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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2.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1）5期0034－10
一、中欧关系认知的落差和错位
在中欧关系近10年的发展中，出现过一次明显的认知落差。2001年，中国与欧盟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便推进中欧关系向各个领域发展。2002年初，当中国和欧盟决定共同投资开发伽利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NSS）的时候，中欧全面伙伴关系出现了战略性突破，因为中国是该项目合作方中首个非欧盟成员国，而且该项目的最终成果可能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形成竞争，同时还预示着，中国和欧盟这两大冷战后迅速发展的世界力量确信对方在和平与发展方面的战略选择，愿意将各自的尖端科技发展战略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中欧关系的上述战略性发展曾经使那些对中欧伙伴关系抱有良好希冀的人们感到兴奋鼓舞。随着2003年中欧卫星导航合作中心在北京的建立，中欧关系进入了“蜜月期”。2003年9月和10月，欧盟和中国先后出台政策文件，分别将与对方的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10月，中欧双方的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意料之中、顺理成章的发展。
中欧关系的上述发展很快就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关注和质疑。此后，随着中欧关系不断拓展，中欧全方位、多层次接触不断增加，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竞争力不断加强，中欧之间的局部摩擦也相应增多，媒体将这些摩擦的坏消息公之于众，学者对其进行分析推演，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影响到了欧盟决策和政策执行者。自2005年起，欧盟委员会出面组织了一系列对华关系咨询会，在欧盟范围内就对华关系问题进行观点和意见的沟通，并在2006年10月出台了强调中国竞争压力和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对华政策新文件，① 中欧关系“蜜月期”在持续了不到3年之后即告结束，摩擦骤然升温。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在欧洲传递期间，伦敦、巴黎等欧洲大城市里甚至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反华示威活动。此后，欧洲的一些主流媒体不断地用负面的思维定式来报道和诠释中国，使中国在欧洲民众中的整体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扭曲。
上述关于中欧关系认知的落差给中欧关系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尽管在具体领域里，中欧关系继续稳步推进：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欧贸易健康发展，中国市场成为欧盟唯一增长的出口市场；中欧政党交往、社会对话、文化交流日益升温；中欧科技合作也已开辟出新领域；但是，中欧日益密切的务实合作与舆论领域里日益趋冷的氛围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和欧洲都有不少人反对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定位中欧关系，对中欧关系发展前景的评估方面也出现了不同判断，在中欧关系的现实与认知之间出现了显而易见的错位。
反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定位的议论比较集中地反映在2007年10月成立的泛欧非政府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政策研究报告中，该智库研究人员福克斯（J.Fox）和顾德明（F.Godement）撰写的“中欧关系的力量评估”颇具有代表性。该文高调质疑对于中欧关系的普遍性认知和欧盟对华政策，公开批评欧盟的对华政策是“无条件的接触”（unconditional engagement），认为这种形式的接触只能使中国从与欧盟合作中无偿地获得所有好处，而欧盟的利益则受到伤害。② 该文还认为，中国巧妙地利用了欧盟成员国在对华利益和态度方面的差别，规避了来自欧盟的压力，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文章要求欧盟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和一致的立场，还开出了一张从贸易到人权的要价单，要以锱铢必较的态度，以“利益对利益，关切对关切”、的对冲方式，改变平等合作的中欧伙伴关系。与这篇文章相呼应，不少欧洲学者也开始撰文质疑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或认为“战略伙伴关系徒有虚名”，或认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或许有发展前景，但还没有成为现实”。③ 这些议论一度成为中欧关系学者的主导话题之一，给中欧关系罩上了一层认知迷雾。
在这种舆论环境中，中国和欧盟的领导人坚定中国和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定位。2008年，在奥运火炬欧洲遭遇和萨科齐会见达赖的紧张气氛中，中国总理温家宝利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之机，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中欧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目标是推动双方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这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④ 2009年，温家宝进一步解释说，“中欧关系核心在战略性，内涵在全面性，关键在与时俱进”，⑤ 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始终抱定互利友好的决心和信心不动摇。”⑥ 这些表态说明，中国对于中欧战略合作伙伴的态度是认真而一贯的。⑦
欧盟方面的领导人也适时地表达了进一步发展欧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良好愿望，但与中方表态相比，欧方的表述更像是一种希望和努力方向。巴罗佐认为：“中欧双边关系很健康，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在一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里比以往更加切题。”⑧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外交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解释说：“如何充分开发我们和中国战略合作的潜力是欧盟领导层讨论的决定性议题。”⑨ 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的表述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中欧之间存在着竞争，但不是体育赛场上的那种你输我赢的竞争关系，“我们社会和经济的互动有潜力改变我们之间正在进行的赛事”，中欧有理由就今天和明天的挑战，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犯罪等进行战略讨论。他还透露，欧盟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对与中国发展一种可靠的、创造性的和前瞻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抱有强烈的愿望，“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应当成为一种稳定的力量”。⑩
二、多重错位的认知——从现实到概念
综上所述，中欧关系在过去的几年中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认知落差，也出现了政界、商界、知识界和新闻界之间的认知错位。产生错位的原因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类：第一，现实生活中的中欧关系本身就是错位的；第二，在现实和认知之间存在着错位；第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存在着媒体、学者、政治领导人和实业人士等认知者的概念错位。
中欧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错位现象，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为人们全景式地认识合作对象提供了很多便利，但是人们的认知能力却似乎仍然停留在经验思维的定式上。中国人用自己的思维习惯去观察欧洲，而欧洲人也用自己的思维习惯来审视中国。几乎所有长期观察欧盟的人士都承认，欧盟不同于一个主权国家，它在不同领域设立了权能不同的机制，每个机制都有自己的规律和规则，并受制于多种利益体和行为体。(11) 在经济领域，欧盟建立了统一的大市场，并且基本上按照市场的规则治理这个市场，尽管这些规则不断地受到不统一的财政力量、政治程序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和制约。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欧洲一体化进程缓慢而艰难，即使《里斯本条约》赋予欧盟更多的对外关系权能，权力的转移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过渡。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主要的责任和动力保留在成员国手里。在安全和军事领域，欧盟独立防务力量的萌芽虽然生长迅速，但是却被限制在“基于共同价值的”跨大西洋安全体系框架内，(12) 受制于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提出的“三不”或“3D”原则，即“不（与北约决策）分离、不重复（北约防务资源）和不歧视（非欧盟北约成员国）”。(13) 总而言之，欧盟在安全与军事、政治与外交、经济与贸易、社会与文化、内务与司法等领域的行为主体和行动规则各不相同，在某些政策领域，欧盟代表成员国制定共同政策，在另外一些领域里，欧盟只是在欧盟基础条约授权的有限范围内行动。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政策的不一致性，甚至在欧盟机构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纷繁复杂的机制和程序，就像诸葛亮设的八卦阵，如果不明“八门”(14) 之道，任凭左突右冲也找不到出口。然而，对于这种复杂的状况，多数认知者缺乏足够的耐心和细致，因此错位的对比和简单的结论比比皆是，不仅出现在中欧关系中，也出现在美欧关系等欧盟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
认知中国绝不比认知欧盟更容易，这不仅因为中国发展的速度让欧盟瞠目结舌，更因为这种发展与中国数千年，特别是百年来被侵略、受奴役的历史密切相关。在发展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对现代化道路有独立的解读，对政府软弱、国土分裂的现象深恶痛绝，在组织和动员民众、制定和落实战略规划方面有独特的成功经验，也有对国外经验，特别是欧洲经验的学习、消化和吸纳。中国和欧盟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欧洲工业化社会形态和利益结构也与实行了上千年文官制度的中国社会迥异。对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很多欧洲的认知者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理解。
因此，中国和欧盟正经历着快速而不同的发展转型。用后现代的欧盟理解力和观察问题的方式去看中国难以对号入座，用发展中的中国式理解力和思维方式去看欧盟，也会出现很多偏差。随着中国和欧盟的快速发展和多方接触，错解越积越多，形成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一道障碍。简单的问题如欧盟委员会是否与中国国务院对等，复杂的问题如中国与英、法、德、意等传统欧洲大国的关系是否归为中国的“大国关系”范畴，这些在形式逻辑上看似简单的问题，到了现实生活中却可能出现南辕北辙的错位结论。所以，认识发展中的中国，需要纵向思维和历史跨度，即了解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历史路径；认识欧盟则需要横向思维和整体及地域跨度，既关注欧盟机制，也关注成员国，既理解欧盟的统一性，也认识其内部的矛盾性。
中欧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异还不能构成中欧关系认知错位的全部原因，深层的原因存在于人们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意愿中。现实生活不等于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和在报纸刊物上读到的新闻，不能将这些画面和新闻进行简单的跨国比对。这是因为，在海量信息爆炸的时代，画面和信息的取舍都难免会表现选取者个人或团体的偏好，而不可能是现实生活的全息图景。中国成语“以偏概全”，说的是从局部现实出发，去推演整体。在中国想方设法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有认知者不去认识这种努力的内在规律，而是从中摘取个别案例，加以攀扯联系、上纲上线，这就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知方式。
还有一些认知的产生索性不与现实发生任何直接的联系，而是在他人的概念或观念基础上进行复制或推理。认知者无视中国和欧盟的特性，不将认识差异性、提高包容性作为认知的准则，不花费精力去挖掘和验证事实、提炼和总结规律、了解和认知全局，而是采取按图索骥、对号入座的方式，单凭想象或愿望去评价中欧关系，或满足于快速简单的结论和高调轰动的效应，或止步于认知者群体的相互引述和相互印证。例如，中国对欧盟贸易的赤字本是生产国际化的一个环节，在整个生产和出口的过程中，欧洲资本和亚洲生产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一些认知者不去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却急于作出“中国对欧洲不平等贸易”的判断。再如当有人开始质疑“战略伙伴关系”的时候，就有人出来证明“只有美国才称得上是欧盟的战略伙伴，其他9个都不符合标准”。(15) 有人提出全球性挑战的概念，就立刻有人指摘“中国对欧洲是一种全球性挑战”。(16) 中国成语“一叶障目”，说的是一片小小的树叶可以遮盖住人的眼睛，完全割断认知和现实之间的联系，产生认知和现实之间的错位。用片面的认识去概括全局，从狭隘的经验出发裁剪事实，根据他人的结论和思维定式推演结论，这些用树叶遮蔽眼睛的认知现象并不鲜见。
除此以外，概念错位的现象在中国和欧盟的认知者中也普遍存在，最突出的例证是对“战略”的定义。不少人认为，所谓“战略伙伴”与军事安全同盟相差无几。这种思维方式用一个世纪前的圭臬去衡量当今国际关系，认为战略伙伴必然需要针对共同敌人，必然建筑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这样就把自己当成了意识形态的斗士，在一个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全球化时代四处找寻战略敌人和战略对手。还有不少人以为“战略伙伴关系”与“全天候”伙伴无异，认为欧盟不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说明它没有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这种看法把欧盟当作一个类同主权国家的决策体，看不到所谓军售禁令是由不同国家不同的军品定义、军品出口管制法和管制政策集合而成。欧盟虽然分别在2006年、2008年、2009年尝试通过一些法规和机制，(17) 努力使各成员国之间建立起对华军售的道德准则和出口限制标准，但是仍然很难规范成员国对华军品出口的行为。对华军售中还夹杂了大量复杂的利益，即使欧盟解除了对华武器禁运，也不等于中欧之间就是可以对抗共同敌人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在这个与“战略”相关的中欧关系议题中，真正把军售看作是“战略”问题和“零和”游戏的不是欧盟，而是美国，因为美国不仅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甚至要求中欧之间连伽利略计划这样的民用高科技合作也不要开展。
对“市场经济地位”的理解同样出现了错位，甚至导致了这个概念本身丧失了权威标准，因为谁也无法证明，被欧盟认作“市场经济地位”的俄罗斯在哪些方面比中国更加市场化。不仅“市场经济地位”和市场经济之间出现了错位，而且这个已经错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2016年的临近而效益递减(18) 的概念不仅被欧方用作可能撬动中国更多让步的“杠杆”，同时被中方认定是欧方“对中国的政治歧视”。一个概念就是这样超出了自身的定义范畴，变成了主动性认知错位的符号。
现代传播工具的便利不仅使概念传播的速度加快，而且会使错位概念快速延展，并扩大其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欧盟仍然拥有足够的优势：2亿多高素质的劳动力、比中国高6倍的人均GDP、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成熟的投资市场，并且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方面遥遥领先。但是却有人热衷于制造“中国威胁论”，并大大地加以传播扩展，其中一种目的是为了凝聚欧洲人心，激励奋发图强，同时也是一种压迫中国更多地开放国内市场，为欧洲争取更多利益空间的概念博弈工具。这种概念博弈虽然不能代表中欧战略冲突，但是却可以影响中欧战略合作的氛围、方式和规则。
最后，中欧之间的认知错位还体现在对各自优先目标的定位上。战略定位的前提是对战略威胁的定位。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国际战略和战略观念的重大变化，认知者的战略定位也相应出现了混乱。在欧盟，既有人主张“用更加统一的欧盟来制衡美国，挑战美国霸权”，也有人主张“联手美国，制衡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19) 中国人将“市场经济地位”和“结束武器禁运”作为战略优先目标，而欧洲人则将“更加公平和自由的中国市场准入”设为战略优先目标。(20) 这种战略优先目标的错位必然制约双方战略合作，使中国和欧盟都可能忽略真正的战略挑战，错过在时代转型中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借重的机遇。范龙佩在2010年9月发起的关于战略伙伴的大讨论，呼吁欧洲从民族自恋症（national-narcissism）和政治僵化症（political immobilism）中自拔，将战略目标调整为面向全球性挑战，针对的正是这种战略认知混乱的局面。
三、如何认知中欧关系
作为合作伙伴的中国和欧盟存在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对称性。不同的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和文化历史使中国和欧盟在发展延伸的过程中难免遭遇多重错位和误解。正如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普罗迪所说，“不对称性自然使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21) 就像欧盟和其他民族国家（首先是美国）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要求认知者杜绝简单类比的认知方式，改变传统的冷战思维，建立起对复杂世界和复杂事物的战略性认知。
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传统世界力量正在分层次地经历着转移，并且已经形成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多层棋局”，在中国和欧盟出现的力量转型从不同侧面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棋局，而世界的棋局必然制约中欧关系。因此，对中欧关系的战略性认知需要在全球格局中获得，同时又在不同层次的棋盘中验证。
战略伙伴关系的指向是战略威胁。在迅速全球化的今天，几乎所有国家的利益都被多重渠道连接在一起，形成纵横交织的利益纽带，难以截然分开，也难以形成战略对垒。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欧盟的2020战略清晰地告诉世人，中国和欧盟的战略选择是通过完善内部的体制机制，达到和平发展的目的。中国和欧盟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不是来自对方的战略威胁，而是环境恶化、气候变化、人口老化、知识退化、就业不足、能源短缺、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等多重全球性和内部性挑战。应对这些战略威胁不仅需要新的战略思维，更需要在更大范围内的战略合作。
面对全球性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超级大国，也没有独自应对的能力。中国和欧盟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只能选择战略合作，而不可能通过战略对冲解决它们面临的共同难题。内部利益构成和发展水平的不同会使中欧合作充满波折，但是如果战略目标选择得当，中欧还是有可能在推动全球多边体系建设等全球战略方面有所建树。
中国和欧盟面临的挑战有很多是来自于内部结构的调整，中国和欧盟都需要调整内在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在处理内部结构性问题时，中欧同样面临着多种选择，一是借鉴互补，二是博弈对冲，三是以邻为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通过博弈对冲达到让步妥协的现象在欧盟内部屡见不鲜。在欧盟规则和秩序框架内，英法之间、法德之间、不同的国家组合之间无时不刻地进行着利益博弈和利益交换，但是没有人会以为这种纷争是战略对峙或战略冲突，因为这些对峙、冲突和交易服从欧盟整体的战略选择。
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规范的是全球性战略行为，伙伴关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国和欧盟之间不再有多种目的、多种利益、多种态度和多种解读的相互交织和相互砥砺，不意味着中国和欧盟可以成为“全天候”的朋友，但同时又意味着局部的博弈和纷争不能影响战略全局，局部的利益冲突方式是“斗而不破”，目标是形成新的战略合作。对此，阿什顿有过较为准确的判断：“欧盟很难改变中国社会”，中国和欧盟“未来的趋同应集中在双方具有共同立场的领域中”。
还应当看到，在中欧关系的多重不对称中存在着一种不断推进中欧关系的活力和动力，这里既包括无时不在寻找机会的资本，也包括努力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正是这些力量锲而不舍的努力，才推动了中欧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欧盟的2020战略虽然是为不同的体制制定的战略规划，但是却充满同样的和平愿望和发展诉求。它们一经发布，就调动了众多蕴藏在中欧多重不对称夹缝中的活力和动力。围绕着中欧合作的前景，中欧之间进行着无数的对话、研讨、交流、谈判和交易，展现了中欧借助对方优势，创造合作共赢并实现各自的战略构想的潜力。
四、结语
健康良好的中欧双边关系始于双方正确的战略认知，毁于双方的战略误判，正确的判断来自于对自身特性和利益目标的准确评估。在这方面，中国和欧盟都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欧盟理事会的官方文件也明确提出“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安全和福利取决于外部的发展”，(22) 相互需要和相互依存是中欧关系的基本特征。
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多重不对称使双方认知持续出现多重错位，短期内难以统一起来。但是，主要动力正开足马力，推动中欧关系向各个领域发展。中欧关系的大潮不断地纳入新的溪流，从商务合作扩展到生产合作，从高新科技合作到投资合作，再到上层建筑各领域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双边关系的覆盖面越来越宽，形式越来越多样，层次越来越深入，发生错位性误解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但是，中欧关系整体状态呈现互补，长期趋于合作，所以各种错位的声音和现象就像向中欧关系大潮中裹挟的泥沙一样，虽然越积越多，甚至可能导致江河改道，但却不能阻挡江河汇入大海。
［完稿日期］2011年7月22日
注释：
① 2006年，欧委会出台的对华政策新文件由两部分组成，其中政治部分以《通报》的形式提交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强调欧盟和中国之间“增长的责任”，而经贸部分以工作文献和政策文件的方式公布，鲜明地提出欧盟与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里存在着“竞争和伙伴关系”。
② John Fox & 
Godement,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Policy Report.Ecfr.eu.
③ Thomas RENARD,The Treachery of Strategies:A Call for True EU Strategic Partnerships,EGMONTPAPER 45,April 2011.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ldhd/2008-10/24/content_1130696.htm.
⑤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O5/21/content_17809667.htm.
⑥ 温家宝出席第六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并致辞，http://gb.cri.cn/27824/2011/06/29/3245s3290820.htm.
⑦ 冯仲平：“中欧需要‘建设性接触’”，《中国战略观察》2009年第9期，第14-20页。
⑧ Statement by President Barroso following executive-to-executive meeting with Chinese Premier Wen.Beijing,29th April 2010.
⑨ Speech of High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Ashton at the EU Strategic Dialogue with China,
,April 17,2011.http://www.eeas.europa.eu.
⑩ Speech by Herman VAN ROMPUY,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Europe and China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11) 参见周弘（主编）：《欧盟是怎样的力量》，社会科学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2) Speech by G.Robertson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O Parliamentary Assembly,Amsterdam,15 November 1999,NATO Speeches,http://www.nato.int/docu/speech/1999/s991115a.htm.
(13) 3D means:“no Decoupling,no Duplication,no Discrimination”,M.K.Albright referred to her “three Ds” in this article,‘The Right Balance Will Secure NATO’s Future,(Financial Times,7 December 1998,p.22)，参见：殷翔、叶江：“后冷战时期欧盟—北约关系演变探析”，http://www.aisixiang.com/data/32951.html.
(14) 八卦阵之“八门”乃：休、生、伤、杜、惊、死、景、开等门。据传只有进“生门”，出“开门”才能破此阵法。
(15) 目前欧盟有10个战略伙伴，分别是：巴西、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墨西哥、俄罗斯、南非、韩国和美国。
(16) Godement:“A Global China Policy”,POLICY BRIEF,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ecfr.eu.
(17) 例如2006年2月27日通过的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394/2006)，2008年通过的Common Position(2008/944/CFSP)，以及2009年通过的Council Regulation(EC No/2009)。
(18) 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签订的协议，中国将于2016年12月23日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手中的“市场经济地位”杠杆的边际效益呈现递减态势。
(19) 瑞典前首相佩尔松，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美国学则和查尔斯·库普乾的相关评论参见：叶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面临新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第6页。
(20) 袁雪，“市场准入：欧盟对华核心利益之首”，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2月21日。http://epaper.21cbh.com/html/2010-12/21/content_137167.htm.
(21) Romano Prodi,“EU-China relations:a Common Future”,Forum on China-EU Strategic Partnership,November 2009.
(22) European Council Conclusions,September,16,2010.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11654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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