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函电论文,国民党论文,胡汉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6-0034-07
胡汉民等人在1930年代是否组建过“新国民党”，曾是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新国民党”的活动始终处于秘密状态，所存留资料极其有限，一些当事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否认与该组织的关系（注：如1976年傅启学回忆称，“从来没有组党的提议，甚至没有组党暗示。……仅是一个谣言”。见“有关展堂先生的两件事与一个谜”（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蒋永敬教授受其误导，在研究中称，胡汉民“组党之事，……据以后证实，并无其事。”见《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4页。）。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中，有大量资料涉及“新国民党”，不仅确凿地证明“新国民党”确曾存在，且使对“新国民党”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成为可能（注：关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基本情况，详见拙作：《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台北《近代中国》第121期（1997年）。）。笔者依据“往来函电稿”，结合相关资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系列研究（注：参见拙作：《从档案看三十年代“新国民党”在上海的活动》（《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2期）、《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价值》（载《世纪之交的中国与美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争斗岂止于国内：1931-36年间胡汉民与两广对海外华侨的争取》（载《史学的传承》，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新国民党”在海外的活动：1932-1936年》（《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本文着重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
一、以天津为中心的“新国民党”北方党务
“新国民党”建立后，胡汉民、邹鲁等人十分重视地方党务的拓展与基层组织的建设。“新国民党”地方组织重点在上海和天津，在两地设办事机构——“干部”或“交通处”，上海兼管长江流域各省的党务，天津则兼管北方各省党务。在工作重点上，上海主要是联络各路反蒋人士，从事对外宣传，天津则主要是争取北方的实力派军事将领。
天津是北方大港，经济重镇，邻近北平，因而成为“新国民党”在北方的重要据点。曾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教授回忆，邹鲁是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的重要成员，在北方有较广泛的人脉关系，北方“新国民党”的工作由邹鲁直接负责，“成绩（比上海）要大一点”（注：《秘书眼中的胡汉民——王养冲教授访谈录》，《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3期，第49页。）。因此，“往来函电稿”中涉及北方党务的，多是胡汉民、邹鲁间讨论人事与经费等重要问题，党务活动的细节并不多。然而，从中仍能看出北方“新国民党”党务的端倪。
在天津主持北方的“新国民党”党务，是曹任远（字四勿）等人。曹任远系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女婿，谢与邹鲁同为西山会议派重要成员，曾参加北平扩大会议，对蒋介石不满，因病较少公开活动，曹任远充当了他与外界联系的代表。曹写于1986年的回忆中称：“民国二十一年五、六月间，胡汉民一连来了六封电报，要我去广州。先生（谢持——引者）虽然养病，仍关注国家大事，同意我去看看。我南下后在香港拜见胡汉民，他要我参与组织‘新国民党’，告诉我‘只要反蒋最坚决的人。’由于特殊环境，对外皆否定其存在……由胡汉民任主席邹鲁任书记长，我为副书记长兼华北党部书记长。我随后赴华北。”（注：转引自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著者谢幼田系谢持嫡孙。）
天津“新国民党”机关设在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47号永定里（今岳阳道55号），系1931年夏天用广州非常会议提供的倒蒋经费购买的房子，房主人刘承烈曾是非常会议驻华北代表。与西南联络的电台设在该处。由于表面上是住宅，加上一些掩护措施，“机关一直比较安全，从未发生过意外”（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天津“新国民党”兼管北方各省的党务，陕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绥远、察哈尔、北平、天津、青岛在内的七省三市党务统归其负责，包括分发经费，发展新成员，传达西南方面的指令等。此外，对退入关内的东北军及东北义勇军，也做了不少工作。
天津“新国民党”的重要成员有曹任远、张岱岑、裴鸣宇、蒋景瑞、刘承烈、刘人瑞等人，其中曹任远为总负责、张岱岑负责政治工作、裴鸣宇负责宣传工作、蒋景瑞负责民运工作，但他们“很少开会，很难开全体会，东一个西一个，很难凑到一起，有事时几个人碰碰头。”（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1933年底，“新国民党”整顿党务，邹鲁专电天津，宣布取消干部，改设交通处，确定其成员的分工与经费：“天津干部鉴：顷党务改组案决定：一、上海、天津两干部、西北执行部一律取消，由主席指定一二人暂任交通之责任，经费另定；二、各省分部及各小组一律取消，至取消后应办何种实施工作，及经费若干，具拟意见及办法报告主席核定举办之；三、津宣传机关每月经费民风日报一千六百元，两通讯社共四百元，新路、民风、理论三旬刊合并为新路旬刊，以便充实内容，月费三百元；四、主席指定曹四勿同志任交通，张岱岑同志任政治问题，裴鸣宇同志任民风日报。请分别查照办理。邹鲁。马。”（注：邹鲁致天津干部电，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22件。“往来函电稿”原件均无编号，册、件编号系笔者整理时所加。有些函电无具体时间。）
根据“新国民党”主席胡汉民的指定，曹任远、张岱岑两人每月津贴500元，裴鸣宇每月津贴200元（注：邹鲁致天津交通处电（10月23日），“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20件。）。从上海“新国民党”的帐目看，每月500元是“新国民党”对地方干部的最高补贴。
天津“新国民党”开展了一些活动，但也有不少弊端。有人向胡汉民报告，经济方面“每月经费之浮报当在二千余元之多”；党务方面“各地党务除接洽领薪外，直无工作可言”。如“东三省分部仅有居（北）平负责者一人，山西分部仅有居（北）平负责者二人，仍月支四百元且未实际到该地办事”；宣传方面所资助之报纸为“淫词浪语之平市小公报”，等等。写信人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党务倘不加整理，则纠纷事小，其萎靡不振精神涣散则影响颇大也。”（注：述贤致胡汉民（6月16日），“往来函电稿”，第39册，第41件。）
胡汉民对北方党务也不满意，数度与邹鲁讨论革除弊端，振兴党务的办法，他曾给邹鲁一长函，痛陈过去弊端，提出改进意见。此信不仅有助于了解“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也可窥出胡改革“新国民党”的基本思想，全文如下：
海兄大鉴：昨函言北方党务事，计已达览，顷奉手示所列七端备悉。殿英（孙殿英——引者）处款月底可汇出，请即转告相如，并略言因金融风潮，不能不稍迟之故。此外各点条答如下：
（一）华北军事政治目前无大希望，关于北方工作，弟以为有彻底更张之必要，今津部中人互相攻讦，即采取会议制，其工作成绩最多亦惟与过去等耳（即改组等于不改组），党之方针计划固未能藉以推行也。弟意津部实不需如许人，能将四勿、景瑞、岱岑调回（景瑞、岱岑等曾中央仅给予名，不予工作），只留鸣宇继续办理一部分宣传工作，另易与各方情感融洽之人（对四勿不满者不仅为津部中人，四勿自有长处，今或用非所长也）主持电台及其他应接事务，庶工作可符实际，经费方面亦可节减甚多；
（二）鸣宇等所拟宣传预算为三千五百元，属于民兴报者为二千元。弟近阅民兴等报，似无甚精彩，且此时公开办报在津沪一带色彩不能鲜明，否则必遭禁忌，不准发行，即能发行，亦无从与各大报争衡，而态度和平又失我拨款办报之本旨，故弟以为在津宣传工作应注重发行秘密刊物，定期固好，不定期尤好，式样务取于玲珑，言论务求犀利，则收效必大；
（三）新路、民风两旬刊内容粗疏浅陋，每转载报章文字以塞篇幅，装订亦极简劣，此种刊物实无从在智识界中发生力量，亟应从严整顿，大加改革。弟意应将两刊物合并为一，延能文同志主持其事，务使材料充实，并将原有新路旬刊经费裁节，如如（疑为“此”字之误——引者）办理，关于宣传方面月可节省经费二千元，而宣传之功效必能较大于前；
（四）政治活动委员会，弟以为无成立必要，岱岑延揽在华北有资望之同志，恐岱岑资望亦嫌不够，真有资望者亦未必肯来。而此项委员会之工作内容亦极难规定，至谓凡所延揽之人各人月送二百元等方法，尤非我人所宜引用也。故关于北方党务望能如第一项所言办理，以贯彻弟前拟之改革党务办法；
（五）军事特驻员固可裁撤，即军事委员会亦不必组织。锦帆（熊克武——引者）或可嘱其南回，如仍愿在津，亦可任之而月予以若干生活费。以后关于军事之工作，集中全权于中央，有所接洽则迳向中央商承，毋庸在津再组织，如此则可免组织中人之自生纠纷。而各方之军事秘密亦可保守，中央亦可观察北方各部队之需要，随时派遣人员接洽联络。个别运用较之组一委员会，罗致各方人员于一处而事不能举者为佳，且来函中所列诸人，其中数名亦断非月送贰百元即可使其来归，真为我党效力也；
（六）接济叔平（方振武——引者）事即如来拟，函协之设法可就省与商。
以上数端，请兄察之，并斟酌实行为幸。顺颂党祺
（自签）二十三、一、十四（注：胡汉民致邹鲁函（1934年1月14日），“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21件。）
信中显示，天津“新国民党”的主要活动，包括在北方发展政治势力；联络北方部队，策动军事行动；办《民兴报》及《新路》、《民风》旬刊进行宣传；用秘密电台传递情报，从事联络。然而，其内部成员不和，矛盾重重，胡汉民对各项工作均不满意，要求缩小组织规模，调整人事，减少经费，合并报刊，暂停其对各省党务的指导功能等。邹鲁后复函胡汉民，提出如人员调整幅度过大，“似反不妙，即其对各方亦恐减少信用”。结果，只将曹任远调到广州了事（注：邹鲁致胡汉民函，“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32件。）。
二、“新国民党”与地方实力派：以冯玉祥、方振武为例
吸收各地有影响的实力派人物参加，是“新国民党”拓展地方党务的重要手段。“新国民党”吸纳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只收“反蒋最坚决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与蒋介石矛盾最大的人。而受蒋排挤的实力派人物也需要新的政治靠山与经济后援。互相的需要，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天津的“新国民党”组织在功能上与上海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有策动与联络北方军人的任务。因云集北方的军人多非蒋介石嫡系，是西南联合反蒋的重要争取对象。西南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方振武部、孙殿英部的援助，均是通过天津“新国民党”完成的。曹任远回忆：“我们几个华北党部负责人除了搞党员登记，就是做军政联络工作，泰山、张家口、阎锡山那里、宋哲元那里、孙殿英那里……到处跑。”（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上海的“新国民党”成员熊克武、何世桢、任援道、陈中孚等也曾为争取实力派人物而数次到达平津地区。有资料记载：“刘人瑞等人相继在华北四省、东三省和山东、河南及平津两特别市建立了国民党部。通过在老党员中重新履行登记手续，和新党员的发展，推动新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到察哈尔抗战前后，已拥有党员一千多人，其中主要是军政界上层人物和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如邓熙哲、熊观民、方振武、孙殿英、刘汝明、孙丹林等。”（注：江之洲、刘绍韬：《刘人瑞事略》，《近代史资料》总65号（1987年）。）
据曹任远回忆，几乎所有原西北军的将领均加入了“新国民党”，包括鹿钟麟、宋哲元、韩复榘、佟麟阁、孙良诚、秦德纯、高树勋等人，“宋哲元二十九军系统的副军长、师长、旅长都参加了新组织。”（注：上海档案馆的档案中，有胡汉民托人“送宋哲元母礼三十七元”的记载。见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卷号：173-1-171-1。）晋系阎锡山也参加了，“而且他下面的几个参议和一些主要将领都参加了新组织，但人数远不如冯玉祥的人参加的多。”此外，傅作义系统、孙殿英系统及东北军中均有人加入“新国民党”（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张学良也是胡汉民等人争取的对象，双方一度关系密切。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时，胡汉民甚至考虑在东北军中建立“新国民党”的组织（注：胡汉民批注，“往来函电稿”，第22册，第52件。关于胡汉民等争取张学良的具体经过，见拙作：《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述论：1931-1936》（《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由于冯玉祥坚定的抗日立场及历史上与蒋介石较深的矛盾，争取他加入似乎是“新国民党”建立之初就有的计划。邹鲁在1932年4月让熊观民赴港面见胡汉民，请示北方党务计划。邹告诉胡，“观民兄已入党”，“冯（玉祥——引者）处各事托观民兄进行，请示以机宜”（注：邹鲁致胡汉民函（1932年4月29日），“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8件。）。冯玉祥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五时，裴先生来见：一、带来海滨（邹鲁——引者）、佛成（萧佛成——引者）二先生之信。二、谈党务成立之条例；三、有四人在天津办党务，裴先生在内。”（注：冯玉祥：《冯玉祥日记》(3)，第62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从中可以看出，裴鸣宇是从广东北返的，已将“新国民党”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冯，包括入党的条件（条例）及天津办党务的秘密等。两天后，冯又记道：“熊观民先生从广东来，谈各方面情形甚详，又带到陈、胡、邹、萧各一信。”（注：冯玉祥：《冯玉祥日记》(3)，第62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底，熊克武与陈嘉祐再到泰山，争取冯玉祥。他们转达了胡汉民关于党务的三个条件：“第一，党的工作必须秘密。第二，党费不能用公款。第三，制度的总是须有一定的决定。”（注：冯玉祥：《冯玉祥日记》(3)，第66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6日熊克武等离开时，冯似乎已下定了决心。他写道，熊等来访，“是救国抗日的一件极重大的事情”（注：冯玉祥：《冯玉祥日记》(3)，第66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此时，曹任远也加入了“新国民党”，领受胡汉民等指令后返回华北，途经泰山时介绍冯玉祥加入了“新国民党”。曹任远回忆当时的情形：“我在泰山见冯玉祥，冯一见我就把窗帘都放下，说‘好多人都不听我的了’。我介绍他加入新国民党，他宣誓，我是监察人。我们讨论组织抗日救国军，我代表西南给他一百万。1933年春夏，他以此钱组织“民众抗日军”打日本。”（注：转引自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第373页。曹任远的回忆写于1986年，其中有关“新国民党”的部分有相当参考价值。江之洲、刘绍韬著：《刘人瑞事略》（未刊稿，1987年9月）也证实曹任远为冯玉祥“办理了包括宣誓等重新登记手续”，及转交西南巨额援助款项，助其组织旧部抗日等事。见第21-22页。）冯玉祥在8月7日的日记中有与曹任远见面的记载（注：冯记道，“见裴鸣宇、曹四勿两先生，谈大局情形及锄奸团事甚详。”［《冯玉祥日记》(3)，第677页。］冯日记中关于他与各方联系的记载多闪烁其辞，此处“锄奸团”似是指“新国民党”。）。
冯玉祥对“新国民党”在北方的发展也曾提出过建议，“力主北方非有干部组织不可，盖机会一至，变化立生，必有完备组织，始可与言改造全国，大局遂亦随之转移，所谓凡事豫则立也。”（注：孙丹林致胡汉民函（1月8日），“往来函电稿”，第37册，第29件。）1933年下半年“新国民党”整顿党务时，胡汉民曾专门致信冯玉祥，讲述整顿的内容与目的：“党务方面，最近微有改革，一切机关式组织概行废弃，以党的工作为党的组织之中心，经费之分配随之，冀矫空疏无当之弊，为实事求是之谋，想为左右所同意。”（注：胡汉民致冯玉样函（1933年11月11日），“往来函电稿”，第6册，第31件。）胡汉民与冯玉祥的联络，一直保持到1936年胡汉民逝世前（注：1936年1月11日，胡汉民致书冯玉祥，提及冯派熊观民等到广州与其相见事。5月，胡过世后，冯有唁电、悼诗与挽联。见《冯在南京第一年》（冯氏丛书Ⅺ），三户社1937年5月印行。）。然而，若干年后，冯却试图否认参加过“新国民党”。曹任远回忆道，1936年“我在南京看见冯玉祥，他只点了一下头，假装不认得。下来才解释‘泰山之事不要提了’。”（注：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第373页。）冯的态度在曾参加过“新国民党”的人士中非常典型，“有关人员对此事皆讳莫如深”。这也是“新国民党”逐渐在历史记忆中消失的重要原因。
在北方实力派人物中，方振武（字叔平）与“新国民党”的关系最为密切，他率其所部3万人集体加入“新国民党”，更是一个特殊的事例（注：受西南之命在北方运动军队的汤位东，也曾向胡汉民报告某团长官拟率部集体加入“新国民党”的情况：“现驻察省赤城沽源一带之察省张北警备队骑兵第一团，原为吉省抗日部队，其团长柳树堂，连长张洪升、严起云、左行恕、崔鸿志、高振声、傅鸣九等已由柳裕民同志介绍，加入本党，其排长、班长后均可加入，全团官兵一千七百余人，诚恳的愿为本党革命基础武力，且请求西南给以相当名义，可否，请示复。”见汤位东致胡汉民电（1934年4月2日），“往来函电稿”，第14册，第17件。）。
方振武与西南建立联系较晚。1932年5月，方振武的代表孟芸生携方之亲笔信到港见胡汉民。方振武与胡原先关系实属一般，但方在信中抨击南京政府“迄今非但无抗战之决心，亦且无国防之准备”，同时表现了比一般军人对胡汉民更坦诚而恭敬的态度，表示“无论为公为私，为党为国，惟我公之命是遵。”（注：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2年5月9日），“往来函电稿”，第36册，第30件。）胡汉民托人对方振武当面嘉许，并赠送照片（注：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3年1月20日），“往来函电稿”，第36册，第29件。）。双方关系热络起来。
1933年初，冯玉祥等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西南给予了坚定的支持。方振武率部从华北赴察省参加同盟军。行进途中，方振武派其弟方芷南等人南下求援。方在给胡汉民的信中报告其坚定的抗日信念，提出部队行进给养异常艰难，要求西南“设法接济，速利戎机，以达共赴国难之真义”，此外还特别提及其部队“经长时间之训练，普通均认识主义”，他“拟再涮新整理，一律加入新党之组织，以阐吾党之精义。”（注：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3年4月7日），“往来函电稿”，第41册，第46件。）由此信的内容看，方已加入了“新国民党”，且有意使其部下全部加入。这似乎是从当年冯玉祥“五原誓师”，率部集体加入国民党得到的启示。方的部队完全由他个人控制，一般军官及士兵惟命是从，没有选择政治信仰的权利，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加入“新国民党”与其说是政治信仰，不如说是执行命令。然而，一支部队集体加入的消息，在心理上与宣传上还是有相当的作用，或许这是胡汉民等人对方振武特别重视的因素之一。
方振武到察哈尔后，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参与收复失地工作。6月，方再派姚觉五等人南下，向胡汉民“面陈一切”，并“代表三万武装同志整个加入新组织”兑现其诺言。方振武还提到党与军队结合的重要性：“北方党的基础与军力之建筑不容再为忽视。否则，不但背道而驰，且将陷党国于不利。”（注：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3年6月21日），“往来函电稿”，第38册，第33件。）
南京方面压制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使其处境艰难。8月，冯玉祥被迫去职后，吉鸿昌、方振武通电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继续抗日事业。方振武与胡汉民等的联系更近了一层，他于8月底给胡汉民的电报如下：“展公钧鉴：仁密。前承中央电示，任武为中央干部委员兼张家口执行部委员。理合立即就职，因军事倥偬，锦帆（熊克武——引者）病津未到，兹术即克日宣誓就职，实行组织本中央党员入党条例办理，党务、军事同时并进。现已就代总司令职，统率各军亲到沽源多伦一带布防，梗午与日伪军索景星、李守信等部激战抗争，战线仍固。饥军坚拼者，实以拥护先生早日出山，主持大计。如何，乞覆。职方振武叩。敬。”（注：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4年8月28日），“往来函电稿”，第17册，第4件。）电报显示，方振武是在冯玉祥去职，抗日同盟军瓦解后才接受“新国民党”中央的委任，就任职务的。“饥军坚拼者，实以拥护先生早日出山，主持大计”一句，表达了对胡汉民的忠诚。9月初，方振武又向西南报告党务方面的重要进展：“中央党部钧鉴：敬电谅达在案，属部已于有日正式组织成立，除熊委员（熊克武——引者）因病留津，冯委员（冯玉样——引者）去鲁休养外，武已负常委兼组织部责任，并派遣登记合格同志分赴西北活动，惟经费无着，进行维艰。恳请从速确定属部每月经费五千元，以利工作，俾资活动。再，属部现称‘独石口张家口执行部’，名称似难固定，可否改称‘西北执行部’？统希电示指遵。张家口执行部常务委员方振武叩。世。”（注：方振武致中央党部电，“往来函电稿”，第38册，第44件。）可见“新国民党”在西北的组织已具备雏形：接受广东方面的任命，有名称，委员间有分工，开始登记党员，要求经费。胡汉民在收到方振武的电报后，立即复电：“密。津部转方叔平同志鉴：密。世电悉，执行部得同志独力撑持，至为佩慰。名目照改为‘西北执行部’，经费已嘱按月照拨。中央。汉民。庚。”（注：胡汉民电津部转方振武电（1933年9月8日），“往来函电稿”，第38册，第43件。）在“新国民党”的机构中，原无“执行部”一词，“西北执行部”更易使人联想到与之性质并不相同的“西南执行部”，胡汉民无暇细考辨，完全照准，显露出他拓展西北党务的急切心情。萧佛成提出，对方振武的支持不能仅限于钱款，“方处党事亦不可不顾及”，他向胡汉民推荐派法国留学生、在北方从事党务的张岱岑去方部负责（注：陈融致胡汉民函（11日），“往来函电稿”，第29册，第31件。）。然而，当月方振武就因军事行动失败而流亡香港，“新国民党”的“西北执行部”随之流产。
方振武抵港后，继续保持着对“新国民党”的热诚及对胡汉民的忠诚恭敬，胡也曾多次帮助方振武（注：王养冲教授回忆：“方振武在举国不抵抗的时候，能孤军抗敌，胡先生很赞赏，特别重视这支抗日力量，在经济上尽力帮助。方对胡先生也很尊重。方振武军事失败后，到了香港，住在跑马地，我还受胡先生命去看过他，他也来拜访过胡先生。后来方出国，胡先生又尽其可能对随方来港的部下进行了安排。记得有人送到了广西，有人去了《三民主义月刊》编辑部。”1999年2月1日访问王养冲教授记录。）。他对方振武褒奖有嘉：“方叔平数来弟处，渠甚振奋，晨夕读书，且分遣其旧部，到处为党务军事之工作，政会通过月给千元之费，乞按月照送之。”（注：胡汉民致陈融函（6月4日），“往来函电稿”，第18册，第17件。）胡汉民1934年6月仍将争取北方军人的秘密工作委托给方振武负责。
总体上看，胡汉民等人拓展地方党务与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并非完全一致。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基本目标是组织反蒋统一阵线，不问其他，故许多人并未参与“新国民党”的活动，甚至对其活动知之不详。争取地方实力派是一条线，“新国民党”在地方上的活动是另一条线。实际运用中，两条线分开，不能集中使用本已有限的资源，自然效率不彰。虽然阎锡山、韩复榘等许多原西北军、晋绥系的将领加入了“新国民党”，但“往来函电稿”证明，确实与“新国民党”有明确组织关系的，仅冯玉祥、方振武与孙殿英，其他人则相当暧昧。实力派人物加入“新国民党”，多是出于一时利益的选择，甚至是一种投机行为，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受党的约束，谈不上对“新国民党”理念的认同与组织忠诚。
胡汉民多次提出，西南与北方实力派合作，共同实行抗日反蒋最为理想。他在致韩复榘的信中称，“窃以为今后南北两方应各求事实方面之相互促进，过去之失在于相互观望，苟不能矫正此弊，则狡黠者乘之，必且正气销沉，共即沦亡。”（注：胡汉民致韩复榘函（1933年4月19日），“往来函电稿”，第4册，第2件。）但南北实力派各有打算，仍是互相观望，胡汉民希望的局面始终未出现。因此，他联络北方实力派的目的基本上未达到（注：关于西南与北方实力派的联合问题，“往来函电稿”有大量资料，笔者将另立专题研究。）。
1935年下半年，胡汉民等与南京进入新一轮的接触，不久又出国养病，对“新国民党”投入的热情与时间明显减少。王养冲教授回忆，胡汉民病逝后，“新国民党”重心顿失，化于无形（注：1999年2月1日访问王养冲教授记录。胡汉民死于1936年5月12日。）。曹任远的回忆是，1936年4月末，他带着新的电台密码从上海北返，准备迎接胡汉民等赋予的新使命，“不料未半月，而胡先生逝世，至此倒蒋团体失其重心。”（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胡汉民逝世后，天津“新国民党”还承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之命，为胡汉民举办大规模的治丧活动，陈中孚、曹任远、任援道等人担任治丧委员会的重要职务（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此后，其成员也就各奔东西了。
“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中，除策动支持冯玉祥、方振武等进行察哈尔抗战（这也不是公开以“新国民党”名义进行的）稍有影响外，其余的联络、宣传与民运等均乏善可陈。胡汉民等多次进行调整与整顿，效果也不明显。究其原因，固然与在天津主持北方党务人员的能力、品德与失误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政党，“新国民党”有着许多致命的缺陷，如它的名称与政治理论含糊，只有宣传而无行动，领导机关官僚化，社会基础薄弱，内部矛盾重重，各级干部为权位、经费支配而勾心斗角，经费匮乏等等。对此，笔者拟另撰文全面探讨。
附注：本文初稿曾在北京召开的“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8月）上宣读。刘绍韬先生对本文初稿提供了若干意见，谨此致谢。
杨天石研究员的《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中，有两篇短文涉及到“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分别是：《冯玉祥与胡汉民》、《曹任远与胡汉民的“新国民党”》。北方“新国民党”成员刘人瑞的后人刘绍韬等撰有；《刘人瑞事略》（《近代史资料》总65号）及《“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