王公猛之墓”碑一通。两座墓葬都已遭到盗掘破坏，故此次出土器物不很多，保存状况亦不够好，未能发现墓志、印章等能够直接证明墓主身份的器物，故仍不能确认是王猛之墓。
(102)咸阳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8期。
(103)陈大为、李宇峰：《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3期。
(104)《晋书》卷一二四《慕容云载记》，第3109页。
(10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简报中对衣物疏二未作释读，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阿斯塔那305号墓文书（第9-10页），同墓出土一件前秦建元二十年(384)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位于现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在汉代就曾是朝廷派驻以安定西域政局的戊己校尉的治所，魏晋时期一直延续下来，并逐渐发展为戊己校尉管理下的屯戍区（可参看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收入《山居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前凉张骏建兴十五年(327)，张骏击败并擒获戊己校尉赵贞，设置隶属于凉州的高昌郡。以后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的统治，直到北凉承平十八年(460)沮渠氏政权被柔然灭亡。
(106)《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57页。本段其他未注引文亦出于此卷。
(107)《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第3147页。
(108)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第五章《墓葬年代、分期及有关问题》（第146-170页），附表六《二期五段墓葬登记表》（第198-19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109)《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第3196页。
(110)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M1系夫妻合葬墓，夫张辅死于西凉庚子六年(405)，妻死于玄始十年(421)，因而这个墓葬跨越西凉与北凉统治时期，不过，五铢钱发现于妻棺中，无疑是属北凉时期。
(111)《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阿斯塔那2号墓文书（第176页）。按：“缘禾”年号不见于文献记载，故发表后即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中外学者纷纷加入讨论。目前就“缘禾”是北凉对北魏表示臣服后使用北魏太武帝“延和”年号的谐音字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北凉政权到底奉行一套还是两套年号上却有较大的分歧。另外，缘禾六年(437)时北凉势力已退出高昌地区，高昌大姓阚爽自称高昌太守，割据自立，他沿用北凉尊奉北魏的“缘禾”年号，是出于与北凉保持若即若离关系的政治策略，尽管当时北魏已经改元，而北凉也已改变年号。先后参与讨论的主要有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吴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彭琪（《北凉缘禾年号蠡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ぁぃだ—〈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五）一》，《纪尾井史学》第5号，1985）、白须净真（《高昌·阚爽政权と缘禾·建平纪年文书》，《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1号，1986）、余太山（《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王素（《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等。笔者认为阚爽割据高昌（约435-442）是沮渠氏对高昌统治的中间阶段（沮渠无讳于442年再度夺回高昌的控制权），因此将其作为北凉时期钱币曾经流通的旁证似无不可。
(112)如专门关注这一历史时期的朱和平在《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中认为：“文献和考古确证十六国使用铜钱仅上述（前赵、前凉、后赵、前燕、后凉、前秦、北凉）七国。”第98页。
(113)钟长发：《甘肃武威窖藏出土十六国凉造新泉》。
(114)黎大祥：《武威出土的一批窖藏古币及凉造新泉》；张忠山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货币》第二章第二节与第三节；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唐德军：《四川成都出土三国两晋时期钱币》。
(115)《太平御览》卷三五《凶荒》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第166页。《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作“谷二升直银二斤”，第2723页。
(116)《太平御览》卷八一○《金中》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第3599页。《资治通鉴》卷九五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十二月记载：“于是（后）赵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石）虎用兵不息，百役并兴。”第3008页。
(117)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三《河水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第2册，第28页B面。
(118)《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2742页。
(119)《太平御览》卷八一○《金中》引《十六国春秋·前燕录》，第3599页。不过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将其归入《前凉录》，国学基本丛书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第1版，第526页。
(120)《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第3040页。
(121)《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第2660页。
(122)《晋书》卷一二八《慕容超载记》，第3179页。
(123)《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2748页。
(124)《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第2983页。
(125)《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57页。
(126)《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第3080页。
(127)《晋书》卷一二四《慕容盛载记》，第3102页。
(128)《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第3195页。
(129)《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第2967页。
(130)《晋书》卷一二八《慕容超载记》，第3182页。
(131)《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888页。
(132)《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第2856页。
(133)《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3212页。
(134)《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72页。
(135)《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传》，第2208页。
(136)原信中未见到发信人地址，陈国灿先生根据内容推断寄发地点在姑臧，时间是西晋怀帝永嘉六年，即公元312年（《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7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认为陈国灿的推测极有见地，并结合第5号粟特文古信札的发信地点，指出姑臧是这个粟特商团的主要根据地（《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91页）。
(137)这封粟特文信件的中文译文有三种，本文采用陈国灿先生整理的信件译文及其解释（《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另两种译文见王翼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美〕安妮特·L·朱丽安娜、朱迪思·A·莱莉著，苏银梅译《古粟特文信札（Ⅱ号）》，《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
(138)康柳硕：《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甘肃金融》2002年S2期。康柳硕在同文中提出20世纪初斯坦因在新疆叶城购买的传世品中有2枚罗马金币，1枚是康斯坦丁一世(ConstantincI，330-335)时期的，1枚是康斯坦丁斯一世(ConstantinsI，340)时期的。他依据的出处是〔英〕王海仑撰，张楠译《斯坦因从新疆地区搜集的钱币》，《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另，汪海岚《斯坦因从新疆地区搜集的钱币》，《甘肃金融》1998年第8期，与此系一稿两发，但作者译名不同）。陈志强《我国所见拜占庭铸币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根据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和专家R·布兰德(Roger Bland)的鉴定，指出这是两枚银币，1枚是君士坦丁二世银币，在330-335年之间铸于安条克，1枚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银币，于340年铸于亚历山大。
(139)金德平、于放：《考说在中国发现的罗马金币——兼谈中国钱币博物馆22枚馆藏罗马金币》，《新疆钱币》2004年第3期《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专刊》。格拉蒂尼安努斯是未分裂前的罗马帝国皇帝，洪诺留是分裂后的西罗马帝国皇帝。
(140)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中国钱币》2001年第4期；康柳硕：《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141)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42)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43)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新疆钱币》2004年第3期（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专刊）。以下本文所引波斯萨珊银币的数据，除需要讨论者另外注出外，皆出自此文。
(144)原文数字作54枚，但依据其表中数字累计，当为56枚，系其漏计1995年发现于西安东郊的2枚。康柳硕论文表格中注明当时在西安东郊地表下处发现一青灰色小罐，内有5枚古币，1枚已破损，其余4枚完好，但锈蚀严重，其中有2枚沙卜尔二世银币，为西安市钱币学会会员藏品。不过近期有文章专门论述此次发现，讲5枚古币中有3枚为西安西安钱币学会收藏，皆为沙卜尔二世银币，并附有图片。如康文中所述2枚与此3枚系会员与学会分别拥有，则此5枚都为沙卜尔二世银币；如学会会员与学会拥有系同一概念，则可能是在康柳硕调查后经清理锈蚀而又识别出1枚，至少此次发现的沙卜尔二世银币为3枚（党顺民、赵晓明：《西安出土沙卜尔二世银币探讨》，《新疆钱币》2004年第3期，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专刊）。另外，2005年8月，泾阳县农民在其县城南边的泾河滩挖沙时，挖出很多汉唐时期的古钱币，其中有1枚沙卜尔二世银币，估计为渡河时遗落（林文君、周延龄：《陕西泾阳县泾河滩出土沙卜尔二世银币》，《西安金融》2006年第1期）。
(145)原文作18枚，但依其表格中的数字累计，当为16枚。不过，其在表格中漏登1984年在广东遂溪出土沙卜尔三世银币。据发掘报告，出土窖藏中有沙卜尔三世银币3枚（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
(146)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第4期。
(147)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波斯萨珊银币》；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未刊稿）。
(148)《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北周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91页）《周书》卷五○《异域下·高昌传》：“赋税则计输银钱，无则输麻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5页）《北史》卷九七《西域·高昌传》作“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5页）
(149)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郑学檬：《十六国至麹氏王朝时期高昌使用银钱的情况研究》，收入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孙莉：《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分布及其功能》，《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郑学檬与孙莉文中都引用了许多吐鲁番文书材料，此处不赘。
(150)大部分学者没有很明确论述这一问题，针对50年代在高昌古城发现的两批沙卜尔二世至沙卜尔三世时期的银币，夏鼐先生提出可能是作为宝物而窖藏；孙莉更指出那两批银币保存较好，没有太大磨损，表明它们未经使用就被匆匆埋藏了，并认为虽不能排除这个时期吐鲁番地区有使用银钱的可能，但由于证据尚不充分，还未能断言（皆见前引论文）。
(151)《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998页。
(15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阿斯塔那一号墓《西凉建初十四年(418)韩渠妻随葬衣物疏》（第14页）、哈拉和卓九九号墓《苻长资父母墟墓随葬衣物疏》（第185页）、阿斯塔那二号墓《北凉缘禾六年翟万随葬衣物疏》（第176页）。据郑学檬研究，这些随葬衣物疏与实际随葬物品差距很大，主要体现家属为死者祈求冥福的意愿，同时又折射出对现实世界物质的追求（《吐鲁番出土文书〈随葬衣物疏〉初探》，收入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
(153)《晋书》卷三九《王沈传附于浚传》，第1148页。同书卷六三《段匹磾传》：“（石）勒归之，又厚以金宝彩绢报疾六眷。”第1710页。
(154)《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第2727页。
(155)《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2738页。
(156)《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八月，第3636页。
(157)《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五年六月，第3802页。
(158)《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罽》引，第3631页。按：原文作“王朽”，“朽”一般不会作为人名，当系“王杼”之误，据《资治通鉴》改。
(159)《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第2695页。
(160)《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894页。
(161)《魏书》卷九九《沮渠蒙逊传》，第2206页。
(162)《魏书》卷九九《乞伏国仁传》，第2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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