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王立明与民国时期中国妇女节制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妇女论文,民国时期论文,王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5—0120—08
民国时期，随着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她们通过组织社团、创办报刊、兴建学校等活动大胆走入由男性主导的公共空间，开始掌握自身的命运，积极投身中国的妇女运动。而实现男女平等，构筑现代国家，既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女界精英奋斗的目标，也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女性们从现实处境出发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实际上，面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中西文明的交流与汇通，处于转型社会中的刘王立明在调试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也在思考和抉择自己作为女性所具有的社会身份以及所要扮演的多重角色。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基督教与中国妇女运动的关系，以及女基督徒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缺乏比较深入探讨。因此本文拟以民国时期的中国妇女运动领袖刘王立明①为研究对象，阐释其妇女解放的思想与实践，探讨信仰对其个人生命的意义，以及她如何调试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推动中国妇女节制运动的发展。
一 刘王立明的一生
刘王立明(1897-1970)，原名王立明，曾用名李梦梅、邝志洁。安徽太湖人。她自幼受到当医生的父亲的疼爱，并跟随父亲识字读书。不幸的是，在她9岁那年，父亲被急病夺去了生命。从此以后，王立明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她每天起早贪黑拾柴禾、割猪草、帮忙操持家务、照料年幼的弟弟。因为家境贫寒，王立明还不得不经常去向亲友借贷或去典当行以解燃眉之急。在艰苦生活的磨炼下，她养成了吃苦耐劳、独立自主的性格。②
幸运的是，王立明较早接受新式教育。清末民初，为中国妇女运动发端期，在来华传教士以及精英知识分子反缠足、兴女学的倡导下，女性从身体解放逐步迈向思想解放。王立明在家乡太湖县的一所福音小学读书时，受到有关妇女解放等新思想的启发，并在12岁时主动撤去了裹脚布，成为全县第一个放足的女子。③
小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她被保送到美国卫理公会创办的教会女中——儒励书院求学。1915年，尚在儒励书院读书的王立明在提倡祛除陋习、保护家庭的世界妇女节制会④的感召下，加入该会，并任职于中华分会。翌年，王立明作为中国代表赴美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议。同年考取了留美学习的奖学金，就读美国西北大学生物系，获得接受高等教育、进一步深造的机会。留美期间，她广泛接触和了解西方社会，尤其关注女性在家庭及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并注意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妇女观的差异。而1918年，她在芝加哥期间与世界妇女节制会会长维丽德(Frances Willard)的相识，又为其日后投身中国妇女节制运动奠定了基础。
1920年，王立明学成归国，服务于中华妇女节制会，致力于改进家庭生活、革除社会恶习的活动。1923年，她与基督徒刘湛恩⑤结合，又翻开了其个人生命史之新的一页。除了扮演妇女运动者的社会角色外，她亦努力承担起作为妻子、母亲应尽的家庭义务和责任，努力与刘湛恩一同建立起和谐、快乐的家庭。两人都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把救国视为共同的理想，并为之奋斗。作为上海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坚持教育救国，力图使基督教高等教育适应中国社会。⑥王立明对丈夫的工作十分支持，不仅承担起照顾家庭的主要责任，还热情招待来家做客的沪江大学的学生，与他们倾心交谈。而刘湛恩男女平等的教育理念以及时时刻刻的鼓励，也使王立明从事妇女运动的信心更加坚定。正如她在《中国妇女运动》一书自序中所言：
当然我更要感谢的是我那位真诚热爱的外子，刘湛恩先生，由他在教育上的经验，他不但知道男女在智力上是平等，并承认女子有她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在与男子同样的机会之下，能够创立伟业，服务人类。因为他的同情，合作，批评与鼓励，著者不但有兴趣和机会去参加各种妇女运动，并能在他这次未出国，出席加拿大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及至欧美各国考察教育以前，把这书最后的一页写好。⑦
1924年，王立明与向警予、刘清扬、张琴秋等共同组织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国民会议应有妇女团体参加，一切公私法律凡有碍于女权发展者应一律废除，另订男女平权及特别助进女权发展之宪法与法律。⑧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抵抗日本侵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女性应尽国民的义务与责任，成为战争状态下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命题。王立明也和刘湛恩一起在上海投身救亡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立明又率领中华妇女节制协会人员参加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任该会农村妇女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王立明坚持留在沪上，参加了许广平领导的上海女界难民救济会，为难民救济工作日夜奔忙。1938年初，因刘湛恩拒绝出任南京伪政府教育部部长而不断遭到恫吓与威胁。同年4月7日，刘湛恩被暗杀，王立明为纪念丈夫，在自己姓名前冠以“刘”字，以示永久的哀悼与思念。⑨
此后，刘王立明辗转武汉、重庆等地，继续从事爱国活动。1944年，刘王立明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与李德全、史良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爱国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把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和妇女运动结合起来。抗日战争结束后，刘王立明回到上海，投入反内战、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1947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刘王立明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参加民盟中央在香港召开的一届三中全会，否认国民党政府视民盟为“非法”组织之举，表示绝不解散。
1949年初，刘王立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由香港到刚解放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并参加开国大典。以后又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二届执委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二届常委。1954年出席亚洲国际妇女会议，1956年出席世界妇女节制会第十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又受到极大冲击。直到1981年3月18日，全国政协、民盟中央、全国妇联为刘王立明郑重平反。⑩
刘王立明在经历放足、接受新式教育、婚姻自主、投身妇女运动的过程中，生命不断丰富，其女性的自主意识也由社会身份的转换而逐渐增强。她个人的生命史也恰恰可以作为民国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生动写照，尤其反映出在国族主义、政党政治、宗教信仰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知识女性的真实处境及其为中国妇女运动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和艰辛。
二 刘王立明与民国时期中国妇女节制运动
民国时期，刘王立明参加了众多妇女团体(11)，参与、组织了很多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教育权、职业权、参政权等，她利用不同场合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并且努力投身具体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使女性得到更多关注，也拓展了刘王立明的活动空间。而她倾力较多，且集中体现其妇女解放思想的则是参与、推动中国妇女节制运动。
节制运动起源于美国。19世纪末，美国酗酒之风盛行，引发一系列家庭及社会问题。尤其是在酗酒者的家庭中，女性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因此有一些热心的女基督徒，慨叹世风衰颓，决定联合起来抵制酗酒，改良社会风气，并于1874年在美国成立了基督教妇女节制会(The 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简称为WCTU)。1883年该会会长维丽德为推广会务，来到旧金山。她发现：这里的唐人街烟馆娼寮相与比邻，成为诱人犯罪之区，于是下决心将节制会的工作向不同国家、地区推广，以求社会之清贞，维护家庭之稳定，巩固女子之权利。因此，她进一步加强世界妇女节制会的建设。截至1916年，已有50多个国家成立了支会。不仅如此，该会还编纂书籍、以科学研究的方法，力陈烟酒对于身体所造成的伤害，还限定妇女每日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并禁止使用童工。
1886年，基督教妇女节制会传到中国。起初是在上海、镇江设立分会，但由于缺乏人才，不久就停办了。1907年，基督教妇女节制会大力推进在中国的组织建设，先后于涿州、登州、北京、奉天、南京、杭州等地设立分会46处。(12)因为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为了适应中国国情，进一步实现妇女节制运动的本土化，节制会重新规划和调整了具体目标和内容，将吸鸦片、饮酒、吸烟等列为破坏中国社会道德和国民健康的主要恶习。同时，为了避免引起公众的不满，节制会放弃街头游行、抗议等形式，而是以召开例会、在学校及教会中就社会道德问题举办演讲等方式开展活动；还与基督教女青年会、北京等地的禁烟团体及其他社会改良组织加强了联系与合作。(13)
1922年，全国性组织中华妇女节制协会(14)正式在上海成立。该会以提倡(一)人生美满习惯；(二)男女道德标准一致。(三)母性保护。(四)儿童教育及儿童健康。(五)世界和平及人类互助为宗旨；以为主、为家、为国为会训；以吾人信仰基督之博爱主义，清洁之生活，男女道德标准一致，生存之工资，八小时之工作，法庭之公义，公理超越强权，世界和平及人类互助为宣言。下设刘拒毒部(鸦片、香烟、酒、赌)、尚德部、女工保护部、幼童部、社会服务部、国际和平部、学生部等。(15)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妇女运动与国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获得了较大发展。作为基督教的妇女团体，中华妇女节制协会是从改进家庭生活、保护女性与儿童健康的角度参与、推进妇女运动的发展进程。而多年从事妇女节制运动的亲身经历使刘王立明意识到，妇女解放仅仅依靠祛除社会陋习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女性的切身利益和现实需求出发，开展一些实际的工作。她认为：“贫穷和落后与饮酒、吸烟、赌博一样，是国家的敌人。因此宣传和普及教育、儿童福利及女性经济独立也是节制会必须开展的工作。”(16)
1926年，刘王立明当选中华妇女节制协会总干事后，便着手进行改革。她与其他成员紧密合作，在全国建立数十个分会，会员发展到10000多人。为顺应时代潮流，中华妇女节制协会的工作与民族、社会发生了更加密切的关系，遂进一步确定工作目标。(一)戒除烟、酒、赌、邪，使个人有完美的人格。(二)建立一夫一妻制度，使家庭根本稳固。(三)竭力使贫弱者有机会生产，表现互助与友爱的精神。(四)拥护统一建设，使民族日益健全。(五)唤醒联络各国妇女，反对战争，使全人类得享大同。(17)在刘王立明任总干事期间，中华妇女节制协会从妇孺救济、发展女子职业、改进家庭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通过创办妇女刊物《节制》月刊、《女声》半月刊，在向社会广泛介绍中国妇女节制协会的工作，推广节制运动的同时，还为女性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开辟独立的话语空间。
与此同时，中华妇女节制协会也十分重视为普通女性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成立上海妇孺教养院，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妇孺、乞丐、婢女、弃妇。她们上午读书、下午工作，并逐渐学会写普通信件、处理家事。到婚配年龄者，照章公开择配。1932年，为了给职业妇女、女学生创造第二家庭，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又成立了上海女子公寓，为她们提供住所。1934年，节制会开办上海节育指导所，聘请节育专家周明衡夫人、钟慧卿女士为家庭提供科学的节育方法，以保护母亲，养育健康的儿童。(18)又本着改进家庭，服务社会的主旨，创办节制女子家事补习学校。由于认识到女子家事职业教育与民族复兴运动的密切关系，所以在1935年改办“中国女子家事高级职业学校”。1935年，还成立了女子生产合作社。值得肯定的是，节制会的工作并没有仅仅关注都市妇女，而且还十分重视农村妇女的生活，专门设立农村妇女委员会，致力于她们的解放。(19)
由此可见，与社会上一些空喊口号的妇女运动者不同，刘王立明所倡导的妇女运动侧重于保障女性的基本生活，培养其生存能力，由此促进女性群体的成长。正如她自己所言：“本会的目的是要团结数千万已觉悟了的妇女，一方面勉励自己，过着俭朴的生活，再从事解放其他尚在黑暗里的姊妹。”(20)可以说，妇女团体的增加以及女性群体力量的增长，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女性自觉意识的提高则是妇女运动能否继续和深入的关键因素。但在群体内部，女性个体的成长由于受到家庭、教育、职业、婚姻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种种差异。作为妇女运动的领袖，刘王立明在基督教的救世思想以及知识分子救国理念的支配下，难免以知识精英的眼光、标准来衡量、看待普通女性，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扮演起为普通女性代言、乃至拯救者的角色。但她所提出的已觉悟的女性应该自律的建议，对妇女运动的领导者而言，则是十分宝贵的忠告。她是以此提醒妇女运动领导者充分意识到自身尚需不断完善，慎用话语权和主导权。
三 女性·家庭·国家：刘王立明的妇女运动思想
刘王立明之所以选择从事妇女运动，并坚持中华妇女节制协会的工作应从关心女性切身利益出发，避免空喊口号的理念，是因为幼时在家乡的所见所闻使其深切体会到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中，女性生存的艰难：“我的亲友中有好几位是蓄婢纳妾的。当时那辈婢妾们的痛苦，她们所流出来的眼泪，以及她们的惨死，已惹起了我深切的同情；我的第一个志愿，就是要在长大成人以后，从事妇女运动，为这辈人伸雪冤仇。”(21)在她看来，“妇女运动就是妇女革命的意思，中国妇女运动就是中国妇女起来革命，这革命虽是女性单独的反抗，他的重要与光荣不亚于各民族的推翻君主专制。妇女运动的目的，是要‘从被征服的地位’起来与男子站在一条水平线上，有充分的机会与权利做人，直接的为女子本身解除痛苦，间接的为全民族谋福利”(22)。
较早接触和参加节制运动以及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又使刘王立明对西方的女权运动有了较多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她试图从中寻找实现中国妇女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途径。她发现：美国富强的一大部分原因是家庭生活的高尚，不但夫妻恩爱和好，而且子女们都能有自立的精神。(23)因此改进家庭生活既成为中华妇女节制协会的重要宗旨，也是刘王立明妇女运动思想中较为重要的部分。
实际上，家庭问题是民国时期社会改革及妇女运动的一个主要议题，受到广泛关注，所讨论的内容涉及性别分工、婚姻自主、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女性的财产继承权等。需要指出的是，信仰基督教的妇女运动者与激进的妇女运动者尽管在争取男女平等的目标上一致，但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以及所采取的方式、途径等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一部分激进的妇女运动者认为传统的家庭制度及性别分工是妇女解放的巨大障碍，而“贤妻良母”式的角色是女性在家庭中遭受压迫的重要原因，限制了女性的活动，忽视了女性对于社会的价值。因此，她们主张消灭家庭。但是在女基督徒眼中，这种观点是人们对女子自由与权利的误会。基督教妇女运动者主张：“中国之各项改革事业，虽欲鼓励进行，惟于女子之地位及权利，不如暂取保守之态度，使知服役社会之真门径，即在增高其家庭生活之程度。欲达此目的，非赖福音之能力不可。故服役社会，其本旨即在导引各人，使得亲交基督也。”(24)
从美国西北大学学成归来之后，刘王立明用西方的经验来反观中国社会，认为欧美小家庭的生活比中国大家庭的生活快乐。(25)同时，她也对盲目的家庭革命提出批评：“现在中国的家庭已在那里一天一天地摇动，非孝运动呵、自由恋爱呵、离婚呵，以及其他种种破坏家庭幸福的魔力，都在那里不断地冲进去，小百姓的家庭生活感觉不安，大要人的家庭也是日趋危急，无怪乎天天高呼着救国，而国仍是不可救。”(26)她还从社会功能的角度，阐明家庭的重要性：“家庭不会消灭，除了个人的缘故以外，还有社会的功用。它是传种的园地，文化保存的博物院，政治演化的试验所及生产消费的分配经济机关。它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因为有了小社会里的友爱，服从，互助，忠诚等美好的习惯，人类才能在大社会里适于生存。”(27)
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女性是家庭的柱石”(28)。刘王立明认为，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角色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在她看来，虽然妇女运动的呼声一天一天高唱入云，但有许多青年，尤其是女性自己，误解了妇女运动的真义，他们以为“贤妻良母”都是蔑视女性的话，甚至家庭琐事不屑染指，假若这种观念不加以纠正，恐怕民族的危机将来便潜伏于此。(29)
实际上，肯定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承认其家庭劳动的价值，是刘王立明立论的出发点。正如她所指出的：
女子最大的贡献，是使得每一个家庭，能有美满的生活，每一个子女，能享受优良的教养，所以吾人能了解治家也是一种职业，女子结婚与职业，并无一点冲突。不过近来有许多女子，对于结婚，只知道有权利，不肯尽其义务；家事既不管，而社会更不问了，得了一棵摇钱树，便万事皆休，一天到晚，只知沉迷于歌舞、烟、酒、及赌博之中。这种高等式的妓女生活，实在是侮辱女性，而这种结婚的堕落，我们当设法纠正，使得每一个结婚的女子，能予人类以最高尚的贡献，以不负男女平等及职业解放的美名。(30)
重视家庭，并不意味着女性应放弃对社会的责任。在她看来，“在目前的中国，女子过的仍是牢狱生活，如果我们受过教育而有家庭经验的女子，不大家联络起来，那妇女的解放怎会成功。凡事都有代价，中国的妇女运动到今朝仍在幼稚时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付那成功的代价。所以我们作妻子的人，在家务之余，一定要加入妇女运动，共同的来解放那班还在黑暗里的人类”(31)。
此外，刘王立明还从建立和谐的夫妻关系、养育儿童等方面提出改进家庭生活的种种建议。而她的家庭观与其基督教信仰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参照《新约圣经》对基督教家庭观的解释：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以弗所书5：22—29，6：1—4
可以看出，丈夫、妻子、儿女之间的爱与责任是维持家庭的基础。而刘王立明更加强调的是女性应该意识到自己对家庭负有的责任与义务，妇女解放并不是女性对自由的放任。同时，在刘王立明构想的快乐家庭中，基督教也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首先，宗教信仰使夫妻双方有一种道德上的约束，使他们互相忠于对方。其次，对儿童的养育以及人格的培养发挥重要作用。
宗教的性质是良善的，他的潜伏力很大，能使人向上，提高人的人格，增加人的自信心，及巩固人的意志。一个有宗教观念的人，就是一个根基稳固的人。我们如果只发展小孩儿们的智力，而不以宗教来范围他的心境，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一个智力大的坏人要比一个无知的坏人更坏。法律多半注意消极的禁止，使人生惧怕刑罚的心；宗教是养成人的守法精神，这精神自内心发出，使整个的人格日趋完善。在小孩儿的时候，作父母的就应当使他知道上帝的公平，赏善罚恶，不但在本身要受报应，而且还要影响后世子孙。(32)
除了重视家庭建设外，刘王立明还从男女平等的角度出发，对女性教育、职业、婚姻问题的解决提出一系列主张。其中贯穿着一个主要思想，即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由女性来主导自身的解放。而其有关节育的主张恰好映证了这一思想。
民国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实践是从解放女性身体开始的。在传统礼教束缚下，除了缠足对女性身体造成伤害之外，沉重的生育任务又加重了女性的身心负担。唯男性独享的财产继承制度导致女性在生育方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能否生养男性子嗣甚至影响到女性在家庭、家族中的地位。民间求子习俗的盛行，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的节育运动者桑格夫人来华，引发一场有关节制生育的热烈讨论。(33)她所提出的女性具有生育自主权的观点，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生育观念的一种巨大挑战，并为中国的妇女运动者所接受，甚至有人将节育视为救国的一种途径。但是当这股热潮退去以后，除了有一二个借了科学艺术的幌子，把节育方法当做牟利工具的人之外，似乎没有多少人再注意节育的问题。(34)刘王立明在肯定桑格夫人对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之同时，也指出节育运动需要民众的觉悟，以及发动更多人去推动。她认为节育可以带来三个好处：第一就是能保存健康的母性；第二就是产生较好的儿童；第三就是可以使家庭的负担减轻，使全家的人口过着美满的家庭生活。(35)
不仅如此，刘王立明还意识到节制可能带来的害处。首先，若节育实行得太过，危害也很大，最严重的是导致灭绝人种。其次，就是增加社会的罪恶。有许多有经验的男女，以为这种知识，如果是灌输到一般普通的青年脑里去，便可以使他们对于性，格外放荡。青年的性欲是很激烈的，就是没有节育的方法，因为一时的糊涂，他们也不怕产生私生子的危险，于今有了节育的知识，当然更要一无所忌，来用些药品、器具避免私生子的羞耻。再次，就是反对自然和妨碍健康。(36)在世界范围内，桑格夫人所倡导的节育运动也曾经因此遭到许多宗教团体及人士的反对。(37)
故而刘王立明主张：“我们应使一对已婚的男女，感觉到如果是生育过多，那就是无知无识；倘若是一儿不育，那就是自私自利。当然有病的及有特种情形的人，不在其内。有了这种观念，我们就可享受节育的好处，同时免却节育的危害了。”(38)
而女性的自觉意识则是节育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女性应该从主动认识和掌握自己的身体开始，逐步实现妇女解放。“节育是关系全民族幸福，但实际上却是个妇女问题，直等到每个女子甘愿接受这种真理，拿回去增进她的家庭幸福的时候，这运动才会有成效，否则我们天天在这儿念佛，而佛神是不会光降的。”(39)事实上，女性只有从繁重的生育负担中解放出来，才能更好地治理家庭，进而为社会服务。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刘王立明一生以基督教之“爱”的精神照顾家庭，关怀他人；并通过社会慈善救济活动向大众广传福音，忠实履行自己的使命。而在救亡的时代话语的主导下，她又从实际的境遇出发，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的妇女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结合起来。
女性的自主与独立，不仅可由刘王立明个人的生命史反映出来，也是她从事妇女节制运动的主导思想之一。她坚持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在教育、职业、婚姻、参政等方面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并能得到法律的保障。而她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是以承认性别差异为基础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救国理想的驱使下，刘王立明有关妇女解放和社会改革的主张反映出知识女性对现代化的想象，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妇女运动的确应该以女性为主体，发挥女性群体的力量，但仅靠“女性单独的反抗”则无法实现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况且民国时期中国的性别关系常常表现为两性的妥协与互动。因此，在借鉴西方女权运动的经验时，也应该结合中国的本土经验，仔细甄别，谨慎选择。民国时期中国的妇女问题是与其他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男女平等的最终实现需要两性的沟通与合作。
注释：
①目前有关刘王立明的研究较少，以传记式研究为主，如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王立明》，《传记文学》46卷6期。王惠姬：《刘王立明与民初中国的妇女运动》，台湾《中正历史学刊》2002年第5期等。这些研究对刘王立明一生主要经历和活动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而对刘王立明如何将基督教信仰与民国时期中国妇女节制运动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的历史过程缺乏深入探讨。
②刘光华：《我的母亲刘王立明》，《人物》1981年第6期。
③刘光华：《我的母亲刘王立明》，《人物》1981年第6期。
④世界妇女节制会是国际性妇女运动组织，注重促进妇女身心健康，禁吸鸦片、节制饮酒、节制生育。
⑤刘湛恩(1896-1938)，著名基督徒知识分子，教育家。湖北汉阳人。1918年自东吴大学毕业后，获奖学金赴美留学。抵美后，放弃学医，改入芝加哥大学教育系，获硕士学位。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1922年毕业，获博士学位。旋即担任国民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时教育委员会秘书，出任中国学生团体代表。同年回国被聘为中华基督教全国青年协会教育干事。1928年，被聘为沪江大学校长，力主革新校务。任职期间，倡导民主、团结、学术自由、男女同学等；严格执行宗教课的选修和不计学分的规定。建立从幼稚园到高中的一整套教学实验体系，扩充设在附近农村和工厂区的社会服务中心，使沪江大学的面貌为之一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因拒绝出任南京伪政府教育部长，不幸遇刺身亡。参见《刘湛恩博士生平史略》，《沪大年刊》1938年。
⑥吴梓明：《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⑦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自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6页。
⑧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⑨刘王立明：《先夫刘湛恩之死》，中华妇女节制协会1939年版。
⑩刘光华：《我的母亲刘王立明》，《人物》1981年第6期。黄富强：《我所知道的刘王立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36辑，第145页。
(11)上海女子参政协进会、中华妇女节制会、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女国民大会、中华女子参政会、上海妇女团体统一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妇女救国大同盟、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中国妇女联谊会等。参见王惠姬：《刘王立明与民初中国的妇女运动》，台湾：《中正历史学刊》2002年第5期。
(12)陈玉玲：《万国妇女节制会》，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三)，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版，第85—86页。
(13)KWOK Pui-lan,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1860-1927,Atlanta,Ga.:Scholars Press,1992,p.123.
(14)中华妇女节制协会：1922年创立于上海，会址设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第一女子公寓内。梅云英、王立明先后担任领导人。联系对象主要是上层知识妇女，并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成立了分会。以节制烟、酒、赌博，提倡慈、孝、贞、俭和改善家庭生活为宗旨，反对蓄婢、纳妾、缠足等社会陋习。创办《节制月刊》、妇孺教养院、淑基平民学校、女子公寓、托儿所等。九·一八事变以后，由该会与妇女救济会等妇女团体发起，成立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解放战争时期，又积极救援民主人士和失踪人员的家属，并组织义务律师团向国民党法院提出控诉。1948年，该会由上海迁至香港，在香港继续声援国内民主斗争。1949年，刘王立明等人代表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该会被吸收为全国妇联的团体会员，继续从事社会福利事业。1958年以后，会员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中华妇女节制协会总会和分会逐渐停止活动。
(15)刘王立明：《妇女节制会》，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八)，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版，第243—245页。
(16)KWOK Pui-lan,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1860-1927,p.125.
(17)刘王立明：《妇女节制会事业》，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国基督教会年鉴》(十三)，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版，第140—143页。
(18)刘王立明：《妇女与节制生育》，《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19)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82—183页。
(20)刘王立明：《中华妇女节制协会》，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国基督教会年鉴》(十二)，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 1983年版，第172页。
(21)刘王立明：《快乐家庭·自序》，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页。
(22)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第2页。
(23)刘王立明：《快乐家庭·自序》，第1页。
(24)全国大会议案：《教会对于女界责任》，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一)，台北：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1983年版，第88页。
(25)(26)(27)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运动》，第130、242、139页。
(28)(29)(30)(31)刘王立明：《快乐家庭》，第4、3、127、12页。
(32)(35)(36)刘王立明：《快乐家庭》，第69—70、113—115、116—118页。
(33)详情参见吕芳上：《个人抉择或国家政策：近代中国节育的反思》，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2期,2004年12月。
(34)仲华：《百年来节育运动纷扰的历史观》，《妇女杂志》第15卷第11号。
(37)陈莹之：《玛格丽特·桑格与生育控制运动》，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7月。
(38)刘王立明：《快乐家庭》，第119页。
(39)刘王立明：《妇女与节制生育》，《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