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村和仰韶文化——纪念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仰韶文化论文,周年论文,发现论文,仰韶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是闻名遐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仰韶文化所从取名的地方。它的 发现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萌芽，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仰韶村在城关镇北7.5公里，位于黄土台地上，村子东西两侧有深达30米～50米的深沟，被 称 为东沟和西沟，在村南约0.5公里处会合为一。(图一)沟壁暴露着第三纪的红土和第四纪的 黄土。村北约3公里便是韶山、飞山等一系列石灰岩丘陵，这是仰韶村取名的由来。由深沟 上坡之后，便可看到路旁暴露的文化层。灰土中夹杂着陶片，偶尔也有石器。文化层的厚度 1米～5米不等，并且有许多口小底大的袋形灰坑。尤其是遗址中央部分的大路西侧，暴露得 相当清楚。遗址的面积，由西南至东北长八九百米，宽约300米，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可 见遗址规模的宏大与文化埋藏之丰富。
仰韶村遗址自开始发掘到现在，已经过80个年头，它经历了中国历史的剧变和风雨的剥蚀 ，但遗址的面貌基本没有变化。2000年11月，作者再度到现场考察时，惊奇地发现它与50年 前我们所看到的情景几乎完全一致。这不能不归功于国家文物政策的深入贯彻以及仰韶村居 民的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目前已在断崖的主要部分构筑了保护性的长廊，以利于保护暴露 着的仰韶文化堆积，并展示仰韶村的出土遗物。
在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80周年的今天，让我们回顾仰韶遗址的发掘研究和仰韶文化的认识 过程，并兼谈几点看法。
二
80年来，仰韶遗址经历过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中国近代考古学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最 初参加这项学术活动的以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1874～1960)为代表，他 在1914年～1924年任我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着重于新生代地质学的研究，后来兴趣 逐渐转移到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仰韶遗址的发掘便是他的著名业绩之一。1918年安特生 来渑 池县调查过古脊椎动物化石，但未去过仰韶村。1920年地质调查所刘长山在仰韶村采集 到600多件磨制石器，引起安特生的注意，经过再次调查，就在1921年10月27日～12月1日进 行考古发掘。参加工作者除安特生和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地质学者袁复礼(1893～1987)之外 (图 二)，还有地质调查所的采集员姚、刘(长山)、张、陈(德广)、白(万玉)五人。师丹斯基(O. Zdansky)和步达生(D.Black)也参加了短暂的发掘工作。在仰韶村共发掘17个地点，同时还 在其西边的不召寨进行过小规模的试掘，并发现了杨河村、西庄村等史前遗址。
在仰韶村发掘期间，安特生和袁复礼主持日常发掘事宜，同时还担任测量工作，所完成的 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最早的一幅作品，弥足珍贵。正像安特生所讲到的 那样：“在整个发掘期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一直帮助我进行工作，他 不仅进行遗址的全面测量，还承担同地方人士和当局的交涉。由于为人机智，并善于待人接 物，我们的发掘从来未遇到任何阻难”（注：J.G.Andersson,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P.166,1934.）
。仰韶村的发掘简报也是由袁复礼译成中文发表的 （注：安特生(袁复礼译)：《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5号第1册，1923年。）
。由此可见袁复礼在仰韶村的发掘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功不可没（注：安志敏：《袁复礼教授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贡献》，《考古》1998年第7期。）
。至于正式的发掘报 告，直到26年之后才开始发表（注：J.G.Andersson,Prehistoric Site in Honan.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ties,no.19,1947.）
。早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县志中，也都记有安特生和袁复礼 在仰韶村的发掘活动。1951年我们在仰韶村小学，曾见到一块残碑，上面刻有“地质调查所 所长袁复礼”的字样，自然这是乡土间的讹传，不足为据，目前这块残碑已经遗失无存。
1933年杨锺健(1897～1979)和裴文中(1904～1982)到仰韶村和不召寨调查，在仰韶村采集 到百余件考古标本，以石器为大宗，包括打制和磨制的两类石器，表明这时的打制石器仍然 盛行，填补了过去工作中的空白（注：C.C.young & W.C.Pei,On a Collection of Yangshao Cultural Remains from Mi eenchihhsien,Honan.Bulletin of the G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No,13.1934.）
1951年6月，夏鼐(1910～1985)一行4人(作者曾参与)在仰韶村调查、试掘。开探沟一条， 切到安特生所发掘的旧探沟5，复核了地层堆积，并发现墓葬9座，这里是安特生所称的仰韶 文 化墓地。不过从地层关系考察，这几座墓葬应该是在遗址废弃以后才埋进去的，这里已经不 是原生的地层，所包含的陶片中有明显的冲刷痕迹。同时墓葬里，也没有随葬品，不能确定 其时代归属，但决不可能早到仰韶文化。另外，在路旁断崖上我们还发掘半个灰坑，坑壁用 草泥土涂抹平整，由于灰坑中的陶片具有仰韶和龙山的两种因素，就被认定为混和文化的遗 存。后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有着继承发展关系，那么，仰韶村遗址中过 渡性质的遗存，应该是必然存在的。除仰韶村外，我们还对附近的不召寨、下城东和杨河村 等遗址进行了调查（注：夏鼐：《河南渑池的史前遗址》，《科学通报》第2卷第9期，1951年。）
1980年10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渑池县文管会配合仰韶村居民的房屋修建，发掘了200多 平方米，对仰韶村遗址又有进一步的认识，如这里被分成四期：(一)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 ；(二)仰韶文化的晚期类型；(三)龙山文化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四)龙山文化晚期的三 里桥类型，代表着从仰韶到龙山的连续发展过程（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渑池仰韶村遗址1980年～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 3年第3期。）
。当然仰韶遗址可能还存在着包括裴李岗 文化、仰韶文化早期类型以及较晚的遗存。随着今后的继续工作，当可揭露更加复杂的文化 现象。
1985年11月，河南省考古学会和渑池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在渑池联合召开“仰韶文化学 术讨论会”，共提交论文50多篇，出版了《论仰韶文化》的专刊(《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在仰韶文化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近年来，国内的许多专家学者也曾多次到仰 韶村考察和著文论述，这里从略。严格地讲，仰韶村遗址有着不同性质的文化遗存，大家的 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为了揭露地下的考古遗迹和扩弃博物馆的陈列，进一步的发掘研 究 也必须提到日程上来考虑，我们相信新的发掘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三
仰韶村是我国首次进行大规模发掘的史前遗址，出土有精致的彩陶和磨制石器。它不仅使 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同时又为中国古史研究方法带来新的信息，这是对传统史 学的有力突破。不过当时的考古重点放在彩陶之上，从而比较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和特 里波列文化的异同，并根据彩陶纹饰的近似，认为有传播的可能性。这一假说引起国际学术 界的关注，于是仰韶文化西来说一时风起云涌，但在考古事实的面前，不久便成为历史的陈 迹。就连安特生本人在26年之后，也不得不改变看法，并彻底否定西来说的可能性。他说： “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越文 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注：J.G.Andersson,Researches into Prehistory of Chinese,Bulletin of Museum o 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o.15,p.291,1947.）
这种说法是 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
仰韶文化的发现，也导致许多不同的理解。如认为商文化的若干成分直接承袭自仰韶文化 （注：李济：《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2，1931年。）
；或把仰韶文化同传说中的夏代相当，并认为它属于胡文化系统（注：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3，1931年。
）。当1930年发现龙山文 化之后，又有不少人主张仰韶和龙山属于来源不同的两种文化，甚至提出“夷夏东西”说
（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
。以上的论点，大抵从文献的角度出发，从而忽略了考古学的实证要求。
1931年安阳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为仰韶、龙山和商代的文化序列，提供了可靠的地层证据 （注：)梁思永：《后岗发掘小记》，《安阳发掘报告》4，1933年。）
，同时也间接印证了仰韶村可能包括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的遗存（注：刘燿：《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 的错误》，《中国考古学报》2，1947年。）
。安特生则力图否 认上述观点，在他的正式报告里，公布以水平层对各类陶片的统计表，不过这种水平层的发 掘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到陶片颜色的分类上，很容易忽略文化遗迹的复杂叠压关系，不能从 根 本上反映文化层位的真相，也就导致一定的混乱（注：参照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发掘技术与地层学”一节，三 联书店，1997年。）
。由于两元对立的观点，以致不少人把 豫西一带的仰韶文化遗存作为混合文化来处理，这是“夷夏东西”说的直接后果。同时，仰 韶、龙山两元对立的观点，也是导致中国古代文化多元说的理论基础，这并不符合历史发展 的规律。
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发现，又为仰韶和龙山的渊源关系提供新的论据。这里在仰 韶文化的上面，叠压着龙山早期的遗存，它具有仰韶和龙山的过渡性质，被命名为庙底沟二 期文化（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后来的一系列发现证实，它有着广泛的分布，但过去多被错误地作为仰韶文化 来处理，仰韶村的遗存同样也不例外。从文化性质考察，庙底沟二期文化虽以灰陶为主，仍 有少量彩陶，甚至很多器形也承袭自仰韶文化。同时稍晚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是承袭庙底沟 二期文化而发展的。至于后来的二里头文化以及商周的文化脉络和继承关系都是比较清楚的 。此外，更早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的少量彩陶片，又可能找到仰韶文化的 源头。因此，夏商周的产生和发展既与仰韶、龙山、二里头诸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后来的历史传统又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所谓多元论的假说，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
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仰韶文化，由于地理分布和年代早晚的不同，其文化面貌也表现了一 定 的差异。一般分成不同的类型以资区别：如黄土高原被分成北首岭、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 四个类型；华北平原则分成庙底沟、大河村或后岗、大司空村等不同的类型，意味着它们是 仰韶文化中的不同群体，分别具有地域或时期的概念（注：安志敏：《中国前期新石器文化》，《东亚考古论集》，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
。至于有人分别称它们为文化或时 代，就难免混淆仰韶文化的基本因素而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这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同时， 仰韶文化还对周围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 化， 都接受过仰韶文化的影响。至于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 甚至东南沿海的大湾文化所流行的彩陶工艺，都同仰韶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这充分表明仰 韶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
仰韶文化是以仰韶村遗址为依据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但在使用上也出现一定的曲折过程 ，如一度以彩陶为特征，称其为彩陶文化（注：裴文中：《中国之彩陶文化》，《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
。随着研究的深入，已逐渐趋向于废弃。近50 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空前增多，又有人在不同的场合称其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 、“三里桥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和“西阴文化”等（注：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 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将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割得 支离破碎，未免不符合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概念。甚至还有主张废弃仰韶文化而以西阴文化来 代替的（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三晋考古》2，60页，山西人 民出版社，1996年。
）。事实上，仰韶村是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有关仰韶文化的基本概念已经基本明 确，并且符合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并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自然以保留为好。至于西阴村 遗址虽是较早的发现之一，但它的发现晚于仰韶村，似乎没有用“西阴文化”来代替仰韶文 化的必要。
四
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意味着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中国近代考古学的长足发展，并取得 积极的成果。如从史前文化到历史时期的过渡，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代表着连 续发展的中间环节。通过继承发展的凝聚性和相互交流的多样性，终于形成以商周文明为核 心 的主体部分，并导致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壮大，这无疑是近代考古学的重要贡献。因 而以文献为基础的多元论，自然失去必要的立足点。至于从文献的角度出发，采用传说中的 三皇五帝，直接同考古发现相结合，如有人主张仰韶文化与黄帝相当，也有人认为龙山 文化与黄帝相当，显然都不符合考古学的实证要求，与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毫无共同之处。因 此我们对仰韶文化的研究，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 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探索，以实事求是地复原人类历史的演化规律，而不能再回到古器物学研 究或信古、疑古论战的老路上去！
仰韶遗址和仰韶文化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并受到国际学术界 的关注。1961年3月4日，仰韶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省市文物主 管 部门的共同努力，仰韶村遗址的保护已取得十分可观的成果。渑池县文管会所制定了《仰韶 村文化遗址保护方案》，新建300平方米的长廊用来保护断崖上的地层剖面以及文物陈列， 对宣传遗址保护和乡土教育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鉴于仰韶村遗址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并且在黄土高原的史前遗址中，保存是最为完好的，如果能把仰韶村建成遗址公园和博物馆 ，将能充分达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目的。因为植被和绿化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和加强遗址 保护；同时农民的户数不多，又受到遗址局限不利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新的规划可对双方 有利；目前公路已经修通，由县城可直达仰韶村。这些都为建设遗址公园和仰韶博物馆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相信如此的规划，对遗址保护和开展古文化的观光旅游可能会取得更 大的效益。