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对当前争论的若干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6)02-0058-06
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哲学界正在展开讨论。本文围绕当前争论的三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深化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具有重大意义。
一、“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道：“哲学家们只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名言体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精神，表明马克思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但是对何谓“解释世界”？何谓“改变世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也要“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也要“解释世界”？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存在根本区别？等等，仍有分歧，众说纷纭，亟需深入讨论。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都是哲学的实现形式，任何一种哲学都要“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马克思这句名言，主要是针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而发的，后人把这句话泛化，变成对以往哲学史的概括，于是得出前马克思哲学家都不“改变世界”的论断。这与哲学史不相符合。众所周知，在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中，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论者曾起过先导作用。对此，恩格斯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这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恩格斯肯定黑格尔也要“改变世界”，“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整个世界，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① 无庸讳言，任何哲学家都要“改变世界”，因为这不是哲学家个人的事，而是肩负着阶级的使命，是阶级的重托。所以，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一百多年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重申马克思这个观点：“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当然，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制度成为统治阶级之后，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变得非常保守甚至反动，资产阶级哲学家就千方百计地为资本主义世界作辩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变世界”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阶级立场和哲学理想的根本对立。所以马克思在《提纲》第十条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立场不同、哲学理想不同，“改变世界”的革命性和彻底性也随之不同。
何谓“解释世界”？费尔巴哈等人是如何“解释世界”的？首先要明确“解释世界”与“认识世界”的关系。笔者认为，这是两个不同概念。有些学者把它们等同，混为一谈。当然，“解释世界”与“认识世界”有相互联系的一面，“认识世界”是“解释世界”的基础、前提，只有“认识世界”才能“解释世界”。但两者也有区别，“解释世界”蕴含着哲学家对世界的态度，更强烈地表现哲学家的价值观。一般情况下，两者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例如，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鼓吹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他对现存世界的态度却是保守的维护的，不想去根本变革现存制度，只主张通过封建统治者实行小改小革，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这是用另一种方式承认现存世界，客观上起着为现实辩护的作用。又如，马克思指认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充分肯定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贡献。恩格斯在《终结》中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之同时也指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切实认识世界的道路。”② 至于费尔巴哈，恩格斯认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充分肯定“这部书的解放作用”。③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认识世界方面有正确的合理的一面，但对他们的“解释世界”却以予否定，揭露他们为现存世界辩护。可见“认识世界”与“解释世界”是有区别的，后者蕴含着哲学家对待世界的态度，这同哲学家的政治立场、阶级属性、价值观有密切关系。区分这两个概念，使我们不至于在否定黑格尔费尔巴哈“解释世界”的原则之同时也否定他们在哲学史上的贡献，这对于正确对待、评价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吸收其合理因素，具有重大意义。
在《提纲》中马克思没有对“哲学家们”对待世界的态度给予评析，这一工作主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行。马克思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编造新的词句来解释现存世界”④“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⑤ 同时又揭露青年黑格尔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他们要求用改变意识来“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指出“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⑥
费尔巴哈与鲍威尔等人不同，不是同“词句”、“意识的幻想”作斗争，但由于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致使他未能超越青年黑格尔派对待现存世界的态度和缺陷。“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不仅不改变现存世界，而且承认现存世界，为之辩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敌人的共同之点。”⑦ 这些论述说明：其一、无论是鲍威尔还是费尔巴哈都不改变现存的世界；其二、“解释世界”不是指对世界客观规律的认识，而是体现哲学家对待世界的一定态度。例如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就是编造新的词句来解释现存世界，也是就是把现实变成词句、意识的幻想，实则为现实辩护。
马克思哲学要不要“解释世界”？马克思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要“改变世界”就必须“解释世界”。只有说明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它对人们的意义如何，即只有形成对世界的一定观点和态度，才能去“改变世界”。在马克思哲学中，“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逻辑前提。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释世界”问题上有何区别呢？它有什么特点？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传统哲学框架，不寻求一劳永逸的解释原则，抛弃注重纯哲学范畴的推演，从抽象的、不变的范畴来解释世界，而是强调回归经验事实和生活，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及其产生根据来理解世界、解释世界。
其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品质是建立在不断发展的实践基础上的。在马克思哲学那里，没有一劳永逸的绝对的解释世界的原则、公式。旧哲学所依附的阶级处于上升阶段，它们也要“改变世界”，因而也企求正确“解释世界”；但一旦它们获得既定利益后，就变得越来越保守，思想越来越僵化，甚至为现存世界辩护。相反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自己，它没有什么既得的私利。作为无产阶级的头脑，马克思哲学永远处于不断变革和发展之中，要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其三，马克思哲学决不为“解释世界”而“解释世界”。“解释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是“改变世界”的逻辑前提。在费尔巴哈那里，理论是唯一真正的活动。他宣称“我们为认识而认识”，“理性的目的是理性”；主张“理性之立场”，反对“实践之立场”。⑧ 相反，在马克思那里，“解释世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的解释最终要诉诸于实践，用物质的力量去摧毁物质的力量。
马克思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它体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这种改变世界的哲学打破了“思辨哲学的幻想”：它奢望为人们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⑨ 和能够解释世界的终极的绝对真理。马克思哲学为哲学发展开辟新的方向和道路，把哲学作为无产阶级改变世界、解放全人类的精神武器。马克思宣布“体系哲学”、“独立哲学”终结了，他的新唯物论只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世界，就要树立自觉的批判意识，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通过批判，吃透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的脉络，提出时代问题，揭露现存世界的根本缺陷，为人们改变世界指明方向。
同时，马克思把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结合起来。他认为，“历史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⑩ 只进行理论批判决不能改变世界的现状。马克思曾以嘲讽的口吻揭穿圣布鲁诺的幻想：“改变了的意识，对现存诸关系的稍新的解释能够把整个现存世界翻过来。”(11) 他强调，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所以理论批判最终要诉诸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马克思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2) 体现马克思的哲学理想信念和政治价值目标的一致性。马克思把哲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把“改变世界”与实现共产主义政治目标结合起来，提出无产阶级“应当消灭他们至今生存的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处于直接的对立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13) 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步，进而还要消灭旧社会生存条件，建立新社会的基础。所以，马克思又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旧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同时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14) 马克思这些论述揭示了“改变世界”的内涵和“改变世界”哲学的根本宗旨和精神，表明“改变世界”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为无产阶级改变世界、实现人类解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体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精神。
二、是哲学抑是实证科学
马克思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从理论形态而言，它同传统哲学不同，它不是书斋哲学、思辨的“独立哲学”、奇特的“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不仅在哲学对象、内容、本质和功能等方面进行了革命变革，而且在理论的表达方式上也实现根本的变革，创造了唯物史观与实证知识水乳交融的新哲学理论形态。
马克思没有留下纯粹的专门的哲学著作，这曾引发关于马克思有没有哲学和马克思是不是哲学家的争论。正如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所批评的，有些西方哲学教授胡说“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前南斯拉夫实践派米·坎格尔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义》中也断言“马克思根本不是哲学家”。我国学术界也有论者持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很少用“哲学”这一概念来称谓自己的学说或思想，更多的是对哲学的否定和嘲讽。他们罗列了不少根据来论证其观点，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消灭哲学”的口号；在《形态》中声称“须要‘把哲学搁在一旁’，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研究现实。”(15) 恩格斯也说过“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16)，马克思学说“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17) 等等。
笔者认为，马克思否定的只是“某一种哲学”即脱离实际的思辨哲学、凌驾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而不是一切哲学。这同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宣布哲学是纯粹的“无”根本不同。马克思不仅不消灭一切哲学，而且还创建新的哲学理论形态。毫无疑问，马克思有自己的哲学，这可以从下列的论据中得到证明：
1.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是从哲学“成为现实”这个角度来谈“消灭哲学”的；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强调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密切关系，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说明马克思肯定无产阶级应有自己的哲学。
2.在《提纲》中的那句名言，马克思强调“更重要在于改变世界”。这就蕴含着肯定存在“改变世界”的哲学和哲学家。
3.1884年4月1日至爱·伯因施坦的信中，恩格斯在谈到《反杜林论》的成功影响时写道：“我们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还是起作用的。”(18) 这里所说的马恩在“哲学上的观点”，表明恩格斯肯定马克思主义中有自己的哲学。
4.1896年10月18日写给马克思信中，恩格斯谈到《形态》的出版事宜时写道：“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把手稿分开，设法分册出版，先出版哲学部分。”(19) 这里所说的“哲学部分”最低限度也是指认《形态》中的《费尔巴哈论》是马克思的哲学。
5.恩格斯在《终结》中表明他和马克思所否定的不是一切哲学，而只是“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这里指的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的哲学，即构造“绝对真理”的体系哲学。
6.马克思肯定存在“真正的哲学”。他写道：“哲学史应该把那像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样滔滔不绝的公开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20)
7.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分清“蹩脚的时髦哲学”与“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哲学。(21) 后者即是马克思哲学。
颇引起争论的是《形态》中的一段论述；“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22) 有些论者只抓住“对现实的描述”、“真正实证的科学”、“真正的知识”等词句，从而得出马克思否弃哲学，只肯定实证科学，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与实证主义分析方法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终结》中的一些论述，可视为对上述论断的诠释、导读。现根据恩格斯的思想对这段论述作如下理解：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所说的“独立的哲学”、“意识的空话”指的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全人类在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23) 的哲学，即追求“绝对真理”的“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终结这样的哲学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二、《形态》中所说的“思辨终止的地方，正是描述人类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也就是恩格斯在《终结》中所说的“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24) 实证科学的知识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中，哲学智慧是哲学家利用辩证思维对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辩证的综合”的结果。这就打破了“独立哲学”的框架，开启了一个新的理论视域，建构新的哲学形态，即现代唯物主义。这不是纯思辨哲学，而只是世界观，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它“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
其三、现代唯物论对旧哲学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所说的“扬弃”，“既被克服又被保留”(25) 马克思哲学对旧哲学的“扬弃”，与黑格尔对以往哲学的“扬弃”有本质区别。马克思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是作为革命家来研究哲学理论的，他要把哲学变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其根本宗旨是通过改变现存世界来实现解放全人类。所以，这种“扬弃”是“克服”大于“保留”，从本质上说，是对旧哲学的根本颠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申明现代唯物主义已不再是哲学，全是为了突显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彻底性、深刻性。这给后人的启示是：我们在研究马克思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关系时，重点不要放在寻找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抽象的共同性或所谓“同质性”。
上面我们应用“以恩解马”的原则，根据《反杜林论》、《终结》的思想来理解《形态》中那段常被人们引用并颇引发争论的论断，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哲学，或者说，没有以实证科学来排斥、否定哲学。马克思否定的只是“独立的哲学”、“科学的科学”。马克思强调哲学必须转向现实，面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利用辩证思维对实证科学研究成果进行抽象和辩证的综合，创建新的哲学理论形态。
马克思哲学革命是对旧哲学的“扬弃”，建构新的哲学理论形态，这也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二重批判的过程。马克思不仅开展对传统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而且进行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即把哲学批判与实证科学批判结合起来。经过二重批判推进了哲学变革并取得重大成果。
其一，通过哲学批判与社会主义批判相结合，马克思不再一般地抽象地谈论哲学与现实世界的相互关系，而是把哲学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从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于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找到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和依托，明确解决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的要害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现存世界，改变世界的现状，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实现人类全面解放。
其二，马克思又进一步把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对市民社会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就是这种批判转向的标志。《资本论》的批判，从根本上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深刻的高度，它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繁荣并逐步衰亡的历史过程和规律。从此，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就不是停留在社会表面现象，而是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触及所有制，批判矛头直指向社会深层结构，为彻底改变世界指明方向。
其三，通过二重批判，马克思创造独特的新哲学理论形态，即辩证思维与实证科学知识相结合，哲学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哲学理性反思与经验事实考察相结合的理论形态。马克思大部分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都是运用辩证思维对实证科学研究成果的概括、综合，是唯物史观与实证知识相结合的结晶，既是哲学著作又是科学著作。正如列宁所说的，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没有任何的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的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26) 所以马克思说“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
正是从这种理论视野出发，现代唯物论“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方法论，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只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就彻底超越“思辨哲学的幻想”，为“改变世界”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这就是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的根本精神，它彰显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
三、是辩证思维方式抑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
哲学变革关键是思维方式的变革。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或“实践思维方式”。对此，笔者在拙作“整体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27) 中已作了探讨。本文就近期有的学者对“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理解、辩释进行评析。
何谓“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有的学者作如下理解：其一，“所谓‘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它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就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28) 这里所说的“对实践的理解”出自《提纲》第八条。这一条马克思阐述了实践具有检验真理的功能。众所周知，费尔巴哈把实践仅仅理解为人的理论活动，或者是把实践理解为类似犹太人经商牟利之类的活动。针对这情况，马克思特别强调要“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只有被正确理解的实践才能真正发挥检验真理的功能，揭穿神秘主义的东西。这里，根本毫无把实践观点作为思维方式之意。
再说，现代社会生活实践说明“实践”是一把双刃的剑，具有正负效应。如何发扬实践的正面效应，遏制其负面效应，是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人的实践不能在盲目状态下进行，而必须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具备一定物质条件，遵循客观规律，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就要求对实践要加以正确理解。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强调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对于我们控制实践方向、制止盲目实践，迄今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其二，认为“实践唯物主义”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两个命题中的“实践”范畴不同，前者指“人的实践活动本身”、“是一个实体性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不能说马克思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这一论断没有构成哲学意义，其哲学意义就在于强调哲学观念与政治目标相一致，以及强调实践观点在马克思新唯物论中的地位，所以实践唯物论者要实现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即“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否定“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意义，即是否定马克思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否定马克思唯物论即是共产主义者的唯物论。
其三，认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中“实践”，“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人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构成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既然这里的“实践”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又如何能构成“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呢？正因为实践是“关系”范畴，才构成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方式。在谈到思维方式时，马克思从未提及什么“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或“实践思维方式”，1866年3月，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曾明确指出：“我的阐述方法”、“我的方法”(29) 是辩证法。在别处还用过“我的辩证方法”，(30) 这表明马克思肯定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方法是辩证思维方式方法。
恩格斯也肯定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方式。他写道：马克思把“第一个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法、它和黑格尔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的科学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他获得很大的成功。”(31) 恩格斯对辩证法及其思维方式在《资本论》成功的应用给予极高评价。他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而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基本观点的成果”。(32)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早就精通辩证法”、“辩证法是被当作出发点”。他多次批评他的论敌“不懂真正的科学辩证法”，“对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
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它存在于人的思想之外的“可感知”、“可观察”的活动。实践能够直接引发和实现事物的改变，而“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3) 思想不能代替实践，同样，实践也不能代替思想，实践不是思想活动决不能成为思维方式。
但是，实践是辩证思维方式的基础。恩格斯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们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34) 哲学思维方式、人的思维能力都要以实践为基础，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辩证思维方式功能的发挥程度总要受实践水平的制约。
关于实践在思维活动中之作用，笔者认为，只肯定“基础”作用还是不够的，还应该从这种“基础”作用进一步引申出实践同时又是思维方式的导向，它支配着思维活动的指向，即引导思维面向现实、面向实际、面向生活。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充分发挥改变世界的功能的根本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这种以实践为基础和导向的辩证思维方式的体现，只有坚持这种以辩证法与实践观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才能深刻领会把握和贯彻上述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
注释：
①②③(16)(21)(23)(24)(29)(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5、220、222、220、308、219、220、578、329页。
④⑤⑥⑦⑩(11)(12)(14)(15)(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61、27、22、47、43、95、48、87、78、262、30-31页。
⑧《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6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页。
(17)(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0页。
(26)《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6页。
(27)陈铁民《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8)孙正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05年，第3期。
(30)(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4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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