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文学亡国之音的伦理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亡国之音论文,伦理论文,中国古典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亡国诗篇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本文对宗法伦理文化精神与亡国诗篇的关系进行考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亡国之音具有宗法伦理精神的因素，并以独特的审美意象表现了亡国的情感。
关键词 亡国之音 伦理精神
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出现一批描写亡国事迹，抒发亡国感情的文学作品。它们不只是记录了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的事实，由于其中包含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也使得这类作品具有独特的意蕴和深远的审美内涵。
一、亡国之音的悲剧意味
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国与宗族、与家室是合一的。君统与宗统合一，已为许多学者所认同。翦伯赞在其《中国史纲要》中认为，西周春秋时代，“天子和诸候除了君臣关系外，还保持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关系”。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也认为，西周春秋时代君统与宗统合一。所谓“宗统”，就是宗族组织，所谓“君统”，就是国家政治组织。西周春秋时代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相结合的制度。这种制度以血缘关系来决定政治上的等级地位。
实际上，这种关系的存在源远流长。古代先民为了在强大的大自然环境中生存，为了抗击外族的攻击掠夺，宗族——这种由血缘联系起来的群体组织，成了能够保障人的生存的唯一力量，任何人都不可能游离这一群体而单独存活。
在宗族的生存过程中，一些宗族由于遭到自然力量或社会力量的打击，被严重地削弱，迁移流散，甚至惨遭覆灭；有些宗族则被俘虏而整族沦为奴隶，遭受它族的奴役，这无论从宗族的命运还是从各个成员的遭遇来说，都是十分悲惨的。这种情况在《诗经》中都有反映，《小雅·大东》描写东方诸候国受西周人统治下的不平生活，“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东人的痛苦和忧愤，正是部族沦为奴隶的结果。
因此，宗族的强盛，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愿望。而宗族强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需要有一个具有能力、道德和智慧的宗族首领——族长，他能凭借血缘上的尊优地位，让整个宗族服从他的权威和意志，带领全族人在生存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古代神话中记载的尧、舜、禹、黄帝等，他们就是在对大自然或异族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部族首领。《诗经》所记载的公刘《大雅·公刘》）和亶父（《大雅·绵》）是能够带领部族开基建业的英雄，他们能够使部族兴旺发达，因此诗中对他们的歌咏充满了骄傲赞叹的情感。
然而，那些给部族带来厄运的首领，却遭到了愤怒悲伤的诅咒：“麦秀薪兮，黍禾蝇蝇；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尚书·大传》卷二）这是亡族遗民感伤的悲歌。它包含着极为深刻复杂的宗族覆没的情感。
宗族与国的消亡，意味着某支血缘单位的消亡。这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祖先崇拜为精神支柱的人们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生存上的最重大的打击。这种来自生存方面的危机感，对于那些敏感的作家或诗人，在其意识中也更为明显地显露出来。
例如，在屈原的人生中，便可以领略他对宗族和国家命运的深深的忧虑。尽管在他所处的时代，楚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力量，但是，他却似乎感觉到了它在昏君乱臣的统治之下日益走向衰亡的结果。在他的内心世界有着一种拯救家国于衰微的情结，这种情结是与宗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离骚》是屈原自叙平生的作品，一开篇，他首先强调的就是自己的血缘关系：“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楚国君熊绎受封于周成王时，据说是颛顼的后代。屈原这支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的儿子，受封于屈，因以屈为氏。追本溯源，高阳为屈原的远祖，伯庸为屈原的父亲。
屈原对自己这支强大的宗族是颇为自豪的。正因为如此，屈原深切地意识到了维护以自己的血统建立起来的宗族和国家的重大责任。在他看来，任何事情都必须让位于这一至关重要的责任，即使是自己受难也在所不惜。他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对任何危害国家与宗族的事情都坚决地反对。而屈原的悲剧也正源于此，在他被昏君与小人排挤，在楚国难以容身之时，他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他可以离开楚国，象孟子那样过着“以传食于诸侯”的生活，象荀子那样以赵人终老于齐，象韩非和李斯那样不必为故国效力。以屈原的卓越才能，他完全可以走上这条路。正如司马迁所说的，“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本传赞）在《离骚》中，屈原也反复地表现了这种去国的心迹。然而，他最终还是以留下的决定战胜了去国的想法，这其中，固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深厚的爱国情感，但从屈原的灵魂深处，不能不感觉到他对国家兴亡的深深的忧虑，那是维系在他生命深处的对祖宗的敬意及其对宗族命运的焦虑。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宗后裔，他更意识到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尽到自己的责任，挽救家国的衰亡，拯救宗族国家于危难之中。
亡国意味着亡宗，意味着宗族的个体成员与宗族的血缘联系遭到破坏，宗族的根本利益受到致命的打击，中国古代亡国之音的悲剧意味正根源于此。它构成了中国古代亡国之音悲剧精神的冲突方式：一方面是宗族国家无可挽救的消亡趋势；另一方面是欲挽狂澜而又无能为力的宗族和国家的成员。在这样的冲突中，个体的命运又主要地为家族的命运所牵制。这种冲突特征构成了中国亡国之音内在的悲剧意蕴，它在中国特定的宗法制环境下显得悲哀而又崇高。
二、凄清哀愁的故国之恋
亡国之音所带来的审美意蕴，就是那种凄清愁苦，孤独寂寞的故国恋情。那绵绵的情丝，哀伤的意绪，织成了一片片扯不断理还乱的审美网络，构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审美世界。
这类作品的作者往往亲身经历过亡国前后不同的生活阶段，他们对亡国前后巨大的生活转变有着深刻的体验，因而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细致入微，且情真意切，这种哀伤无比的亡国情感，蕴含了中国宗法社会独特的审美意蕴。
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当是南唐后主李煜了。李煜的文学风格与他的生活道路一样，具有前后两种不同的特征。亡国前，他过的是醉生梦死的小皇帝生活，他的作品多写宫廷的享乐纵欲，调子欢悦轻快；亡国后，他的地位一落千丈，白衣纱帽待罪于明德楼下，过的是“以眼泪洗面”的生活。亡国的悲痛，对往事的眷恋，作阶下囚的哀伤，成了他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内容。我们读他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亡国前后的生活对比，最能反衬出作者的心境变化。在这些词中，无论是雕阑玉砌还是无限江山，都已改了颜色。对于已经成为阶下囚的李煜，这一极大的生活反差让他十分悲哀，而更为悲痛的是，原来属于李氏宗族的天下已改了姓，未能守业的无可奈何只能化为一种哀思，无法挽回的亡国事实只能由内心的痛苦来承担了。对于一个有文才而无治国之才，有责任感而无守业能力的皇帝来说，其内心的痛苦是与一般人不同的。他的词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只是抒发个人失落哀怨的情感，缺乏深刻广泛的社会意义，而恰好相反，他的词所蕴含的情感，来自于中国宗法文化的内在精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中国的王权观念中，江山与皇帝宗族所属是划了等号的。从夏打破禅让制，商的成汤天下，至秦始皇所幻想的千秋万代地世袭，江山在观念上的王族化色彩被愈来愈强烈的地渲染，并为社会所认同。对于李煜，同样具有这种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意识，江山的失落，在他则意味着需要承载比一般人更复杂沉重的心理负担，江山失落的痛苦体验是远胜于一般人的。一旦触景生情，他内心的情感便如江水一般涌泻，再加上他的深厚的艺术造诣，他的词在表现这种失落感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几乎每一个词句都浸透了作者孤寂失落的心血。
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族与国家的关系在形式上逐渐疏离，在一定时期，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也常为民族关系所掩盖，然而，人们仍然在精神上维持着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在人们心目中，皇帝的大宗仍然是天下之大宗，它象征着国家的权力支柱，一旦这根支柱崩溃，则意味着国家的消亡。
与此同时，许多普通百姓在国家灭亡时更直接地遭受异族的蹂躏。当家与国、宗族与民族沦入灾难时，那种深层的社会文化意识便与个体的体验相沟通了。家国之悲哀与人生之悲哀交集在一起，流离失所的苦难，凄凉哀怨的情感，融于一幅亡国的背景中，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曲曲细腻哀怨的悲歌。
宋代是历史上留下这种哀怨之音最多的朝代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宋王朝的统治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北方民族强盛和频繁入侵，北宋王朝在屈辱中经历了100多年。江北沦陷，国虽未亡，但大宋的江山却已大片陷落，在那种江山与皇帝宗姓划等号的文化观念中，人们的情感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而偏安江左的南宋王朝一直在战和之争中度过，南宋的民众，却一直视江北的沦陷为国家天下的沦亡。这种观念和情感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的。清代顾炎武曾经相当明确地把亡国与亡天下区别开来，他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一三《正始》）。这种反思是极有意义的。但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人们在理性上却无法区分宗与国的联系和区别，在情感上也无法摆脱由此产生的强大的维系力量，在这样浓重的文化氛围中，孕育了大量描写流亡生活和亡国情感的诗歌。
泪、苦、凄、惨成了宋代亡国之音的哀怨主题。几乎每一个亲历者都把家国命运与个人命运联系起来。如李清照后期的词，集中地反映了国破家亡、飘泊沉沦的悲哀。李清照前期的生活应该说是美满幸福的。她出生于一个上层士大夫家庭，婚后与丈夫感情融洽，生活美满，但是，靖康之变后，她与丈夫避难南奔，南渡后不久，丈夫即病死，她只身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孤苦的后半生。李清照后期的词，实在是承担了家与国的悲哀。对于个人命运的感受，她是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基调来概括的。李清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造了她那忧患哀愁的系列意境：那乍暖还寒的天气，三杯两盏淡酒，满地堆积的黄花，正是她那惨然抑郁心境的写照。这种心境，代表了在亡国环境和氛围中真实的情感，这种哀怨的情调，也可谓开了宋代的一代词风。
南宋晚期的诗词，充分而全面地表现了这种哀伤的风格。这显然与国势的日益衰颓，国人在家国衰亡中无可奈何的心态有关，那种戎马征战，救国于危难的激越情调已如强弩之末，以眼泪洗涤屈辱，以哀伤抚慰心灵的风格成为主流。被称为写了“宋亡之诗史”的汪元量，用纪实的手法描写了南宋的灭亡，他随六宫北迁燕京的情景。其《湖州歌》98首，《越州歌》20首，《醉歌》10首，情调哀婉凄怆，充满了悲凉的故国之思。在刘辰翁的词中，那种凄清愁苦的亡国之痛亦充盈其间，“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永遇乐·璧月初晴》）。“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柳梢青·铁马蒙毡》）。此时能触发诗人情思的，只有暮春、感秋、招魂的悲哀物象了。这实际上是亡国遗民在无可奈何之中对南宋王朝的哀悼，“题是送春，词是悲凉”，整个格调悠扬悱恻，悲凉凄楚。家国的哀痛与个人命运的变幻莫测把诗人的心境推进惆怅惶恐的境地。
这样的悲哀，在诸多朝代的更替中都同样地出现。例如在辽金文学中，高士谈的“眼泪依南斗，难忘故国情”（《不眠》）。元好问的“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癸巳五月三日北渡》）。抒发了一曲曲家破国亡的无限哀歌。在元杂剧中，这种感情更大规模地得到表现。例如白朴在《梧桐雨》中借李、杨的故事抒发了自己的亡国之痛，“隐隐天涯，剩水残山五六塔，萧萧林下，坏垣破屋两三家。”借历史抒情，以帝王作为故国的象征，洒一掬新亭之泪，这就是亡国遗民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
亡国之音固然沉痛，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却已经给历史留下了一幅独特的审美画面。
三、悲愤交集的亡国情感
在家国存亡之际，总有一大批热血诗人表现出激越的爱国热情。他们的诗篇充满了救国救民的激情，形成一种悲愤交集的审美氛围。
对于那些热血诗人来说，悲与愤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外族入侵，家国灭亡，江山易人；一是本国统治者的软弱昏庸、荒淫腐朽，不思进取，反而加倍奴役本国人民。
外族的入侵意味着整族的生存利益受到了威胁，对于那些具有宏观的家国意识的志士来说，他们首先把国家的存亡放在第一位，那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丈夫气慨促使他们宁愿抛头颅、洒热血，也不甘于江山为异族的铁蹄践踏。这类诗人往往是忧国忧民的志士，有些人甚至还是抗击外族的将领，如陆游、辛弃疾、岳飞、文天祥等人，在他们身上反映了民族性格中坚强刚毅的特点。他们的诗篇具有一种恢宏悲壮的气势。
我们从陆游的诗歌中可以看到那种江山沦陷体验中的悲壮风格，看到诗人所具有的儒家伦理人格。
陆游从小就体验着民族和家国灾难的痛苦，他出生时正值金兵大举南进，他一家在兵荒马乱中逃回山阴老家。他回忆小时候曾“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苦。”在这种环境的薰陶中，他培养起了爱国救国的情感。陆游中年时期曾经铁马戎装，驰骋在边防线上，并提出了一系列进取中原的策略。他的诗歌，表现了救国于危难中的雄心壮志，“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赤心惟报国。”（《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有感》）“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收河山。岂知蹭蹬不称意，八年梁益凋朱颜。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楼上醉书》）
在陆游的一生中，收复河山的愿望时时激动着他，他的忧愤系于国家的命运，亦系于对冥冥祖宗的敬奉，“故都九庙臣敢忘，祖宗神灵在帝旁！”（《楼上醉书》）这种愿望已经进入潜意识中，他在梦中都想着为国效力，应该说，这种饱满的战斗激情，慷慨激昂的献身精神是可以使他的诗歌豪迈乐观的。但是，由于统治当局的原因，他的壮志并未能如愿以偿，他想为国建立功名，却“报国欲死无战场”，“生逢和亲最可伤”。壮志未酬的痛苦时时噬咬他的心灵，正是这种愿望与现实的巨大冲突，构成了他的诗篇慷慨悲壮的审美风格。
陆游的悲壮反映了江山沦落时众多志士的处境，这实在可以说是将亡之国的悲哀了。这种悲壮的情境在辛弃疾的词中亦有强烈的表现。
辛弃疾直接参加过抗金的战斗，驱敌复国一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但是，他的命运也与陆游相似。他经常被弃置不用，这就使得他内心的矛盾和激情只能涌泄于笔端之上了。“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水调歌头》）“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
热血与现实的冷酷相撞，透出了既悲且愤的情感。对这些充满热血的志士，一方面是不能实践传统道德中拯救家国社稷于危难的宏愿和责任，眼见着外族铁蹄纵横，生灵涂炭而忧愤；另一方面，对个体而言，在他们潜意识中的那种个体人格的实现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个体功名的实现成为幻想。“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辛弃疾《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之》）国、家、个人的关系在这些诗人身上完美地融合，然而只要是其中一项不能实现，就会给诗人造成情感的冲突，造成人格实现的障碍。个人救国的动机，并不仅是为了体现个人的勇敢，还为了承担宗法伦理赋予个人的责任。
从亡国的整体因素看，除了外族的力量强大之外，本国或本族统治阶层的荒淫昏庸亦是亡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有时候甚至是主要的原因。每一个封建王朝走向没落的最大特点，就是王朝内部的腐败达到了极点：土地占有高度集中，财物狂征暴敛，民众处于水火之中，而统治者却荒淫无度，国难当头，却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对国家的命运麻木不仁。这种状况，造成了国力虚弱，难以抗敌的局面。那些昏君或权宦还常常打击主战者，使他们难以实现恢复江山的抱负。这种怨愤是亡国之音中抒发得最多的情感之一。
例如陆游在诗歌《关山月》中所表现的，一方面是“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另一方面却是“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诗人以对比手法表现了这种现实的矛盾。林升的《题临安邸》亦真切地描述了这种状况，“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对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左，沉溺于荒淫腐朽生活的讽剌揭露。
能够系统地表现这种悲愤情感，并在亡国遗民中引起巨大反响的，当是孔尚任的戏剧《桃花扇》。这是一部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剧。作家在剧本中全力抨击了以马士英、阮大铖和弘光帝为代表的南明上层统治集团的黑暗政治和茺淫生活，在大敌当前之时，南明统治者不但不励精图治，反而变本加厉地享乐。马士英、阮大铖攫取军国大权后，荒淫无耻，对弘光帝极尽谄媚之能事；同时，又极力排斥抗战重臣，重兴党狱，打击东林、复社等反对派人物，缇骑四出，捕杀甚重。这种腐败到极点的内政，必然导致国家的覆没。作者正是以激愤的情感写出了明朝“三百年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的史实，让观众看到了南明的江山是怎样断送在“昏君乱臣”之手的。
孔尚任对南明覆亡的历史感慨极深，他描写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南明内部的社会状况，揭示南明亡国的内在原因，这可以说是把握住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悲剧特征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清代沈默在为本剧写的跋语中说：“《桃花扇》一书，全由国家兴亡大处感慨结想而成”。这正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家国责任心，那是一种建立于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自觉意识，它蕴含着对历史和社会的忧患感，又有着欲改变历史，扭转乾坤的浩然之气。正是这种忧、悲、愤的交集冲突，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亡国之音的激荡人心的审美旋律。
四、气节，一种源自伦理的崇高
对于前朝的士大夫来说，亡国之后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就是气节能否保持，而保持气节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要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生以理全，死以义合，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正气未亡人未息”的浩然之气，在中国上千年的朝代变迁中总是被作为楷模而加以提倡，它已经深入到中国士大夫的意识中，成为他们自我评价的重要价值标准。
的确，坚守气节在任何时候都被中国社会视为人生的正价值目标，许多知识分子从儿童时代起就接受了这种理想人格范型的教育。在文学作品中，这种人格精神往往被作为正面对象加以宣扬：诸如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一直为守节者所尊崇；文天祥的节操实践，及其一系列表现气节的诗篇，甚至成为激发后代树立民族气概的动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正气歌》）这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十分丰富，其审美意义是寓于中国的伦理文化背景中的。当国家遭受外族入侵，国家命运处于危急关头，那种历史积淀下来的浩然之气会激发许多仁人志士为国家献身。一方面，他们是为了维护正宗的王朝基业，维护本族的生存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为了实践被中国历史和社会所肯定的人格精神，使自身的人格达到崇高完美的境界。
正因为如此，那些表现了民族气节的诗篇往往产生着一种伦理精神的崇高气势。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崇高精神，它主要表现了建立于中国文化基础之上的伦理精神力量的伟大，这种力量突破了人所面临的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显示了某种社会力量的巨大潜力和崇高精神。它对于中华民族特定的生存利益具有正价值的意义，所以，它也一直为中国的仁人志士所认同。这种崇高的人格精神，在中国文学中被不断地颂扬着，象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直到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大批诗人，他们的诗篇都表现了这种强烈的民族精神。我们读黄宗羲的《山居杂咏》：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
能够保守名节，虽死犹荣，这是中国伦理美学中的梗概风骨，它经过文学的独特处理，充满了情感，充满了文采，这类诗篇构成了中国文学中的悲怆风格。
然而，气节的恪守需要付出巨大的人生代价，士大夫们在亡国时所面临的最大考验，实际上是生与死的考验，他们必然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因为刚刚获得政权的统治者此时最为敏感的当是民心的归顺问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必然造成了社会现实的需要与儒家人格之间的最大矛盾。那些重节操，为理想人格而奉节者，或隐退，或以身殉节，对他们来说，固然会获得后人的赞赏，其自身也因为实践了儒家的理想人格而死得其所；而那些求生全者，则必须迎合新统治者的要求，或投降，或重新出仕，依附新王朝的势力。这其中当然不乏势利之人，但是，更有那些因为求生而失“节”的士人常常会因为自身行为与内心意识的冲突而痛苦不堪。在历史上，这类亡国后而依附新王朝的遗民逸士仍然是占大多数的，亡国之痛对他们的打击固然十分沉重，而求生的本能似乎亦无可厚非，这种矛盾的心境和行为表现在文学上，构成了一种沉重的氛围。如清初的吴伟业、钱谦益、侯方域等人，在明亡后都重新出仕于清，但是他们的作品又都反映了那种因失“节”而生不如死的苦闷哀伤的心态。例如吴伟业的《临终诗》，正是为自己出仕新朝而自谴的。
忍死偷生二十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胸中恶气久漫漫，触事难平任结蟠。块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泛澜。
那些具有深厚传统意识的士人对自己的失“节”意义及其后果甚为了解，“背叛”的行为在儒家的价值天平中严重失衡，同时也与他们内心本来认同的社会价值则相抵牾。他们的根本痛苦也正在于此，但命运的遭遇却迫使他们不得不如此，真可谓是时代不幸，诗人也不幸了。现实中的苟生与传统理想人格中的殉节相冲突，给亡国之音加入了一种悲哀的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